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遗产中，《作家日记》占有一席重要位置。《作家日记》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国家的政治、外交、战争、法律、宗教、家庭、青年以及文学艺术与往事回忆等等。《作家日记》不是一部零散的、各篇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的作品的汇编，它是作家在自己的思想艺术构思的基础上创作的一幅全面、深入展现俄罗斯社会的全景图和作家对这幅画面所呈现的景象的解读。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中是与列夫·托尔斯泰相媲美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在世界文学领域，则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文豪齐名。他创作中的某些思想和他独创的某些文学艺术手法，对20世纪的外国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起到重大深远影响。本全集收入他的全部作品，每部作品都有详细的题解，全面阐述了作者从开始构思这一作品到创作完成的整个过程，以及该作品发表后的社会反响和有关评论。

全集中“作家日记”、“题解”、“文论”等中文译著均为首次面世。

译者序

一 刊载于《公民报》上“作家日记”栏上的文章、特写、报道

 前言(《公民报》，1873年1月1日，第1期)

 老一代人(《公民报》，1873年1月1日，第1期)

 环境(《公民报》，1873年1月8日，第2期)

 个人琐事(《公民报》，1873年1月8日，第3期)

 弗拉斯(《公民报》，1873年1月22日，第4期)

 噼噼啪啪(《公民报》，1873年2月5日，第6期)

 从博览会说起(《公民报》，1873年3月26日，第13期)

 幻想与憧憬(《公民报》，1873年5月21日，第21期)

 关于一个新剧本(《公民报》，1873年6月18日，第25期)

 街头即景(《公民报》，1873年7月16日，第29期)

 谈谈吹牛(《公民报》，1873年8月27日，第35期)

 一篇当代的谎言(《公民报》，1873年12月10日，第50期)

二 刊载于《作家日记》上的文章、特写、报道

 代前言：关于大、小熊星座，关于伟大的歌德的祈

祷，并一般地谈谈恶习(《作家日记》，1876年，1

月号，第1章，Ⅰ)

 未来的长篇小说。再谈“偶合家庭”(《作家日记》，

1876年，1月号，第1章，Ⅱ)

 画家俱乐部的圣诞节晚会。思考的孩子和不动脑筋

的孩子。“贪嘴的青年”。Вуйки。横冲直撞的少

年。莫斯科的急性子大尉(《作家日记》，1876年，

1月号，第1章，Ⅲ)

 黄金时代，唾手可得(《作家日记》，1876年，1月号，第1章，Ⅳ)

 乞讨的孩子(《作家日记》，1876年，1月号，第2章，Ⅰ)

 与基督共度圣诞节晚会的小男孩儿(《作家日记》，1876年，1月号，第2章，Ⅱ)

 俄罗斯动物保护协会。信使。绿酒。淫威欲和沃罗

比约夫。从结尾还是从开头做起？(《作家日记》，

1876年，1月号，第3章，Ⅰ)

 谈对人民的爱。同人民必须的契合(《作家日记》，1876年，2月号，第1章，Ⅱ)

 农夫马列伊(《作家日记》，1876年，2月号，第1章，Ⅲ)

 “理想即使不好，但现实是好的，这样也好。”这个

思想正确吗？(《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1章，Ⅰ)

 百岁老太婆(《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1章，Ⅱ)

 “标新立异”(《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1章，Ⅲ)

 关于欧洲的幻想(《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1章，Ⅳ)

 一种垂死的力量和几种未来的力量(《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1章，Ⅴ)

 堂卡洛斯和瓦特金先生。再谈“结局的开端”的征兆(《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2章，Ⅰ)

 雷德斯托克勋爵(《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2章，Ⅱ)

 谈谈学术委员会关于招魂术现象的总结(《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2章，Ⅲ)

 一些个别现象(《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2

 POST SCRIPTUM(《作家日记》，1876年，7～8月号，第4章)

 PICCOLA BESTIA(《作家日记》，1876年，9月号，第1章，Ⅰ)

 空话，空话，空话！(《作家日记》，1876年，9月号，第1章，Ⅱ)

 形形色色的方案(《作家日记》，1876年，9月号，第1章，Ⅲ)

 长袍和肥皂(《作家日记》，1876年，9月号，第1章，Ⅳ)

 积习难改的人们(《作家日记》，1876年，9月号，第2章，Ⅰ)

 基法莫基耶维奇习气(《作家日记》，1876年，9月号，第2章，Ⅱ)

 两起自杀事件(《作家日记》，1876年，10月号，第1章，Ⅲ)

 判决(《作家日记》，1876年，10月号，第1章，Ⅳ)

 优秀人物(《作家日记》，1876年，10月号，第2章，Ⅲ)

 再谈优秀人物(《作家日记》，1876年，10月号，第2章，Ⅳ)

 温顺的女人·虚构的故事(《作家日记》，1876年，11月号)

第一章

 作者的说明

 Ⅰ 我是谁，她又是谁

 Ⅱ 求婚

 Ⅲ 最高尚的人，但我自己却不相信

 Ⅳ 全都是计划，计划

 Ⅴ 温顺的女人反叛了

 Ⅵ 可怕的回忆

第二章

 Ⅰ 高傲的梦

 Ⅱ 遮眼布突然落下了

 Ⅲ 我全都明白

 Ⅳ 只晚了五分钟

 迟到的规劝(《作家日记》，1876年，12月号，第1章，Ⅱ)

 毫无根据的论断(《作家日记》，1876年，12月号，第1章，Ⅲ)

 说几句关于青年人的话(《作家日记》，1876年，12月号，第1章，Ⅳ)

 关于自杀和傲慢(《作家日记》，1876年，12月号，第1章，Ⅴ)

 关于我参与即将发行的《光明》杂志的说明(《作家日记》，1876年，12月号，第2章，Ⅱ)

 现在问题的焦点何在(《作家日记》，1876年，12月号，第2章，Ⅲ)

 谈谈“天亮后的彼得”(《作家日记》，1876年，12月号，第2章，Ⅳ)

 三种思想(《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1章，Ⅰ)

 福马·达尼洛夫，一位被折磨死的俄罗斯英

雄(《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1章，Ⅲ)

 排除科学的和解幻想(《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2章，Ⅰ)

 我们在欧洲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2章，Ⅱ)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们”的往事(《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2章，Ⅲ)

 俄罗斯的讽刺作品。《处女地》。《最后的

歌》。往日的回忆(《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2章，Ⅳ)

 过命名日的人(《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2章，Ⅴ)

 继续在豌豆街制作月亮的冒牌先知和瘸腿

箍桶匠。最默默无闻的俄罗斯伟人之一(《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1章，Ⅰ)

 泛论剥皮，其中也谈种种偏差。在思想卑躬屈膝情

况下的憎恶权威(《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1章，Ⅲ)

 梅特涅之流和堂吉诃德之类的人物(《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1章，Ⅳ)

 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2章，Ⅰ)

 “热点问题”(《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2章，Ⅱ)

 欧洲的热点问题(《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2章，Ⅲ)

 解决问题的俄罗斯方式(《作家日记》，1877年，2月号，第2章，Ⅳ)

 俄罗斯人民已经十分成熟。足能以自己的观点正确

认识东方问题(《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1章，Ⅱ)

 “犹太人问题”(《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2章，Ⅰ)

 Pro与Contra(《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2章，Ⅱ)

 Status in statu。四十个世纪的生活习俗(《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2章，Ⅲ)

 然而博爱万岁！(《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2章，Ⅳ)

 “全人类的人”的葬礼(《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3章，Ⅰ)

 罕见的情况(《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第3章，Ⅱ)

 战争。我们比任何人都强大(《作家日记》，1877年，4月号，第1章，Ⅰ)

 流淌的鲜血能有所救助吗？(《作家日记》，1877年，4月号，第1章，Ⅲ)

 一个荒唐人的梦·虚构的故事(《作家日记》，1877年，4月号，第2章)

 摘自约翰·李赫坚别尔格尔的预言1528年(《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1章，工)

 论匿名的谩骂信件(《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1章，Ⅱ)

 揭露当代生活的小说提纲(《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1章，Ⅲ)

 面对诸多世界问题的外交(《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2章，Ⅱ)

 俄罗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不能通过外

交解决问题(《作家日记》，1877年，5～6月号，第2章，Ⅲ)

 我同莫斯科一位熟人的谈话。关于一部新书的札记

(《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1章，工)

 渴望听到谣传和“秘而不宣”的事。“秘而不宣”这

个词可能大有前途，因此有必要及早采取措施。

再论偶合家庭(《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1章，Ⅱ)

 又一例独行其是。《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2章，Ⅰ)

 一个斯拉夫主义者的自白(《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2章，Ⅱ)

 《安娜·卡列尼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2章，Ⅲ)

 从农民那里获得对上帝信仰的地主(《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2章，Ⅳ)

 易受刺激的自尊心(《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3章，Ⅰ)·

 Tout ce qui n'est pas expressement perrnis est dfifendt

(《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3章，Ⅱ)

 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文化的俄罗斯人民深知东方问

题最深刻的本质(《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3章，Ⅲ)

 列文的激愤发抖。问题：距离是否对仁爱有影响？

是否能够同意一个被俘的土耳其人关于我们某些

女士的仁慈心的看法？我们的老师们到底教导我

们些什么？(《作家日记》，1877年，7～8月号，第3章，Ⅳ)

 加尔通格的自杀和我们的老问题：谁之罪？(《作家

日记》，1877年，10月号，第2章，Ⅰ)

 俄罗斯绅士。绅士不能不自始至终都是绅士(《作家

日记》，1877年，10月号，第2章，Ⅱ)

 谎言是为真实而存在的。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真理。

这是真理吗？(《作家日记》，1877年，10月号，第2章，Ⅲ)

 我们俄罗斯的罗马教权派分子(《作家日记》，1877年，10月号，第3章，Ⅰ)

 旧波兰夏季的和解企图(《作家日记》，1877年，10月号，第3章，Ⅱ)

 《交易所新闻》的反常行径。不是机敏的而是凶恶

的文人(《作家日记》，1877年，10月号，第3章，Ⅲ)

 “СТРЮЦКИЕ”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作家日记》，1877年，11月号，第1章，Ⅰ)

 “СТШЕВАТЪСЯ”这个动词的来历(《作家日记》，1877年，11月号，第1章，Ⅱ)

 奴颜媚骨还是礼让精神？(《作家日记》，1877年，11月号，第2章，Ⅰ)

 无以复加的极端的奴才习气(《作家日记》，1877年，11月号，第2章，Ⅱ)

 早就想说的有关斯拉夫人的一句完全特别的话(《作家日记》，1877年，11月号，第2章，Ⅲ)

 关于和平的议论。“君士坦丁堡应该属于我们”——

这有可能吗？说法不一(《作家日记》，1877年，11月号，第3章，Ⅰ)

 又是最后一次“预言”(《作家日记》，1877年，11月号，第3章，Ⅱ)

 必须抓住时机(《作家日记》，1877年，11月号，第3章，Ⅲ)

 涅克拉索夫之死。关于在他墓前的那次讲话(《作家日记》，1877年，12月号，第2章，Ⅰ)

 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作家日记》，1877年，12月号，第2章，Ⅱ)

 诗人与公民。关于涅克拉索夫为人的公论(《作家日记》，1877年，12月号，第2章，Ⅲ)

 有利于涅克拉索夫的见证(《作家日记》，1877年，12月号，第2章，Ⅳ)

 致读者(《作家日记》，1877年，12月号，第2章，Ⅴ)

 关于下面刊载的纪念普希金的演说的解释(《作家日记》，1880年，8月号，第1章)

 普希金(简论)。6月8日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学会

会议上的发言(《作家日记》，1880年，8月号，第2章)

 吹毛求疵的挑剔。格拉多夫斯基先生给我上的一堂

课引出的四篇不同题目的文章。兼答格拉多夫斯

基先生(《作家日记》，1880年，8月号，第3章)

 Ⅰ 关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Ⅱ 阿乐哥和杰席莫尔达。阿乐哥为农奴而痛苦。笑谈

 Ⅲ 两个一半

 Ⅳ 一个人应该驯服，另一个人则应骄傲。水杯中的风暴

 财政。被斥为忒耳西忒斯的公民。从下面竣工和乐

手们。议会和清谈家们(《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1章，Ⅰ)

在我们这里能够要求欧洲式的财政吗？(《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1章，Ⅱ)

为了改善根基而忘却当前需要。我因笨拙而陷入宗

 教说教(《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1章，Ⅲ)

第一个根基。我以老生常谈取代明确的财政语调。

 汪洋大海。渴求真理和有益于财政稳定的必要性

 (《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1章，Ⅳ)

让别人先说，我们暂且旁观，唯一的目的就是学聪明

 一点儿(《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1章，Ⅴ)

机智的官僚。他对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和欧洲派人士的看法(《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2章，Ⅰ)

克雷洛夫关于一头猪的古老寓言(《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2章，Ⅱ)

格奥克杰彼。亚洲对我们的意义何在？(《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2章，Ⅲ)

问题与答案(《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第2章，Ⅳ)

附录

 我们的寺院(《恳谈会》杂志，1872年)(《公民报》，1873年1月22日)

 伊兹玛伊洛夫村的火灾(《公民报》，1873年6月11日)

 编者的两篇札记(《公民报》，1873年7月2日)

 求情者(《公民报》，1873年9月24日)

 小幅图景汇集(在途中)(《作品汇集》，圣彼得堡：1874年)

题解

 噼噼啪啪

 与基督共度圣诞节晚会的小男孩儿

 农夫马列伊

 温顺的女人

 一个荒唐人的梦

环境

(《公民报》，1873年1月8日，第2期)

看来，全世界的陪审员们，尤其是我们的，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当然，除开其他的感受)，这大概就是权力感，或者更确切些说，就是专制独裁的权力感。有的时候，如果某一种感受凌驾于其他感受之上，这种感受就是极其恶劣的。它即使是处于隐蔽形式之中，即使是受到许多其他善良感受的压抑，它在每个陪审员的心灵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在他对自己的公民责任有高度认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出于自然的自身法则。因此，我记得，在我们刚开始实行新的(公正的)审判制度时，我对一件事很感兴趣。在想象中我仿佛看到一个法庭。那里坐的，比如说，将是清一色的农民，昨天的农奴。检察长和律师们要巴结他们，观察他们的神色，和他们共事，我们的农夫们则坐在那里，心中暗想：“现在就是这个规矩，我高兴，就无罪释放你，不高兴，你就得流放西伯利亚。”

就是这样，不过，现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经不惩罚人，而是一味为人开脱。当然，这也是在运用权力，甚至是滥用权力，只向某一个方向倾斜，是否向温情倾斜，说不清，——但却是向一个共同的、差不多是我们一致预定的方向，好像事先经过协商。“倾向”的共同性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患有这种无论有罪无罪都要加以开脱的流行病的，不仅是农民这些昨天还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而且是所有的俄罗斯陪审员，甚至是造诣很深的人和大学教授，单是这种共同性就是一个极其诱人的思考题目，大概有时它能引起各种各样的奇怪猜想。

不久前，我们的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登载了一篇很谦恭的、用意很善良的小文章。文章中流露出一种猜测：我们的陪审员们，作为突然之间不明来由地感到自己有股强大的力量(宛如从天而降)的人，而且这还是在世世代代蒙受屈辱与折磨之后，他们是否想给“权力机构”找点麻烦，利用一切方便的机会，比如说，跟检察官开个玩笑，或者说，为了与过去形成对照？这种猜测不乏机智，也不无某种开开玩笑的意思，不过，显然，不能用它解释一切。

“简直不忍心毁掉别人的命运，他们也是人。俄罗斯人是富有怜悯心的。”有的时候能够听到某些人是这样解释的。

然而，我也常想，在英国，例如，人民也是有怜悯心的；即使说英国人没有我们俄罗斯人那种软心肠，起码也有人道精神；对他人也怀有基督教义务的意识和深刻情感，而且可能这一切都得到高度发展，形成坚定、独立的信念；如果考虑到那里的教养程度和世代相传的独立精神，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信念甚至可能比我们更坚定。在那里不是“突然从天上”给他们降下那么多权力，就连陪审员审判制度本身也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从别人那里接受过来，是经过多少个世纪形成的，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而不是通过恩赐的形式得到的。

事实上，在那里，陪审员明白，在法庭上，他只要一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就不只是一个心肠仁慈、感情丰富的人，他首先是公民。他想的是(无论正确与否)，履行公民义务高于个人心灵上的善行。不久之前，陪审员们宣告一名证据确凿的小偷无罪，全国舆论为之哗然。全国一致的举动证明，如果说在那里也可能有像我们这样的审判，那也是少有的例外情况，而且立即激怒公众舆论。那里的陪审员明白，首先，他手中所持的是整个英国的旗帜，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他应该通过自己表达全国的意见。做一个公民的能力——也就是使自己上升到体现全国整体意见的高度的能力。噢，那里也有审判的“怜悯心”，那里也考虑“摧残人的环境”(这似乎是我们现在所喜爱的学说)——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全国的健全舆论和基督教道德观对这个问题的阐释程度(这个程度似乎是相当高的)所允许的限度。因此，常有这种情况，那里的陪审员硬着心肠宣布确认有罪的判决书，因为他明白，首先，他的责任主要是，以自己的判决向全体同胞证明，在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惜为之付出热血的古老的英国，罪恶依然被视为罪恶，暴行依然被视为暴行，国家的道德原则还是原来那一些，牢不可变，仍然像从前那样屹立不动。

“假定说吧”，有人说道，“你们那些牢固的原则(即基督教的原则)全然未变，确实是首先应该做一个公民，也要高举旗帜，等等……就像您说的那样，——再假定说，暂时没有人反对您的话，那么请想一想，在我们这里，公民从何而来呢？只须想想昨天还是什么样子就够了！公民权利(而且是这样一些权利！)突然间从山顶上滚下来，落到他面前。这些权利把他压得直不起腰来，对他来说，这些权利目前纯粹是重荷，重荷！”

“当然，您说的也有道理”，我回答说，多少有点儿气馁，“但是，俄罗斯人民毕竟是……”

“俄罗斯人民？请原谅”，我听见另一个人说，“人人都说，恩赐是从山顶上滚下来的，都把他压垮了。但是，实际上，他可能不只是感受到，他得到的那些权利是一种恩赐，不仅如此，他还觉得，他不花分文就得到这些权利，也就是说，他觉得，现在他还不配得到这些恩赐。请注意，这完全不是说他真的不配这些恩赐，不应该给他或者给得早了些；恰恰相反：这是人民自己基于谦恭的良心意识到他与这种恩赐不相称，——人民关于自己不配这种恩赐、既谦恭又高尚的意识正好说明他应该得到这种恩赐。人民是由于自己的谦恭而暂时困惑不解。有谁深入观察过人民心灵深处的隐衷呢？在我们这里，谁能说他完全了解俄罗斯人民呢？不，不像您所嘲笑的那样，在人民的心中不仅仅是怜悯和软弱的心肠。在那里，这种权利本身就是令人可怕的！对兄弟姐妹的命运、对人的命运的这种威严权利使我们感到恐惧，在我们还没有成熟到像你们的公民那样之前，我们还是宽恕吧。由于恐惧而宽恕。很可能，我们坐在陪审员席上的时候，心中却在想：‘我们自己比受审的人更好吗？我们富有，不愁吃穿，可是，一旦我们处于他那种境地，那我们干的勾当可能比他干的还要坏，——所以我们还是宽恕一点吧。’可能这样还好，这是发自内心的温情。也许，这就是走向未来某种更高级的基督教的温情的基础，直至今日世界上还未有过的温情！”

P18-21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遗产中，《作家日记》占有一席重要位置。但他是如何出版这部作品的，它的出版的经过是怎样的，它的内容是什么，他又何以命名为“作家日记”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自己是“热衷于当前题材的作家”(《少年》)，报刊则是他认识现实的重要渠道，他对报刊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也热心于创办刊物。19世纪60年代，他与自己的长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创办过《时代》(1861—1863)与《时世》(1864．一1865)月刊，1865年《时世》停刊后，他就萌生了再办刊物的念头。这就导致他1873年接受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的邀请，担任其《公民报》主编。梅谢尔斯基公爵是接近俄国皇室的贵族，曾经写过以上层社会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是极右翼的政论家，他坚持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反对改革现行的沙皇专制制度。他于1872年开始发行《公民报》，目的是同对青年产生影响的改革思潮进行斗争。梅谢尔斯基知道，他这种办刊方针和他本人的声名狼藉注定刊物不可能受到读者的欢迎。为了使刊物获得成功，需要一位在读者中有声望的人物出面主持刊物。他曾邀请自由派政论家格·康·格拉多夫斯基出任《公民报》主编，到1872年底格拉多夫斯基要求梅谢尔斯基把《公民报》完全交由他个人主持，梅谢尔斯基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便辞去主编《公民报》的工作。

格拉多夫斯基离开《公民报》之后，梅谢尔斯基即提出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接替格拉多夫斯基出任《公民报》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仍处于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1875年解除监视，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解除，实际上他终身都受秘密监视)，对其任命需经沙皇政府御前办公厅的第三厅批准。梅谢尔斯基及其周围的人们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长篇小说《群魔》之后，政府对其政治信念已应无可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小说家完全弥补了他作为政治罪犯在1848年所做的事。”于是梅谢尔斯基向第三厅呈交了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公民报》主编的报告，第三厅虽然批准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此职，但又声称，它“不为此人未来的编辑职务活动承担责任”。1872年12月出版事务管理总局通知彼得堡书刊检查委员会，任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公民报》的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同意接受这一职务，也是出于他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他想利用这个刊物公开答复长篇小说《群魔》引起的各种批评；另一方面，他想在刊物上阐述自己的基本哲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试图以这些观点去认识国家所处的时刻，揭示社会思潮的现状，展望俄罗斯和欧洲未来的社会发展。但是主持刊物的工作并没有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满意，这是因为编辑事务繁重，并且一再受到政府检查机构的干预。他身为主编，却没有处理稿件的决定权：梅谢尔斯基把决定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当时，梅谢尔斯基的友人、国务活动家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此人后来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任正教院总监，成为声势显赫的宗教界人物)也是《公民报》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利用该报宣扬自己的政治和历史观点，在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匿名文章。他蓄意通过刊物接近并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后者在《群魔》中所表达的思想和反对俄罗斯思想界的“欧洲化”思潮的言论及其泛斯拉夫主义倾向的根基论观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纳入巩固俄罗斯君主制制度、恢复彼得大帝改革前的宗教势力的轨道。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总是同意梅谢尔斯基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等人的观点，这就使他产生了脱离《公民报》的想法。1874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辞职，4月离开该报。

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公民报》期间，在该报上设立了《作家日记》栏目，如同“刊物套刊物”，专门发表自己撰写的评论文章和小说。至1874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离开《公民报》时，就开始考虑如何继续写作和创办《作家日记》。1875年，长篇小说《少年》完成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完全致力于出版自己的刊物《作家日记》，1876年1月该刊第1期与读者见面。这个《作家日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编辑、自己发行的月刊，是作家自己个人的刊物，它并非《公民报》上的《作家日记》的简单继续。《公民报》上的《作家日记》因为只是该报的一个专栏，他刊登自己的文章时，从篇幅到内容都不能不考虑整个刊物的整体结构与刊物已经形成的面目，因而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在只以刊登自己的作品为任务的杂志上则可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图。新的《作家日记》篇幅扩大了许多(每期一个半印张)，内容也更加广泛多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政论家的才能和思想家的面貌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作家日记》发行两年(1876一1877)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写作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宣布该刊物暂停两年，但实际上却停刊三年，1881年才复刊。在停刊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刊登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式上的演说以及为演说辩护的文章，在1880年又出了一期。《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作完成之后，1881年1月《作家日记》复刊。可悲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病危，以致没能看到复刊后的第一期(也是《作家日记》最后一期)，这一期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出版的。

在月刊《作家日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发表本人的评论文章，偶尔有个别中短篇小说。但这能说是“日记”吗？从什么意义上说它是“日记”呢？大家知道，一般的看法是，日记是作者为自己写，给自己看的，最多也不过是经写作者的同意给少数人看的，或者是写作者有意留给后世的。日记不是为公之于众而写的，正因为如此，日记的写法因人而异，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模式。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或其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来看，隐私性可以说是日记的普遍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日记》中的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记。而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言论看，他在筹备刊物期间对刊名和自己将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的体裁问题也曾反复斟酌过。据《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集)中《作家日记》的编者注说，作家于1876年1月7日给伊·伊萨耶夫的信中说：“我不想办任何刊物，我倒是想出版文集，由于缺少资金，我想按征订的数量出版。”数日之后，在给弗谢·谢·索洛维约夫的信中说：“显然，《作家日记》类似杂文，但与杂文不同之处是，每月一期的杂文当然不同于每周一期的杂文。与其说这是关于新闻事件的报道，不如说是关于事件留下的更持久的，与总的、整体的思想有更密切联系的事情的报道。再就是，我完全不想以写报道来束缚自己……我不是写编年史的人，恰恰相反，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日记，也就是说，这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事情的记载，甚至还有我的古怪想法。”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明确了自己写的是日记，而且说明了从什么意义上说是日记。1875年底，在即将出版的《作家日记》的广告和1876年《作家日记》第1期征订启事中，对刊物的性质是这样说的：“这将是真正意义上的日记，是每个月的切身感受的印象的记载，是所见、所闻和阅读到的一切·的记载。当然，刊物里也会有故事小说之类，但主要的是真实事件。”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书信中有关刊物性质的说法还是作家与友人交流自己的思想，那么在广告和征订启事中则已是向读者介绍刊物的面貌，强调读者在刊物上看到的将是经过作家的个人感受折射出来的真实事件。《作家日记》发行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私人通信中，进一步吐露出为什么要写《作家日记》的用意。他在1876年4月9日写给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的信中说：“您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我在《日记》里‘尽写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在这里也听到这种说法，可是我要顺便告诉您：我得出一个不容置辩的结论，除开史诗外，一个文学家对他所描写的现实，连细枝末节(历史的和当前的)都应该了如指掌……这就是为什么我正在准备写作一部规模非常庞大的小说的时候，我要一心一意埋头研究当前时代的细枝末节，而不是一般的现实。说实在的，一般的现实，即使不去研究，我也一清二楚。对我来说，在目前情况下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举例来说，就是青年一代人，同时还有当代的俄罗斯家庭。当代的俄罗斯家庭单是与二十年以前相比就大不相同，这一点我早就有预感了……因此，我要花一些时间观察、思考，同时还要写《作家日记》，以免把很多印象白白丢弃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述言论表明，他把汇集自己的文章的刊物定名为《作家日记》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他要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从体裁上说，其实就是政论、杂文、回忆以及几篇小说，把这样的作品称为“日记”，看来，其用意可能是突出这个刊物是专为发表自己的作品的个人刊物，突出它不同于一般刊物的特点。再就是，刊物上将要发表的虽然都是作家个人的创作，但除少数几篇小说之外，都是政论和时评文章，它们都不是作家的艺术虚构的产物，是作家受到现实生活中某些事件、问题的触动有感而发的，是以读者眼前发生的迫切的现实问题为题材而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作家日记》的构想时说，要写自己“每个月切身感受的印象”，写自己“所见、所闻和读到的一切”，写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可能，为自己保留可以不受局限地、挥洒自如地写自己感兴趣的任何问题的灵活性与随意性，也是确定刊名的一种考虑。

正如他在思索刊物的名称时所设想的，《作家日记》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国家的政治、外交、战争、法律、宗教、家庭、青年以及文学艺术与往事回忆等等。作家的评论与探讨几乎涉及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所有的方面和问题，议论的问题之多有时给人以庞杂之感，《作家日记》似乎是作家信笔写就的各种文章与小说的汇编。这种印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文章都是受报刊材料的激发而写就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的素材和写作动机虽然源于报刊，但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写事实报道，不是写编年史，而是“事件留下的更持久的、与总的整体的思想有更密切联系的事情”。这就是说，作家关心的是观察、揭示事件所蕴蓄的内涵及其对社会、对人民生活的意义。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文章的材料都是经过作家刻意选择的。报刊材料纷繁凌乱，作家选择的着眼点之一是多样性，他深知社会现实的复杂性，选材时着意从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件和现象中撷取素材。作家通过对这些事件、现象的叙述和剖析，引导读者透过事件(即使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小事)的表面看到产生它们的社会根源，看到带有全社会性的典型的问题，从而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总之，《作家日记》不是一部零散的、各篇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的作品的汇编，它是作家在自己的思想艺术构思的基础上创作的一幅全面、深入展现俄罗斯社会的全景图和作家对这幅画面所呈现的景象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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