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作者高振普作为一名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忠诚卫士，历史地见证了总理夫妇的简朴生活。为寄托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无限思念，作者用饱醮深情的笔触详尽地描写了他在两位老人身边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这些故事和零碎的记述，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为研究他们提供一些素材。

2013年是周总理诞辰115周年，作为一名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长达15年的后辈，高振普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总理的115周年诞辰做点事。谨以此书献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2000年11月，高振普将自己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中经历的往事集辑成册，以《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为名出版。6年来，这本书印刷了3次，发行45100册，被广大读者传阅。《周恩来卫士回忆录》对于人们了解周恩来作为一位伟人的平凡生活和在其中蕴含着的精神风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引言

 我进西花厅

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

 “咱们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不要叫首长，不要说指示”

 邓大姐与警卫战士

 总理视察农村打井

 要有群众观点

 无利息存款

 要懂科学

 自费药要交钱

 两菜一汤

 刮胡子刀片

 一杯茶水

 一瓶番茄酱

 “我也叫他成头”

 生活上尽量自理

 进一次公园买两次门票

 邓颖超在杭州自费住饭店

 一箱芒果

 和总理打乒乓

 周总理发奖

 总理让我学开汽车

 总理叫我们下基层锻炼

 买票看戏

 因私用车要交费

 不影响群众看戏

 一条毛巾

 节约口粮

 禁吃的菜单

 “四菜一汤”的规定

 出差带上三百元

 两盏台灯

 袜子天天补

 邓大姐给我们的补助

 打井浇菜地

 自费做出国服装

 初随总理出访

 在几内亚节约用水

 共享摩洛哥的民族宴

 两台电视机

 穿戴国货

 穿补丁外衣会见外宾

 一块手表引起的风波

 三角钱伙食费发票

 “艰苦朴素”好

 总理办公室的规定

 轻车简从

 不要搞特殊

 “接触群众太少，消息就闭塞了”

 八一联欢

 二十年穿两双皮鞋

 错穿了皮鞋

 总理喝酒与酒量

 不要提吃猪肉的事

 在“楼外楼”三付饭费

 没有付钱的一碗汤

 有困难找西花厅党支部

 破例为身边工作人员说话

 “你俩从西花厅去上班”

 避开“四人帮”追查

 邓颖超与《午间半小时》

 咱们是一家人

 周恩来的为人

 坚持原则 严于律己

 周总理的身教言教

 周恩来、邓颖超合用一个骨灰盒

 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记录下邓大姐的思念

 邓大姐的原则性

 邓大姐出席母校校庆

 邓大姐坚持锻炼

相忍为党 力挽狂澜

 出席“关于罗瑞卿”的上海会议

 寻找彭真

 红卫兵要改变红绿信号灯

 红卫兵住进中南海

 为谭震林解围

 深夜看望余秋里

 约陶铸谈话

 请贺龙住进西花厅

 “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

 不能离开中南海

 武汉“七二○”事件前后

 陪陈老总挨斗

 哪有时间“天天读”

 江青闹闯接待厅

 看电影请假

 面对“九一三”突发事件

 江青搅起的护士风波

 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

 筹建北京饭店东楼

 严肃处理“伍豪事件”

 举荐邓小平

忘我工作鞠躬尽瘁

 去南昌

 目睹周总理的一次调查活动

 面对危险的两次决策

 未能成行的西藏之行

 用饼干充饥

 我给总理做汤

 我们给总理贴的大字报

 赴河内吊唁胡志明

 登上延安宝塔山

 坚持看报纸的悬念

 周恩来的“时间”

 住进医院

 总理哪里是在治病

 面对各方的关怀

 与朱德的最后交谈

 约见罗青长

 总理的病牵动亿万人民的心

 与病魔抢时间

 为总理准备火化的衣服

 举国同哀送总理

 把总理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说不尽的思念

 我的终生遗憾

 我看到的天安门广场

 陈丕显不忘总理

 邓颖超谈往事

 “我的骨灰撒向海河”

 两次遗物的清理

周恩来精神永存

 来自人民的纪念

 周恩来精神永存

 创建“周恩来班”

 对总理的爱

 一位日本青年心目中的周恩来

后记

再版后记

北京人民大会堂建于1959年，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仅用十个多月的时间就建起这样一座宏伟的庞然大物，为世人瞩目。使用的结果更加证明，其设计是科学的。其中万人礼堂和可容纳五千人就座的宴会厅，更是使人望而敬之。宴会厅的附属建筑是两个角的休息室，分别为上海厅、北京厅和东、西厨房。在上海厅和北京厅的一旁，各有一个可供几十人同时使用的厕所，这是为在宴会厅搞大型活动而设计的，基本能够满足群众所需。群英会，就是八千人在宴会厅同时用餐，两个这样的厕所人们还要排队。可见当时的设计师是费了心思的，不然的话，人们会为上厕所犯难的。

有一次总理到大会堂的上海厅会客。去厕所时发现厕所比原来小了许多，被割去了一大块另作他用。总理问当时大会堂的一位负责人，是谁的主意？了解不了解为什么当时修这样一个大的厕所？你们割去的那一块干什么用了？那位负责人只听不说。总理看他很为难的样子，肯定地说：“不是你们决定的，你们也不敢轻易地改建。不过，你们想想看，如果开会或宴会，休息时间只有十几分钟，几千人有几百人会上厕所，怎么办？当时的设计是有根据的，设计师很有经验。你们做事要讲科学，要有群众观念。”最后总理说，已经割开了，花了钱，不要因他一过问，再恢复原样，浪费国家财产。这时候，那位负责人和我们这些人才松了一口气，那位负责人说了一声：“我们接受教训。”

无利息存款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出现了一派喜人的社会景象：市公交公司开辟了几条无人售票的线路，大家上车以后自己主动交钱；车上的妇幼专座宁可空着，也无人争坐；听不到售票员动员让座的声音，为老人让座、为小孩让座已蔚然成风。很多年轻人和一些身体较好的年长者上车以后，干脆就站着，因为刚坐一会儿，上来人还得让，所以干脆就不坐。当时，学习雷锋、关心别人已成为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主流。这种社会风尚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央警卫局，警卫局的食堂也实行了无人售饭法，即不设专人收饭票，由买饭人自己往票箱交饭票。

有一天，邓大姐对我说：“小高，我看到了一条消息，北京有一个储蓄所存款不计利息，你去找一找在什么地方，把我们的钱转存到那里，这样可以不收取利息。”于是，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市大半个西城区的储蓄所，也没有找到，有的储蓄所干脆告诉我没听说过无利息存款这个事。我对此也觉得很新奇，回来对邓大姐说没找到。邓大姐说：“肯定有，是在《北京晚报》上登的，你查一查最近的《北京晚报》。”于是，我翻阅了近一个月的《北京晚报》，终于找到了这条消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邓大姐所说的无利息储蓄所就在中南海附近，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储蓄所——西安门储蓄所。我到那儿一打听，确有其事，我就对储蓄员说把所存的钱改为不要利息的。因为他们二老的钱原来就存在这个储蓄所，存折上的名字不是实名，而是用邓大姐的代名——李明。我记得存折上有几千块钱，这在当时也不算小数了，办理业务的储蓄员很惊讶，他上下打量着我，看我好像不是有这么多钱的人，想开口问我又止住了，我们相对一笑。因为我也不是取钱，就是转成无利息存款，他也无从怀疑，很快，我就把周总理、邓大姐的钱都改为无利息的了。我向邓大姐汇报了事情的经过，邓大姐说：“好啊，从今以后我们每月余下的钱就存在那儿。”后来我听那个储蓄员说，当时这个储蓄所是北京的一个试点，北京市只此一家，因为我们很久没去取钱，无利息存款发展状况我不得而知，记不清是哪年又改为有利息存款了。

从总理、大姐无利息存款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境界之高，非我们常人所能及，同时也可以看出邓大姐很关心新鲜事物。P10-12

1961年5月的一天，警卫局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周总理那里要你去工作，先去试一下，如果可以，就正式调去。我听后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去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工作；紧张的是，想起五年前我被调来警卫局开始培训时，老同志介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性格、嗜好、脾气的那些话。他讲到周恩来时，说总理办什么事都严肃、认真，在总理面前不能出一点纰漏。甚至于对你的一举一动，总理都可以看透你在想什么。

那时我刚从山东调来北京做服务员，有些想不通。因为当时我从山东省公安干部学校毕业后，已是干部。后来幸福感、荣誉感占据了主导位置，想想贫困家庭出身的我，能有幸调来这北京城，进入红墙内多不容易，哪还管什么待遇。所以工作起来劲头很大，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完成好。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尽量把服务工作做得周到细致。当年还没有建成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宴请外国元首的国宴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重要外宾，也是在中南海。因此，我们服务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外宾眼中的形象。中央的很多会议都在中南海的颐年堂、勤政殿、怀仁堂、居仁堂、西楼大厅召开。所以对进入中南海人员的培训是极其严格的，在工作中要求则更严。我们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或小城市，见识不广，知识面窄，工作起来确实有较大难度。干力气活我们个个都是强手，一个人可以扛起五把椅子，几十斤重的方桌一人扛起来就走。可为首长当服务员，干的都是细活，端茶、倒水、递个毛巾，活儿是轻便多了，可心里挺紧张。

五年多来，我也曾接触过周总理。他对工作确实一丝不苟，在他身边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怀着这种既高兴又紧张的心情，我先来到警卫处接受培训，为的是更多地学习、掌握警卫业务，更多地接触周总理。两个月后，即1961年7月，我被调到总理身边。

我兴致勃勃快步行走在去西花厅的路上，当时我没有自行车，公家也没配备。因为按我当时的职别是不给配交通工具的。十几分钟的路，我觉得太长了。虽然过去曾多次来过西花厅，但这次心情大不一样。见了总理说什么，见了邓大姐说什么，我无头绪地东想西想，边想边走进了卫士值班室。邓大姐的汽车司机纪书林等着我，他向我说明邓大姐去庐山养病，周总理准备从庐山回来去北戴河，由他和我先去北戴河，也就是先去做准备工作。

8月6日，总理到北戴河，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书记处会议。卫士长成元功原先已向总理讲了我这个人的情况，所以见面后总理并不感陌生，说了声“我见过他”，接着问了我的一些身世。当年二十三岁的我，在总理面前还是个孩子。我没说更多的话，就开始工作。

总理几乎是天天开会，约人谈话。我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只是看到他忙。事后，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国际形势、国内的粮食问题，还有军工生产和市场、物价、货币流通等问题。五天的时间，要开这样一个内容繁多的会，难怪他那样忙。8月13日，总理离开北戴河，我没有随行，留下来做收尾工作。

8月23日，总理去庐山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我先期上山，仍打前站。这也是我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试用阶段。从庐山下来后，我即住进西花厅，从此我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三十多年。

今天，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七年了，邓颖超大姐离开我们也二十一年了，在他们身边工作的许多情景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好似我还在为他们工作，为他们服务……

为寄托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无限思念，我把在他们两位老人身边工作期间见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事情写出来，用这些故事和零碎的记述，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为研究他们提供一些素材。

我是周恩来的卫士，是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一名警卫人员，由于工作环境和水平所限，不可能把周恩来这样一位伟人的功绩很好地表达出来，工作性质又决定了我只能接触一些事情的侧面，了解得非常有限。但是，本书所写到的都是我所经历的。

在我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李琦、力平、廖心文同志的指点帮助，上海人民出版社陈莉莉、陈敬山同志的鼓励。杜修贤、崔宝林、刘庆瑞、张彬、苏航、唐京伟、舒野、周描坤、孙参和王岩同志提供了照片，本次印刷得到了周建华同志及云南泸沽湖银湖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书所用的照片，凡作者能联系上的，我都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因种种原因未能联系上的请予谅解。

限于水平，撰写的内容难免会出现差错，欢迎批评指正。

高振普

2000年8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