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别编写的。书中收录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杜鲁门和平研究中心主任史扶邻教授的两篇专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并将史扶邻教授精选的散见于海外书刊中他撰写的5篇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论文作为《附录》呈现。该书作者除对两部原译本再仔细审校外,还对书中的个别地方作了技术性的订正,务求更准确地表达原作者史扶邻教授的原意。这部著作对一个严酷的时代中的重要人物所作的描述,是最详尽和最具有权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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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上下)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美)史扶邻 |
出版社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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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别编写的。书中收录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杜鲁门和平研究中心主任史扶邻教授的两篇专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并将史扶邻教授精选的散见于海外书刊中他撰写的5篇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论文作为《附录》呈现。该书作者除对两部原译本再仔细审校外,还对书中的个别地方作了技术性的订正,务求更准确地表达原作者史扶邻教授的原意。这部著作对一个严酷的时代中的重要人物所作的描述,是最详尽和最具有权威性的。 内容推荐 本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经原作者史扶邻教授同意,将他的两本专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的中译本合为一册,并将他精选的、由其本人撰写的散见于海外书刊的几篇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论文作为《附录》,结集出版,并与原作者史扶邻教授商定,将书名定为《孙中山与中国革命》。 本书汲入大量珍贵资料,条分缕析地探讨孙中山一生行事、思想发展的轨迹及有关事件,被海内外学者誉为有关孙中山的“最详尽和最具权威性”的上乘传记之作,“是孙中山先生生平研究的力作丰碑”。 目录 上卷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中译本前言(一) 金冲及/3 中译本前言(二) 章开沅/10 中译本序 史扶邻/13 一、导言/14 二、孙中山:早期的影响/20 三、兴中会的建立/40 四、1895年的广州密谋/50 五、伦敦蒙难/77 六、东京对大陆的重新渗透/106 七、李鸿章、卜力与何启/131 八、惠州起义/154 九、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180 十、民族主义和革命的语言/198 十一、孙中山:一个新的转折/209 十二、建立同盟会/237 书目索引/253 下卷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 中译本前言(一) 金冲及/275 中译本前言(二) 胡绳武/279 中译本前言(三) 黄石华/286 中译本前言(四) 江绍伦/289 中译本序(一) 史扶邻/293 中译本序(二) 史扶邻/294 一、成为职业革命家/295 二、谋求“善意的中立”/314 三、外无援手/330 四、投身民族主义的洪流/340 五、辛亥革命/353 六、捍卫革命精神/381 七、顺应新的潮流/404 后记:勉为其难的革命家 史扶邻/442 注解/444 附录 孙中山与日本人(1914~1916) 史扶邻/461 孙中山早期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的由来和涵义 史扶邻/474 孙中山的政治作风:坚持目的与灵活运用 史扶邻/489 孙中山: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典范 史扶邻/496 孙中山的精神遗产与中国的21世纪挑战 史扶邻/508 试读章节 二、孙中山:早期的影响 由于广东省的香山县靠近香港和澳门这两处欧洲人在东亚最早的飞地,所以最早介绍西方的情况和制度的中国人大都出自这里。在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孙中山,后来这个县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中山县。孙中山于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香山县翠亨村,名文,字帝象。 翠亨村约有100户人家,大多从事农业和捕鱼。由于这里山多石多,田地有限,一些男人便到附近的城市澳门和广州做工以资补贴,还有一些人则经商。因此,翠亨村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村庄;甚至富有的城镇居民也在这里盖了避暑的别墅。和广东、福建沿海的其他乡村一样,翠亨村也有许多人到东南亚和西方侨居,与这些侨民接触,有助于开阔村民的眼界,使他们产生种种希望。 对孙中山的家庭来说,移居国外是极为重要的。他们原来赤贫如洗,父亲孙达成只有一点土地,只得靠务农、当小贩和在澳门做裁缝为生。孙文出生以后,他在村里又找到更夫的工作。此时他已54岁了,这个家庭的前景非常暗淡。5年后,他明知移居国外有种种危险(他的两个弟弟为了寻找黄金死在加利福尼亚),但他还是决定让长子孙眉跟随他的舅舅到夏威夷去,他的舅舅在那儿经商。孙眉虽然精力充沛,但是是一个浮躁好动、喜欢玩乐的人,据说他父亲乐于让他离开。 夏威夷给孙眉的冒险精神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在此期间,夏威夷正盛行种植中国水稻,他起初作为农业劳动者受雇于别的香山侨民。后来他在舅舅的帮助下,与人家合伙建立农场,并在檀香山开了一间店铺。钱开始源源不断地汇到家里。孙眉对于自己辉煌成就的叙述,对于这个群岛的富庶和自由主义政府的描写,深深地吸引了他的弟弟,使他的弟弟产生了想到他那里去的念头。 1878年,成了家庭的恩人和村子里的英雄的孙眉荣归故里,他的父亲要给他完婚。12岁的孙文渴望跟他的哥哥一同去,但是他不得不等到第二年他母亲到檀香山探望他哥哥时,才把他带去并把他留给孙眉照料。 在村里,孙中山只受了启蒙教育。虽然他读过传统的发蒙课本,接着读过四书五经,但由于家境贫寒影响了他的正规学校教育,因此对经典缺乏全面的修养。他受系统的教育是在夏威夷开始的。由于这时夏威夷群岛还没有华人学校,要上学只有到外国人办的学校去。即使是这些学校,中国孩子也不大去。但是孙眉决心让他的弟弟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希望他能超过自己在商业上的成就。孙文在哥哥的店铺里帮助做点事,通晓了珠算和簿记,但他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他后来进了意奥兰尼书院,这是英国人在檀香山办的一所学校,它主要招收夏威夷孩子和夏威夷混血儿,但也招收数量有限的中国孩子。包括孙文在内的一些学生是寄宿生。 把孙中山安置在学校里,证明是对的。因为在短短几年中——至188l或1882年——孙眉就积累了足够的资本,着手一项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向夏威夷政府租了茂宜岛的土地,自己进行垦殖牧畜,并在茄荷蕾设一商肆,专销农牧产品。他的慷慨大方及领导能力,博得当地岛民的尊敬,他们称他“茂宜王”。 孙眉到茂宜后,使家庭富裕起来,但也使他的弟弟(像许多远离家乡的学生那样)更倾心于外国的影响,在学校里,他就置身于这种影响之中。 夏威夷当时处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但在英国圣公会教士韦礼士主教主持下的意奥兰尼书院却是反美和反吞并主义情绪的堡垒。这个学校的教师除一位是夏威夷人外,其余都是英国人,教课全用英语。结果是,孙中山对西方历史和西方制度的第一次品尝,那味道明显是英国风味的。事实上,对于孙中山后来拥护共和主义,这位主教(他是夏威夷拥护君主政体运动的代言人)不但没有可以称道的地方,相反,他后来极力否认孙中山在意奥兰尼书院期间,他曾传给孙中山一个“以策划阴谋反对地方当局的传统”。 尽管主教不承认,但是,如果说孙中山这时耳濡目染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立宪政府观念,是英国人民长期反对专制势力的斗争故事,那么,他在这个易受影响的时期留在意奥兰尼,对他后来致力于国内革命并不是没有关系的。由于意奥兰尼书院支持夏威夷的独立事业,抨击亲美的吞并主义者的图谋,因此,它也许应对孙中山后来产生亚洲人必须抵抗西方侵略的政治观念负责。 孙中山同基督教徒的交往(这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有着很大的影响)也始于意奥兰尼书院。韦礼士主教(他讲授基督教义课)后来暗示,孙中山若不是他的“异教亲属”的反对,便已经受洗了。据一个同学说,这位主教热切希望看到7个中国寄宿生成为基督教徒,为此请了一位年青的中国福音传教士每天下午给他们讲授经文。这些年轻人威胁说,如果讲授宗教,他们就要抵制这门课,并强迫那位福音传教士给他们讲中国历史,这时主教宣称,如果他们不愿听福音,他不会强迫他们。但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全体寄宿生,每个星期日都必须到圣安德勒大教堂去做礼拜,渐渐地,这些年轻的中国人便被吸引到基督教里去了。 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在意奥兰尼书院学到了西方的知识。初入学时,他一个英文字都不认识,3年后在毕业典礼上,他的英语语法得了二等奖,夏威夷国王架刺鸠亲自授奖。此外,意奥兰尼使他想得到更多的西方教育——比帮助他哥哥的事业所需要的还要多。 因此,又在哥哥的店铺里呆了一阵之后,孙中山进了当时该群岛的最高学府奥阿厚书院(即泮拿荷学校)。这所美国公理会学校设在奥阿厚(离檀香山两英里)的泮拿荷,在这里上学的都是同夏威夷福音会(公理会教友和长老会教徒)有关系的传教士的子女。在奥阿厚,孙中山对政治学和医学都有兴趣,甚至想到美国去继续深造。在这个环境里,他对基督教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孙中山对外国宗教的这种感情,使他在夏威夷的教育意外地结束了。孙眉对弟弟的进步本来高兴,甚至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登记在他的名下,但是他并不是为了让他的弟弟同中国的传统疏远而资助他受教育的。虽然孙眉从来没有显示过他有什么学者的才能,然而在学问和宗教问题上他却忠于传统的观念。在夏威夷的中国人中问,宗教问题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并已经使他们的团体发生分裂;孙眉参加了保守的一派。1883年,当孙文行将皈依基督教时,愤怒的孙眉便将他送回翠亨村,不让他再回来了。 孙中山在国内的行为,证实了他哥哥的担心。他在夏威夷所受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教育,同农民的习俗和信仰格格不入。不久,他和他的朋友陆皓东便以故意亵渎当地的木偶神像,震惊了他们的家庭和整个村子。于是,这两个偶像破坏者被驱逐出村。在这之前,孙中山就因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出了名:他热情地谈论太平天国——儿童时代村里传颂的英雄,谈论拿破仑和华盛顿这些他在夏威夷课本中读到的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 对于孙中山来说,从偏僻的乡问生活逃出来并继续求学是他所高兴的。他前往香港,进入一所英国教会学校——拔萃书室。同时,他开始跟基督教伦敦传道会会长区凤墀研究经史之学。这也许是对家庭的一个让步,也许是为了满足个人进一步学习中文的愿望。次年,即1884年4月,孙中山转人皇仁书院,这是一所著名的中等学校,就读的都是各国中产阶级的孩子。孙中山的父亲由于性格仁慈,大概给了他经济上的支持。 现在,孙中山决定正式皈依基督教。1884年,他由刚到中国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牧师施行了洗礼。同时受洗的还有孙中山的朋友陆皓东,陆后来成了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孙中山对喜嘉理和其他两位基督教牧师区凤墀、王煜初都有深厚的感情。施洗礼后,区牧师为孙中山起了个新名字:逸仙,这是“日新”的广州读音。 然而,孙中山尊重中国的传统,他仍然是个孝顺的儿子。1884(或1885)年5月7日,他回翠亨村完婚,这是他父母早已为他订下的。新娘卢慕贞(1867~1952)是一个商人的女儿,婚后她仍留在村里,孙中山则回香港求学去了。 在此期间,有关孙中山在国内的“恶劣行为”的消息传到孙眉耳里,这位哥哥对基督教的反感(孙中山的一位知己形容它是“荒谬的”)并未稍减,命孙中山回夏威夷去。这是两年里孙中山第一次接到哥哥的信,于是他顺从地返回茄荷蕾。但是,如果孙中山希望和解的话,他的哥哥却并非如此。孙眉要他交还先前给他的财产,据说还叫他“出去靠自己卖力为生”。另一个传说则说,孙眉试图要他在店里工作,学做生意,以洗涤他的异端思想。 不管具体细节如何,这是孙中山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然而他并不气馁,他前往檀香山找他的基督教朋友寻求帮助。他在意奥兰尼的同学钟工宇那里暂时住下,拜见了夏威夷布道会会讲广州话的业师芙兰谛文。当谛文牧师知道孙中山想回国继续深造时,便为他向朋友们筹募了必需的300美元,捐赠者中有一些是有势力的美国企业家。钟工宇也把他一个月的薪金5元钱捐献出来,还让孙中山在他的裁缝店里随意选用他所需的衣物。这样,在1886年春,孙中山穿着新衣服带了很少的钱回到中国。 孙眉终于认识到他的弟弟决心要选择自己的道路,也就决定言归于好,通过由他父亲转交汇款的办法恢复对他弟弟的资助。1888年父亲去世时,兄弟俩已完全和好了。此后,孙眉的忠实支持在孙中山的生涯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资助了孙中山的职业训练,最先促进了他革命的政治活动。孙中山的基督教徒同胞和西方朋友——那些曾引起孙眉怀疑的传教士和老师——则提供其他的帮助。在后来孙中山走投无路时,他还多次地向这些人求助。 P20-25 序言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杜鲁门和平研究中心主任史扶邻教授,是著名的孙中山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两书的英文原著和中译本刊行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热烈的反响,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英文原著于1968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西方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对它赞扬备至。有的说:“史扶邻这本包括了孙中山头40年历史的书,是西方学术成就中的里程碑。”“应该是孙中山青年时期的标准著述。”有的说:“这是本世纪学术成就中不可替代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特地为这本书作序,并说:“这部著作对于一个严酷的时代中的重要人物所作的描述,是最详尽和最具权威性的。”1969年,这部书获美国史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英文原著于1980年由利特尔·布朗有限公司出版。此书一问世,与前者一样,得到了国外学术界广泛的好评。说这部书汲入大量珍贵资料,条分缕析地探讨孙中山一生行事、思璁发展的轨迹及有关事件,称它和《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样,是最具权威性的、最详尽的上乘之作。史扶邻教授解释说,他称孙中山为“勉为其难的革命家”,“是从积极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的,意谓孙中山不愿意充当革命者通常需要做的无情残酷的角色”。换言之,孙中山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他指出,当谈到一个献身革命并实际上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和军事征讨的人物时,上述说法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我认为孙中山不愿采用暴力手段而寻求达其目标的别的方法,体现了他的博爱精神。此外,我试图说明,孙中山所作的许多妥协,是内外环境使然。”金冲及教授说,“这个解释是可以接受的。” 倘若把上述两本书粗略地加以比较,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前者研究的是孙中山早期的活动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篇幅较大,有许多缜密细微的分析;后者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孙中山一生的历史,篇幅只稍多于前者的一半,这自然预示着它将更多地从大处着眼,着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孙中山的生平和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及孙中山所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史扶邻教授在后者的《中译本序》中说: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一般读者很想了解他的生平和时代,本书主要是为这些人写的”。同时,“希望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和学者,也能从本书找到一些有价值及有趣的东西”。 史扶邻教授的这两本书虽有上述的不同,但彼此又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同一个作者的著作,通常总是保持他那独有的鲜明的个性。作者在前一本书中的优点,同样强烈地反映在后一本书中。后者的写法可以舍弃一些较次要的细节,篇幅更集中,它是作者又经过12年研究后写的,所以它的优点甚至比前者更突出。 鉴于上述,当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立即受到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的广大读者和学界的欢迎。为此,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将此书再版,还出了精装本。史扶邻教授特为此写了《中译本序》。金冲及教授和章开沅教授为之写了《中译本前言》。 金冲及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一开头就指出:“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在近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大量研究著作中,要算是最重要的一部了。”他说,读一读史扶邻教授的这部著作,对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来说,确实很有好处。它的好处,“我想至少有两点:第一,可以了解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研究状况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观点。第二,也可以从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金冲及教授还说,史扶邻教授的这部书“富有历史感。他把孙中山初期走过的道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并且力图探索和说明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这就比某些历史著作只罗列一大堆历史现象,或者作一些枯燥的静止的分析,要深刻得多,对读者也有吸引力得多”。金冲及教授还指出,这部书对中国读者来说,尤其容易引起兴趣的,是书中引用了“大量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档案,当时外文报纸上的评论、报道和其他外文材料,以及经过作者细心的分析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这对于我们了解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是很有帮助的。 章开沅教授也在本书的《中译本前言》中说,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这本书,从资料的丰富和论述的严谨两方面来看,都超过了以往在海外流行的几本孙中山传记。作者的功力之勤,不仅表现在从档案、报纸、口碑中广泛搜集资料,而且更表现在对于许多历史记述作了认真的考订”。章开沅教授还指出,史扶邻教授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者,不像有些西方作者那样囿于所谓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把为殖民主义辩护的那一套“西方影响”等于近代化的简单模式强加于中国近代史。他力图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既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曾经起过的进步影响,又认真剖析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帝国主义性质。他没有过多地强调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消极落后因素,而是认真说明这些斗争是殖民主义各种形式压迫所引起的强烈反抗,“这就与某些曾经流行过的西方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大异其情趣”。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译本,于1996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此书一面世,就深得广大读者和学界的热烈欢迎和好评,称“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篇幅不大,但很精彩”;还有的说“史扶邻教授之《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系国际史学界公认的研究孙中山的扛鼎著作之一,持论之公允,史料之翔实,当无出其右者”。史扶邻教授为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前后写了两篇《中译本序》和《后记》。金冲及、-胡绳武、黄石华、江绍伦四位教授为之写了《中译本前言》。 金冲及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中说,作者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重要优点,同样强烈地反映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一书中,甚至比前者表现得更突出。他还说,和《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样,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一书中亦引用了丰富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当时的外文报刊和私人通信中的材料,吸收了大量西方学者对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不少是许多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所不熟悉的。“这对我们研究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特别是许多事件的国际背景是很有助益的。” 胡绳武教授也在《中译本前言》中写道:“我相信这部书的中译本出版后,对中国的读者会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广大读者会“从本书中找到一些有价值及有趣的东西”。 黄石华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中也说:“我以为读者通过阅读史扶邻教授的这两本书,尤其是能窥见孙中山生平全貌的《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至少可得如下三方面好处:其一,可以了解西方史学界研究孙中山的状况及他们所持的观点;其二,因作者所Tz夫甚大,有关的第一手及重要的第二手资料搜集极齐全,故读者可从中获得不少迄今为止国内未见的新史料;其三,可受到启迪。”他还表示,他郑重地向海峡两岸同胞和全球炎黄子孙及所有尊崇孙中山的人们,推介史扶邻教授的研究孙中山的这部力作。。 江绍伦教授也说,史扶邻教授的原著中译本的出版“意义重大,这给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有关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多元性的史料和启发性的判断方法”。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广大读者和学界给予史扶邻教授的两本书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有的读者说:“1996年出版的《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译本印数太少了,书店已很久见不到,欲求索而不可得。”由于两书中译本出版多年,广大读者四处求觅而难于找到,故极有再版的必要。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很有见地,将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的中译本合为一册,并将史扶邻教授精选的散见于海外书刊中他撰写的5篇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论文作为《附录》,结集出版,还与原作者史扶邻教授商定,将书名定为《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史扶邻教授还特地为本书作序。译者除对两部原译本再仔细审校外,还对书中的个别地方作了技术性的订正,务求更准确地表达原作者史扶邻教授的原意。金以林教授参与了《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的翻译工作。在这次再版过程中,得金冲及、胡绳武、章开沅、黄彦、黄石华、李小平等教授及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李广洁及蒙莉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所见不周和受客观条件限制,对原著中的少部分引文未能找到资料加以核对,请读者引用时加以注意。 丘权政 符致兴 2010年6月8日于北京 书评(媒体评论) 在近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大量研究著作中,本书要算是最重要的一部了。 ——金冲及 这部著作对一个严酷的时代中的重要人物所作的描述,是最详尽和最具有权威性的。 ——[美]费正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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