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溶造舰于蜀中
272年正月,汶山(今四川茂县北)白马胡兵侵扰各族。益州刺史皇甫晏出兵抵抗白胡的进攻,他手下门将张弘设计杀死皇甫晏,反说皇甫晏有反晋之心。广汉(今四川战都平原以东)太守王溶发兵进攻张弘,接着王溶又征服了少数民族胡人的搔扰,平定了益州。
晋武帝正在与羊祜商量如何灭吴的大计,看到王溶平定益州,羊祜便向晋武帝密陈让王溶留在益州治水军。晋泰始八年(272)夏,晋武帝下诏任命王溶为益州刺史,王溶到益州后奉诏罢屯田兵。大作舟舰,搞得轰轰烈烈。益州别驾何攀认为屯田兵只有五六百人,如果造一艘大船的话,后面部分还没有造好,船前头部分早就腐朽了,何攀建议不如召集各郡兵士几万人在一起连续造船,这样一艘大船便可在年末的时候造成。王溶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万余士兵聚集在一起大造战船。到完工时,大舰长一百二十步,可容纳2000余人,船上用木材筑成城楼,四周都有门,而且船上可骑兵往来,规模确实很大。时人对此评论:“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王溶造舰,为晋攻吴作好了准备。苟勖造笛律校正管口
西晋泰始十年(274),苟勖设计并制造了一套笛律,并解决了“管口校正”问题。
苟勖(?~289),魏晋间乐律学家,字公曾,颍阳(今河南许昌)人,开始任职于魏,晋朝时任中书监,泰始五年(269)升任光禄大夫,主管乐事,逝世时官居尚书令,被封为“济北成侯”。
所谓笛律,是一种特制的、有固定长度和型制的笛,用来为奏乐的各种乐器调校音高,起正律器的作用。苟勖制造的这套笛律,型制如现代直吹的箫,共12支,分别以十二钟命名为黄钟之笛、大吕之笛等等。
笛律在吹奏时,由于空气振动引起的气柱长与管长之间有一定差距,故需对管长和孔位加以调整、校正,这在现在律学中通称“管口校正”。校正管口,除了上面提到的管长和孔位外,还涉及到管径、侧孔位置、吹口等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荀勖根据他的实际经验及复杂的计算与检验,得到了某律管的管口校正数相当于该律律长与比它高四律的律长之差的计算公式。可表不如卜:
k=A0-64/81A。
如黄钟笛的管口校正数k等于黄钟律长A。减去姑洗律(高于黄钟四律)的律长64/81A0;所得的校正数k就是黄钟笛上宫音(黄钟宫)孔位与吹口的相距长度短于其空气柱长的差数;再由三分损益法计算而得的黄钟笛长减去该校正数值k,即得黄钟笛的实际长度,其他11笛的管口校正数与笛的实际长度,依此类推。
荀勖笛律在“管口校正”数据方面的成就,是管口校正规律的最早发现,对中国律学史和世界律学史都是一个贡献。
司马炎诏造六宫
晋泰始九年(273)七月,晋武帝发布诏书,号令天下公卿以下的人家准备女儿入选六宫,如果有故意隐藏不报或者是逃避者都以不敬论罪。一时间天下哗然,有女儿的人家每天都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在选美人宫过程中,晋武帝非常喜欢卞氏女,想选她入宫充当妃子,杨皇后告诉晋武帝卞氏三世都是皇后世家,地位显贵,千万不能把她入选进宫,否则有辱尊贵,而且她也不可如此屈从这种卑位。晋武帝听后大怒:“我堂堂一国之主,我想要的谁也阻拦不了我!”他不再要杨皇后选美,而是亲自去挑选合适的女子,在一大群待选女子中,晋武帝看中了的就在手臂上以红纱缠绕,凡选上的女子,如果是公卿之女则封为三夫人,如果是九嫔、二千石、将校以下之女补良人以下。
晋武帝如此选美,使得当时社会的许多人家不再愿意生女儿,在应诏入选的强大社会压力下,许多女子穿破衣服,故意将容貌搞得污秽不堪借以逃避入选六宫的厄运。晋泰始十年(274)三月,晋武帝诏取良家及小将吏女五千人人宫挑选,母女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
汲冢竹书出土
晋咸宁五年(279)十月,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冢,盗得古竹简书10车。
不准盗得的一大堆竹简书中,有魏国书“纪年”13篇,记叙夏朝以来至魏安聱王2000年事,其中所叙之事与经传所载的有很大出入,是一笔很值得研究的宝贵历史财富;有《穆天子传》等5篇,叙周穆王游行四海之事;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书总共几十篇,整个竹简书加起来大概有10余万字。竹简上的字都是蝌蚪文,是用漆书写在竹简上的,每片竹简写有46个字。因年代久远,加上盗墓者破坏,墓中挖掘出来的竹简多数简札散乱,残缺不齐,竹简出土以后,司马炎(晋武帝)下令将它收藏起来,由学者苟勖、和峤、杜预等人略加整理,依据竹简提供的材料整理出15部,87卷。在荀勖、和峤之后,卫恒、束皙相继完成最后的整理工作,并把它译成今文。总共花了十年时间,终于整理出了《穆天子传》、《竹书纪年》,《汲冢琐语》3部书。P12-18
《话说中华文明》是一部全景式图文并茂记录中国文明历史的大书。出版者穷数年之力,会集各方力量——专家、学者、编辑、学术顾问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资料、著作中,探珍问宝,追寻中华文明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的灿烂之光。此书的出版,凝聚了编撰者的心血,学术顾问们的智慧。尤其是李学勤先生,亲自动笔写下了序言,更增加了本书沉甸甸的份量。
中华文明的历史充满了辉煌与苦难,成就和挫折。它的历史无处不在,决定着我们中国人今天的思想和感情。当今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造就的,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延伸,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的历史之河奔流到现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构成。中华文明丰富、深刻、辉煌、博大,在人类文明中的骨干作用和领导作用人所共知。在人类文明的发源时期,中华文明就是四大古国之一,是地球上文化的策源地之一。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中华文明成为文明在东方的支柱,公元前后200年间,人类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这两只铁手攫住了地球。在欧洲进入中世纪的时候,中华文明更成为人类文明最主要的领导,它的文明统治东亚,传遍世界。进入近代,中华文明处于自身的重压和西方的欺凌下,但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奋起精神是人类文明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人类贡献出了从思想家孔子到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从唐诗宋词到长城运河的伟大创造,贡献出了从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从商周铜器到明清文学的深刻内涵,也贡献出了从五霸七强到三国纷争、从文景之治到十大武功的辉煌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绚烂多彩,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永放光芒。
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文明,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持久,这样统一一致。世界上其它文明不但互相交错,其创造者也都与高加索体质的人种有关,它们是姐妹文明。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中华文明才是独特的,它的创造者是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民,与其它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没有关系,它的文化是统一一致的文化,可以不依赖于其它任何文明而生存,但中华文明也绝不是封闭的,它接受他人的文化,也承担自己对于人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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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精神文化的发展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之中。进入近代之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产生大量的情绪化和激烈冲突的论调。“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具有冲破封建束缚的时代意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不容否认的正面意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旗帜下主张全盘西化;而复古主义则沉迷于中国文化的古董,走进反进步、反科学的泥潭。
历史的发展则超越了所有这些论点,产生这些论调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已经结束。历史要求中国发展,要求中国走在全世界发展的前列。西化论和复古论都已过时,历史已经要求世界超越西方,中国可以承担起世界的命运,而中国的现实和世界的历史都说明,中国的使命在于它的发展前进,而非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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