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美娟编著的《戴笠传》分为三部：第一部从戴笠的童年写起，一直写到戴笠担任特务处长之前二十多年间的坎坷经历及思想、生活状况；第二部主要反映抗战前戴笠及其主持的特务组织成立发展的时代背景、基本状况，以及他和他的部属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对人民所犯的罪行；第三部则着重介绍八年抗战期间，戴笠的权势及其特务组织恶性膨胀的前因后果，以及戴笠及其团体既抗日又反共，忠实执行蒋介石“曲线救国”方针，竭尽愚忠之种种……

几年来，沈美娟女士采访了许多有关人士和从台湾来大陆的沈醉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以及学生旧部，并研究了大量的有关戴笠的史料，终于写成了这本较为全面、客观的优秀纪实文学作品——《孽海枭雄——戴笠》。

沈美娟编著的《戴笠传》最大的特点是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戴笠的思想发展脉络、特务组织成立发展的历史背景及戴笠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都交代得较为清楚；同时《戴笠传》对戴笠个人的思想情感、婚姻爱情也作了较为详实细腻的描写，把一个有血有肉的反面人物活生生地摆在了读者面前。

引子

仙霞岭下孤寡凄苦

文溪河畔春风得意

惹是生非学校除名

弃学投军连受挫折

冒领钱财欺骗义士

涉足赌场初识大亨

四

闯荡上海广交朋友

喜下湖州结拜金兰

五

寻觅出路赶赴羊城

改换名字报考军校

六

韬光养晦思凌青云

茅塞顿开方识“贵人”

七

落魄潦倒幸逢旧故

忍辱吞声奉献忠诚

八

餐风露宿搜集情报

出生入死进行策反

九

内忧外患老蒋下野

知恩图报戴笠得宠

十

雨农创业招兵买马

宗南为友忍痛割爱

十一

结拜兄弟反目成仇

特务奉命初开杀戒

十二

六国饭店汉奸毙命

上海租界特务行凶

十三

鼓浪屿上釜底抽薪

黄埔滩头破坏中共

十四

设立督察作为耳目

重用旧友暗结帮派

十五

“英雄”难过美人关

“名探”巧识拆白党

十六

租界法庭两字定案

党部大院三枪惊天

十一七

打草惊蛇亚樵离港

“机”不可失济棠下野

十八

交朋结友以防万一

冒死救主备受宠信

十九

形势所迫老蒋抗战

调兵遣将戴笠逞雄

二十

除异己杨将军被囚

施小计“鲁中王”上钩

二十一

钩心斗角跪求老蒋

军统成立独揽大权

二十二

忙中偷闲成人之美

喜怒无常息事宁人

二十三

投敌卖国汪逆出逃

行刺无方坐失良机

二十四

内忧外患焦头烂额

苦心孤诣“曲线救国”

二十五

制造冤案名利双收

潜入军统志士牺牲

二十六

成立“黑室”破译日电

勾结英美扩大武装

二十七

雨农巧计喜得胡蝶

志英痴情身陷囹圊

二十八

争权夺利美特内讧

忧心忡忡探问风水

二十九

福将生明沟通渝宁

汉奸佛海暗中投蒋

三十

竭尽全力迎接盟军

挖空心思抢夺成果

三十一

巧捕汉奸因人而异

护卫蒋宋尽心竭力

三十二

四面楚歌奋力挣扎

机毁人亡老蒋哀伤

后记

1933年初，日寇继“九·一八”之后，又悍然发动了对我华北地区的进犯，企图占领我华北五省，成立华北伪政权。此间，日本人重金收买了曾任过湖南督军的旧军阀张敬尧，让他暗中收罗旧部，勾结流氓败类，为日军攻占北平做内应，日后还将充当华北伪政权的傀儡。当时，日本人为了张敬尧的安全，特意从天津把他接到北平，化名“常石谷”，隐居在北平东交民巷与日本兵营及大使馆相邻的六国饭店三楼，每天还派有四个彪形大汉做保镖，跟随其出出进进。张敬尧以为如此安排，自己的安全便能万无一失了。他每天除了跟日本人密谈，积极联络旧部之外，就是抽鸦片、嫖女人，寻欢作乐，每天不到深夜不睡，第二天不到中午十一二点不起。是年5月7日上午，张敬尧像往常一样11点来钟才起床，在卫生问冲澡之后，便随手推开冲着楼道的窗户，这才让与其同居的女人帮他穿长袍。就在这时，三枚子弹相继从敞开的窗口射入。张敬尧这个卖身求荣的大汉奸，像个大面口袋似的，扑通一声倒在了浴室的地板上，当天中午便在附近的德国医院咽了气……

1934年11月13日，京沪公路上，一辆装有防弹玻璃的小轿车正向上海方向疾驶。车上坐着一个月前回杭州秋水山庄寓所养病的《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咏赓及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史量才的身体虽未完全康复，但精神尚佳。一路上他跟两个年轻人谈笑风生，显得兴致极高。汽车驶到海宁县博爱镇附近时，忽见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横在公路当中，六七个壮汉围在车旁，像是在检修汽车。史量才刚要叫司机放缓车速，只见对方有人招手让他们停车。司机刚把车停下，就有几人同时拔出手枪，向坐在前排的司机及邓祖询射击。那手枪的威力极大，车前的防弹玻璃竟然被子弹打穿，司机和邓祖询当即身亡。坐在后排的史氏父子急忙从两边跳出车门，分头往路基下面的庄稼地里逃跑。史咏赓年轻跑得快，三个持枪的壮汉也未能赶上他，只得沮丧地往回走，史量才却因年纪大，身体又不好，根本跑不动，慌忙中竟躲进一所茅屋后面的水塘。过了好大一会儿，他以为追赶的凶手已走远，便探头向公路方向张望。就在此刻，一枚子弹射来，击中了他的头部……  1936年10月，广西梧州依然有些炎热，但傍晚时分，天气却变得格外凉爽怡人。是月20日黄昏，夜幕已徐徐降临，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滩组织“斧头党”的洪帮头子王亚樵带着几名随从，正从梧州城巨商李任仁家赴宴回来，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的缘故，他显得极为兴奋。半路上，他突然停住脚步，笑着对随从说道：“你们先回去吧，我到小婉君那里看看，马上就回来。…‘要不要去一两人陪你？”一个随从问道。“不用，小婉君又不是外人。”说完，王亚樵便独自走了。他所说的小婉君，乃其部属余立奎之小妾。几个月前余立奎在香港被捕，押进了南京监狱。不久，婉君带着孩子来梧州找王亚樵。王亚樵念及她乃部属家眷，对其照顾极周，不但在经济上常接济她，而且在自家寓所附近为她租了套住宅。几天前，婉君突然提出要去南京探望丈夫，王亚樵想写封信托她带去，所以，决定去她家一趟。王亚樵到了婉君家，像往常一样，习惯地推门就进。可他万万没想到，刚一跨进屋门，一包石灰就砸在了他的脸上。他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就有几个壮汉举着匕首向他扑来。他平时臂力过人，动作敏捷，四五个人也难以近身，但此时，他毫无防备，双眼又被石灰迷住睁不开，只得乱抡乱打。他这个曾经行刺过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以及宋子文、蒋介石、汪精卫等而轰动一时的“暗杀大王”，终因寡不敌众，死在了乱刀乱枪之下……

1938年9月30日，上海租界福开森路一所颇大的花园洋房门前开来了辆黑色的小汽车。两个伙计打扮的人从车上搬下两只极为精致的古花瓶，冲院门口两个身材魁梧的白俄警卫笑着点点头，便径直穿过花园朝客厅走去。洋房主人——年过八旬的国民党元老唐绍仪，一见来人带来的两只古瓶就高兴得嘴也合不拢了。前几天，他在古玩店看中了一个古瓶，可是价格太高，未能得手。今天古董商派人送来的这两只古瓶，比那一个年代更久、色彩更好，而且价格也不高。他捧着古瓶越看越喜欢，真有些爱不释手。岂料，正在他聚精会神地低头欣赏之际，送瓶来的“伙计”却从另一只古瓶中抽出把利斧，照准唐老先生的脖子砍了下去。P1-2

近些年来，国内外出版撰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书刊为数不少，但往往有一个弱点：主观、片面。有的将其称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野心勃勃、声名狼藉的魔头”：而有的则称其为“旷世奇人”、“功在国家的伟人”和“重情感、讲义气的豪杰”。

平心而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作者也大多曾是戴笠的部属。然而这些人，有的受过他的恩惠，有的则因他而受牵连，所以著书的立场、出发点便不尽相同。加之许多作者并非专门从事写作，所以大部分反映戴笠的文章都只罗列戴笠及军统局所干的一桩桩事件、罪行，而对戴笠本人的经历、思想情感及其创办该特务组织时的特定环境、时代背景、发展过程等都交代得很少。就拿我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及《军统内幕》等书来说，也存在着这样的不足。这两本书均为我在“文革”前所写，当时旨在揭露戴笠及其特务组织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而对戴笠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及该组织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状况则写得极少，因而也未能使广大读者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戴笠这个反面历史人物，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现在我女儿沈美娟撰写的这本《戴笠传》一书，正是力图弥补这一遗憾。

我女儿从事文史资料编辑工作多年，接触了不少军统的老人，也阅读了不少有关戴笠的史料。她完全同意我的一些想法，认为有必要更全面、更客观地把戴笠这样一个曾经操纵10万部属，在旧中国许多历史关头均起过重大作用的特务头子、反面人物写出来，使广大读者能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旧中国的历史状况。邓颖超同志曾在第四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上这样说过：“文史工作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但并不排斥收集整理出版一些反面的历史材料。我们教育人民、教育青年，只有正面材料不行，还要有反面材料。”所以，几年来，我女儿采访了许多有关人士和从台湾来大陆的我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以及学生旧部，并阅读研究了大量的有关资料，终于写成了这本较为全面、客观的纪实文学作品。

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从戴笠的童年写起，一直写到戴笠担任特务处长之前二十多年间的坎坷经历及思想、生活状况；第二部主要反映抗战前戴笠及其主持的特务组织成立发展的时代背景、基本状况，以及他和他的部属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对人民所犯的罪行；第三部则着重介绍八年抗战期间，戴笠的权势及其特务组织恶性膨胀的前因后果，以及戴笠及其团体既抗日又反共，忠实执行蒋介石“曲线救国”方针，竭尽愚忠之种种……

本书最大特点是能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戴笠的思想发展脉络、特务组织成立发展的历史背景及戴笠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都交代得较为清楚：同时对戴笠个人的思想情感、婚姻爱情也作了较为翔实细腻的描写，把一个有血有肉的反而人物活生生地摆在了读者面前。这也正是我对此书感到满意之处。我希望广大读者看完此书之后，也会有此同感。

1991年8月干北京

戴笠一死，数万人的军统局立即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当时，全国上下渴望和平、民主，要求撤销特务机构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往与军统矛盾重重的陈立夫、陈果夫等，也乘机高喊裁减、压缩军统，以加强自身的职权。尽管老蒋有心偏袒军统，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能不有所考虑。更为严重的是，戴笠暴死，军统局群龙无首，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戴笠在世时，军统数万人均以戴笠为核心，无人敢拉帮结派，组织小团体。但他一死，郑介民、唐纵、毛人风三人之间，立即展开了一场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争斗。下面的喽哕们也开始寻找新的靠山。当时，老蒋委郑介民为代理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兼主任秘书，唐纵则按戴笠生前的意愿，被委为警察总署署长。他们三人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却钩心斗角。下面的喽啰们也随他们分成了三派，即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毛人风为首的江浙派以及唐纵为首的湖南派。三派之间不仅为争财产、争公秘职务闹得不可开交，而且对外界所高喊的“压缩、裁减”军统的反应，也太相径庭。郑介民向来爱研究理论，不愿过问具体事务，加上他当时奉命在北平兼任军调部执行委员，正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中共谈判，根本无暇顾及军统工作，因此对压缩裁减人员并不反对。而唐纵自被委任为警察总署署长之后，只想从军统多分些财产，对其他人员的安排及部属的出路漠不关心，他甚至一再强调，没有正式警校学历者，不得参加警察工作，其目的无非是避免郑、毛两派的人挤进警察总署。只有毛人凤及其江浙派的人，仍想尽力保持戴笠所创办的这份“家业”。

戴笠死后不到两个月，郑介民匆匆从北平赶到重庆，迫于当时形势，提出了精减人员、缩小机构的建议。唐纵自然无所不可；毛人风想提出异议，却又自知既无戴笠掌握人员的能力和威望，又无戴笠捞钱的心智和本领，最后也只好同意郑介民的建议。于是他们按郑介民的提议，决定把周伟龙为首的5万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别动队，按戴笠生前制定的方案，全部移交交警总队，剩下的5万内外勤特务中，只保留抗战前就参加了特务处的“核心人员”和抗战期间正式从各特训班毕业的“基本人员”，而那些陆陆续续从其他单位吸收进来的特务，或通过私人关系介绍进来，未经特殊训练的特务，则一律裁汰。与此同时，他们还把戴笠生前念念不忘的上千个“因公殉职”的特务的遗眷，来了个一次性处理，以甩掉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

就这样，军统局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对内部人员作了大量的调整精减，有的单位被撤销，有的单位被合并，未经正规特务训练的被裁汰。就连一些老牌特务，只要本人提出申请，希望另谋出路，便立即予以批准，把戴笠曾规定的“许进不许出”的原则全部推翻了。这样一来，戴笠网罗的10万之众，一下子就压缩到了两万余人。可是军统局的名声太臭，全国人民对这个特务机构非常厌恶，因此军统局虽已作了大量精减，但社会上要求取缔这个特务机构的呼声仍然很高。为此，胡宗南、宋子文等戴笠的老友，出于对戴笠的怀念，建议并支持老蒋将军统局改头换面，以其他的名义保存下来。老蒋考虑再三，决定把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下属的保密局。这样既可以欺骗舆论，又能保存戴笠所创办的这个特务组织。1946年1O月，军统局正式改名为保密局，局长仍由郑介民兼任，毛人风为副局长兼主任秘书。唐纵主持的警察总署，至此，也就与保密局脱离了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另立门户了。

保密局成立之后，唐纵基本上退出了郑、毛之间的权力之争，而郑、毛二人间的矛盾却愈演愈烈。毛人风利用郑介民常驻北平之机，独揽保密局大权。当他得知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等为巴结郑介民，曾将许多私吞的日伪财产珠宝送给郑介民的老婆之后，便亲自飞往北平，以侵吞日伪财产、监守自盗、违法乱纪等罪名，将马汉三逮捕并枪杀。1947年，毛人风又利用郑介民的50寿诞，大做文章。他一方面怂恿沈醉等人，挑动各单位大送寿礼，给郑大办寿庆，另一方面又煽动特务遗眷拖儿带女去闹寿宴，从而对郑造成极坏的影响。他便借此罗列郑的罪责，上报老蒋，终于把郑介民挤下了保密局局长的宝座，自己坐了上去。

毛人风上台之时，也正是蒋家王朝面临崩溃之际。当时国共谈判已彻底破裂，老蒋完全撕破了和谈的假面具，悍然挑起内战，大规模向人民解放区进犯。头半年，老蒋仗着他的400多万军队，夺取了解放区的100多座城市。这样一来，国民党的地盘扩大了，战线拉长了，随之而来的却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军队供给不足，兵力减少。老蒋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向西北、山东战场重点进攻的策略。

由于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国民党发起了猛烈反攻，老蒋在军事上渐渐由主动变成了被动，被迫转为防御局面。与此同时，国统区的经济发生了严重危机，人民挣扎在饥饿贫困的死亡线上，反蒋反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就连国民党内部的许多元老及各党派民主人士。也毅然站到了人民一边，形成了一股有力的反蒋、反独裁、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直接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在这两股强大力量的冲击下，蒋家王朝完全陷入了全面崩溃的绝境。为了挽救蒋家王朝的灭亡命运，保密局便成了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戴笠生前所培训的特务武装——交警总队，一批批被送往反共战场。戴笠生前所控制的帮会组织——“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也由徐亮负责，协助保密局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暗杀、绑架等活动。与此同时，毛人风还命刘启瑞、谈荣章等创立南京“大同新闻社”及《新华时报》，专门制造谣言，对中共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诬蔑，与中共创办的《新华日报》唱对台戏。

随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保密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也变得更加疯狂。

1947年底，保密局破获了北平、保定、兰州、西安等地的中共秘密电台，逮捕了以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参谋处长谢士炎、丁行为首的几十名中共地下党员，以及冯玉祥旧部——著名的“红色牧师”余心清等参与策动的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起义的反蒋人士。

1948年，保密局在西南地区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及其创办的《挺进报》，逮捕了包括许晓轩、江竹筠在内的百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与此同时，特务们还在昆明大肆镇压学生运动，打死打伤30多名爱国青年，并逮捕了300多名游行的学生。

当时，毛人凤常常自夸地说：“我们团体近一两年内，在反共方面所作出的成绩，远远超过了以往十多年的总和。”

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以及“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后，保密局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狂了。毛人风命令分布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长沙等大城市的特务，变本加厉地搜捕、屠杀中共地下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及进步学生。

1949年5月，毛森奉命在上海杀害了130多名革命人士，又派毛钟新等在长沙对正在酝酿起义的程潜、唐生智、唐生明等进行暗杀，但未能得逞。

1949年9月，周养浩奉命把杨虎城将军及宋绮云夫妇和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骗到重庆，暗杀于杨家山松林坡。与此同时，徐远举等奉命对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人犯”分批进行大屠杀。仅白公馆、渣滓洞两处，就秘密屠杀了：300多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特务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未能挽救蒋家王朝的灭亡命运。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保密局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分布在各地的下属特务组织，也随着解放大军的挺进而纷纷解体。1949年12月，保密局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以沈醉为少将站长的云南站，也随着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一道起义，投向了人民。至此，戴笠创办的这个特务机构，作为组织，已在大陆彻底消亡了。而这个组织的成员，则有的投向了人民，有的被逮捕，有的逃往了台湾，只有极少数潜伏下来……

当年被戴笠罗织到军统的江山籍同乡，如毛人风、毛万里、毛森、姜绍谟、周念行、王蒲臣及姜毅英等，大多逃往了台湾。而戴笠的独子戴藏宜、胞弟戴春榜，因忙于处理戴母的丧事，未来得及逃走，被人民政府捕获，因作恶多端及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华春荣等罪行而被镇压。戴氏一门还剩下戴笠的儿媳郑锡英及三个孙子、一个孙女。戴藏宣死后，郑锡英把女儿送给乡人，自己带着三个儿子回到衢州娘家，后又隐居到了上海。

1953年初，老蒋在台湾基本站稳脚跟之后，心血来潮，突然想起了为他竭尽愚忠数十年之久的戴笠及其遗属，这才下令让毛人风尽全力把戴笠的后裔从大陆接到台湾。于是，毛人凤派人潜回上海，与潜伏在上海公安局的特务接上关系，找到郑锡英，并为她们母子四人办妥了去香港的出境证。1954年年初，郑锡英将次子送给别人，让前来接应的特务顶替次子之名，她带着长子、幼子，随来人一道，先到香港，然后转往台湾定居。

至于胡蝶，戴笠死后，便又回到了香港，此后拍片不多，并曾一度息影，随夫经商。直至1959年方在影坛复出，1960年因主演《后门》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75年移居加拿大，1989年病逝，终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