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大意是：黄河的洪水波浪滔滔，一座座村庄都被河水淹没。巨野大泽到处漫溢，河道毁坏，河水像蛟龙一样肆意乱流。要不是到泰山封禅，怎能知道民间所受的苦难？河伯你为何这样的不仁？你泛滥不止真是愁煞人。东南方的土地好像是漂在水中，淮水、泗水都已满溢，河水久不回故道，只在那里缓缓流动。
河水浩浩荡荡奔流而去，北面的故道已经淤塞，要疏浚非常困难。在河中插入长长的竹竿，又沉下大块的石头。堵决口虽然得到了河伯的默许，可堵决口的柴草又不够。柴草不够，那可是卫地人的罪过。你们平时做饭都把柴草烧掉了，现在又拿什么来抵御洪水呢？砍下竹林的竹子，密密地插在水里，中间铺下石料。决口终于堵住．再往瓠子堤上建座宣房宫，从此就不会再有灾难，福祉就会源源而来。
当时，司马迁也在随从官员之列，参加了负薪之役，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很为汉武帝所作的《瓠子歌》感动。他在《史记．河渠书》中写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史称“河决瓠子”的“瓠子”究竟在何处？历史上有“濮阳”与“白马”（即今滑县）两种说法，因为濮阳有条瓠子河。白马县有道瓠子堤，二者往往被混淆。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把“河决瓠子”这件事系于“瓠子河”之下，“瓠子濮阳说”即由此而生。由于《水经注》是一部地理名著，影响较大，所以此说渐占上风。其实这是由于郦道元的错误而造成的以讹传讹。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不可能对每条河流都进行实地考察，有些地方只是根据传闻和自己的臆断而写的，难免出现记载不准确之处。“河决瓠子”决的到底是“河”还是“堤”？其实比《水经注》更早、也更权威的记载是《汉书·武帝纪》，曰：“（元封）二年，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这里明明说的是“塞河堤”！而且，早于郦道元的东汉学者服虔，在对此作注解时说得更明白：“瓠子，堤名也，在东郡白马。”汉白马县即在今滑县境内。由此可见，郦道元的“濮阳说”是不确切的。
并且郦道元《水经注》“瓠子河”条下的文字自身也可证明，他的注解是把“瓠子河”与“瓠子堤”混为一谈了。在那段文字中．郦道元把汉元帝时黄河“泛浸瓠子金堤”、东郡太守王尊守护河堤一事的发生地也说成濮阳瓠子河。而《汉书·王尊传》明明说这件事发生在白马县（即今滑县），为此，“白马三老朱英等”专门向皇帝为王尊请功，县民还在瓠子堤上建有奉祀王尊的“河侯祠”（清末尚在）。如果此事是发生在濮阳，“白马三老”岂非“越职言事”？看来郦道元在写那段文字时，连《汉书·王尊传》也没有看仔细。
诸多史料证明，汉武帝亲临的“瓠子河决”处就是今滑县的黄河古堤瓠子堤。汉代的黄河，流经如今的滑县旧城西，也就是道口镇和城关镇之间，然后向东北流去。黄河瓠子堤是秦堤的一段。秦堤自汲县经延津，绵延百里人滑县。从马圪垱，经老河寨、景庄、孙王庄到滑县城小西关，为南瓠子堤，又称龙虎堤。从大西关往北，经北滹沱、耿园、苗固、鱼池、酸枣庙等村蜿蜒东北，为城北瓠子堤，又称金堤。其中大西关往北至苗固一段，势如冈陵，绵亘不断，又称为天台山。宣房宫的遗址就在天台山北端、苗固村西瓠子堤上。东汉学者服虔在《汉书·武帝纪》中关于瓠子堤“在东郡白马”的注解是准确的。（《资治通鉴》元嘉八年注：“东郡，自汉魏以来治白马。白马，滑台之地也。”）服虔是东汉一位博学而又严谨的学者，又是河南荥阳人，对河南地理比较熟悉，他关于“瓠子”地名的解释应是最早也是最权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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