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哭:弘光列传》作者李洁非这两年专于明末弘光朝的写作。《黑洞:弘光纪事》写了十个专题。这一本写人物,有末代皇帝朱由崧,弘光枢臣史可法,称为“明代苏武”的左懋第,以兵变致南明解体的左良玉,目为南京祸根的阮大铖,秦淮河畔苦闷的青春叛逆群体,大思想家黄宗羲,少年天才夏完淳,传奇说书家柳敬亭,“遗民现象”的典型徐枋等……他们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学生、妓女、艺人、学者、隐士、起义者,覆盖了当时社会多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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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野哭(弘光列传)/李洁非明史书系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李洁非 |
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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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野哭:弘光列传》作者李洁非这两年专于明末弘光朝的写作。《黑洞:弘光纪事》写了十个专题。这一本写人物,有末代皇帝朱由崧,弘光枢臣史可法,称为“明代苏武”的左懋第,以兵变致南明解体的左良玉,目为南京祸根的阮大铖,秦淮河畔苦闷的青春叛逆群体,大思想家黄宗羲,少年天才夏完淳,传奇说书家柳敬亭,“遗民现象”的典型徐枋等……他们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学生、妓女、艺人、学者、隐士、起义者,覆盖了当时社会多个层面。 内容推荐 《野哭:弘光列传》作者李洁非对短命仅一载的弘光朝感到不能放下,而想把它重新唤回于人们记忆,于是,钩故索旧,大书特书。《黑洞》把对弘光朝的所感所思,提炼为十个问题。《野哭》则换换方式和角度,借十余位在不同侧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加呈现。被安排于书中露面的,有朱明王朝确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有弘光枢臣和关键人物史可法,有称为“明代苏轼”的左懋第,有以兵变致南明解体的左良玉,有普遍目为南京祸根的阮大铖,有秦淮河畔苦闷的青春叛逆群体,有时代思想高度的体现者黄宗羲,有以十七龄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有传奇说书家柳敬亭,有“遗民现象”的典型徐枋等……他们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学生、妓女、艺人、学者、隐士、起义者,非常广泛,覆盖了社会多个层面,故可称为弘光列传,是一部弘光朝的《史记》。 目录 序 朱由崧:偶然的谢幕人 左懋第:一个人的证明 史可法:抛骨竟无家 四镇:孤城落日斗兵稀 名姬名士:革命和爱情 黄宗羲:裸葬的情怀 阮大铖:诗与人 夏完淳:才子+英雄 柳敬亭:被删改的传奇 龚鼎孳:我原要死,小妾不肯 徐汧:士与死 左良玉:杀掠甚于流贼 徐枋:绝代之隐 附:辛巳、壬午开封之围 后记 试读章节 一 我们接触一个人,不论在现实中或借助于想象,首先会在意他的模样,即平时所谓“音容笑貌”者。究其原因,尽管我们不是相面家,却对来自相貌的各种信息充满渴望,如不能觅得,就有雾失楼台之感,好像难以真正走近那个人。谈起弘光皇帝朱由崧,我便颇有此感。古代为帝王者,御容都要经宫廷画师描摹成图,虽往往加以美化,或者,因刻意比附隆准大耳一类所谓“帝王之相”而流于雷同,却总各有影绘存世。明代凡在南北紫禁城龙床上坐过之人,太祖朱元璋起,都有写真;惟两位例外,一位是惠文帝朱允炆,一位便是后来庙号安宗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朱允炆画像原来想必是有的,而被他的叔父朱棣抹得干干净净。、至于朱由崧,考虑到满清对崇祯以后史料能毁即毁,也不能断言他的形容根本不曾敷于纸墨,但作为眼前实际,我们确实不曾见到。说到这一点,他还不如自己的好些臣子。后者在刻行于世的文集中,或在族谱宗祠里,还往往留有图形。我又曾指望到文字资料中,找到有关他面貌的描写,结果也无所获。那些记述,只在意他的身份,不关心作为个人他有怎样的形态,纵有稍微具体些的笔触(那是很难一见的),仅及于他衣着上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这种变化与他的身份、境遇有关。总之,无论图与文,我们都得不到对于他面貌的认知。一次,从《眉叟年谱》读到对南巡时康熙形象的描绘:“予随众瞻仰,见圣容微黑,大鼻三须,坐船首,一人旁执盖。”虽着笔甚简,视线亦属遥遥一瞥,但还是给出了玄烨具体的形象。我对朱由崧形象所欲得者,仅此亦可,而竞不能。 这除了使我有些惊讶,也引起别的思索。他也许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但好歹曾为君上,在世间的痕迹怎会如此之浅?当世之人为何不约而同给他以同样的忽视?那张脸,好像可有可无,不值一提。也许,并不出于忽视,而是来自一种虚离感。他短暂生涯,本有许多断断续续、亦实亦幻、真假难辨之处;而在南京的一年,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萍飘蓬转,即之则杳,有如匆匆过客。从这意义上说,形象的阙如,似乎倒比较真实地反映着他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处境——一种令人悬疑困惑的幻影般的存在。 二 其实,他的存在有真实的一面。这种真实性,直到少年时代还很具体。他生于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乙巳日,换成公历则是1607年9月5日。父亲是万历皇帝第三子、福王朱常洵,母亲姓姚。他的乳名叫福八,听上去容易误为朱常洵第八子,其实是长子,且别无兄弟。母亲姚氏大概死得早,后来被他从河南迎到南京的母后邹氏,并非本生母。他应该算北京人,不光生在那里,且一直长到七岁才离开。万历四十二年,经过久拖、耗费无数口舌乃至酿成宫廷谜案之后,万历皇帝终于决定福王去洛阳就藩。朱由崧在那里度过平静的二十七年,平静到没有多少消息,我们只知这段时间他先是受封为德昌王,后晋福王世子。对于乃父的生活,《明史》亦仅以“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一语蔽之。 经过二十来年的沉寂,崇祯十四年起,有关福王一家的记载突然又多了起来。原因是李自成攻陷洛阳,朱常洵惨死。这件事,让福王一家重回社会聚光灯下。二十年前,由于“三案”缘故,他们曾占据这样的位置,随着崇祯即位、钦定逆案,波澜平伏,事情渐渐过去,他们也淡出政治焦点,在洛阳过自己花天酒地的日子。而那个冬天,朱常洵被杀,且死得那样恐怖——尸身被分割,与鹿肉同煮,名为“福禄宴”一震惊了全国。作为最有钱势的亲王,朱常洵如此下场,无疑是深刻象征,而刺痛很多人的神经。深受打击的,包括崇祯皇帝本人。洛阳事变后,他派人四处找寻堂弟下落,当听到朱由崧流落民间、衣不蔽体的汇报,皇帝泫然泪下,专门拨银三万一千两,派司礼监王裕民送去。以当时国库的捉襟见肘,这笔钱已是巨款,从中可以体会崇祯内心浓厚的悲郁与恐惧。过了几个月,又颁旨朱由崧嗣福王位。 随着洛阳之变,原来寂寂无闻的福世子开始受到舆论关注,他的逃脱,他的流浪,他的穷困,他的寄人篱下……频频见诸报道和记述。有关他的故事如此之多,大大超过他过去二十多年经历的总和。照理说,他的形象应该由此变得清晰和具体了,实际却刚好相反。他的确越来越多在各种传闻里被提及和曝光,但他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一点,反而更加混乱。有关他的描述,充满了道听途说,在时间、地点和过程上淆乱不一。这明显是乱世的作用。比如,他如何从洛阳脱身,以及脱身后到卫辉依潞王朱常涝这段时间当中的行止,既不确定也不连贯,至今史家不能使之凿实、次第完述,都只能囫囵了事。这留下了许多疑点,而各种对他的怀疑也就趁隙而人,直至有真假福王之论。 到此回看其平生,也有趣得紧:幼年他的消息少而简单,但那时他的真实性反而不成问题;现在消息虽然越来越多,他却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表面上,他愈益进入人们视野,实际却离大家越来越远。这颇像结构主义中所指与能指之间那种奇妙的关系,能指愈丰富,所指便愈模糊。朱由崧从福八而福王,从福王而弘光皇帝,在历史舞台上一步步由远而近,渐渐趋向最前台;但当他终于站在大家面前,大家反而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P3-5 序言 两年间,都在从事关于明末弘光朝的写作。去年写完一本,《黑洞:弘光纪事》,是从专题的角度来写,写了十个问题。这一本写人物,名之《野哭:弘光列传》。 书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细林野哭》。我在《夏完淳集》里一见到,就被“野哭”两个字攫住了,觉得有股异样的力量。“野”在古汉语,有无家、荒芜并兼野鄙陋文诸意。“野哭”并非只在完淳的笔下出现过,其他朝代,亦有以此为题赋诗者,如唐刘叉之七古,清沈曾植之五律等;但我感觉,似乎用于明清易代之际,这词才格外有百感交集的况味。 弘光年,是明为清亡真正而确切的时间。中国历史,在此面临一个大节点。盖自宋代以来,中国自身文明经二千年世界领先的农业生产、社会发展所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已开始闪现向新的文明阶段跃升或转型的轨迹,《万历十五年》曾称宋代诸多方面“已如现代国家”。惜为蒙元所灭,上述进程中断一百年。好在这一百年,从全球范围看,时间尚不紧迫;中国还耽误得起。蒙元被逐,重回荒漠,明继宋起,在思想、文化以及经济发展上,全面祧续宋人。明是个很奇特的朝代,一面很是衰迈、昏黯以至暴虐,一面又孕育着朝气蓬勃的社会历史因素,逮至万历间,各种突破迹象已十分明显。然天不佑中华,明朝自身积攒的激烈社会矛盾终于爆发而导致严重内乱,同时,曾为蒙古所败的金人后裔,在沉沦荒蛮、几近湮灭三百年后,重获新生,日渐具备强大破坏力,而益为明朝大患。内外双忧,并至齐发。明遂先于甲申年(1644)失北都,复于乙酉年(1645)丧南京,终于灭亡。这是继宋亡之后,作为汉族国家的中国第二次整体亡国。但这次后果更为惨痛,原因是同时西方的欧洲也开始其现代转型。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积累来看,东西方世界本可谓棋逢对手、铢两悉称,正待好好比试一番。可惜,中国却因一个意外情形,从竞赛中退出了——好比奥运会选手在起跑时却突然退赛。 我们于中国因被满清所主所遭受真正损失的解读,不在民族主义方面或感情。这当中,过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谈论的,是新统治者与中国文明之间有很大的落差。随之,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本身创新能力已然不足,次而,作为异族入主者又势必采取精神思想的高压与箍束。两个因素交织,造成各种羁绊,令中国活力顿失,而严重拖了历史后腿。事实证明,有清一代,中国虽能秉其发达农业之优势,以及在东方暂无敌手之地利,续其强盛国势至康雍乾时期,但在思想、制度和经济上,却无变革迹象。满清的好处是,总算比蒙元能识良莠,虚心接受、学习和融入高等的文化;而它的问题是,受制于自身高度,只能亦步亦趋,照搬照抄前朝,论创新的能力,实在不足观。这对中国,无形中是多大拖累,后人很难设身处地体会到。实际以明代最后五十年思想、政治、社会的情形来看,若非这一干扰,中国经过当时业已启动的思想启蒙,得以进入制度变革、完成历史蜕变,可能性相当大。然而,异族统治尤其是文化落差,突然间扭转了历史方向。中国落在西方后头,关键就在这二百余年。我对满人这民族不抱偏见,但从历史角度说,满清统治在搅扰中国历史进程这一点上,实难辞其咎。此事若发生在中世纪,犹可另当别论。晋以后北中国有五胡之乱,唐以后五代也曾短暂如此,后来金灭北宋、蒙古亡南宋,每一次都对文明造成破坏与羁绊,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但我们觉得基本可以仅作为民族冲突来看,还谈不上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那是因为,第一,整个人类文明尚未到打开一扇新门的时候,世界历史还处在旧的格局当中;第二,中国自身也没有真正的新萌芽发育和生长,社会生产力以及配套的制度还算适合、够用,变革与突破的要求实际并未如何感受到。可十七世纪全然不同,人类近代化已肇其端始,中国在旧制度下的苦闷也忍无可忍、正待喷薄欲发,偏偏这个当口,满清来这么一下子,真的令人扼腕。 故而明亡时刻,主要在这一层,才是中国历史值得高度关注的重大节点。对于它的历史与文化后果,当时中国不少杰出人物,便有明白的认识或强烈预感,后来反而认识不如当时清楚。鸦片战争以迄日本侵华,中国有将近百年处在生死存亡之间,故明季这段历史,因此被“触景生情”,更多从亡国之痛、民族冲突意义上,被近世夺为酒杯,浇“爱国”之块垒,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抑或不可,问题在于这段历史本身所含问题及所达深度,实际远逾乎此。我觉得,黄宗羲、吕留良、徐枋等人思想里都隐约有这样的看法:明亡本身无甚可“痛”;可“痛”者,乃是明为清亡,亦即先进文明被落后文明所毁。那意味着,中国从一个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大幅跌落并裹足不前。这才是明清鼎革无限悲凉处,不知此,对于“野哭”二字只怕难会其意。 不能从文明的损失着眼,石=乞砣于民族情绪,会使我们错失这段历史的真正教益。对各国历史来说,民族问题其实都是动态的,古代中国讲“夷夏之辨”,但这字眼简直无法作历史的推求,不要说满清、蒙古、西域诸族,如果推到商代,连周人也算“外夷”。何况沿着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朝前走,往往还将去往反方向,实用主义地模糊一些是非。即以清朝来论,当它作为人侵者、亡中国者时,固然是被痛恨的,但当它为中国带来大片疆土之后,好多人又破涕为笑,荣耀地认作一个伟大朝代。将近四百年来,明清易代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就这样被模糊、被遗忘、被丢弃,而彼时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的苦痛酸辛,都成了过眼烟云。 我对短命仅一载的弘光朝感到不能放下,盖出于不忍以上况味就这样付诸流水,而想把它重新唤回于人们记忆,于是,钩故索旧、大书特书。《黑洞》把对弘光朝的所感所思,提炼为十个问题。《野哭》则换换方式和角度,借十余位在不同侧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加呈现。我希望,借助于选材,加上我初浅的研究与表现,让这有转折点意义的时刻,得还鲜明。 被安排于书中露面的,有朱明王朝确切的末代皇帝朱由崧,有弘光枢臣和关键人物史可法,有称为“明代苏武”的左懋第,有以兵变致南明解体的左良玉,有普遍目为南京祸根的阮大铖,有秦淮河畔苦闷的青春叛逆群体,有时代思想高度的体现者黄宗羲,有以十七龄慷慨赴死的少年天才夏完淳,有传奇说书家柳敬亭,有“遗民现象”的典型徐枋……他们的身份,涉及帝王、武人、士大夫、学生、妓女、艺人、学者、隐士、起义者,还算广泛,覆盖了社会多个层面。 写作方法,也得考虑。过去说“文史不分家”,其实不对。文、史是分家的,或者说应该分家。文学和史学,一为艺术,一为学问;一个是主观、情感的表现,一个是客观、事实的陈述。不分家,既不合道理,还有不少副作用。中国史学某些先天不足,即因“文史不分家”而来。或者以美恶代替事实,或者视史撰如说部,觉得添油加醋、“支离构辞,穿凿会巧”,关系不大。所以对本书这一类写作来说,“文”与“史”的确是一对矛盾,处理不善,极易“以文害史”。我给自己立了规矩:文史分家,才学相济。前半句讲要以史学为本,绝不让文学的东西有损史学;后半句讲另一面,即才足以济学,不能只剩下干巴巴的“学”,成了寻章摘句、掉书袋,而触碰不到历史的人性内涵。 具体讲,直到现在,关于传记写作还有不少人主张可以虚构,认为写到细节的时候如果史料不足,只好用虚构和想象加以填补。诚然,写作者有他的难处,史料总有所不足、有所不能到,因此,发挥一些想象,加点虚构,好像在所不免。问题是,没有哪位作者高明到能够确保他的想象或虚构可以符合实际。由于自认不能这样高明,我是宁付阙如,绝不虚构。还有人认为,传记写作免不了来点虚构无关史料和事实,而是基于叙事美学的理由;似乎不如此,人物很难鲜活,个性挖掘和表现就不能深入。这只是一个错觉。小说极盛时代以来,作家们普遍习惯于或过分依赖虚构,好像文学性便等于虚构。其实,虚构既非文学性的来源,亦非它最上乘的功夫。离开虚构便有些不知所措,乃是文章活性衰退所致。倘如语言有质感、有温度,非虚构非但不损失文学性,相反本身就带来独特的文章之美和阅读快感。当然,我们也确读到很多乏味的、史学足而文学不足的传记作品,但它们的问题都出在语言上,并非因为不擅虚构。 既然不用虚构,《野哭》便奉行“有一件材料说一分话”,做到人物言行(哪怕只言片语)、事件始末(哪怕细枝末节)无一字无来历,全都有案可稽。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引文,据自何人何书,从版本到页码,我们都备具其详,以便验核。我没办法保证这些材料的原始真实性,但可以保证自己不曾脱离史料,另外虚构或杜撰过什么。这当中,有时涉及到同一事不同材料间的差异,倘在能力范围内,我也试予考证、辨疏(例如史可法的生年问题),以求去伪存真。 这样做,真正目的是想对历史拿出诚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一直缺乏的,而且越来越缺乏。虽然对历史的诚意,并不在于形式,但以我们现实来论,即便只是形式,也非常重要。形式至少有助于约束我们,不是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说的每句话、每件事是有出处的,可查可考;这样,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夹带私货了,别人可以立予核实、指出或提出商榷。 历史需要敬畏。谑弄历史,无利可图。以历史为妾妇,呼来斥去,有时颇为快意,但就如课堂上不好好听讲、调皮捣乱的学生,到头来要懊悔的只有他自己。历史是一位好老师,它嘴里说出的每句话,都是可让人受益解惑的知识,应该注意听讲。 与此相关,又有四个字:尊重古人。可能是自视高明,当代史学多年来惯于对古人颐指气使。有时横加指责和训斥,有时相反,用当代思想感情拔高古人。对人对事都是如此,屡用今天义理来裁量,或强求、或曲解。姑举一例,比如史可法,有人嫉之如仇,原因居然是他为弘光朝制订政策时置“灭寇”第一而以“御虏”第二。然而,身为明朝大臣,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时,李自成对明朝有“君父之仇”,满清名义上却替明朝报了这君父之仇(此即为何起初明室以“申包胥哭秦庭”故事视吴三桂借兵)。依礼法来论,“灭寇”第一乃明朝必有之义,不单史可法,孙可法、张可法、胡可法,不拘谁当那个东阁大学士,都得这么制订政策。今人尽可因自己立场而爱戴李白成,但若嗔怪明朝的首相史可法不具同样感情,就不免鸡同鸭讲了。凡此,即因不守“当时事,当时语”的原则,而那不过是史学不失客观性的起码要求。后人或许是比古人高明,但不要以此笑古人,古代的事情有它自身道理和原由,嘲笑和批判之前,至少该向读者讲清楚古人何以作此想、有此举。 类似还如孙中山称赞洪承畴:“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较之当年,竟是南辕北辙了。关于“生灵不涂炭”,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降清实在不能说起到这种作用。清兵入关后,北方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后来到了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故而,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俗白地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扩大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便对事情另抱一种观点。但依同样逻辑,吴三桂的形象是不是也该变一下呢?看不出为何厚此薄彼。莫非因为吴三桂后又反清,洪承畴却只对大清忠心耿耿?古时有古时的语境和是非,因而比较稳妥的办法是,一面可以就古今的不同做出说明,一面对过往历史还是坚持“当时事,当时语”,不妄自改易,否则就会人为造成很多混乱,终至于无法收拾。 略事申陈,权为引子。 后记 本书以弘光为时间概念来选材,但弘光朝本身为时仅一年,没有哪个人物活动范围真正以此为限。故而它主要是一个历史聚焦点,从明清易代的意义上,构成一种辐射和联系。 因此说明一下,有些人和事,并不严格处在这时间概念下,例如龚鼎孳在北降清、未人弘光,夏完淳、徐枋以至于黄宗羲等人的故事情节,也多在弘光之后。不过,他们一来以不同方式与弘光历史相关联,二来时代透过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典型。假如我们于“弘光”,不止看作甲申年五月至乙酉年五月那十二个月份,而作为明清易代的历史节点来看,那么应该说他们之于本书主题,都还不失代表性。 另外,《辛巳、壬午开封之围》一篇,写的是事件而非人物,且时在崇祯间,但提供了很多来龙去脉,对了解后事是用得着的线索和背景,故亦以附文阑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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