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特权让他们养成了另类行径，而这些另类行径给人民带去诸多灾难。彭勇编著的《真实的荒诞：中国二十帝王另类生活扫描》从历史学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二十位帝王的“另类”人生历程，不难发现：每一位帝王的另类行为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背后都有着复杂而真实的历史背景。他们的另类举止，既荒诞，也真实。好喝、好睡、好吃、好玩、好斗、好游、好色等是人性中潜在的私欲。帝王的另类举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性丑恶的一面在作怪，没有了约束与抑制，私欲就会迅速膨胀，残暴、虚荣、好奇、猎奇等就会应运而生。

《真实的荒诞：中国二十帝王另类生活扫描》由彭勇编著。

作为中华帝国的主宰，帝王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对帝王群体多角度的解读，以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既是普通读者持续的阅读需要，也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真实的荒诞：中国二十帝王另类生活扫描》就是一部从历史学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二十位帝王的“另类”行为的通俗性读物。在古代中国，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正是种种特权渲染了他们的另类行为。每一位帝王的另类行为背后都有着复杂而真实的历史背景。他们的另类举止，既是荒诞的，也是真实的。帝王的另类举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性丑恶的一面在作怪，没有了约束与抑制，私欲就会迅速膨胀，残暴、虚荣、好奇、猎奇等就会应运而生。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对权力加强监督和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避免权力的滥用，防止私欲的膨胀。这些帝王的人生经历所揭示的历史教训，足以警示后人。

导言 洒向人间都是怨

秦二世 利令智昏的傀儡暴君

 自幼顽劣 沙丘喋血

 诛戮帝臣 手足相残

 利令智昏 以鹿为马

 乱起萧墙 祸成二世

王莽 食古不化的变革者

 风云际会

 务图虚名

 崇慕古制

 迷恋鬼神

汉哀帝 变态乖张的帝王

 天子堂上巧应酬

 整饬朝政再受命

 绝代佳人是董贤

 体弱多病家国衰

汉灵帝 独出心裁爱风流

 无知认贼作父

 爱钱售官营利

 寻乐不成体统

孙皓 睚眦必报的亡国之君

 迷信 不辨真伪

 好色 心狠手毒

 荒唐 一醉方休

 残暴 睚眦必报

萧宝卷 市侩气十足的皇帝

 身为帝王无法度

 外出游玩苦臣民

 性格好斗无韬略

梁武帝 多重角色的佛门弟子

 文士 才华横溢

 将军 百战百胜

 帝王 纵容犯罪

 佛徒 舍身同泰

隋炀帝 充满幻想的巡游天子

 处心积虑 弑父登基

 自欺欺人 炫耀国力

 大摆排场 南下北上

 迷信武力 兵败辽东

武则天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善于经营的皇后

 屠亲虐子的媚娘

 恩威并施的女皇

 无字墓碑的主人

唐肃宗 心力憔悴的乱世天子

 嗜好 象棋不离手

 奇招 马嵬坡兵变

 虚招 元宵收人心

 昏招 亲信不贤人

唐僖宗 游戏人生的少年天子

 少年天子 误入歧途

 荒唐行事 蹴鞠封官

 内乱不绝 两次播越

 迷梦醒来 下诏薄葬

南唐后主 被逼登极的多情种子

 登基 阴差阳错

 理政 手忙脚乱

 度日 诗情画意

 亡国 不堪回首

宋徽宗 行为轻佻的艺术天才

 花石情趣

 蹴鞠祸国

 书画巨匠

 北狩蒙辱

辽天祚 帝亡命天涯的游乐帝王

 因权力 险遭毒手

 图淫乐 游猎各地

 求活命 不惜骨肉

 为保国 亡命天涯

元顺帝 放任自流的蒙古大汗

 孤苦伶仃的少年

 意欲有为的青年

 荒淫无道的晚年

明宣宗 以奢相尚的促织天子

 定内敛守成之国策

 树歌功颂德之官风

 开废立皇后之先河

 兴骄奢淫逸之风尚

明武宗 倒在风流乡里的威武大将军

 生母之谜 疑云重重

 少不更事 误入歧途

 逞强好勇 荒唐亲征

 风流天子 游龙戏凤

明熹宗 热衷于淫巧奇技的文盲皇帝

 扭曲的童年

 迷失的母爱

 窃权的宦官

 错位的角色

乾隆帝 虚伪另类的十全老人

 以十全的名义

 以文化的名义

 以巡视的名义

 以禅位的名义

同治帝 无事生非的垂帘傀儡

 垂帘 一帘幽梦

 危局 大局已定

 戏淫 乱淫丧命

参考书目

萧宝卷 市侩气十足的皇帝

身为皇太子，他不晓重任在肩，竟然去玩捉老鼠的游戏；他不顾伦理纲常，逾越法度，却自鸣得意。他成了帝王后，心思不在国家治理上，却一心喜欢开店铺；他宠爱潘贵妃，极尽天下的一切来满足心上人的需要，背地里仍不忘找机会寻花问柳；他生性好斗，却无深谋远虑，最后玩兵自焚。东昏侯萧宝卷，南朝时期一位放纵、疯狂、残暴和自私的帝王。

身为帝王无法度

萧宝卷是齐明帝的二儿子，原名叫明贤，在齐明帝成为辅政大臣后，他才改名为宝卷。建武元年（494年），萧宝卷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子。萧宝卷虽然身为皇太子，却不求上进，不爱读书，满脑子里想着整天玩乐。固然，每个帝王并非一定有学问才能有所建树。事实上，一些不爱读书的帝王，如刘邦之辈，照样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齐明帝本人就认为对帝王来说读书做学问是不值得计较的，当然就没有把萧宝卷读书的事看得太重。

作为皇太子的萧宝卷生活为所欲为，根本不遵从正常的作息时间。他总是夜晚玩耍，白天睡觉。他请求父皇，每隔一天，朝拜一次。齐明帝十分溺爱这个好动的儿子，大概是怕儿子休息不好，竟然允准萧宝卷每三天朝拜一次。心花怒放的萧宝卷整夜不睡觉，过上了放任自流的生活。他最喜欢的游戏是捉老鼠，日日月月乐此不疲。萧宝卷的荒唐，与齐明帝对他放纵、不加严格管教有极大的关系。

萧宝卷不仅无知，也不懂礼度。齐明帝刚死，他就厌恶父皇的尸体安放在太极殿上，他想赶快安葬父亲，自己好在太极殿上颐指气使，逞皇帝的威风。大臣徐孝嗣坚决反对，其他大臣一致附和，齐明帝的尸体这才得以停放一个月。每当轮到萧宝卷在灵位前祭奠父皇时，他就一个劲地叫着，说他嗓子痛，浑身不舒服。太中大夫羊阐前来祭奠，此人严重脱发，脑袋光光的，祭奠时只顾号啕大哭，前仰后合，站起坐下，结果一不小心，他头上的帽子脱落在地。在他旁边陪哭的萧宝卷，见此情景，一下子就止住了哭声，禁不住抬头哈哈大笑，以嘲笑的口吻对身边的宦官王宝孙说：“这就是人们传说的秃鹰啼哭吧。”弄得齐明帝灵位旁边的人，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萧宝卷虽贵为一国之君，却从来不遵守帝王之道。按规定，每月的初一和重大节日等，王公大臣都要上殿朝见天子。由于萧宝卷常常夜间五更天才睡，早上肯定无法上朝听政。往往是到中午以后，甚至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才姗姗而来，草草见一面，又匆匆离去，准备晚上的游乐活动。永元二年（500年）春节，一年一度的新年朝会来临了。萧宝卷宴饮已毕，才慢腾腾地出来。大臣们刚刚朝贺完毕，他就又回到宫中睡了。从早朝一直到晚宴，大臣们也没有吃，也没有喝，一直呆站在冷清清的宫殿之上，苦苦等待。可是他们左等萧宝卷不出来，右等萧宝卷也不出来。天气特别寒冷，大臣们连冻带饿，瑟瑟必抖。直到傍晚时分，萧宝卷才睡醒，懒洋洋地出来参加朝会，草草应付一番。众位大臣心中无不叹息。有时，主政大臣想与他商讨国事，一连十几天，甚至一个多月，也见不上一次他的影子，有时根本就不知道他身在何方。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变化，萧宝卷的爱好也在发生着变化。小的时候，萧宝卷话语不多，腼腆，害羞。他不愿意与大臣和文士来往。继承皇位后，他只信任宦官、侍从、护卫人员以及像启禀人员小黄门这些人，所以只在宫中玩一些捉老鼠的游戏。自从朝中阴谋作乱的大臣江柘和将领王遥光被诛杀以后，萧宝卷就想骑马外出游玩。最初，他还不会骑马，侍中俞灵韵投其所好，便制作了一匹会动的木马，萧宝卷骑在上边，进退自如。很快，萧宝卷不但学会了骑马，而且马术精湛。萧宝卷从此告别了捉老鼠的这般小儿科游戏，他以骑马为乐，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一有时间就在后堂中一展身手。

萧宝卷所用的一切马具极其奢华，马具外边都要用锦绣包裹，用各种各样的彩珠覆盖，各种器物，精雕细刻，巧夺天工。萧宝卷还喜欢戎装，他身披当时用最高档的织料织成的披风，头戴金盔，手拿一根七宝镶嵌的槊，远远望去，完全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打扮。对这些行头，他非常爱惜，害怕被雨弄湿一点点。他从黄门郎中选拔五六十人，作为骑客。又从市井无赖之徒中，选拔一些善长跑步的人，充作“逐马”，以佐骑兴。这些人前后左右，团团簇拥，来回奔走，一会也不休息。萧宝卷还开辟射雉场296处，凡是射中目标的人，根据目标的不同等级，分别给予不同赏赐，例如红锦、金银、玳瑁等高档物品，应有尽有。萧宝卷不怕酷暑严寒，不怕山高路险，经常冒着大风、大雪和大雨，外出游玩。口渴了，他就翻身下马，从腰边解下饮具，然后大喝一气，接着飞身上马，奔驰而去。放纵的个性，不加以拘束，出格是必然的，萧宝卷就是这样的典型帝王。

P65-67

洒向人间都是怨

今天，人们阅读历史的视野越来越宽阔，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帝王将相的历史。但是，作为曾经中华帝国的主宰，帝王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对帝王群体多角度的解读，以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既是普通读者持续的阅读需要，也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书就是一部从历史学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20位帝王的“另类”行为的通俗性读物。

帝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管理需要而产生的。帝王是古代压迫阶级的总代表，是野蛮战争的产物，是统治者阶层的总代表。

正是由于这些“总代表”的身份，“家国天下”的帝王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责任，承担太多的希望和压力。自帝王产生那一天开始，人们就对帝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明朝人丘溶在《大学衍义补·正朝廷》中说：“人君所居之位，极崇高而至贵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则至大之宝也。”他说，帝王要想拥有“大宝之位”，首先要“聚财”，即“体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其次，要“理财”，即“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第三，还要“正辞”，即“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淆”。概言之，帝王之治国“正途”，只有做好“正德、利用、厚生”等大事，才可以天下称颂，国祚久长。

因此，帝王的素质教育非常重要。如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立下规矩，太子要出阁学习，帝王有经筵听讲。目的是为培养储君（皇帝）“进学修德”、“用贤使能”的品格。学习的内容为传统的儒学经典，包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等知识，通常先读四书，再读经、史，兼习书法等。1572年，9岁的朱翊钧继任明帝国第13任皇帝，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教育。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学习非常重视，他亲自汇集了自尧、舜诸帝王以来“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撰写《帝鉴图书》一书。书中借鉴历史故事，深入浅出地讲授帝王行政之道，每一个故事还绘制一幅精美的图画，图文并茂，以引起小皇帝的学习乐趣。从《帝鉴图说》的内容不难看出对帝王的诸多要求和寄托的希望，如任贤图治、孝德升闻、戒酒防微、感谏勤政、纳谏赐金、露台惜费、遣幸谢相、宾礼故人、君臣鱼水、面斥佞臣、委任贤相、兄弟友爱、不受贡献、遣使赈恤、竟日观书、引衣容直、受无逸图、不喜珠饰、纳谏遣女以及轸念流民等，既涉及帝王个人修养、家庭和睦，也涉及政治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历史上，圣贤的名君大都能恪守此道，治理国家，像唐太宗、明太祖和康熙皇帝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然而，历史上，却有一群这样的帝王，他们要么不修身，不养性，乱后宫，荒朝政，“不务正业”，大部分精力放在个人的兴趣、嗜好、甚至是癖好上，放荡不羁；要么不遵守作为一个帝王应当遵循的施政治国基本原则和方法，食古不化，崇信神灵，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生灵涂炭，决不应该是一个“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帝王所为。这类帝王，我们姑且称之为“另类”帝王。

本书，我们选择了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20位另类帝王加以分析。通过他们揭示成长背后的故事，真实再现这些帝王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另类”地步的？这二十位帝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亡国型。

这类帝王或就位时已处本朝末世，或者身处乱世而不自知，面对已相当复杂的社会和阶级矛盾，不敢或不愿意面对社会现实，完全沉溺于极其荒诞的生活之中，最终落个身死国灭。也许他们不是名义上的亡国之君，也一定是致使国破家亡的罪魁祸首。像秦二世胡亥，长期隐居深宫，把政务完全交给近臣处理，赵高得以趁机弄权。赵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忌讳多，尤其不愿意听到“盗贼”二字。他不许地方官员报告“盗多”与“贼情”，大难临头时才幡然醒悟，可惜为时已晚。孙皓是一代豪杰、吴国开国之君孙权的孙子，也是东吴第四位君主。他即位之时，天下风云际会，群雄逐鹿。而孙皓却沉溺于迷信、好色，凶残嗜杀，他竟然剥人面皮，挖人眼睛，剁人肉酱，残暴本色，登峰造极。280年，“北军日近，而兵不举刃”，孙皓开门迎降后，被俘至洛阳，吴国灭亡，他也客死他乡。又如，晚年的元顺帝在“旧政更化”受到挫折后，便失去了一如既往的勇气，遇到困难就一味退缩，面对挫折反而得过且过，放纵、麻醉自己，整日过着荒淫无道的生活，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第二类：昏童型。

这类帝王年少登基，自幼缺乏父母或贤臣的管束，也缺少系统的教育、，身边又多是一些良心坏透的宦官或奸臣。登基以后，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治理国家，国家大权悉数交于奸阉奸臣之手。如汉灵帝13岁登基，无知无识，阅历浅薄，缺乏心计，错把奸人当作生父和生母。他当政时期，宦官把持朝政，他自己常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张常侍和赵常侍分别是指大宦官张让和赵忠。他在位时，张让和赵忠等人和大臣狼狈为奸，坏事干尽。东汉帝位传承至灵帝，已有140余年，帝国之锐气渐渐荡尽，又碰上一个荒诞另类的他，气数也到了尽头。萧宝卷称帝时也不过16岁，他的父亲齐明帝对他十分溺爱，由于从小娇生惯养，不习诗书，不知百姓疾苦，平时的生活随心所欲，游戏当中充满血腥，一直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唐僖宗12岁入继大统，是唐朝历史上即位年纪最小的皇帝，他耳濡目染了前朝的奢侈腐败、声色犬马，即位后又被不肖臣子引入了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歧途。田令孜在僖宗做亲王时，就服侍在他身边。所以，僖宗即位不久，就任命他作枢密使、左神策中尉，执掌禁军，还尊称他为“阿父”。就是这个田令孜，绞尽脑汁、变着花样地带领僖宗尝试各种游戏。僖宗天天就沉迷于游戏之中，真可谓游戏人生啊！他喜欢斗鸡、赌鹅，迷恋骑射、剑槊、围棋、赌博等各种游乐技艺形式。干出一件又一件荒唐的事情。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接替皇位时也只有15岁。据说，朱厚照6岁就出阁系统学习人君之道，勤奋好学，“晨起坐讲，席则移时，至午又然”；对讲官彬彬有礼，接受知识非常快，按说应该明察历代治国之道。但登基之后，明武宗的玩心大盛，纵情娱乐，起居无常，学业渐渐就荒废。经筵日讲开课没几天，他就以各式各样的理由逃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了五月，索性让司礼监传旨，以天气炎热为由，暂免读书，说等到八月天气转凉了再说，自己给自己放起了暑期长假。学习的事情从此也就不了了之。明熹宗更是一个怪皇帝，13岁时才第一次接触到老师和书本，但不久又辍了学。20岁时被册立为皇太子，又时断时续地学了几天，一生加起来不过读了几次书，基本上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在清朝，同治帝载淳6岁登基。6岁的孩子，主要任务自然是学习。两位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太后都没有什么文化，既认识不到学习的重要性，指导小孩子学习也不得法。加上她们生活慵懒，缺少积极进步的精神，常在重华宫漱芳斋办事、传膳、听戏，没有给同治以有益的影响。缺少积极管束的同治非常贪玩，对学习没有兴趣，“见书即怕”，跟着老师学上三五个月也没什么长进，到了十七八岁亲政的时候，同治竟然连“折奏未能读”，甚至连最基本的《大学》还不能熟读。

没有了传统文化的浸润，没有了历史责任的传承，一个贪玩成性的顽童长大以后，自然谈不上什么宏大抱负。这恰恰是作为未来皇位继承人最可怕的品格。没有任何的准备，这些昏童似乎准备一直生活在一个无拘无束的嬉戏世界里的时候，而中华帝国在他们的影响下却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第三，虚荣型。

这类皇帝，出于某种目的，不切合实际地炫耀，讲排场，爱虚荣，或穷兵黩武，或巡游无度，或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虽然风光无限，挣足了面子也断送了国家的前程和自己的性命。王莽、隋炀帝、明宣宗和清乾隆等都是这一类人物。隋炀帝试图延续辉煌、壮大国威，但他的自负、虚荣心理与官宦背景，严重左右了他的治国理念与方法，导致了统治的失败，大外交、大工程、大排场、大战争等“四大皆空”。他的大外交，不切实际地向外邦炫耀财富，造成了国力的大量损耗；他的大工程如建东都、修运河、筑长城等，每月役使劳动力数百万之多，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一国之君，他做任何事都要有大国的气派，忘记了乐极生悲的典故。隋炀帝做梦也不会想到是自己的大臣、宗亲、亲信举起了反旗，借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之势，要了自己的性命，推翻了大隋的政权。乾隆帝也是虚荣皇帝的代表，他以“十全”的名义穷兵黩武，以巡幸的名义数下江南，以盛世的名义禁毁图书、摧残文化，以禅让的名义玩弄权柄，这些都给恢复和发展中的传统经济和社会文化带来致命的影响，在“康熙盛世”之后带给中华帝国的是“大乱”。在乾隆的最后20多年里，社会矛盾潜滋暗长，这些都被好大喜功、死要面子、虚荣心极强的乾隆给通通掩饰。他不去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带着自己的心满意得，带着大臣们的歌功颂德，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留给他的臣子和百姓的却是动荡、饥饿、疾病和战争的煎熬。

第四，走火入魔型。

帝王也是普通人，受环境或因素的影响，有一些娱乐爱好，亦在情理之中。但帝王又非寻常人，他拥有无上的财力，承担最重的社会责任，如果对自己的志趣不加节制，势必荒怠朝政，同时，由于他个人的志趣取向带有明显的导向性，也会把整个社会风尚引向非常态的地步，社会发展也会失去平衡。南朝梁武帝萧衍、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和明熹宗都是走火入魔型的皇帝。像梁武帝，虽为帝王，却心仪佛门，他不顾江山，不务军政，数次栖身同泰寺。由于一心事佛，他崇尚文雅，刑法简陋，对犯罪行为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和怜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皇帝带头崇佛，全国上下更是掀起信奉佛教狂潮。寺院猛增，佛徒日众，在梁武帝时，佛教达到南朝的极盛时期。唐人杜牧有诗句形容当时佛教盛况空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唐后主李煜，“精究六经，旁纵百氏”，善诗词、精书画、通音律，身边簇拥着南唐文人韩熙载、冯延巳、李建勋、徐铉等。他喜好“侑心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诗骚”的文人雅士生活。他的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通晓音律；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世人誉其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美丽、最风流、最多才、最能爱”的文人。无论是登基前后，李煜都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他酷爱下棋，拒绝召见大臣。他沉醉于儿女私情中不能自拔。他崇信佛事，供养僧侣万余众，就在金陵城被围困时，他仍在宫中与道士和尚大谈佛道，直到沦为俘虏才如梦初醒。

宋徽宗有着像李煜一样的爱好，也重复着诗文误国的故事：集书法家、画家、教主道君、诗人、蹴鞠爱好者于一身，却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一位亿万人民的君主。角色的错位，导致徽宗治理下的宋朝日益衰落。皇帝为了自己的爱好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滥用民力。朝中腐败黑暗、奸臣当道、结党营私。广大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不堪重负，民变不断、义军蜂起。唐后主和宋徽宗，都成了敌国的阶下囚，嘟客死他乡，不能不发人深省。所以，到明朝时，张居正看到万历皇帝钟情于书法艺术，马上停止了他的书法，以防止其过于专注其中，实为避免重蹈覆辙。尽管如此，明廷内畸形的生活空间还是促生了另一位走火入魔的“木匠”天子明熹宗。

另类帝王的行为是形形色色的，上述类型的划分只是侧重于帝王某一个方面的特征，是为了评述的方便而进行粗略归纳。比如，有的帝王因为自己的角色错位成了亡国之君，昏童没有来得及清醒明白就做了阶下囚等，他们既是走火入魔型，也是昏童型或亡国型。面对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另类举止，我们思考得更多的则是这些帝王的另类行为产生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朱星先生在《中国皇帝评论》中，把皇帝的特权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最大占有，即凡在其武力统治区内的一切都属于他，也是《诗经》上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或者说是人们常说的“家国天下”，天下乃一人之下，一姓之天下。二是最大的权力，即帝王对他所管辖的地区、甚至是想象中的地区，拥有一切支配权，不需要任何理由地占据，可以随便杀人，哪怕是他的妻子父母。三是最高的荣誉，历史上劳动人民创造的成就都记在他一人名下。四是最大的物质享受，即帝王的衣、食、住、用、行等，当然还包括性的满足，一定是全国最高、为所欲为的等级。

换言之，在古代中国，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正是种种特权渲染了他们的另类行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对权力加强监督和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避免权力的滥用，防止私欲的膨胀。好喝、好睡、好吃、好玩、好斗、好游、好色等是人性中潜在的私欲。帝王的另类举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性丑恶的一面在作怪，没有了约束与抑制，私欲就会迅速膨胀，残暴、虚荣、好奇、猎奇等就会应运而生。

我们分析了20位“另类”帝王的人生历程，不难发现：每一位帝王的另类行为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背后都有着复杂而真实的历史背景。他们的另类举止，既是荒诞的，也是真实的。

沧海桑田，缘于不经意间的细流沙沉。防止人性私欲的剧激膨胀，就需要防微杜渐。王阳明讲，人性皆有阴阳善恶，与其暴露其丑，毋宁张扬其善。从道德层面上讲，弃恶扬善，人有恶欲并不可怕，只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就可以驱除邪念。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上讲，还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和法律约束制度，把邪恶消灭在萌芽状态。

今天，历史的车轮早已碾过了“家天下”的时代，然而，历代帝王的荒唐言行举止，他们的人生经历所揭示的教训，足以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