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命运之神的巧妙安排，在乡村的田野中将多出一个叫梁金广的勤劳本分的农民，而中国的文坛上则少了一个叫浩然的勤奋多产的作家。
我的祖籍在河北省宝坻县(现属天津市)。据家族中的老人讲，我们梁家的祖先是明初“燕王扫北”时，由山东登州府随军过来的，后在宝坻县县城东北半里远的地方定居，由一户人家逐渐发展成人丁兴旺的一个村庄，起名梁庄。因生活贫困难以度日，父亲的曾祖梁云生从梁庄北迁，来到当时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单家庄。
我没有见到过我的祖父和祖母，他们在我出生前十多年就先后离开了人世，只是从父亲的回忆文章中知道了一些他们的情况。
我的祖父叫梁德盛，性情豪放豁达而富有同情心，跟他的祖上一样，都是热爱土地，热爱庄稼又聪明能干的本分庄稼人。家乡宝坻曾经很富饶，早年是个“康家出娘娘，芮家出宰相”的风水宝地，后来的情景则变得很糟糕。它地处燕山前边大平原，洵河、周河在县界南边合并成蓟运河，流经宁河县人海，低洼易涝，十年九灾。在一次满怀丰收的希望，却又一次遭受到土地被洪水淹没，即将成熟的庄稼颗粒无收的情况下，我的祖父实在不堪其苦，难以守着妻儿苦熬岁月，就抛家舍业只身一人跑到了二百多华里外的唐山开滦煤矿的赵各庄，为外国资本家下煤窑做工谋生。
祖母苏氏的娘家在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东赵各庄镇大徐庄，自幼随家人在浅山区一个叫旱店子的地方给财主家看守坟地，守着古老的坟茔长大，是个十分好强的女人。因财主家的祖坟地处交通要道，过往之人常来此歇脚闲坐谈古论今，使祖母从小就受到民间传说故事及一些新思潮的影响与熏染。十八九岁时，因不满父母包办的婚姻，而逃到近百里外的宝坻县，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比她大十几岁的祖父相识并结了婚。祖母有一句终生信守的口头语：人活着，要有正气、有志气，不然就等于白来一世。祖母的这个信条也深深影响着我的父亲，同样也终身信守着。
在祖父只身逃到赵各庄后的一段时间里，祖母带着我的姑姑在乡间孤独的艰难度日。由于灾荒加上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在乡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祖母就怀着父亲、背着不到两岁的姑姑，长途跋涉，来到矿区寻找祖父。由于无钱租房，就在矿区南边、晒大粪人居住过的窝棚里存身。于是，1932年农历2月19日，也就是传说中观音菩萨生日的那一天，本应出生在故乡农家小院土炕上的父亲，因为天灾人祸，而降生在异乡赵各庄矿区小镇上一个大粪场子中的窝棚里。
位于矿区内的赵各庄镇，所有的街道上都铺着一层厚厚的乌黑乌黑的尘土，即使是无风的时候，也能被行人蹬得四处飞扬；高高矮矮的各式房屋也被从天而降的煤面面给熏染得乌黑乌黑的；稀稀落落的树木也被黑色所涂抹，只有在下暴雨的时候才能露出点儿绿色的真面目。总而言之，赵各庄的一切几乎都是黑颜色的。而紧挨镇边的大粪场子，终日摊晒着大粪汤，堆积着大粪干儿垛，一年四季，无论风向如何变化，始终飘散着一种酸、辣的臭烘烘的浓烈气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空气里，父亲来到这个人世并开始了童年生活。
居住在大粪场破旧低矮窝棚中的那些破产农民的孩子们，尽管过着贫困、艰苦的生活，却也有着他们的乐趣，依然在恶劣的环境中终日玩耍嬉闹，父亲就是他们中的一个。随着年龄的长大，父亲的活动范围也从大粪场上往外延伸，经常跟着姐姐和一些小伙伴到镇子外边的乡村玩耍，摘采野花，捕捞蝌蚪，给童年生活增添了更多的乐趣。直到晚年，父亲的头脑中仍保留一些美好的记忆，包括操着各种口音的矿工、高高的枯山、鲜花朵朵的旷野、一湾湾的清水、清水中游荡的蝌蚪以及祖父不是时常给他买却格外喜欢吃的“糖梨”。
汇集到矿区给外国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都是因在家乡饱受封建剥削而破产，投身到这个“火坑”里来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农民。因此，父亲有机会结识到众多不幸的人，并在耳闻目睹他们遭受着种种不幸的折磨中生活、生长着。
由于矿井里经常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后那些伤亡者惨不忍睹的状态以及他们的亲属悲天怆地的哭号，也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事故、这些惨状使祖母时时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为下井做工的祖父担忧。在父亲四五岁那一年，一场大的坍顶事故发生后不久，祖父和祖母打听到老家没闹灾荒，便立刻决计举家离开煤矿，回家乡宝坻单家庄种地过太平日子。
仿佛是转瞬之间，黑色的世界在父亲眼前消失，而呈现在面前的是一片黄色：黄色的田野、黄色的院落、黄色的房屋。回到故乡农村的父亲，一下子就被这种黄颜色所迷恋，喜欢上黄色的土地，喜欢上黄澄澄的乡村，并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渐渐形成一种终生不移的深爱。
父亲在乡村愉快地生活着。他跟小伙伴在黄土地上掏洞垒堰；用黄土和泥“做饭”；跟姐姐喂鸡养猫；跟着下地耕作的父亲，在地头上捉昆虫吃“任头”，在田间玩耍……在乡村，他吃上父亲亲手种出的粮食，经历了祖母的丧事，还和家中那头曾经顶伤过他的大黄牛成为了好朋友。这一切都印记在父亲的脑海中，留下美好而深刻的记忆。过了一年左右的这种无忧无虑的时光，家中便遇到横祸——因传说祖父是发了大财回故乡的，因而遭到绑票。祖母变卖了土地和房屋，才赎回祖父。祖父虽然平安地回来，但在家乡却再也无法生存下去，全家只得再次回到父亲的出生地——赵各庄矿区。
重新回到矿区的祖父没有再继续下窑挖煤，而是做起了山货的贩运，用以维持生计，再求得发展。祖父的贩运做得很顺手，家中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便从大粪场搬到镇上租房居住。
在小镇上，父亲接触到许多五行八作的人，也接触到许多新鲜有趣的事，最能使父亲开心的，一个是跟流浪艺人的孩子们跑到戏园子里免费看戏，欣赏到众多的地方戏曲和民间艺术杂技；一个是听祖母总也讲不尽、说不完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这些民间故事，地方戏曲，不仅给父亲当时单调乏味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而且还陪伴父亲成长，成了必不可缺的精神营养，变为十几年之后艺术实践的土壤，在这肥沃的土壤里深深地扎下生命的根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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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对浩然一生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经历，以及浩然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作了最确切、最翔实的描写；这是一本具有十分珍贵史料价值的书，是关心、热爱浩然及其作品的广大读者，尤其是浩然的研究者，值得认真一读的书。
——著名作家杨啸
观其浩然整个人生轨迹，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没有离开过农民。“为农民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是土地养育了浩然，是农民成就了浩然，农村既是孕育浩然的襁褓又是他最终的灵魂安放处。浩然是完全彻底的农民作家，中国农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著名作家王梓夫
浩然的小儿子秋川来信，说是北京的团结出版社。决定要出版一本他写他父亲浩然的书，让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我欣然地答应了。我觉得。这本书的序，确实应该由我来写。一是因为，在浩然一生的挚友中，和他交往时间最长、和他关系最亲密、对他的事情最了解的人，当今健在的，除了石家庄的曹继铎外，就只有我了；二是因为，书中的部分篇章，在秋川写出初稿后，就在电脑上发给我，征求过我的意见。
尽管有部分书稿我已经读过，但为了把序写得与书的内容更加贴切、更加准确。我还是用了几天时间。把书稿从头到尾又认真地读了一遍。
2007年，秋川辞去工作，开始了专心致志地研究他父亲的作品和有关他父亲的资料。他把父亲的所有作品，通读了两遍以上，并把父亲的作品全部输入电脑，制成了电子版；又从网上收集了许许多多关于他父亲的文章(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在此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开始了写作关于他父亲的文章。由于几年来他对父亲作品的刻苦钻研，从而使他对父亲的作品和父亲的创作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又由于他得天独厚的掌握着其他人所不可能掌握的丰富资料(如他父亲的日记、笔记。他父亲和朋友、家人、读者之间的往来书信，等等)，再加上他从父亲身上秉承下来的文学天赋和对文学热爱的执着精神，所以，他写的作品，一开始就出手不凡，并且一篇接一篇的写得越来越好。我曾在给他的信上说：“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应该会为有你这样的一个好儿子，而由衷地感到欣慰，感到高兴。”
由于本书的作者是浩然最疼爱的小儿子，所以，在文章的论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作者对他父亲衷心地敬爱之情，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亲情、感情色彩(有不少地方使我不禁为之动容，甚至热泪盈眶)；然而，书的内容，对书中事件的论述，却都是客观公正的。有根有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并没有因为这种亲情、感情因素，而产生一丝一毫的偏颇、失真之处。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读者，尤其是浩然的研究者，所希望的。
本书的内容，着重写的是浩然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经历；另外几篇写了浩然和文学界挚友之间的交往，以及浩然和妻子、儿女之间的家事、亲情……这些事，大多是我所熟悉的，有不少是我亲眼所见过、甚至是我曾亲身参与过和经历过的。因此，读起来便使我感到格外亲切。很多往事。会自然而然地又历历出现在我的眼前。
1955年上半年，我和浩然相识于河北省省会保定，当时，我19岁，浩然23岁，相识不久我们就成了挚友；那时，我正在保定银行学校读书，他作为《河北日报》社驻通州记者站的记者，刚调回保定不久。1956年秋天，他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的《俄文友好报》，我则于1957年9月支边到了内蒙古。我们俩之间的通信。始于1957年上半年，止于2001年他重病卧床，再不能执笔写信之日。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不管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我们俩的通信从来没有间断过。收入《浩然书信集》中，他写给我的信有157封(还有几十封他写给我的信，由于种种原因遗失了)；收入我《文集》中，我写给他的信有300来封，单独编为一卷。我们俩不但经常通过书信畅叙心曲，并且，他还曾带上我，到他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生活、工作过的故乡蓟县去过多次；1962年夏天，他带我去蓟县和他一起深入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了一个来月。他带我上盘山，共同游览、参观、访问；他带我到他们村边的山坡上，看他青年时代亲手扶犁、挥镰、耕种、收割过的土地；我并和他一起，到他母亲的墓前，恭敬地叩拜凭吊(自然也就谈了他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不少往事)……“文化大革命”前，每逢我到北京，总是吃住在他的家里(有时一住就是好多天)。1964年，他和我一起住在北京西山的中国作家休养所(到那里去住，是他帮我联系的)，他写他的《艳阳天》第二部，我写我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霞云岭》，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写作之余，就是谈创作、谈生活、谈各自以往的经历……1973年夏天，我在北京等待我的小说《红雨》出版之际，他和李学鳌便邀我和他们一起，住到北京花市附近的兴隆街北京出版社招待所去写作(他写《金光大道》第二部，李学鳌写长诗，我写中篇小说《绿风》)；不久，我们三人又应时任承德市委副书记的翟向东同志之邀，一起去承德写作；随后，魏巍同志也去了，便由翟向东同志作陪，一起去河北承德的木兰围场草原和塞罕坝林场参观访问，为期半月之久……1974年至1975年，我到北京写电影剧本(先是改编我自己的小说《红雨》。接着又改编他的小说《西沙儿女》)，我虽是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但一有空就会到他家去，畅谈心里话，有时谈到深夜，就仍是住在他家……
由此可见，我对他的一切，应该是最熟悉的。可是，读了秋川的这部书稿，我才感到，我对浩然的了解，无论是生活经历方面，还是文学创作经历方面，还都只是粗浅的大概；秋川在这里所写的，要比我所了解的，具体得多、详细得多了(这除了秋川几年来对他父亲的作品和有关资料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也由于他得天独厚地拥有他父亲的日记、笔记、书信等资料)。比如，浩然的短篇小说，哪一篇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是以什么人为原型，是什么事引发了创作的灵感，又是经过了怎么样的修改后才发表的；再如，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最初构思的雏形是怎样的，在写作过程中，内容、框架经过怎样的演变，写作期间，经过了什么样的困难以至痛苦……再如他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是怎么从1960年就搭起了架子。又因为什么没有写下去？到1962年，他又是怎样同时酝酿着两部长篇：一部是《金光大道》的前身《芳草地》。一部是《艳阳天》的前身《云火录》；为什么先写成了《艳阳天》？当《艳阳天》三部完成后，他又是如何燃起了写《金光大道》的创作欲望之火。又如何重新搭起了《金光大道》的架子；为什么浩然下决心要倾其一生的心血来浇灌这部《金光大道》？在写作《金光大道》的过程中，作者又遇到了怎样的艰难坎坷，在每一个阶段，作者的心境又是怎样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浩然是怎样地欢欣鼓舞；1977年11月《广东文艺》发表李冰之批判《西沙儿女》的文章，开始向浩然发难，不少省市报刊盲目跟风，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趁机泄愤，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浩然为了保住手中的笔不被夺去，是如何忍辱负重，度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之后，他又是如何下定决心，立志东山再起；如何以重病之身，扎根农村，埋头苦写，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废寝忘食，刻苦奋斗，舍命拼搏，陆续写出了一大批短篇、中篇、长篇小说新作，并终于奉献出了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可称之为他“重新崛起”的扛鼎之作《苍生》……对这一切，本书作者，用他那饱蘸情感的笔，都写得细致入微，条理分明。
对于本书的内容，我不想作过多的具体介绍。读者读完全书，自然会一目了然。我只想说的是，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对浩然一生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经历，以及浩然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作了最确切、最翔实的描写；这是一本具有十分珍贵史料价值的书，是关心、热爱浩然及其作品的广大读者，尤其是浩然的研究者，值得认真一读的书。
是为序。
2013年7月8日
于呼和浩特
《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为著名作家浩然之子梁秋川撰写，梁秋川通过浩然的大量书信与手稿，回忆其父亲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经历。《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描绘了浩然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投身革命生涯，并从农民日报社的一名青年记者通过努力与历练一步步成为“为农民立传”的著名作家。
《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由梁秋川所著，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对浩然一生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经历，以及浩然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作了最确切、最翔实的描写；这是一本具有十分珍贵史料价值的书，是关心、热爱浩然及其作品的广大读者，尤其是浩然的研究者，值得认真一读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