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雪域之天堂触手可及。
在这里,记忆冲破时空的枷锁。
在这里,人们思索过去和未来。
在这里,失落的信仰终被寻回。
一本书,一个人,一份坚定的信仰,一种彻悟的力量。
《那时西藏(精)》由徐家树著:一百余幅穿越时空的藏地影像,带你探寻三十年秘境记忆。
“西藏,我自知与你的缘分未尽。在未来,我们或许很快还会相见,但是,见与不见,时光也无法将你从我的生命中抹去。在你的腹地之中穿行,是一次我与大地、神灵、自我的对话。如今,布达拉宫观者如云,大昭寺前游客成群,青藏高原不再神秘。但藏地在我心中,仍是一块圣洁之地。内心常祈求上苍,再赐我十年的精力和体力,让我能再次漫步于青藏高原,拍摄记录内心的感动和感恩。世间变幻,那过往的藏地影像将永存。”——徐家树
三十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近半生的年华。
三十年,他一直坚持往返信仰之地。
从一个挚爱藏地的摄影爱好者,到用无数镜头和文字记录藏地的国际摄影家,从北半球,到南北球,纵然踏遍千山万水,他依旧会远渡重洋,往返藏地。
《那时西藏(精)》由徐家树著,本书通过极具现场感和震撼力的文字、摄影作品,呈现了摄影家三十年来往复藏地的旅行经历,以及长达三十年的西藏情缘。
《那时西藏(精)》适合旅游、摄影爱好者阅读。
夏河的夜
这第一次藏地旅行,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旅游总局举办的一次国际旅游展览。自我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已在大西北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我的本职工作是有机化工工程师,因为从小有着对绘画和摄影的爱好,常常被公司机关从厂里借调出来。那次展览,我被选中担任甘肃馆的总体设计工作,需要前往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寺进行采访拍摄。
七月中旬某个炎热的夏日,我们从兰州出发,抵达夏河县时,已是下午六点。八十年代的夏河县城,只有一条用碎石铺成的街道,长约一公里,街道两旁是一些破旧阴暗的藏族、回族手工作坊,制作一些牧民用的日用器具和宗教物品,如唐卡、转经轮、经幡和铜制的小佛像。沿着这条小道走到最西端,就是拉卜楞寺了,那里是一片山谷与河滩形成的盆地,寺庙的建筑群面朝南,对着松林覆盖的曼达拉山,背靠土黄色的龙山,湍急的大夏河在寺前山脚流过。
晚饭后,这条小道上已空无一人,暮色渐浓,凉风习习。银白色的月亮已升起在高原暗蓝色的夜空中。月光如水,混合着暗淡的黄色街灯,照亮了高低不平的碎石街道。街道两旁古老的作坊和店铺都已上了门板。
大大小小的野狗,有的在街上溜达,有的蜷缩在店铺前的青石板台阶上,眼前的景色,显得有点悲凉。
极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低沉的声音,好像是天际轰轰的雷鸣声,又好像是在夜空中巡视的天神轻轻地相互召唤。细听之下,却是诵经声。我缓缓西行,独自一人步入已成黑色剪影的庙群之中。灰紫色的暮色衬着暗蓝色的苍穹,大群乌鸦在高大的白色佛塔、红褐色的石块和黑白相间的大小殿堂上空盘旋。诵经声一点点近了,清晰了。它们从大经堂的高高围墙中传出,如海潮汹涌,一阵又一阵,低沉而有力,永无穷尽。
我孤独一人,站在暗蓝的苍穹下,沐浴在银白的月光中,沉浸在虔诚的诵经声里。我的内心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平静和从未有过的激动。这平静和激动同时出现,如灵光一闪!
如果说,当时的感受只是某种程度上的心灵触动和醒悟,那么第二天的经历,终于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强烈冲击,成为铭刻在我心中的毕生烙印。
唤起内心的诉求
第二天傍晚,我们开着吉普车从山坡上的小路开下来,开上县城唯一的主街。这时令我们非常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在街道两旁行走或在店铺中购物的藏民,不分男女老幼,都纷纷跪倒在街道上,朝着我们这辆缓缓而行的吉普车,双手合十,扑倒在地。一路上我们的汽车所到之处,人们不断地跪倒和祈祷,有的甚至全身都伏倒在粗糙的碎石地上。周围突然变得异样的宁静,静到只有我们的车轮与碎石地面滚压的咔咔声、人群伏地时的
声。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惊得目瞪口呆,心怦怦地跳。唯一能做的,只是本能地双手合十,默默地在心中祈求神,保佑眼前尘土中的芸芸众生。我从车子的前窗和小小的后窗望出去,街道前后再无别的车辆,只有我们这一辆汽车,孤零零地缓缓前行。我当时惊慌得忘记了手中的相机,但在我的脑海里,眼前的景象已经永远定格下来:在低垂的铅灰色云层下,在灰蒙蒙的暮色中,风扬起街上的尘土,卷起人们破旧的衣裤,吹乱他们粘满黄土的头发,人们长久地、默默地跪在路边,祈拜着。
这短短几分钟的经历,唤起了蕴藏在我内心中多年的诉求。原本这种诉求是模糊不清的,也许只是一种内在的、本能的冲动,像人在饥饿时对食物的欲求,在精神空虚时对目标的寻求和寄托。但从这一刻开始,这种追求一点点清晰起来。我明白了,那是我心灵上对寻找人生真谛、人生目的,寻找人世间的真、善、美的渴望。我忽然也明白了,这正是我在寻找的摄影主题,就是用摄影的方式,去发现人们的内心活动,去记录人们的精神信仰。在我第一次面对这些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时,我忽然意识到,他们也是一样,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苦苦地寻求着人生的答案,不懈地追求着他们的精神目标。
后来当地人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到的当天,嘉木样六世活佛也来到了拉卜楞寺,他的座驾也同样是一辆军绿色的北京吉普车。在这个偏远的山区,汽车是难得一见的,藏民们一定把我们的吉普车误认为是嘉木样六世活佛的座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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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记:影像与文字镌刻的天路心经
三十年前,在兰州工作的上海人徐家树首访甘肃藏地的时候,中国的西部交通大概还像古代边塞诗里描绘的那般闭塞。那次出行,不仅为其生平的首度地理和文化之探险,更开启了徐家树的天灵之门,随着他之后的屡屡深入藏地,别致的藏地人文图景化作一腔精髓,逐步塑造出日后成为摄影家的徐家树之个人创作的标志性主题与美学风格。
在当今交通便捷的迁徙时代,南来北往的时空旅行,不仅是置身别处的外在事实,更是一种触景生情的心境感悟。人生之宿命,或许就是世间之过客。而何为家国?人生旅途上的芸芸过客,凡游走于所到之处,若能得自我的心灵介入和感情参与,便正所谓“心之所在,即是家园”。
在安身立命于亚洲的中国上海、北京、兰州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之际,徐家树向往的灵魂之所在,竟然是离天最近的无边藏地,若果在那里真真抵达了他理想的精神归属,则不啻为一种人生之幸。徐家树在书中以文字和影像记录下当年藏地行旅之所见所闻所感,这书中的每一字每一影,就如藏人信徒一步一拜的虔诚朝圣征程,奉自身的血肉精神献于五体投地的漫漫长路,付之为一种超现实的人生寄托,融入切实的现世生活。
如此,徐家树将其过客人生的斑斑行迹,凝结为图文符码,镌刻成一部情感心经,以超脱世俗的态度,丰富了一个人的生命存在。于是藏地便化作了徐家树人生时空中的那方心灵原乡,在那里,他获得了生命的满足。哪怕这一切终归还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觉影像,但经由他亲眼目睹的感光、饱含情感的显影和浸入心像的定影,那幅幅藏文化照片的浮图佛图,终得演化成精神层面的佛陀浮屠,犹似佛眼透视着世俗红尘。
徐家树自言其著述“一切皆由心发,无障无碍,真诚流露”。于是,阅读他手写手摄的此书,感受那时西藏的原始与真实,我的感觉就如那年行旅到印度的佛教圣地佛陀迦耶,于婆娑冠盖的菩提树下,俯首拾得的一片脉络清晰而深远的菩提叶。
三十年间光与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徐家树镜头中的藏地图景,宛若能引起当代人如此之共鸣:旅行为自己提供了一种“退出和复返”的过程:从身不由己的凡俗生活中退出,让肉体和精神复返到超然冥想的境地。在冥想中,就能体验到时而强烈、时而宁静的心灵撞击;在探索中,往往能寻找到自我回归的生命意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同为《人民摄影》报的海外记者,我跟徐家树分驻美澳两地,互相写信通电话,神交已有十余载,而我和他却至今尚未谋面。期间他越洋邮寄给我两部他的译书(《世界的眼睛——马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和《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访谈录》),我则为《大众摄影》杂志写过一篇关于他藏地摄影的评论文章,并在第九届平遥国际摄影节的一项策展中选用了他的藏地艺术影像作品。此番他特邀我为本书作序,吾欣然命笔,不胜愉悦。
有法国某艺术家曾说过:“保留自己的感觉和情感的历史,等于活了两次,过去的将追回,而未来的也潜藏其中。”
读过徐家树此书,信哉此言。徐家树的藏地情结,并未至此为止,他还借此书结尾段寄语:“西藏,我自知与你的缘分未尽。在未来,我们或许很快还会相见,但是,见与不见,时光也无法将你从我的生命中抹去。在你的腹地之中穿行,是一次我与大地、神灵、自我的对话。世间变幻,那过往的藏地影像将永存。”
于此,我谨以藏语的“六字真言”遥祝挚友徐家树兄——唵、嘛、呢、叭、咪、吽!
王瑞
摄影评论家、策展人、摄影家
2013年4月7日写于洛杉矶桴舍
我与西藏
旅行为自己提供了一种“退出和复返”的过程:从身不由己的凡俗生活中退出,让肉体和精神复返到超然冥想的境地。在冥想中,就能体验到时而强烈、时而宁静的心灵撞击;在探索中,往往能寻找到自我回归的生死含义。
从我第一次去藏地旅行,到本书文稿修改完毕,三十多年过去了。即使从本书的初稿写成至今,也已有十四五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世态变幻,人事无常。书的初稿大约是在1998年年底开始动笔的,那年七月,我与兰州的朋友们去西藏旅行了一个月,白天虽然很辛苦,每天晚上到了住地,仍尽可能把白天的所见所感写下来:如果实在太晚或太累,没能在当天写完日记,大多都能在第二天途中停车休息时补上。从西藏回到澳大利亚后,我以那一个月的旅行日记为主线,穿插了以前很多次在藏地旅行时的见闻和感受,于1999年初写完了初稿,取名为“最近天堂的地方”。
我的三十年藏地旅行,在前二十年和后十多年之间,因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使我以为,今生今世与藏地的缘分已到了尽头。
2003年年初,我计划第二年的夏天再去西藏旅行,与兰州的朋友们确定了路线和日期,机票和签证也都办好了。为了适应高海拔地区的旅行,多年来我每天都进行体能锻炼,身体状况良好。行前一个月,儿子说应该做个血液检查。报告出来,竟意外地发现了可疑的指标。我们立即约了专科医生诊查,医生从活体切片中发现了癌细胞。我在吃惊和害怕、失望和无奈之时,还得赶快打电话通知西北的朋友们,取消西藏旅行的计划。手术定在一个月之后进行,医生考虑到手术的难度,手术过程失血必多,所以要在手术前的四个星期里,每周去一次医院,从自己身上抽取四百毫升血液,贮备起来供手术时输回身体里。因发现及时,肿瘤切除得很干净,手术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共输了三干多毫升血,自身血贮备量还不够,又用了血库的血,所以我身体里有一半的血液,来自不知姓名的澳大利亚人。在特护病房两天,手臂上、肚子上插了六七根管子,连接着很多电线与仪器,连翻身都不可能,澳大利亚的护士十分尽心尽责,时时为我用温水擦洗全身。两天的危险期过去了,我被转到单人病房,八天后出院,回家那天天气很好,天蓝云白,花红树绿,生机勃勃,我突然感动万分,生命多么美好。
动手术的日子很巧合,正好是我五十九岁的生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肉体和精神的重生。平时自我感觉身体很好,不会去认真思考死亡的问题,当突然发现死亡其实并不那么遥远,前方的日子已不是很多,人就会朝后看,回顾和审视一生走过的路,那些以前曾看重的东西,无论是虚名或是实利,到这时才发觉,其实是多么无足轻重。人生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当时很痛苦,但经历了一次考验,也得到了一些觉悟,这些东西对我以后的生活影响重大。因为它促使我对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死亡的本质,有了较多的思考,对应该怎样生活也有了新的方向。我甚至发现,自己在这之后的摄影创作方向,都因此有了明显的变化。
手术后,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还有手术后遗症出现,我十分担心自己再也不能旅行,更无法适应高海拔地区长途驾车。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望着蔚蓝色的天空,我的心里十分悲伤。也许这辈子,我再无重返西藏的可能。出院后的第一个月内,往往只是缓慢行走五分钟,就已达体力的极限。
五月的南澳大利亚州,秋高气爽,杏花纷飞,落叶斑斓。为了恢复身体,每天早餐后,我带着一台小相机,装一小瓶清水,缓缓慢步在离家五分钟的范围内,走走停停,怡步养心,观赏秋景。渐渐地到了年末的夏季,体力恢复了很多,于是开始每天游泳。从最初游十多米就心跳气急、四肢乏力,渐渐增加距离;到了夏末,居然可以连续游一公里了。如此,每天坚持,从夏天开始,直到来年夏天又至,四季往复,风雨无阻。 南澳大利亚州的冬季,虽不下雪,但气温最低时也只有零上三摄氏度,室外水温最低六摄氏度。而且冬季即雨季,常常连续好几天乌云雷电,寒风呼啸,暴雨倾盆,连游泳池里都起了波浪。在这样的季节和天气,跳入刺骨的冷水里游500米的距离,无疑是对意志力的考验,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总有一种重返青藏高原的动力。
手术后的第二年,我终于又来到青藏高原旅行了。那年七月,应王西野先生的邀请,在谷仓艺术馆举办“视境——从海拔5300—0米”摄影展览。谷仓艺术馆位于兰州市黄河畔。汽车驶过新建的红色黄河铁桥,开上绿树成荫的徐家山时,我心里暗暗有点儿欣喜,也惊奇缘分的微妙。我因兰州而生对藏地的热情,因西藏而拥有摄影的起点。所以内心一直把兰州看成我的第二故乡,希望自己的重要摄影作品,尤其是藏地作品,在兰州得以长久保存,而这个位于徐家山的谷仓艺术馆,似乎正是缘分的暗示。
摄影展览共展出54幅作品,一半是我在澳大利亚住所附近拍摄的大海,另一半则是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的青藏高原人物。展览开幕后,我就与朋友去了藏地旅行。这之后的十年里,我去了更多以前没有去过的藏地,每次都是十几天、几十天的旅程,古寺村落,风餐露宿。每次归来,就增加一本旅途日记,它们继续着我前二十年的净土尘迹,丰富着我越来越多的藏地摄影专题。所以我常常感恩上天,奇迹般地让我恢复了健康,让我又能重返西藏,也许正是因为我与这片高原净土情缘未了。
2008年年初,我意外得知我的一位澳大利亚好朋友得了癌症,病情发展太快,原本健康的身体,迅速变得虚弱,生命脆弱,生死无常。1998年,我曾在布达拉宫前的书店购得一册《西藏生死书》,在那次的旅途中,曾断断续续读了全书,感受深刻。然后,当自己和熟悉的朋友面对死亡时,再读这本书,就有了更切身的理解,也产生了用摄影去表达生死这个抽象主题的想法。 这次的图片创作是从2008年春节开始的,用以往多次藏地旅行拍摄的图片为素材,以藏传佛教生死轮回教义为线索,借助数码技术,完成观念在先的构成作品。在创作这组作品的一年中,当我往返在澳大利亚原始而无人迹的河谷中,徘徊在雪白平坦的干枯盐湖上,或站在被狂风巨浪环抱的海岬尖顶凝望,常常体验到时空的无限、人类的渺小、生命的短暂。当黑夜降临大洋洲棕红色的古老原野,我傍着熊熊营火,仰望满天星空,静思冥想宇宙的真谛、生的价值、死的归宿。
旅行为自己提供了一种“退出和复返”的过程:从身不由己的凡俗生活中退出,让肉体和精神复返到超然冥想的境地。在冥想中,就能体验到时而强烈、时而宁静的心灵撞击,在探索中,往往能寻找到自我回归的生死含义。
在2009年的中国春节来到时,我刚好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60幅作品。我把它们取名为“心境——对肉体精神灵魂的敬畏”。同年七月,我计划先在谷仓当代影像馆展出这组作品,然后与朋友们去藏地旅行一个月。
“心境”展览开幕后,我与西野等朋友一起在藏地旅行,途中谈到了由谷仓艺术馆制作和保存作品的想法。回澳大利亚后的近半年时间里,我与西野详细地讨论了关于第一批作品的内容、制作的尺寸、相纸的材料和限量制作的套数等细节。同时,我也开始了对选片的处理,对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用黑白胶片、彩色负片和彩色反转片拍摄的西藏人物作品,要作高分辨率数码扫描,然后再用数码文件进行精细的修版。
修版的工作量十分巨大,因为这些胶片都是在三十多年前拍摄和冲洗的,冬季的藏区,干燥寒冷,风沙很大,打开相机后盖装换胶卷时,即使非常小心,难免也有沙尘吸附在相机后背或胶卷盒开口处的绒毛上,造成胶片表面的划伤。三十年前的西北地区,还只能冲洗彩色负片,彩色反转片必须邮寄到北京的中国图片社处理,一来一回得两三个星期。胶片冲洗的质量也很不稳定,常常有划伤的条痕。加上又经过了那么多年,胶片表面的灰尘和细小的划痕很多,经高分辨率数码扫描,瑕疵就很明显了。所以我必须把文件在软件中放大到200%的比例,对作品的每一个部位仔细查看,耐心地修掉全部脏点和划痕。我常常要花七八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幅作品数码图片的修版、色彩和反差的精调,使之达到胶片的原有品质,使作品得到最佳体现。
最终选出四个专题分别是:《虔诚》——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西藏人物lll幅:《经幡》一一2006年和2009年两次拍摄的经幡系列中选出54幅:《弗林达斯山地的树》——2008年lO月在澳大利亚弗林达斯山地拍摄的作品中选出的45幅,后期由彩色数码转换成黑白:《心境》——数码合成作品60幅。总计首批收藏作品共270幅。这些图片将在谷仓当代影像馆,用泛太克无酸收藏级相纸、爱普生收藏级微喷技术制作。相纸尺寸为50cm×40cm,共限量制作三套,其中一套将由谷仓艺术馆保存,一套将赠存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一套由我自己保存。
近几年在藏地旅行,每次我都惊叹那里的巨大变化,以前破旧冷清的小镇,现在个个灯红酒绿,处处饭店、宾馆、酒吧、网吧,满街车来人往,完全变了模样。当然也有担心,正如近十年来,内地城市流行港台歌曲,追捧韩剧明星,到处都是西方快餐食品一样,也许不用太久,这股浪潮也会席卷藏地,因为我已在一些偏僻的寺庙里,看到喇嘛住房的墙上与唐卡和众多上师肖像并列着的流行歌手的照片:也在一些藏地县城的卡拉OK歌厅和网吧,见到过年轻喇嘛的身影。
西藏,我自知与你的缘分未尽。在未来,我们或许很快还会相见,但是,见与不见,时光也无法将你从我的生命中抹去。在你的腹地之中穿行,是一次我与大地、神灵、自我的对话。如今,布达拉宫观者如云,大昭寺前游客成群,青藏高原不再神秘。但藏地在我心中,仍是一块圣洁之地。我的内心常祈求上苍,再赐我十年的精力和体力,让我能再次漫步于青藏高原,拍摄记录内心的感动和感恩。
世间变幻,那j寸往的藏地影像将永存。
那是一种最直接的表述,最本质的感叹,具有来自他内心掩饰不住的体貌特征。人与万物,万物与灵魂,在反传统的镜头里那么融洽地相处,并繁荣他的真理。徐家树的摄影作品境界表达了作者本人的达观思想,是对生命价值的宣誓与呐喊,对生与死的赞美。
——尕军娃采访稿《徐家树:在一个地方与神耳语》
徐家树将其过客人生的斑斑行迹,凝结为图文符码,镌刻成一部情感心经,以超脱世俗的态度,丰富了一个人的生命存在。于是藏地便化作了徐家树人生时空中的那方心灵原乡,在那里,他获得了生命的满足。哪怕这一切终归还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觉影像,但经由他亲眼目睹的感光、饱含情感的显影和浸入心像的定影,那幅幅藏文化照片的浮图佛图,终得演化成精神层面的佛陀浮屠,犹似佛眼透视着世俗红尘。
——王瑞(摄影家)
他是一位具有独特能力的摄影家,能从一切事物中发现美和规律,再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表达出他个人的视觉世界。
——澳大利亚摄影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