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说服美国人民？克莱顿说得好：“要让美国人震惊，只需要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他在欧洲时，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写道：“成百万的人正在慢慢地饿死。”他说，要想在未来十年避免战争，援助欧洲是唯一的选择。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最著名的记者。在他刚25岁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说，他是全美国的年轻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李普曼经常和克菜顿、艾奇逊和凯南交流，他从1947年4月和5月起，开始连续在报纸上呼吁，欧洲经济已经濒临破产，美国必须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欧洲统一起来，迅速实现经济复苏。公众舆论和国会政治很快发生了转变，各大报刊都开始热议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
经过国会的讨论，哈里·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4月签署了欧洲复兴计划。美国从一个只关心自家门前雪的化外之国，渐渐变成了世界的领袖。就连在国会里反对马歇尔计划最厉害的塔夫脱议员，也认为美国不能退回到孤立主义了。杜鲁门是在罗斯福突然去世之后，作为副总统被扶正的。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农家子弟年轻时在家务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兵，战争结束后做过买卖，后来一路误打误撞地进了政坛，出人意料地给罗斯福当副总统。当他接任总统一职之后，没有人期待他能干好总统这份工作，而他也的确缺乏罗斯福的人格魅力和雄才大略。但杜鲁门知道时势造英雄，马歇尔计划的推出，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和魄力。艾奇逊引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最黑暗的时刻，杜鲁门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他使盟友们放心，让敌人们胆寒。
从1947年6月到1951年年底，马歇尔计划大约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按照今天的美元计价，援助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按照当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当于今天的5000亿美元。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几年间，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从1947到1952年，欧洲的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实际上已经超过战前的水平。战后前几年的贫穷和饥饿已不复存在，西欧经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空前发展。
马歇尔计划是有史以来最慷慨的一次援助。之所以能有马歇尔计划，是因为首先有了马歇尔将军。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出了那么多功勋卓著的将领，但是没有一位能够像马歇尔那样高贵。当马歇尔将军刚刚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时候，美国军队还不足20万人，在全世界排名第19位，屈居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些小国之后。军官们还在练习骑马作战，士兵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演习的时候扛的是硬纸板剪出来的步枪。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成为无人能够匹敌的超级军事强国。但马歇尔将军从不居功自傲，他把指挥诺曼底登陆这样的历史功绩让给艾森豪威尔。美军进入欧洲战场之后，马歇尔提醒艾森豪威尔，一定要给蒙哥马利留足面子，因为他是“英国唯一的英雄”。鉴于马歇尔的卓越功勋，美国国会曾决定授予马歇尔最高军衔“陆军元帅”，却被他拒绝。马歇尔反对的理由是英文中元帅MarshaI的读音和他的名字相同，“Field marshal Marshall”(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很别扭，实际上是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军衔高于提拔他的潘兴将军。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美军从此不再设元帅军衔。
波茨坦会议期间，有人给马歇尔捎来一篮子土豆、莴苣、胡萝卜、蚕豆、卷心菜，这是他的妻子凯瑟琳的无字家书——该回家种花务农了。马歇尔在战争一结束就递交了辞呈，但退役不到十天，就被杜鲁门派到中国，调停国共两党。当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的消息传出，杜鲁门的支持率马上大幅度提高。马歇尔计划能够被美国国会和公众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歇尔将军身上的这种凛然的高贵气质。
原来高尚也可以成为高尚者的通行证。但是，历史从来都不是单色的，而是杂色的。如果说马歇尔计划纯粹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崇高行为，那么为什么这一计划的结果反而是冷战呢？尽管马歇尔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公开和透明，但是，就连国会议员们都不知晓的是，马歇尔计划也资助了中央情报局(CIA)最早的秘密行动。可要说马歇尔计划不过是披着利他主义外衣的扩张政策，那么美国为什么心甘情愿帮助欧洲，哪怕欧洲国家迅速成长为美国的竞争对手？马歇尔计划付诸实施后，接受了美国礼物的欧洲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反美情绪。法国公开禁止销售代表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美国驻欧洲的使馆经常成为示威抗议的目标，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装防震玻璃窗。
高尚者和卑鄙者都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通行证，但能走出去多远，要看你有多强大。当你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时候，你想干好事就干好事，想干坏事就干坏事，管他的。P48-50
大部分作者都容易产生一种幻觉。他们会觉得，哈，这是我的一本新书。
作者会觉得，既然是他或她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书稿，一本书的问世，当然要完全归功于己。但如果诚实一点，他或她就会承认，一个人在书中讲述的故事、表达的思想，常常是从别的作者那里“借”来的。思想的生态系统并不像田野一样，阡陌交通、界限分明，而是像一个热带雨林，有时候藤萝缠绕着大树，有时候苔藓和地衣覆盖了枝干。我本想为本书增加一些注释，好让它更“学术”一些，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如果读者有心，肯定能根据我文章里的线索找到进一步阅读的书籍；如果读者想偷懒，何必拿哪些密密麻麻的注释增加他们阅读的难度？对学术人士来说，那些注释很像叼在嘴里的牙签，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刚吃过肉；但对普通的读者来说，却像吃米饭时候吃到了沙子，不时地硌一下牙。此书并非一本学术著作，作者就擅自免去了繁文缛节，失礼之处，望各位君子包涵。
作者们还不得不承认，编辑对一本书的贡献同样是难以低估的。一个作者要是能找到好的编辑，那真是一件幸事。好的编辑理解你的思想、尊重你的意见、欣赏你的才华，并且会委婉地纠正你的愚蠢。和好的编辑合作，总是一段赏心悦目的乐事，而我已经有了两次这样的快乐经验。我最近的两本书都是蓝狮子帮助出版的。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蓝狮子的王留全和康晓明，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曲静。我也要感谢本书的设计师王天义。说句心里话，此书的装帧是我出过的十几本书中自己最满意的一本。
本书收录的文章，大部分曾发表在《SOHO小报》、《信睿》、《财经》和《国际经济评论》。感谢先在《SOHO小报》、后来创办《信睿》的许洋、李楠，《财经》杂志的何刚、苏琦，以及《国际经济评论》的邵滨鸿、李君伟和崔秀梅。尤其感谢许洋兄，没有他的鼓励和督促，我写不了这么多字。
经济学家喜欢开自己的玩笑。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
一个经济学家在路灯下边东找西找。有个好心的路人过来帮忙。路人问经济学家：“你在找什么呀？”
经济学家说：“我在找我的钥匙。”
两个人找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路人最后忍不住问经济学家：“你肯定钥匙是丢在这里了吗？”
经济学家说：“不是啊，我好像把钥匙落在车库了。”
路人奇怪了：“那你怎么在这里找啊？”
经济学家说：“因为只有这里才有灯光啊。”
经济学家只喜欢看他们能够看得见的东西。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并非仅仅依靠经济学就能完全看清楚的。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读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萨缪尔森说：“要领悟经济分析的优美结构，仅仅需要有逻辑感，和能够对于经济学这样的思维体系竟会对整个世界上亿万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感到惊奇。”我仍然能够记得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如遭雷击的震撼感觉。从那之后，我就开始不停地学习经济学。
学习经济学，既给我带来了智力上的愉悦，也给我带来了内心的宁静。
我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过一套经济学前沿译丛。在丛书的序言中，我写道：
走进经济学的神殿，人们不禁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慨。年轻的学子顿时会感到英雄气短，在这个美仑美奂的殿堂里做一名工匠，付出自己一生的辛勤努力，哪怕只是为了完成窗棂上的雕花都是值得的。
我也给《经济学家茶座》写过一篇短文，叫《脑力锻炼》，里面写道：
学习经济学让人乐观而平和。经济学家相信“看不见的手”，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在一定条件下，反而能促成社会公利的增加。尽管有“在一定条件下”这一限制，但是我已经觉得这是我见过的社会思想中最乐观的了。学习经济学，让人觉得所有的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而且这解决的办法不用我们煞费苦心地设计，只要承认人们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同时又善于引导人们的逐利行为就行了。经济学充满了机智，它让我们这些平庸的人们充满信心，并且快乐。
但是，当我努力亲近经济学的时候，现实的世界却离我越来越远。读博士期间，我曾在哈佛做过两年访问学生。去哈佛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自由放任”。到哈佛之后，老师才告诉我，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答案是：“It depends”(视情况而定)。当时，我仿佛一个刚上岸的水手，踩到了岸上，却感到陆地在颤动，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才算是真实的感觉。数年之后，依然青涩的我到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任务是协助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卡德(Olivier Blanchard)，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可是，我越是努力地想用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教授对话，他越是感到烦躁。他想让我告诉他，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我却对此一无所知。
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之后，我主要做政策研究。这个工作让我眼界大开，我不再仅仅是在书斋里读书，还要学会去认识现实世界。我在国内到处跑，去过北大荒的农场，下过山西的煤矿，看过东莞的小工厂，也参观过没有一个工人的全自动化车间。我能够和政府官员一起讨论中国面临的问题，如何判断形势，如何设计政策。在这种时候，往往是我向身处一线的同志们学习，他们所掌握的信息量、思考问题的深度，都令我深深敬佩。我在世界各地到处跑，跟各国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一起开会，也向全球顶级的投资经理请教我根本看不懂的衍生金融产品。今天在迪拜，明天在古巴。但当我的兴奋劲过了，想找回经济学，想真心诚意地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我所见到的现实世界，却发现经济学已经从当年的朝气蓬勃、乐观自信变得暮气沉沉、犹疑不决。
雾霾越来越浓。路灯昏黄而枯槁。我怎么也找不到钥匙。 算了，我不找了。
我开始了漫无目的的阅读。
我读历史，为的是从历史中看清现在。克鲁格曼(Krugman)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只有一个样本，那就是历史。但历史读得越多，和我的初衷越远。我发现自己找不到一种令人信服的历史规律，反而迷恋上了历史中的偶然性。历史的道路没有交通标示，到处是交叉小径。你可能会看到隐约中有相似的地方，但是，阅读历史的真正收获不是让你感到，原来自古如此，而是让你越读越觉得熟悉的东西是陌生的，简单的东西是复杂的。阅读历史学，能让你更加多思、审慎。
我读心理学，为的是更好地认清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你会觉得经济学里那个得意洋洋的“理性人”假设是那么的浅薄。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突然流行，相信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到原来的“范式”太过粗鄙。行为经济学的背后，是脑神经科学的飞跃发展。人们对自己的认识逐渐清晰，但也更加深切地看到，我们的认知模式有那么多的缺陷。过去的自大狂妄，让我们羞愧难当、面红耳热。阅读心理学，能让你更加谦卑、自省。
我读地缘政治学，原本是当做一个副业，想在国际政治领域也有所涉猎。或许纯属误打误撞，地缘政治学和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其实格格不入。地缘政治学不是沙龙里外交官和贵族们的学问，它是风尘仆仆的旅行者的见识。如同我初读戴蒙得(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一样，我这才明白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助。拿破仑那么不可一世，他可曾战胜俄国的寒冬？中亚草原上的匈奴骑兵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这条鞭冥冥中在何人之手？
我自许为职业读者，和职业运动员每天都要训练一样，读书是我每日必做的功课。尽管阅读的范围看似漫无边际，但读来读去，我发现，有价值的阅读似乎只是为了教导我们要更加虚心、更加谦卑。
读得多了，我也曾经想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书。其实已经有了写作的计划。我计划写一本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书，以国际金融为窗口，眺望历史的风景。我也想过写一本关于地缘政治的学习笔记，记录下来我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并通过写作，把我感到陌生的一些地缘政治热点地区了解得更清楚。我还想过写一本颠覆理性人假设的书，但我深知这一命题的宏大，远非现在的我所能驾驭，也许要再等十年二十年才敢动笔。
我还算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这些年已经动手写了一些类似素材的东西，零零星星地发表在《SOHO小报》、《信睿》、《财经》等杂志上。原本希望当素材的量足够多了，就把它们串起来，写成书。我曾经在《财经》上写过一篇《半生缘》，透露过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和写作计划。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一本书也没有完成。
人生已经过半，除了一如既往的浑浑噩噩，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些紧迫感。之所以把以前写过的一些素材类的零七碎八的东西攒在一起，出这本书，也是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想起来就觉得非常焦急。这本书只是一个半成品的仓库，堆得乱七八糟。对我自己而言，它时刻是个提醒，让我想到还有那么多许诺没有兑现。我把那篇《半生缘》也收录在这本书中，做本书的跋，好让自己每读一遍，就惭愧一次。
这些年来，我写的应景式的财经评论其实也不少，但那些都是浮云，我就全部弃之不顾了。我会继续自己的探险式的阅读，一任海风把我这艘没有桨的小船带到未知的目的地。我会回来的，因为我依然深深眷恋着经济学。这里是我的故乡。但希望岁月切磋琢磨，让我能有改变，经济学也有改变。
如果你遇到经济学，请告诉她，我出门远游了。
《若有所失》是一本思想随笔集。从英国的金本位制不经意的确立到其与国际金本位制的渊源，从美国历史上刹那出现的唯一改革到日本历史上的以退为进，从东亚金融危机到由希腊引发的欧元危机，从人口涨落到国家沉浮，作者何帆旁征博引，所述看似是迷失在历史大潮中的细节，背后却有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隐喻。
《若有所失》中每一个命题都是智慧的沉淀，曾经的过往和现实的无奈，都教会我们：记住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在这些思考中，你可能学不会当下可用的“屠龙之术”，但是可以让你的思想受到一次深邃的洗涤。
一个著名经济学者对这个时代的深沉思考。
一个经济学者的思想远游！
《若有所失》是一本思想随笔集。从英国的金本位制不经意的确立到其与国际金本位制的渊源，从美国历史上刹那出现的唯一改革到日本历史上的以退为进，从东亚金融危机到由希腊引发的欧元危机，从人口涨落到国家沉浮，作者何帆旁征博引，所述看似是迷失在历史大潮中的细节，背后却有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