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生命/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编著者史飞翔。

西安文学，源远流长，不论是风、雅、颂，还是汉赋、唐诗，无不在历史的年轮上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流传下无数优美动听的传说，一次次登上时代的潮头浪尖，树立起大时代的精神标杆。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建国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迅猛，各种思潮蓬勃涌现，而以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著名作家，以西安为中心，创作了大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坛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涌动，引起了极大的注目和赞誉。

《学问与生命/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编著者史飞翔。

《学问与生命》责任编辑李宗宝评价该书“透过一个个独具个体的生命，用朴实细腻的笔墨，撩开他们人生的一角，呈献给大家的是一份感动，一份细微，一份真善，一份情趣。”

作为陕西新生代散文作家的重要代表人之一，史飞翔近年来创作丰硕，文章频频出现于全国各大报刊，引起文化界普遍关注。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得知史飞翔致力于民国时期学人研究后，欣然为其题词“学在民间，志在个人”。

著名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认为史飞翔的散文创作“走的是知识型散文写作的路子、文化散文的写作路子，是学理性散文。”

第一辑 生命的学问

学问与生命

学问与气象

学问与寿命

学问靠命长

师承与学承

师道的力量

学问与政治

学问与生存

为学的境界

学术的作用

教授的真精神

天才的归宿

立言应以精

学者的三种类型

学者切忌曲学阿世

学者的智慧

警惕反智主义卷土重来

传统文化中的人生智慧

中国当代为何不能产生思想大师

第二辑 学人的风骨

学人的风骨

狂狷的学人

学人的自负

学人的气节

鲁迅的经济生活

蔡元培的另一面

狂狷钱钟书

杨绛：人生边上的烤火人

陈寅恪的婚姻

沈从文的自负

冯友兰的“骨格”

还原钱穆

刘文典真相

怕死学者罗尔纲

好名学者于省吾

周一良作弊上大学

曹禺：大师的傻气

特立独行黄万里

金庸是怎样对待金钱的

钱穆的最后一课

馋嘴傅斯年

金岳霖的自知之明

余英时评冯友兰：犹在“功利境界”

王世杰：书生的执拗

钱谷融的人生智慧

“学阀”朱维铮

李泽厚的自负

郭沫若的自省

陈寅恪的晚年姿态

梁思成的困惑

第三辑 大师的风度

大师的硬度

大师的道歉

大师的鞠躬

大师的遗言

大师的风度

大师的棱角

大师的清贫

大师的痴呆

大师的宽容

大师的担当

文人的面孔

文人的底气

第四辑 读书的智慧

读书的智慧

读书的感受

读书的法门

读书的要义

读书的姿势

年龄与读书

闲书与杂书

智者不藏书

杞人忧书

女人与书

活于书斋死于书海

读书是一种权利

我的读书故事

第五辑 隐士的哲学

中国隐士史探微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中西方隐士之比较

隐士的哲学

隐士的境界

隐士的读书生活

隐士的变态行为

终南山的隐士

终南山为何多隐士

老子是真隐士吗

对终南山隐士的一点理解

第六辑 人生的况味

人生的况味

人生与戏

人这一辈子

过去两三个月的生活

从容走过大千人世

精神之旅

茶味人生

浮生若闲

生之虑生之忧

安身立命与人生把持

守住红尘那颗心

书生傻气

三十岁时的心境

自省三十二

坚守与眺望

古往今来，游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士人可谓多矣，这其中不乏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成功者，但更多的却是“一心处两端”的苦痛失败者。

孔子，这位“学而优则仕”的开创者，可谓是中国知识分子积极人世、博取功名的一个典范。老先生无论是早年做“委吏”、“乘田”，还是后来做“中都宰”、“司空”、“司寇”，乃至屈尊见兰子，都是一副“求官若渴”的样子。“如有用我三年，三年其为东周矣”、“苟有用我者，期月可已可也”，求官之心，昭然若见，如饥似渴，自吹自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哪像是一个圣人？55岁去国离乡，68岁返回故里，周游列国14年？垂垂老矣，方才明白一个道理，自己原来压根就不是当官那块料。好在老天有眼，让老夫子活了73岁。在生命的最后5年，孔子终于回归学术，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与孔子有着惊人相似经历的是梁任公。任公一生挣扎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年纪轻轻就踏人仕途，流亡日本14年，两度做官，一生坎坷。晚年归宗学术，一心治学，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达到辉煌巅峰，成为“贯通古今、囊括中外”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有“民国元老，学界泰斗”之誉的章太炎，一生更是醉心于政治。鲁迅称赞其“七次被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章太炎的本色是学者，他的优长特显于学术，一旦政治活动受到阻力和挫折，尤其是在职业革命活动间歇时期，学术活动便立即上升到主要地位。但章太炎不同于一般学者，他做学问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他的学术活动有一种革命的色调。所以。他既是一位“有学问的政治家”，义是一位“讲政治的学问家”，政治与学术在他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蔡元培，一位开“学术”与“自由”时代之风的先驱人物。自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被授翰林院编修起，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辞世？蔡元培的身影一直穿梭于晚清和民国的政界、学界：“戊戌维新”之后辞官回乡，创办绍兴中西学堂、上海爱国女校；之后远走德国学习；辛亥武昌首义之后，又匆匆返国，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不久便辞袁世凯政府的“伴食”阁员，再回莱比锡大学从事研究；袁世凯倒台之后复又归国参与“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赴法国，三年之后再次回国整顿北京大学……每当革命遇阻，国内政治无望时，蔡元培就主动退出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转入寂寞求真的学术研究；而当革命稍有进展之时，他又自愿中断孜孜以求的学业，从事耗费事功的政治或“半政治”的教育事业。政治和学术构成了蔡元培人生的两翼，而政治家和学者或教育家则构成了蔡元培身份的两面。身为学者，蔡元培主张“学”与“术”的结合，将文化教育与民族未来的政治命运置于密切的关联当中；身为政治家或教育家，蔡元培又不时主张一种超离现实政治或一种非政治的观点。

张君劢，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传奇人物。他左手进入政治国，右手进入学术国。从清末民初起介入实际政治，除参与排满、再造共和、巴黎和会外，还在抗战结束后调停国共，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在政治纷扰之间，犹能以宏观的视野，时时提醒着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徘徊与学术与政治之间。结果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似乎生来就有一种政治情结。都希冀在“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中一显身手，其中杰出者更是怀有“为君王师”的抱负，如冯友兰、郭沫若等。但事实上，恐怕更多的是像夏衍说的那样“书生做吏必受辱”。这不奇怪，“毕竟是书生”嘛。在学术上有大作为者，未必就能在政治上大显身手。徐复观先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政治和学术各有其领域。学术的真价是要在学术的领域中去决定，而不是在政治的领域中决定。假定某一学术思想是要通过政治以发挥其效用，则其必接受政治领域中的法式。徐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多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40岁以后才逐渐走上学术之路，他的话当是经验之谈。

学问与生存

钱理群先生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他初入学术界的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常发一些“惊人之论”，因而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这时他的导师王瑶先生便劝告他：“你在学术界还没有站住脚，你不要那么冲；学术研究既要显出你自己的东西，又要讲策略，你得要存在，要不别人掀倒你太容易了。”王瑶先生的此番讲话无疑是“一个智慧老人的忠告”。后来钱理群先生在一篇写王瑶先生的回忆文章里这样概括王瑶先生对自己的教诲：“研究者本身不得不考虑保全自己的问题——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研究者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王先生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打太极拳’、‘擦边球’、‘外圆内方’)。他一再告诫我，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有‘求真’精神，绝不可作违心之论，但也要注意分寸，掌握什么时候，可说，不可说，说到什么程度之类的分寸。”

王瑶先生的话让我想到了季羡林先生的那句名言：“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为什么“真话不全说”呢？这是因为说真话也要讲究场合和时机，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说真话。什么时候说，说多少，这是大有讲究的。“假话全不说”，是一个人的道德人品问题，表现的是一个人的良知；而“真话不全说”，是一个人做人的技巧问题，表现的是一个人的生存哲学和智慧。

李泽厚与易中天在一次对话中也谈到了学者生存这个话题。易中天先生说，不管是谁，都要养家糊口过日子！“墨子独能任，奈天下何”？何况清贫也不等于一文不名，基本的生活总要有保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他还可以“种豆南山下”。P15-P17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我已三十过五。“风去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最近几年我一直有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常常觉得自己是虚掷光阴。“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

我是1994年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到今年已整整十七年了。回顾我的“十七年文学”，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文学到学问。刚出道那会儿我走的也是纯文学的路子，清一色的正统散文。但是不久，大约是在我第二本散文集《红尘心语》出版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难道我一辈子就写这种小散文，我怎样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那段时间我甚是苦闷。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作家韩石山的一个演讲《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韩先生说，一个作家的一生应该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修志。”韩先生这话就像闪电划过夜空一样，一下子将我惊醒。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我应该向学问靠近，而不仅仅是当一名散文作家。十几年后，我和韩先生坐在一起说起这段往事。他说，你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你现在的路子也是对的。韩先生建议我研究胡适。

在那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从文学转向学问。我开始大量购买并阅读学术书籍。传统文化、古籍藏书、思想史、学术史、历史、哲学、社会学、西方经典、教育学、学人随笔甚至包括佛学、性学等闲书、杂书。十几年来，我不断地买书、读书。光是读书笔记就记了几十本。加上平时的剪报、资料等，整整装了两个铁皮柜子。至于读书，那更是辛苦。可以说，十几年来，几乎是没有一日不在读书，即使是过年这样的日子我也要读几页书。苦功虽然下了一些，但由于我天资不足，一无家学，二无师承，盲人摸象，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学术训练。更要命之处在于，我在学问上一直是“用情不专”，一会是新儒家、一会是学术史，一会是隐士、一会是藏书，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到头来一无所成。

古人言：人贵自知，各安其命。我深知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我生性散淡、不喜拘束，打心里讨厌学术的那些条条框框。但我又不甘心做一名单纯的散文作家。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学者化的作家”。我的想法是尽可能地在我的散文创作中融入学问的色彩。我不知道我的这条路能否行得通？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坦率地讲，这十几年来，我过得很苦。几乎没有一日不在读书。即使是过年这样的日子，我也照读不误。以至于累得昏倒在厕所。十几年来我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或升官、或发财，惟独我书生傻气，皱纹辐射眼角，忧郁凝结眉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最早对我将学问引入散文这种写法给予关注的人是李星先生。李星先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一生阅稿无数，炼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他说，我的散文创作走的是知识型散文写作的路子、文化散文的写作路子，是学理性散文。他在肯定我方向正确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学养的不足、理论的欠缺以及人生的某些幼稚。他告诫我要多读书，读那些真正有思想性的东西。后来，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有评论家开始称我的散文是“文化散文”。

2008年，有段时间我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阅读中我有一个体会。那就是我发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最深、最透彻、最到位的居然是民国时期的一些学人，特别是号称“当代新儒家”的那批人，像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包括后来的余英时、杜维明等。于是我找来这些人的传记、文集。我将阅读重点放在他们的生平经历、精神风貌以及立身行事的特立独行等方面，而不大去纠缠他们的学术思想，我知道以我目前的知识储备，我还啃不动他们那体大思精的学问体系。但即便是这样生吞活剥，收获还是很大的。2010年9月，著名学者、国学大家刘梦溪先生做客终南大讲堂。我同刘先生谈起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刘先生连说我学问好。我哪配得上谈什么学问？我只不过是读了一点书而已。

后来，我将阅读视野从“当代新儒家”这一群体扩展到整个民国学人。事实上，民国学人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我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一度想写一本《民国学人品行录》，终因各种原因而放弃。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胡文辉先生的《现代学林点将录》。斯书材料之丰赡、论述之独到、见解之深刻，让我这个门外汉瞠目结舌、拍案叫绝。受胡文辉先生影响，我将原本要写成学术专著的资料变成了一篇篇的小文章。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文章居然受到欢迎。全国几十家报刊竞相刊登。最多的时候一天发过三、四篇。许多文章被《文史博览》、《文史精华》、《文史天地》、《读书文摘》、《各界》、《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人物汇报》、《文学报》、《文摘报》、《杂文报》、《西安晚报》、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等著名报刊转载。有的还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狂狷钱钟书》、《沈从文的自负》等。2012年4月20日，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在得知我致力于民国时期学人研究时，欣然为我题词“学在民间，志在个人”，以此鼓励我继续深入研究。

我在学问上是典型的“二道贩子”，通常的做法是读了某本书或某篇文章之后，被书中的某个材料或观点所吸引，于是稍稍发挥一下就热蒸现卖。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我的这些文章压根就不是什么文化散文，充其量只能叫读书随笔。我的文章缺乏严谨，情感有余、理性不足。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长期以来在生活和学问上给予我大力支持、充分鼓励和无私帮助的众多亲友师长。恕我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姓名。感谢西安市文联、市作协为我提供了一个成长的机会与平台。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没有你们的理解、支持，我就走不到今天。真的谢谢你们。

胡适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作学问应当受鼓励，三十岁以后作学问是本分。如今，我已三十五。那么，就让我本本分分地做一点学问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