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伯金的《伟大的说服》是一部极其出色的思想史著作。它以思想交流的网络与交流的过程为焦点，通过揭示20世纪30—70年代两次经济大萧条以来凯恩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大师们的思想碰撞和演变轨迹，尤其通过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构建大西洋两岸的传播思想的网络，在政治上对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和英国主导的经济政策革新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使英美两国走出经济危机的情况，反思今天金融危机的现实，并为走出今天的金融危机提供必要的知识路径指引。

今天，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许多学者和观察家都在捍卫自由市场，试图证明这种制度是可行的。无独有偶，在上个世纪的大萧条发生之后，整整一代经济学家都修正了自己的世界观。《伟大的说服--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一书叙述的就是那一段思想史。安格斯·伯金追溯了战后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并对我们这个以市场为中心的世界的许多基本的假设进行了反思。

保守派人士往往认为哈耶克是最有影响的自由市场卫士。然而，通过对以朝圣山学社（由哈耶克在1947年创立，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成了它的领袖）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的深入研究，伯金令人信服地证明，对于资本主义的许多重要问题，哈耶克和他的同事们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政府干预，他们所采取的并不是一种彻底不妥协的立场，恰恰相反，他们提出了一种社会哲学，承认自由市场有严重的局限性。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主义思想比人们以往所认为的更有活力、更国际化。

仅仅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弗里德曼和他的同时代学者才发展出了一整套更加尖锐、更加不可妥协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建议，用来捍卫自由市场。他们为巴里·戈德华特和罗纳德·里根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复兴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设计了美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的政治和经济议程。伯金这部杰出的著作《伟大的说服--哈耶克弗里德曼与重塑大萧条之后的自由市场》不仅揭示了当代人对自由市场的热情的起源，而且凸显了自由市场给人们带来的道德困惑。

序 言 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第1章 经济危机时代的自由市场主张

第2章 雄心壮志

第3章 以计划对抗计划

第4章 新保守主义

第5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发明

第6章 道德资本

结 论 一个时代的精神

第1章 经济危机时代的自由市场主张

在1933年的春天，在凯恩斯发出“自由放任主义行将终结”的宣言将近10年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走上了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Economics，简称LSE）的讲台，发表就职演讲。虽然与凯恩斯一样，他演讲的主题也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轨道，但是在他做演讲的时候，所有其他方面的情况都已经与凯恩斯演讲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在这些年里，世界经济进入了严重的萧条期，经济学界的主要人物对传统的范式产生了怀疑，尽管他们在公共领域里的声望仍然在不断地攀升。在牛津大学演讲时，围绕在凯恩斯周围的都是一些有教养的博学之士，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哈耶克的听众则是来自一个创建不足40年的机构——伦敦经济学院——的师生，在当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对临时性的学生很有吸引力，而且旁边不远处就是一个著名的贫民窟。哈耶克比凯恩斯小17岁，虽然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已经颇有声名，但是在英国，除了社会科学家的小圈子之外，还鲜为人知。由于他在演讲时带有浓重的维也纳口音，哈耶克的许多听众都觉得要理解他的演讲很费力。虽然哈耶克同意凯恩斯的观点，认为自由市场至上这种社会哲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是，他发表这个演讲的目的是哀悼，而不是庆祝它的衰微。

在哈耶克的听众当中，有一些经济学家是赞同他的观点的，其中包括爱德温·坎南和莱昂内尔·罗宾斯。坎南是一位年老的保守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的设想发展起来的；莱昂内尔·罗宾斯是坎南的“门徒”，正是他邀请哈耶克前来伦敦经济学院的，并为他提供了一个教授职位。在简单地征询了听众的意见之后，哈耶克对听众指出，在经济学界内，支持自由市场理念的大有人在。他强调，问题在于，支持自由市场理念的这些人没有能力去影响广大的公众。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而且很少有政府的官员会对计划经济的优点提出质疑。“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悲哀地总结道，“到目前为止，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对于那些对政府干预持异议的经济学家来说，公众的不认同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了，给出的建议公众既不愿意听，也不可能对当前事务产生任何影响”。不过他认为，他与他的同事们其实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明显与现实世界有关的科学知识，所缺的只是一座桥梁，把理论与现实世界连接起来。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早期，哈耶克就已经时常感到他的观点有悖于时代的“主旋律”了，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时候，这种对比更为明显。当政府不断采用激进的方式来对付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时，在学术界，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们感到自己更加被边缘化了。但是在大西洋两岸的一些学术机构里，还是聚集了一大批反政府干预者，他们也因为敢于挑战主流思想而倍感自豪，这些学术机构包括哈耶克自己所供职的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还有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eva）。这些机构的经济学家们对当前公众舆论的倾向表示绝望。在哈耶克到达伦敦之前，莱昂内尔·罗宾斯就已经明确表示，广大公众永远不可能掌握经济理论。在1930年，他宣称，“如果希望经济学能够变成一个没有经过经济学训练的外行也能理解的东西，那么注定会遭到永远的失败”。在近10年的时间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大多时候都处于抑郁状态，部分原因是他在公众辩论中的挫败感，他感到民主政治体制维持不下去了。直到1934年，他还坚信，民主政治体制能够维持的时间不久了，“在我们看到类似于对自由主义的研究这种事情在美国和所有其余实行自由主义的欧洲国家彻底衰亡之前，至多不会超过两个10年的时间”在到达日内瓦之前，流亡海外的德国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威廉·罗普克就曾经断言，“即使在战术上仍然未被击败，但是承认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地位”的时机已经来临了。那些支持自由企业制度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他们是这个正处于消失当中的社会哲学的最后捍卫者。

虽然这些耶利米哀歌式的预警有些过头，但是他们的冷酷无情的断言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对于支持政府干预的学术竞争对手（即支持自由主义的人）来说，这是一段异常孤立的时期。公众报刊迅速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只当他们是一群过时了的怪人在作无稽之谈。即便是各保守主义政党，就如他们在国内应对经济危机一样，也不再为正统经济学提供可靠的避难所了。现有的各工业部门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不值得信任的共谋者，只热衷于维系保护性的关税和在与监管部门谈判时的垄断性优势。尽管哈耶克强调的观点与此相反，但是在经济学界内部，即使是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也越来越对此熟视无睹了。在美国社会科学家当中，拥有左倾历史主义倾向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拥有的势力最为强大；而在英国，不管是在学术世界里，还是在公众的心目当中，凯恩斯都被看成是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之后不久，凯恩斯主义盛行于大西洋两岸的各个经济部门。在伦敦与芝加哥的经济学家们发现，不管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在公众当中，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已经越来越少了。

在盎格鲁-美利坚世界里，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中期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这算得上是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事件。这部分地归因于伴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来的对市场信任的丧失。随着众多事件的发生，这个世界变得更混乱了，但是自由市场倡导者们所组成的团体的意识形态却依然显得不完整。然而，在公共辩论领域，不管经济学家们会感到多么沮丧，他们所持的观点、论据、假设都有助于丰富它的内容、塑造它的结构。在经济形势动荡时期，当既定的假设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里突然变成了被争论的对象时，这种影响是最明显的。哈耶克所遭到的挫折部分地归因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状况，部分地归因于他与他的同仁们在传播他们的信息时在修辞上的缺陷和修辞力量的不足。

在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虽然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对当时推进政府干预都共同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们的观点却鲜有统一的时候，不但如此，它们的观点甚至还时常相互对立。在伦敦，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最初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对于纠正经济危机，政府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经济低迷是一种商业周期，首先应该归咎于政府的过度干预。他们认为，政府进一步的干预只会导致这种灾难的再次发生。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这个主张无为而治的团体更加被人们所忽视了，因为经济学家们和公众都渴望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法来应对看似非常顽固的经济危机。在芝加哥大学，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纳与亨利·西蒙斯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则显得更加合适一些。虽然在政府公共事务的项目、累进税制、社会保险与强有力的反垄断政策方面，他们各自持有不同的态度，但是他们三个人都谴责市场的过度自由放任。这使他们比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行们更接近于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他人较难把他们与任何一个确定的思想流派或学术纲领联系起来。从总体上看，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这些经济学家的言行表明，自由市场理念的倡导者们的内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有一些“死硬分子”坚持极端的“反动立场”，但是很少有人同意他们的立场；而另一些人则更愿意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清晰地阐明一个与流行观念相对立的内在一致的世界观。

大西洋两岸的主要经济学家们都不情愿让他们自己的学术机构成为公共辩论中被猛烈抨击的对象，相反地，他们首先力求去影响经济学界的同行。他们也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讨论他们的观点、形成新的修辞策略的平台，没有建立起相互交流的网络，也缺少可以为那些对他们的观点持有同情态度的年轻同行们提供帮助的机构。恰恰相反，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大学里各自为政，独立地进行研究，只有通过学术演讲或者通过私人之间的交往才能建立起一些联系。他们之间的友谊偶尔也会鼓励他们横跨大西洋见上一面，但是那意味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旅行过程。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花很多精力进行相互攻击，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与观点完全不同的人的辩论。他们四分五裂，所坚持的观点也支离破碎，未能形成一个共同的声音。事实证明，企业组织并不愿意为这类以研究自由市场观念为目的的人提供资助，在学术界，也很少有人尝试着努力让他人来认同自己所做的研究。请参阅罗伯特·柯林斯的《商界对凯恩斯的回应：1929—1964年》，第50页。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着什么内在的凝聚力，也不拥有任何重要的制度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去影响那些已经被组织得更好的、立场和观点更一致的思想团体所吸引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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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1924年秋末的一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大步跨进了牛津大学考试中心(Examination Schools in Oxford)，大声地宣布：文明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正在走向一个终点——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而这也正是他这次演讲的题目。虽然当时凯恩斯才41岁，但是，他在很多领域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点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当中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他还参与了大学内外各种实际的事务。凯恩斯生于名门，他的家庭是剑桥学术圈子的核心。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后，在25岁那年，凯恩斯获得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优秀奖金，而且在之后的不到3年的时间里，他又被任命为《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的编辑。在另一方面，凯恩斯作为一名公职人员的职业生涯也是一帆风顺的。他从担任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的低级文职人员开始一路晋升，直到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出任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如今，他致力于发展一个连贯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取代渐趋衰落的从20个世纪传承下来的陈旧学说。“我们现在还无法在一支新的曲子下跳舞，”凯恩斯告诉与会者，“但是，某种变化正在悄然降临。”

凯恩斯相信，声称要捍卫自由放任主义的那些人曲解了自由放任思想，他们实际上是想在“自由放任”这个名目之下贩卖自己的观点。“不管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还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抑或是在马尔萨斯的著作中，都找不到自由放任这个词，”凯恩斯提醒他的听众，“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曾以任何一种教条主义的形式来表达过这种思想。”他认为，事实上，它只是代表了“普及者与庸俗化者们想宣扬的一些东西”。这些倡导者们有意地把斯密等人的思想简化为某种抽象的经济概念，力图把“自由放任”的思想观念传播给那些没有专门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理解能力有限的普通大众。公众消化吸收了这些严重缩水的“教导”之后，开始“把这种简化的假设看成是健康的，而把更深层次的复杂性看作是病态的”。其结果是，使流行的假设与严谨的学术观点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鸿沟。尽管自由放任思想一直深受大众欢迎，并且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它，但事实上，五十多年来，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在对待它的态度上，用约翰·艾略特·凯尔恩斯的话来说，那就是，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没有什么科学根据的”、“便于在实际中运用的原则”而已。凯恩斯指出，自由放任思想的适用性面临着一系列“复杂性”的挑战。他还说，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同这种看法，并且试图在他们自己的理论分析中把各种复杂因素结合进去。凯恩斯列出的“复杂性”包括：“当存在企业一般管理费用和合作费用时”，“当内部经济走向使生产发生聚集时”，“当调整所需的时间较长时”，“当愚昧盛行、知识匮乏时”，“当垄断和联合干扰了交易的公平性时”。这些内容涵盖了自由企业经济的绝大部分内容。换句话说，它实际上意味着自由放任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只是公众尚未知道而已。

凯恩斯认定，自由放任思想在知识层面上是彻底失败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一直广泛流行呢?凯恩斯指出，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与自由放任主义对立的两个主要学说——保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使得自由放任思想的倡导者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来摧毁这两个学说。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丝毫不予同情，而且还惊叹：“为什么一个如此不合逻辑、如此沉闷的学说，竟然能够对人们的心灵施加如此有力的、持久的影响，并通过这些人来影响历史的进程呢?”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复杂或简单的理论，试图克服公众喜爱自由放任思想的偏见。然而，那些倡导市场机制受复杂约束条件调节和限制的经济学家们，在修辞上就会处于明显劣势。而且，正如现实世界中经常会出现的那样，如果某种观念之争演化成了抽象的概念之争，那么概念上非常纯粹的自由放任思想就会比同样简单化的对立思想更容易被接受。其次，这种支持自由市场的假设还“迎合了当时商界的需要和希望”。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得到了富裕且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赞助者的支持，后者总是能够确保他们的声音能被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听到。

凯恩斯确信，尽管自由放任思想具有内在的优势，但是它已经渐渐地失去了在公众领域的支配地位。他非常确信这一点。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经济思想必定能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实践当中去。他相信，总有一天，经济学家们将会几乎一边倒地批评自由放任思想，而且这种批评将会被公众广泛认同。或许更重要的是，工商企业的制度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它们的利润动机已经开始趋于缓和了。在凯恩斯看来，应该鼓励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管理权的相互分离，不要再过于强调向所有者发放红利。管理层应该更关注顾客或者公众的潜在批评，尤……点——朝圣山学社的创始会员们之间的冲突。随着一些创始会员年龄的增加，朝圣山学社的许多创始人认为，后来加入朝圣山学社的一些会员对于自由市场理念的宣扬过于大胆了，认为这违背了它最初的理想。他们怀着既敬佩又不甘的情绪，观察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开创的新世界。在许多时候，人们都把朝圣山学社的故事看作如下这种小概率事件的最佳范例：经过自己的努力，一群知识分子对所在时代的政治生活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看到，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则寓言：一群人冒险地运用意识形态影响力获得了成功。

这本书出色地重新解读了现代保守主义思想史，使我们对保守主义运动的各位主要人物都有了新的认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在某些固定的预设前提的基础上沿着一条直线从哈耶克发展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竞争的过程，它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从而形成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轨迹。”

——丹尼尔·罗杰斯 《断裂的年代》的作者

伯金的著作叙述了朝圣山学社改变“市场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公共辩论的过程，并出色地解释了这种改变得以发生的原因。伯金的研究态度很认真，他的考证很细致，头脑非常清晰，叙述流畅得如行云流水一般。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布鲁斯·考德威尔 《哈耶克的挑战：哈耶克的思想传记》的作者

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历史上真正重要的是思想观念，而不是利益。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著作，堪称观念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巨大成就。在这本书中，伯金有力地阐明了少数几个人以及他们的观念是如何将凯恩斯的福利主义正统思想撕得粉碎的。不过，很可能即便是凯恩斯本人，也会欢迎这样的结果，因为伯金最终证明，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思想，包括今天统治世界的自由市场理念在内，是完全无懈可击的，至少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它是错误的人来说，肯定是这样。

——塞缪尔·莫因 《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上的人权》的作者

《伟大的说服》是一部极其出色的思想史著作，它揭示了一小群理论家是如何在市场为中心的政治保守主义取得胜利和保持胜利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往往以沉闷乏味而著称，但伯金却成功地使它们呈现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动态性，因为他娓娓动人地讲述了两代思想家构筑网络、普及思想、推动政治变革的故事。 

——大卫·霍林格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