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的荷兰，出现了某个以描绘日常生活为主的画派，或展现风土人情，或描绘市井生活，或绘制凡人肖像，史称荷兰风俗画。哈尔斯、伦勃朗、维米尔是这一画派最杰出的代表，这一时期也堪称西方绘画史上一个罕见的黄金时期。是什么造就了荷兰风俗画？在《日常生活颂歌(论十七世纪荷兰绘画)(精)》(作者茨维坦·托多罗夫)一书中，20世纪法国重要文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托多罗夫将引领我们带着疑问去欣赏美术馆中陈列的一幅幅荷兰风俗画，并通过对这些画作的精辟分析和阐释，为我们揭示荷兰绘画的意义。

17世纪的荷兰绘画作为西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历来受到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西方学者的关注。托多罗夫在《日常生活颂歌(论十七世纪荷兰绘画)(精)》里评述了荷兰风俗画所产生的独特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有关17世纪荷兰绘画的几种主要阐释模式，并分析了其文化与伦理的内涵。

《日常生活颂歌(论十七世纪荷兰绘画)(精)》的作者是。

译序

1 日常生活画

2 荷兰的家庭生活

3 现实主义与寓言

4 颂与责

5 道德教化的不确定性

6 难以参透的人物

7 对世界的爱

8 画家们

9 荷兰绘画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每次游历欧洲或北美的某个大都市，我们总会欣然抽出半天时间去参观美术馆。而且，除非有特殊的动机，否则我们总会按照指定的顺序参观各个展厅，从古代开始，将当代艺术留在最后，尽管我们知道好奇心会慢慢减弱，加上背部疼痛作祟，我们会快步穿越最后几个展厅，而一开始我们可是从各个角度细细打量罗马雕塑的。这一参观过程包含不少主题和风格的断裂。让我们在某个断裂处停下脚步：突然，表现历史、神话或宗教人物的大幅画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如下形象：正给孩子捉虱子的母亲，正俯身子自己作品上的版画师，正读信或弹羽管键琴的少女。无须质疑，我们正置身于十七世纪荷兰绘画的展厅，这是一类展现日常生活的绘画．也叫“风俗画”。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荷兰的邻国将延续这一画风；但是，邻国画家们的目光中将缺失某种洞察力，而这种洞察力正是我们在面对这一时期的荷兰绘画时所感受到的。在此基础上，将会诞生被有些笼统地称之为“现实主义绘画”的画派。下一次强度相当的冲击将产生于两百年后(在美术馆中，位于几百米开外)：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将消失于印象派和象征主义的画作中。

一旦将这一转变铭记于心——即日常生活与绘画之相遇的可能性——，而我们此时还不太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折回到前面的展厅，回到之前的世纪，回到其他欧洲国家，检验『_下这是否确实是日常生活在绘画中的首次亮相。我们当然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然而，在此之前，它并不占据同样的地位，也不扮演同样的角色。我们可以在中世纪的彩色插画或其后遵循同一传统的油画中看到日常生活场景，这些画分为十二个月或四个季节，表现的是一年的劳作：七月的收割工，一月的猎人。或者七宗罪，或者五大感觉．或者四个元素．或者四种性格。但我们立刻能感觉到，过去对日常生活的描绘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目标：建立一个有关生活状况的无所不包的系统目录，说明一种预先存在的秩序。再或者，在某幅宗教题材的、具有教化意义的画中，我们会看到某个圣人，正专心于某项十分平常的手工劳作。在某个时期．人们青睐的是某些神圣主题，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拉近同世俗世界的距离：圣子受难，基督在玛达及玛丽亚之家，圣母子像。但是，这里同样如此，我们注意到，这些活动之所以具备了某种尊严．有幸能够出现在画中，是因为它是某个名人的特征，而不是因为这一事件本身在人们看来足够高贵。展现给我们的，不是任意一位正在哺乳的母亲，而仅仅是同小耶稣在一起的圣母。

因此，区别并不在于从前人们不画这些活动，而是在此之前，人们并不认为它们本身足以构成画面的组织原则；而从那一时期开始，它们具备了这一能力。陪衬物获得了核心地位，附属品赢得了独立性。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更为普遍的运动，它逐渐将世俗绘画类型从宗教画中解放了出来，在早前的时期，宗教画即代表绘画的全部。这并不意味着绘画与宗教世界之间产生了粗暴的断裂，因为某个日常生活场景。某种风景，甚至某个静物仍旧能够拥有一种宗教意义(而且大部分时候，它们的确具有宗教意义)。但是，问题恰恰在此，关系的维系依靠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即使人们仍旧生活在基督教的精神氛围中，也无须再向神圣历史借主题。

就这样，自十六世纪开始，这些新的类型——肖像画、风景画、静物画、风俗画——逐渐确立了它们的存在权，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尊严。风景原本只是作为某个被描绘的场景的背景，如今成为了完全独立的主题。日用器皿、花朵、水果不再是人物的点缀，它们促使静物画得以产生，用马尔罗的话来说，“荷兰人并没有发明如何将一条鱼摆放在一个盘子里，他们发明的，是如何不再令这条鱼成为使徒的盘中餐”。在画宗教画时，人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画作底部．用很小的人像来再现捐赠人形象，有时是捐赠人家庭；从十六世纪开始，主次关系开始颠倒，历史画遭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或群体的肖像画。也是在同一时期，描绘日常生活的画赢得了独立性，推动了目后被称之为“风俗画”的绘画类型的诞生。(这两种说法逐渐等同起来，在十九世纪，我们可以在库格勒一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中读到：“风俗画从通俗意义上说，是对日常生活的再现。”)黑格尔所说的“绘画与世俗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彻底融合”就是这样产生的。P24-3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 (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肄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障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堡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的词源有“平衡”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合“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20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武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