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开始我诗人的生涯时，英国的文学很影响那时的作者。我想这也许是我的幸运，我那时并没有受什么所谓正式的教育，因为在习惯上，上等的人家都应该送他们的子弟进学堂、进大学受相当的教育。虽则我不能说我自己完全不受当时模仿性的文学的影响，但我自喜我著作的路径并不会歧误，我的根蒂依旧种植在我们早期文学柔软的泥土里，不是在杂乱的蔓草丛中。我相信我及早逃出学校的牢门与教师的专制是我的幸福，他们杂色的标准因此不曾沾染我清洁的本能。因此，我有的是创作的自由，我—任我的恣肆的幻想，搏糅文字与思想，制造新体的诗歌，因此我也备受渊博的批评家的非难与聪明^大声的嘲笑。我的知识的固陋与异端的狂妄的结果，使我变成了文学界的—个法外的浪人。
我初起著作的时候，我的年岁其实是可笑的幼稚；我是那时的著作家里最年轻的。我没有相当年岁的保障，又没有体面的英国教育的面具。所以，我的早年的尝试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奖掖，我只是在脱离尘世的生活中享受我的自由。后来我年岁渐渐地大了，我不敢说这有多大的好处。总之，在这时期内我渐渐地打出了我的路径，从冷酷的笑骂与偶逢的奖励中渐渐地取得了认识与评价，虽则毁与誉的等分还不过是地面上水与地的比量。
如果你们要知道我为什么在早年便有那样的大胆，我可以说，彭加耳抒情的诗歌是给我勇敢的一个泉源，我到如今还忘不了他们的影响，那样规律的自由，那样无忌惮的表现。我记得那些诗歌最初印行的时候，我还只12岁。我从我的长辈的书桌上私自偷得了诗本。我明知是不应该的，像我那样年纪不应得那样的放肆。我应得好好地上我的学，交我的考卷，上正规的方向，避去危险的路径。并且我那时偷着念的诗歌大都是男女恋情的，更不是十多岁的小孩子应得研究的。但是，幸而我那时的想象力只爱上了他们的形式与声调的美；所以，虽则那些诗歌满充着肉艳的彩色，它们也只是轻风似的吹过我的童心，并没有扰乱我的方寸。
我那时在文学上无赖的生涯还有一个缘由。你们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新宗教运动的领袖，他是根据优婆尼沙昙(Upanishads)的教训，主张绝对的一神论的。在彭加耳的人看来，他差不多与主张基督教的一样的荒谬，也许更坏些。所以我们与当时的社会绝对的没有交情，不相往来，这又是强迫我做叛徒的—个原由，脱卸我服从过去的负担。
我家里的人多少都是有天分的——有的是美术家，有的是诗人，有的是音乐家_所以，我的家庭的空气里只是泛滥着创作的精神。我差不多在十岁的时候就感悟自然的美，嫩色的草木，流动的云彩，太空中随季变换的鸟声的风籁，都给我一种亲密的伴侣的感觉。同时，我对于人情的感受力也是很深很强，也要求文字的表现，我尤其想用我自己的工具来传达我内在的情绪。真挚的情感自然的要求真纯与正确的表现，但是我那时工夫太浅，不能发明完善的方式，抒写蓬勃的心境。
从那时起，我在我的国内得了声名，虽则一部分人到如今还是很强烈地反对我。有人说我的诗歌不是从我们正宗的炉火里熔冶出来的。有人说我的诗太不可解，也有人说我的诗不够洁净。事实上，我在我的国内从不曾有过全盘的承受，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最容易使人堕落的是成功。P14-16
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吸引着全球关注的目光。作为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邦，自古就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包容心态，接纳过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无论是千年前的零星游客，还是百年来的传教士、学者或者大师，他们先后见证了中国古代的辉煌、近代的落寞和当代的崛起。他们经历了从好奇、探究、兴奋、赞叹，到幻灭、深思的心路历程，最后形成了专业的海外中国学。不知不觉中，这些亲临中国的朋友本身也融入了中国历史的长河。
从五四时代起，有一批文化名人不远万里，亲临中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通过讲演、谈话和著述，带来新学说，传播新思想和新观念，让我们不但有幸目睹他们的风采，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与世界沟通的愿望，并开始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些来华的文化名人中有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萧伯纳，法国的萨特，印度的泰戈尔……他们是大师，是世界名人，更是朋友。他们多年来关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历史命运。在我们彷徨不定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指点前程；在我们遭受异族侵凌的时候，他们为我们呐喊奔走；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欣喜鼓掌。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热潮、一种力量。他们的每一次来访，都曾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当时的重大文化现象。他们坚定的目光、自信的话语、超人的学识，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伟人，也曾激励过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
是的，他们与中国密不可分。或许他们的观点并不能让所有人接受，但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真诚。我们收录这些大师的讲演、著述和谈话，记录他们在华活动的行迹，选录当时及之后的种种评论，试图以此重构这些历史画面。我们愿以此来纪念这些文化名人，以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亲历中国丛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亲历中国丛书》编委会
2014年6月
他们是大师，是世界名人，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们通过讲演、谈话和著述，带来新学说，传播新思想和新观念。
他们关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历史命运。在我们彷徨不定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指点前程；在我们遭受异族侵凌的时候，他们为我们呐喊奔走；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欣喜鼓掌。
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热潮、一种力量。他们的每一次来访，都曾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当时的重大文化事件。
他们坚定的目光、自信的话语、超人的学识，曾经感动过中国的文化名流，也曾激励过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
他们与中囝密不可分。或许他们的观点并不能让所有人接受，但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真诚。
我们收录他们在华的讲演、著述和谈话，记录他们在华活动的行迹，选录当时及之后的种种评论，试图以此重构这些历史画面。
他们是——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萧伯纳，印度的泰戈尔，法国的萨特、波伏娃……
泰戈尔，印度现代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于1924年来华访问，用诗—般的语言在中国各地作巡回讲演，谈人生哲理，谈东西方文化，谈中国的未来……他的来华，因备受推崇而引发了“泰戈尔热”，引出了许多珍闻，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泰戈尔回国后，出版了讲演集《在中国的谈话》。
秦悦主编的这本《泰戈尔--我前世是中国人(精)》完整地收录了《在中国的谈话》，并收入了几篇最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本书追寻大师行迹，记录大师风采，生动地再现泰戈尔来华的历史盛况，反映了泰戈尔的中国观以及中国对泰戈尔的认识。
1924年3月21日，应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率领六人组成的访华团，开始他的中国之行。在近50天的访华行程中，于各地巡回讲演，回国后的1925年，泰戈尔把这些讲演结集出版，题为《在中国的谈话》。秦悦主编的这本《泰戈尔--我前世是中国人(精)》全文收录了《在中国的谈话》，并按时间顺序，编选了与泰戈尔来华有关的评论文章，以使当今的读者全面地了解泰戈尔。此外，书后还附有泰戈尔在华日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