1939年下半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一片硝烟之中，为了让前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安心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托儿所——洛杉矶托儿所。后来这所托儿所随着中共中央从延安辗转至平山县西柏坡，1949年4月又从西柏坡迁至北京海淀区的万寿寺，改名为北京市万寿寺幼儿园。 托儿所任命1935年参加革命的丑子冈为所长，她凭借自己刚烈的意志与性格，带领一批保育人员，为那个动乱年代的将士们的孩子们开辟了一片童年的乐土，她们的柔情与慈爱，成为后来从这里走出的革命后代们弥足珍贵的美好回忆。李轶明编写的《中央保育员日记》中在真实地记录了从陕北到西柏坡又行进到北京这些年来保育员的生活凡事及人情世故的同时，也记录了延安整风之后的党风建设、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情况。

李轶明编写的《中央保育员日记》中在真实地记录了从陕北到西柏坡又行进到北京这些年来洛杉矶托儿所保育员的生活凡事及人情世故的同时，也记录了延安整风之后的党风建设、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情况。同时，重笔记录了中央托儿所的创始人丑子冈同志的高尚品德。我们从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中不难看出，和群众大家庭在一起的干部，群众就拥护和爱戴；脱离群众，只顾自己小家庭的干部，群众就疏远你。从而深刻地领悟出弘扬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摇篮边的守护入延安精神的传递者——读《中央保育员日记》／王金昌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早晨，我把昨天晚上会议的意见反映了之后，听汇报的贫雇农小组长说：“是的，批评梁欢的工作和经济来源的问题是应当的。我们要坚决地给贫雇农撑腰，撑到底。”

那么整体上有没有错误的地方呢？“没有，但要注意不要叫阶级里的异己分子斗争了贫雇农，这是应当掌握分寸的。”

经过贫雇农小组长的谈话，被提意见的同志都接受了批评，态度也还好，因此今天晚上没有继续向梁欢同志提意见。看来这事就应当交给贫雇农小组去教育的。

晚上漫谈会，会议收获很多。第一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如给我提出了意见：“工作拖拉，一些小事做得不好……”等。今晚提出的许多意见中，有些不是我主观所犯的错误，但又值得我检讨的。她们对我有许多意见，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发现，这是脱离群众的表现。第二点，给了我很多教育。有三个同志是一同来的，我们总觉得她们进步慢，但找不出原因何在。她们今天都把对上级的意见说了出来：“丑、沈和部长们都看不起我们，因此我们三个常在一起说：‘我们死都不进步。看别人，叫这个谈话，又叫那个谈话，从来没有和我们诚诚恳恳地谈过一次话。’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悲观的想法存在着。”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自我反省了，在许多地方即要做自我检讨，还要收集意见。几天来，同志们在会上不时指出我的个性缺点，比如：“小李对同志们的谈话时常简单化，常常把十句话简成八句说，说问题时常不解释明白，因此引起别的同志对小李的怀疑，如刘萍同志就怀疑小李心太大。”

这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什么时候最不想做解释呢？自己在对一个问题不满时，或者一件事情是勉强进行的时候，那就最难向对方解释详细。这是很不好的，当对方不了解自己的个性时，容易引起误会。

上午的时候，我去了傅连璋部长那里反映了一些意见，当然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中的琐事，都是不重要的，我们不要把它看成什么错误。

晚上开始了成分的复查工作。只有两个贫雇农，报告了家庭成分和个人的历史。当他们诉苦的时候，说出了骇人听闻的事情。一个人谈到自己六岁时因家穷而被卖给一个恶霸家当童养媳，丈夫是哑巴，自己受尽了家庭的压迫。她婆家扯她走时，毒打了她的父母和民兵、退伍军人等，还踩死了她的弟弟。她自己死活不去，拉扯中滚到了一个坡岸下，而后趁机跑到村公所找到了负责人，才解决了此问题。

最使我感动的便是杨安群同志的诉苦报告，我也同他一样落下了同情的泪。他在十三岁时即给人家放羊；他的姐姐给地主放羊到出嫁时为止；他的妹子因母去世而送给了别人。他给地主放羊，被领工的毒打回家，家人又打他，后来只好跑到西安给人家当小工。后来回到了家，还是无法维持生活，又到太原当筑路工人，工钱完全被工头骗走了，又回到无法生存的日子。再次回家，父亲死了，只留下两个弟弟寄住在伯父家里。因他回来，伯父追着要抚养弟弟的钱，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没有钱，伯父狠了心把他们兄弟三个都推出了门，什么都不管了。三个人抱头而哭(讲到这里全场大多数人都落了泪)，再往后没有办法，只能当了兵。

继续昨天的会，但情况却有些相反了。梁欢家庭成分是好的，是贫农，受了许多的压迫。在几岁时她被卖给了人家做童养媳，十四岁上去了婆家，吃不上喝不上，还时常吵架。娘家没有吃的，又卖了自己的妹子，也做了童养媳。P2-5

1939年下半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一片硝烟之中，为了让前方出生人死、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安心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央托儿所，曾改为洛杉矶托儿所(1942年，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给物资匮乏的中央托儿所捐助了一批药品、玩具、食品和生活用品等，为了感谢洛杉矶侨胞和美国友人，有关部门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原是中央书记处的驻地蓝家坪半山腰上的八九孔窑洞，就成了中央托儿所的诞生地，丑子冈同志被任命为首任所长。这所托儿所随着中共中央从延安辗转至平山县西柏坡，1949年4月又从西柏坡迁至北京海淀区的万寿寺，改名为军委直属机关保育院。

1935年参加革命的丑子冈同志，是一位25岁就成了革命烈士家属继而守寡的杰出女性。她在这所简陋的托儿所中为孩子们付出了自己的满腔柔情和爱心。她凭借自己刚烈的意志与性格，带领一批保育人员，为那个战乱年代的将士们的孩子开辟了一片童年的乐土，她们的柔情与慈爱，成为后来从这里走出的革命后代们弥足珍贵的美好回忆。

日记出于托儿所的保育员小李之手。这位小李同志叫什么名字我们已无法查找清楚，我以“李轶明”谐音“佚名”代替之。从她日记中自叙的阅历看，她1944年在家乡参加革命，1945年一月到延安即在中央托儿所工作。她略显生涩的手记记录了1948年3月从延安迁至西柏坡，1949年4月又从西柏坡迁到北京万寿寺，自己作为保育员的生活琐事，与同志们的交往，让我们真实地感知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同时，还着重记录了她与中央托儿所的创始人丑子冈所长的交往(文中她称丑子冈为妈妈)，生动反映了丑子冈同志的高尚品德。

小李为何称丑子冈同志为妈妈，一种可能是她参加工作就跟随丑子冈同志，周围不只她一个人称丑子冈同志为妈妈；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未婚夫余继是丑子冈同志的儿子。丑子冈已故丈夫姓余，叫余家永。文中提到，她的小儿子小龙给她写信：“不必想哥哥了。”张同志也对她说过，“两个儿子都做机要工作。”因此，余继是丑子冈儿子，小李是丑子冈准儿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

爱情是年轻同志生活中不会缺少的主题。小李记录了身旁几个人不同的爱情经历，有家庭包办婚姻的，有贪恋美色而一时忘记了立场的，更有见异思迁者。小李的思想比较先进，认为自己必须具备了知识和独立的工作本领才有资格接受婚姻，并认为在婚姻中妻子与丈夫应是平等的；对远在前线的恋人，她不掩饰自己浓浓的思念之情，但为了两个人的进步，她宁愿晚结婚和牺牲团聚的机会。在迎接全国胜利，为胜任未来工作，学知识蔚然成风的大环境中，小李想继续学习深造的念头从来没有消失过，并且一直在争取机会。要进北京城了，小李和别的同志一样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告诫自己“要学习各种常识，改正自己在农村形成的散漫等不良习惯，更重要的要防止腐化”。在这本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文化程度并不高，然而充满着向上的乐观和进步的激情的女青年，关爱着托儿所的每一个孩子；不管做什么工作，她始终坚持着自己理想的追求；她坚持原则，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党，认真地做好组织安排的工作。日记中表现出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些不正是延安精神的体现吗？

这本保育员日记整理出来了，是否出版呢？我犹豫再三。从日记本身来说，文学性并不强，不只是作者对记录的事情交代不够清晰、完整，语言也不甚通顺，但是其记录的时代、所处的环境，像这样存世的日记已极少见。作者作为延安中央保育院的普通工作人员，能够在战争年代记下这些文字，十分不易。这本横跨三年的日记，记述了作者的一些生活琐事及思想变化，是一部颇具个性的作品，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对后人了解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思想、语言风格都很有帮助。对这本保育员日记，我还是决定出版。

感谢人民出版社对这本日记的重视，特别是策划部主任孙兴民编审，他在中央党校繁忙的学习中抽暇指导了这本日记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