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散文精选(名师解读释疑学生版)》精选胡适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散文编辑而成,从中不仅可领略胡适的散文风格,还能充分认识胡适为人为文的精神,让人看到这位新文化大师的风貌。全书共分五个部分,“随笔杂谈”选取的是各个时期胡适弘扬新文化,反思传统文化的文章;“心灵自述”是胡适的自述文字,从中可窥见胡适的心路历程,便于读者了解胡适的人生经历,以及如何举起“新文化”大旗,在“新文化”的道路上前进的坎坷与曲折;“人物随想”是胡适对朋友的回忆文章,从中不仅可见所叙人物之风采,也可见胡适对朋友之挚情,由于叙事紧紧与时代相联结,令人感叹人生与世事之多艰;“文学小品”选取的多为游记,是胡适散文中最具文学性的文字,也是胡适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一个缩影,其中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沧桑之感;“讲演录”记录的是各时期的演讲,是胡适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实际上,这五个部分,除了人物随想之类的怀旧念故的叙述散文之外,其他的散文作品,似乎可将其称为“学术小品”,颇有点今天流行的所谓“学者散文”的意思。
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过重大的影响。《胡适散文精选(名师解读释疑学生版)》精选胡适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散文编辑而成,从中不仅可领略胡适的散文风格,还能充分认识胡适为人为文的精神,看到这位新文化大师的风貌。
《胡适散文精选(名师解读释疑学生版)》共分五个部分,“随笔杂谈”选取的是各个时期胡适弘扬新文化,反思传统文化的文章;“心灵自述”是胡适的自述文字;“人物随想”是胡适对朋友的回忆文章;“文学小品”选取的多为游记;“讲演录”是胡适各时期的演讲稿。
本书在每篇文章后面都附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并有简短的导读,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并理解胡适的散文。当然,读者心目中都会有自己的胡适,我们这些“附骥”式的文字聊供参考而已,还是进入胡适的散文世界细细体味吧!
我的歧路
梅先生是向来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却极赞成我谈政治;孙先生是向来最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很恳挚的怪我不该谈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并非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他只希望我此时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这真是我的歧路!
我在这三岔路口,也曾迟回了三年;我现在忍着心肠来谈政治,一只脚已踏上东街,一只脚还踏在西街,我的头还是回望着那原来的老路上!伏庐的怪我走错了路,我也可以承认;燕生怪我精神不贯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们知道我所以“变节”与“变节而又迟回”的原故,我不能不写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一九一五年,我为了讨论中日交涉的问题,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国际非攻论文曾得最高奖金。但我那时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着我的终身事业了,同时又被一班讨论文学问题的好朋友逼上文学革命的道路了。从此以后,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这四年多以来,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内中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的短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存》卷二,页一四七以下)。我那时说: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但我的政论的“导言”虽然出来了,我始终没有做到“本文”的机会!我的导言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我第三次替这篇导言辩护的文章刚排上版,《每周评论》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论文章也就流产了。
《每周评论》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这两年零八个月之中,忙于病,使我不能分出工夫来做舆论的事业。我心里也觉得我的哲学文学事业格外重要,实在舍不得丢了我的旧恋来巴结我的新欢。况且几年不谈政治的人,实在不容易提起一股高兴来作政论的文章,心里总想国内有人起来干这种事业,何必要我来加一忙呢?
然而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柯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败,他们确然也还谈谈,因为骂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华盛顿会议中,英美调停,由中日两国代表开议,国内的报纸就加上一个“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们反对过的,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们不能不极力反对。然而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达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无条件的屈伏呢?外交问题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决呢?这些问题就很少人过问了。
我等候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梅迪生说我谈政治“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他可错了;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古文学的推翻,白话文学的提倡,哲学史的研究,《水浒》、《红楼梦》的考证,一个“了”字或“们”字的历史,都只是这一个目的。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 我的朋友们,我不曾“变节”;我的态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与实例变了。
孙伏庐说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夺去的我,替文化史夺回来。我很感谢他的厚意。但我要加一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于我精神不能贯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我家中政治的书比其余的书,只成一与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费一天在《努力周报》上;我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评,远不如做一万字《李觏学说》的便利愉快。我只希望提倡这一点“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政论态度,我最希望国内爱谈政治又能谈政治的学者来霸占这个周报。以后我七天之中,分出一天来替他们编辑整理,其余六天仍旧去研究我的哲学与文学,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认常燕生的责备,但我不能承认他责备的理由。他说:
至于思想文艺等事,先生们这几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见了,难道还期望他尚能再有进步吗?
他下文又说“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了”。这些话我不大懂得。燕生决不会承认现在的思想文艺已到了山顶,不能“再有进步”了。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古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这也是我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的一个原因了。
十一,六,十六
(原载于《努力周报》第7期,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
P134-138
刘素敏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驿,字适之,安徽绩溪县人,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中国自由主义先驱之一。胡适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大师级人物,学贯中西,一生曾获得三十几个博士头衔。他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官费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并毕生深受其学说影响。在留学美国期间,胡适有感于中西文化在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不同表现,立下了“再造文明”的宏愿,主张针对具体的问题,以积累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文化的解放和改造,并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成为当时新文化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主张改良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历史研究方法,引发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22年离开《新青年》,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府”,并成为爆发于20年代的“玄学与科学”大论战中“科学派”的领袖人物,积极提倡“科学的人生观”。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随后发起声势浩大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积极倡导自由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标榜“独立”精神,继续宣扬自由主义思想。1938年任驻美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国台湾逝世。
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过重大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前后,胡适是开先河的一代宗师,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这些贡献主要包括:首先提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创作了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创作了第一部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撰写了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开创了新《红楼梦》研究学派;出版了第一部用白话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最早提出并使用标点符号……
胡适是20世纪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发展过程中的承传者、启蒙者。“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评价,较为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
胡适不仅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胡适的散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可谓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其成就超过了他的戏剧、小说乃至新诗创作。胡适的散文是其思想的利器,他通过散文,传播其关于文学革命,关于自由主义的思想,关于“再造文明”的理想。胡适的散文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以思想性、学识性见长,而在语言上则形成了平实清新、晓畅明白的创作风格。但也正因为此,胡适的散文中最具分量的文化学术性散文,有时难免出现过于直露、粗疏肤浅、考据烦琐的弊病。
周作人在评价胡适的散文时曾说:“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如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应该说。这个评价还是客观公允的。
胡适的散文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以学识性见长,处处可见思想之光熠熠生辉。胡适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强闻博记,学识渊博,自小就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留学美国之后,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并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不仅开阔了眼界,也对西方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加上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个人命运往往与时代命运不可分割,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胡适参与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乎所有思想文化界的活动。胡适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一些得天独厚的因素,在其散文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胡适的散文从古今中外浩瀚的学海中汲取养分,撷取素材,不仅使作品丰富充实,而且有力地表达了富于时代精神的新思想、新见解和新方法。在作品中,胡适或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如《贞操问题》;或赞颂新文化运动,如《新思潮的意义》、《五四运动纪念》、《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与近代西方文明进行对比,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漫游的感想》、《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或讽刺军阀的专制与保守,如《人权与约法》、《南游杂忆》;或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不合理,如《李超传》;或针砭国民性的弱点,如《差不多先生传》;或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大力宣扬自由主义思想,如《科学的人生观》、《自由主义》;或关心爱护青年,对青年寄予厚望,如《少年中国之精神》、《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作品中均渗透着其实验主义哲学观和自由主义精神,具有反封建、弘扬民主自由的积极意义,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
二、文风明白晓畅、自然清新。胡适的散文从来不故弄玄虚,而是自然而然地有感而发,说的都是平平常常的话语,不假雕饰,去除了华丽辞藻的堆砌,读来令人顿生亲切自然之感。胡适的散文没有陈词滥调,也不故作高深,对问题的揭示往往直截了当,畅快平易,使人很容易就能把握住文章的精神。胡适的散文看似平淡,但认真阅读却能让人再三咀嚼,满口余香。如《差不多先生传》,虽然有着讽刺国民劣根性的深刻用意,却字字用平常语,处处显平常心,并以切近生活的事例作为佐证来叙写人物,生动形象,将“差不多先生”刻画得入木三分,也将国人凡事“差不多”就行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觉得这“差不多先生”虽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但却又分明是每一个中国人。
为了做到明白晓畅,胡适的散文常采取从事实入手或直接用事实说话的写法。如其《归国杂感》、《贞操问题》、《漫游的感想》等文章,均是抓住生活中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进行批判。胡适的散文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不仅使作品具有说服力,通俗易懂,而且显得生动、形象、鲜明。
作为白话文的提倡者,胡适一直坚持用白话文写作,并尽量使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语言进行表达。在胡适看来,古文是一种已死的语言,不能有效传达思想,只有白话文才顺应时代,符合大众所需。胡适坚持白话散文并推动了白话散文的发展,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胡适于1922年3月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曾专门提到“五四”以来散文创作的成就:“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的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散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其实,不仅仅是胡适提到的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闲适冲淡的“小品散文”促进了白话散文的进步,鲁迅的散文创作,胡适自己的散文创作,都为白话散文的发展与成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本书精选胡适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散文编辑而成,从中不仅可领略胡适的散文风格,还能充分认识胡适为人为文的精神,让人看到这位新文化大师的风貌。全书共分五个部分,“随笔杂谈”选取的是各个时期胡适弘扬新文化,反思传统文化的文章;“心灵自述”是胡适的自述文字,从中可窥见胡适的心路历程,便于读者了解胡适的人生经历,以及如何举起“新文化”大旗,在“新文化”的道路上前进的坎坷与曲折;“人物随想”是胡适对朋友的回忆文章,从中不仅可见所叙人物之风采,也可见胡适对朋友之挚情,由于叙事紧紧与时代相联结,令人感叹人生与世事之多艰;“文学小品”选取的多为游记,是胡适散文中最具文学性的文字,也是胡适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一个缩影,其中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沧桑之感;“讲演录”记录的是各时期的演讲,是胡适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出的属于自己的声音。实际上,这五个部分,除了人物随想之类的怀旧念故的叙述散文之外,其他的散文作品,似乎可将其称为“学术小品”,颇有点今天流行的所谓“学者散文”的意思。
本书在每篇文章后面都附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并有简短的导读,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并理解胡适的散文。当然,读者心目中都会有自己的胡适,我们这些“附骥”式的文字聊供参考而已,还是进入胡适的散文世界细细体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