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管理哲学中有“内圣而外王”之说。所谓“内圣”就是做人,“外王”就是管人。显然.“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内圣”就不可能有“外王”。清朝康熙皇帝也说过:“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这些古训都在强调领导者自身的做人修养在管理工作中的置要意义。
崔雪梅编著的《三分管人七分做人》在深度挖掘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最适合中国人心理行为特征的管理模式,即“三分管人,七分做人”。这种管理模式以道、儒、法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过程。要从个人的修身做人做起。领导者只有具备公正的态度、卓越的德行、个性的魅力、超凡的智慧、榜样的力量。才能拥有崇高的威望,博得团队忠诚的拥戴与支持。从而实施最有效的领导,使管理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化于无形。
《三分管人七分做人》由崔雪梅编著。
《三分管人七分做人》简介:
管理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对于领导者来说,用职权管人不是本事。通过人格服人才是本事;颐指气使不是本事。“不令而从”才是本事;用惩罚使人害怕不是本事,凭魅力赢得追随才是本事:自己有才能不是本事.让有才能的人为己所用才是本事。真正有魅力的领导。站在那里就是一种无声的号召。
超级领导者身上的那种气质和影响力。绝非掌握一些机械的管理方法和技巧就能达到的,而是在做人方面长期修炼的结果。管理之难奠过于管人,管人之难奠过于管心。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得到提升,自然会引发下属的认可与追随,许多管理上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对于下属来讲,领导者的做人之道、管人之法.也是他们最为瞩目的两大焦点。
“三分管人.七分做人”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一套高深的谋略,更是一门学问。所有想在领导职位上待得长久的人.所有立志于凝聚人心、千一番事业的人.都必须掌握这一领导艺术。练就这种本事。
认错从上级开始,表功从下级启动
在某些企业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了功劳归领导,有了过错则推给下属。这是很不好的现象。“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说过,当自己分管的部门出现问题时,管理者不应推卸职责和埋怨,而应主动承担责任,从自身的管理中去找原因。
一个公司发奖金,谁拿的最多?领导。一个公司派人出国考察学习,谁去?领导。一个公司配车,谁开?还是领导。权利和义务永远是对等的,既然管理者得到的最多,那自然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对于有智慧的管理者来说,在工作中出现过错时自己揽下来,而不是推到下属头上,恰恰是树立权威的机会。
一家建材公司的采购员在采购一批货物时犯了一个错误:将客户订购的产品颜色弄混了,结果造成上万元的损失,最后经理帮他补了这个窟窿。自知闯下大祸的采购员向经理递交了辞职信。经理问他:“我骂过你吗?”“没有。”“我跟老板说到你了吗?”“没有。”“一万多元的损失是你承担的吗?”“不是。”“我刚刚替你交完学费,你却要走,我不同意。”
采购员流下了眼泪。经理说:“把眼泪擦掉,有本事就把我那一万元赚回来再辞职,我马上就批。像个男人!这事就算了。”几年之后,这个采购员成了公司的副总经理。
管理者主动承担责任,不但可以稳定军心、保持士气,还有助于维护自身的威望。不诿过于下属的管理者,下属看到了他的高风亮节,更加愿意追随他。
在管理中,犯错和出现问题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否认和掩饰错误。愚蠢的管理者总是会尽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证明这些过错与己无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推给下属。明智的管理者则不然,他们会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并努力改正。“认错从上级开始,表功从下级启动”,这才是优秀领导者应有的担当。在表彰功绩时,也不能“肥水不流外人田”,而应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首先统计出直接有功的人,再找到间接有功的人,最后再确定指挥有功的管理者,按顺序排列。
不能做以私害公的糊涂事
做领导久了,很容易把公事私事搅在一起,甚至发生以私害公的事情。这样做危害极大,不仅损害自己的形象和威严,而且私事也未必能保全。因私害公是两边都不讨好的管人大忌。
萧何与曹参是西汉初期的两位重要大臣。两人都曾是沛县小吏,萧何是主吏椽,曹参是狱椽,又同时参与了刘邦起兵。两人一文一武,一个运筹帷幄,支撑全局;一个披坚执锐,身经百战,同为大汉王朝的开国元勋。
刘邦消灭项羽,统一天下后,大行封赏。刘邦定萧何为首功,封他为酂侯,食邑最多。这时,包括曹参在内的许多功臣心里愤愤不平,私下里议论不休,他们说自己跟随刘邦辗转南北,身经百战,而萧何只不过安坐后方发发议论,做做文字工作而已,毫无战功,为什么他的食邑反而最多呢?
刘邦听说此事后,反问他们:“你们知道猎人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指示行踪,放狗追兽的是人。如今诸位只是能猎获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他能放出猎狗,指示追逐目标,那相当于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带两三个家里人,而萧何却是全族好几十人跟随我,这些功劳怎么能抹杀呢?”众人听罢,都无言以答,默不作声。
分封诸侯之后,接着是排位次。战将们把曹参推出来,纷纷陈辞道:“平阳侯曹参跟随陛下南征北战,身受七十余处战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刘邦已经压过大家一次,重封了萧何,这次虽还想把萧何封为第一,却一时找不到理由。这时,关内侯鄂君出来说话:“在楚汉战争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转漕关中,才保证了供应。这些都是创立汉家天下流传后世的大功劳,怎么能把像曹参等人只是一时的战功列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依臣之见,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鄂君的这番言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顺水推舟,把萧何排为第一。这样,萧何位列众卿之首,被称为“开国第一侯”。
两次事件虽然都是刘邦决定的,但曹参、萧何之间的嫌隙也因此产生了。史称“(萧)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又称“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萧曹二人有“隙”的事,也传到了刘邦耳里,但曹参从未口出怨言。后来刘邦怀疑萧何在京有变,曾先后以隐晦的语言探询曹参对萧何的看法,曹参总是力陈萧何忠心耿耿免劳圣虑。刘邦听言,反疑他人传言他们二人有“隙”为无稽之谈!
萧何对曹参也同样“于私有隙,于公无怨”。萧何病重之时,惠帝前往探视,问道:“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答道:“知臣莫如主。”惠帝问:“曹参何如?”萧何马上顿首道:“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完全抛弃个人恩怨,举荐曹参。而曹参为相后,也是不计个人恩怨,全部沿袭萧何成法,史称:“至何且死,所推贤惟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这就是公私分明的宰相气度。P4-6
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拥有着一种特殊的资源:人。而对这种资源的管理存在着不同的层次。管理得好,它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管理不好,它也可能一取即尽、一用即竭。那些只知用职权管人,而不知用人格影响人的领导,无论官位有多高、能力有多强、知识有多丰富,都无法取得下属的信任,更别说长期追随了;而一个无人与之同心同德的领导者,即便有再伟大的理想、再完美的计划,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相反,成功的领导者具备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具备利用各种人才、平衡各种力量的统筹能力,具备“用人长、容人短”、“胜不骄,败不馁”的胸怀和气度,具备应对各种困难、各种复杂局面的手段和技巧,他无论在哪里出现,都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即使他不出声,也能令人毫无保留地对他产生信任感,人们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在突发事件时愿意听从他的指导。
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用职权管人不是本事,通过人格服人才是本事;颐指气使不是本事,“不令而从”才是本事;用惩罚使人害怕不是本事,凭魅力赢得追随才是本事;自己有本事不是本事,让有本事的人为己所用才是本事。管理是一门学问,是一门艺术,更是一套高深的谋略。你不能因为自己是“官”就对人吆三喝四,又不能与他们称兄道弟失去威严;你不能玩弄权术,让人觉得你城府很深,又不能心中不藏事啥都往外说;你既不能疑神疑鬼又不能偏听偏信……作为领导,魔鬼手段与菩萨心肠应该兼备,二者之间应三七开,即“三分管人,七分做人”。
中国的传统管理哲学中有“内圣而外王”之说。所谓“内圣”就是做人,“外王”就是管人。显然,“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内圣”就不可能有“外王”。《大学》里有段经典的传世名言:“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清朝康熙皇帝也说过:“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这些古训都强调领导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在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意义。领导最重要的权力来源是“德”。超级领导者身上的那种气质和影响力,绝非掌握一些机械的领导方法和技巧就能达到的,而是长期自我修炼的结果。真正有魅力的领导,站在那儿就是一种无声的号召。“三分管人,七分做人”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它是中国式管理哲学的逻辑,也是最适合中国人的本土管理思想。所有想在领导职位上待得长久的人,所有立志于凝聚人心、干一番事业的人,都必须练就这种本事。
从管理效果看,“三分管人,七分做人”也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俗话说:“一人红,红一点;大家红,红一片。”有的领导者能将自身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成为业务上的顶尖高手,但他们却缺乏通过自己做人的魅力影响别人的能力,对下属的管理也只是利用职权进行生硬的约束,这种领导可称为“一人红,红一点”。而有的领导者虽然自己在业务上并不十分拔尖,却能通过自己做人的魅力使别人乃至整个团队的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就像一根火柴点燃一堆干柴一样,让自己带领的团队燃起熊熊之火,这种领导可称为“大家红,红一片”。如果前一种领导者可称为独当一面的将才的话,后一种领导者则可称为统领全局的帅才。“三分管人,七分做人”的管理理念正是要达到“大家红,红一片”的管理效果,它既是管理的方式和方法,更是管理的氛围和风气。实际上,“三分管人,七分做人”的管理理念在西方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西方企业界也普遍存在“主管亦明师”的现象。近年,位于美国加州的创造性领导研究中心做了一项调查,要求成功主管谈谈他们的“明师”。结果,大多数答案中的“明师”都是他们以前的上司。
本书在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哲学基础上,围绕“治国者,先修其身”、“人尽其才则百事兴”、“我无为而民自化”、“得人心之道,莫过于利人”、“疑则勿用,用则勿疑”等核心理念,提出了一整套最适合中国人心理行为特性的管理模式,即“三分管人,七分做人”。这种管理模式以道、儒、法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过程,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人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领导者只有具备公正的态度、卓越的德行、个性的魅力、超凡的智慧、榜样的力量、丰富的情感,才能拥有崇高的威望,获得下属由衷的崇敬和钦佩,博得团队忠诚的拥戴与支持,从而实施最有效的领导,使管理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化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