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张卓元将迎来八十岁的寿诞。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八十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八十年。从1950年代的价值规律叩问者，到1980年代的稳健派改革推动者，再到1990年代的中国制度设计建言者，以至2000年代的大国献策者，张卓元先生每每都能够见事于“萌”，甚让人折服。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张卓元之重要性在于，他参与了建国之后众多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张卓元对这个转型国家的贡献，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创新外，还在于他那份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风骨。《稳健改革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评传》中，作者房汉廷奋笔记述，历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动声色地姗姗走近，又姗姗走远，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在回忆者与记录者之间穿梭，如画卷展开。

《稳健改革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评传》由房汉廷编著。

《稳健改革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评传》以卓元先生为传主，是一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凤凰涅槃”的故事。

谁发现了“改革红利”？谁把“改革红利”开采出来的？当然，发现“改革红利”的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开采“改革红利”的是几代人不是一代人更不是一个人。不过，不论是发现“改革红利”，还是开采“改革红利”，有一群经济学家是最不应该忘记或忽视的，其中就包括颇有中国经济学界“长青树”之誉的张卓元先生。

张卓元，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社会兼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价格学会、中国物资流通学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

第一篇 出道历程

第一章 蒙学

第二章 性格养成

第三章 人道

第四章 在大师身边

第二篇 叩问价值

第五章 一叩价值：破解“恩格斯猜想”

第六章 二叩价值：巧解“价值规律”谜题

第七章 三叩价值：冲破“马克思生产价格谜局”

第八章 四叩价值：发掘冶方思想遗产

第三篇 直击改革

第九章 价格改革是关键

第十章 “稳中求进”成大道

第十一章 市场经济论乃国之根本

第十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是场攻坚战

第十三章 转方式必须先转政府职能

第四篇 玉泉山人

第十四章 亲历“破茧化蝶”

第十五章 走出“国有企业改革泥沼”

第十六章 圆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十七章 大美“科学发展观”

第五篇 家国一体

第十八章 政协委员

第十九章 “四家”归一

第二十章 未完待续

附录1 张卓元主要著作、论文和文章

附录2 新中国经济学大事记（1949～2000年）

附录3 新中国60年经济体制改革大事记（1952～2012年）

后记

3.何建辛、张卓元文之观点

如果说坚白先生的论文打的是“前哨战”，那么建章先生与卓元先生则打的是“攻坚战”。

何、张两位年轻经济学家（当时何建章38岁，张卓元31岁）没有像坚白先生那样迂回和间接，而是直奔主题，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生产价格缜密而科学的论证。这一点，从论文的题目“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就可以一目了然。

卓元先生他们这场攻坚战打得漂亮，字里行间都闪烁着天才思想的光芒。我对这篇论文读过很多遍，总是常读常新，在分享着作者思想快乐的同时，也庆幸中国有这样的经济学家。

《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的核心是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证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第二部分阐述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利用生产价格的积极作用”。

在论文一开始，卓元先生他们就开宗明义，“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应当直接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这是由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物质技术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决定的”。

在论证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时，他们说：“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价格的形成，是受物质技术条件（主要是对劳动者的物质技术装备程度）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和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条件制约的。”

针对第一假设，卓元先生他们给出了明确的证明：

物质技术条件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部门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物质技术条件的好坏，直接制约着它们的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制约着同量劳动支出所创造的使用价值是较多还是较少；在不同部门之间，对劳动者物质技术装备程度提高的快慢，则直接制约着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如果物质技术条件较好，那么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就较高，如果物质技术条件改善较快，那么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就增长较快。

物质技术条件，表现在价值形式上，就是产品的资金占用量，或单位产品的资金占用系数。……因此，在按价值制定价格的情况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物质技术条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不能在经济上得到承认……为了在经济上承认物质技术条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要求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便通过生产价格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创造的剩余产品，不是完全按照各部门活劳动耗费的多少，而是按照各部门的物质技术条件，即资金占用量的多少，进行分配。这样，物质技术条件较好、资金占用量较多的部门，将获得较多的利润，体现了社会承认这些部门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方面的贡献。

针对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对生产价格形成的制约作用这个假设，卓元先生他们的证明同样有理有据。

所谓社会化生产，通常指劳动和生产是在社会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在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在每一部门内部各生产单位之间，都发生着纵横交错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任何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水平，任何部门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其他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有关；任何产品社会劳动消耗水平的降低，任何部门剩余产品的增加，都是同其他部门产品社会劳动消耗水平的降低有关的；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社会劳动消耗水平的降低，剩余产品率的提高，则是同全社会所有生产部门物质技术基础的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分不开的。这就要求社会在通过价格评价各种产品的时候估计到这种情况。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化大生产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都要求在价格上得到体现。

卓元先生他们不仅论证了社会主义生产价格的科学性，更难得的是，他们还对其具体作用给出了相应的证明。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价格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生产价格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第二，生产价格能够把生产单位的经济效果同社会的经济效果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人们合理地选择生产和投资方案，提高经济效果；第三，生产价格有利于促进企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采用新技术，从而有利于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四，生产价格既然排除了各部门资金有机构成和周转速度上的差别对利润率的影响，保证同额资金获得同额利润，就提供了评比不同部门、不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一个综合性指标——资金利润率，从而有利于正确处理不同部门和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第五，按生产价格定价，以资金利润率为衡量各部门与企业经济活动效果和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指标，有利于促进各部门、各企业努力节约劳动耗费，节约占用的生产资金，既关心提高劳动耗费的效果，又关心提高资金占用的效果，力求消耗最少的劳动和占用最少的资金，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综上，我们欣喜地看到，关于生产价格在社会主义是否依然存在以及发挥何种作用的“马克思生产价格谜局”被破解了！

P80-82

与其说这是一部学术传记，不如说是一部新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因此，我不得不提前声明：这部传记，其实是有两个主角的，一位是张卓元先生，另一位则是萌动于20世纪50年代初、启动于20世纪80～90年代、成型于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如果让我列举20世纪影响世界最重大的两件大事，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前一件基本不会有争议，它将亿万人纳入战争罗盘，并将数千万人送进了地狱，也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世界格局；后一件正在取得更多的共识，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大国，竟然用短短的30多年时间，以和平的方式取得了目前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最快、最持久的增长和发展。

是什么让“中国龙”获得如此影响深远、广泛的持久经济发展呢？答案可能有千百个，但最具有共识的答案只有一个——是“改革”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是稳健“改革”创造出了巨大而持续的中国。

是谁发现了“改革红利”？是谁把“改革红利”开采出来的？当然，发现“改革红利”的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开采“改革红利”的是几代人，不是一代人，更不是一个人。不过，不论是发现“改革红利”，还是开采“改革红利”，有一群经济学家是最不应该忘记或忽视的，其中就包括有中国经济学界“长青树”之誉的张卓元先生。

20世纪50～80年代，卓元先生是“改革红利”的重要发现者。打开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学图谱，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卓元先生不仅是“恩格斯猜想”的破解者，是“价值规律”的巧解者，是“马克思生产价格谜局”的破译者，还是孙冶方经济理论遗产的集成者和发掘者。正是这些最初的研究，使我们得以窥见了“改革红利”这一巨大宝藏，也为中国后来的繁荣富强找到了强大的动力。  20世纪80～90年代，卓元先生是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积极响应者和鼓吹者。1984年他提出价格改革是关键，1987年他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大思路，1992年他参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1993年他参与画出“国有企业”改革新方向，2000年后他又提出了转方式的新路径。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卓元先生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总体方案的设计工作。从1993年一上“玉泉山”到2008年十一上“玉泉山”，卓元先生先后十一次参与中央重要历史文件的起草工作，前后15年的改革路线上都有其直接耕耘的汗水和心智。

即使到了耄耋之年，卓元先生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然高擎“牢牢把握加快改革这一强大动力”的大纛，为中国谋求更大、更持久的“改革红利”！

以卓元先生为传主，写一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凤凰涅槃”的故事，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卓元先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持久、最具力量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中国经济学界“常青树”之誉；卓元先生是直接参加中央政策文件起草次数最多、贡献最持续的中国经济学家，有“政府经济学家”之称。因此，只要顺着卓元先生的学术路径和工作实践，我们就很容易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萌芽、挫折、成长的点点滴滴。

写卓元先生的学术传记，于我有两点便利条件。一是作为入室弟子已经24年，对卓元先生整个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从1981年第一次阅读卓元先生的《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到最近阅读的《牢牢把握加快改革这一强大动力》，我可能是最全面阅读过卓元先生作品的读者之一。二是作为其部下，曾经在其麾下工作多年，对卓元先生的工作情况和部分生活动态也较为了解。1985～1993年期间，我与卓元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学习、工作经历是重合的，那是一段先学生后部下的经历。写卓元先生的学术传记，于我也有两点不便条件。一是卓元先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历史跨度大，涉及领域多，不才实在难以驾驭。二是我文笔拙钝，要么对卓元先生思想高深之处领悟不到或不深，要么显得枯燥难读。

这是一部北人写南人的故事。卓元先生生在南岭之南的梅州，那里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我则出生在北京之北的赤峰，那里历史悠久，豪杰迭现。卓元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我本来想以一个弟子的视角来写恩师。但是，真的准备动笔之后，才真切地体会到先生一个甲子的学术历程，实在是丰富之极，每个片段都足以成为华采的亮极。卓元先生已经不再仅仅属于家人，也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些弟子，他更多的属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大事业。

这是一部还需要不断完善的作品。年届耄耋的卓元先生，大有姜尚之雄风，其思想还在不断发展之中，其贡献还在不断增加之中，其思维之敏捷让我等自愧弗如。卓元先生21岁开始发表经济学论文，80岁依然笔耕不辍，想想我等年轻力健者又有几人能为尔。因之，我计划这部作品，今后每过五年修订一次，每修订一次，让读者更加满意一次。

这是一部多人合力完成的作品。卓元先生有时低调得过分，从来不允许我们这些弟子撰写带有任何溢美之词的评论文章，更不让搞稍嫌破费的庆祝活动。这次我要写他的学术思想传记，开始也是一如既往地不同意，及至我讲清楚我的客观立场，他才算点了头。尽管对卓元先生有着诸多了解，但真正动起笔来还是有着很多不了解。为此，我不断地找卓元先生释疑解惑，有时甚至到了“扰乱”的程度。同时，师母李秀珍先生也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提供了很多素材，为我写作这部作品增色很多。卓元先生的二公子张平先生，由于是我的同学，自然不可避免地被我屡屡“骚扰”，他的帮助和对一些事情的首肯，大大增加了我写作的信心。诸多师兄、师弟、师妹是给予我帮助的最大群体，他们从各自角度为我提供资料、信息，也包括某些思路甚至对某些观点的评价。在诸多师弟中，最需要感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张磊副研究员。他不仅参与了本部作品前期提纲的讨论，而且多次参与了我对卓元先生的访谈会和座谈会。就职于经济研究所的程锦锥小师弟，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卓元先生的诸多资料，都是经由他的整理转发给我的。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的写作不会进展得如此顺利。在准备本部作品写作素材中，我就职的国家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的张缨、国丽娜、宝连、何磊也都给予了许多的帮助。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他们是这部作品最早的阅读者和评价者，他们的意见促成了我对原框架的诸多修改。还要感谢经济管理出版社的沈志渔先生、张艳女士，他们在听完我的概要讲述后，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部作品的出版事项，非常令人感动。同时，本书责任编辑杨雪、美编刘艳南，对书稿做仔细打磨，使其增色很多。此外，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也参考了一些有关卓元先生的采访报道和实录，如吴志菲等人的作品，在此一并感谢。当然，书中涉及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是重要的帮助者，是他们与卓元先生共同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天才的妙法，才使我有机会写出这样一部好的作品。

这是一部弟子评价师尊的作品。自古都是先生评价学生，而这部作品多多少少有些“忤逆”的成份。学生评价先生，有两点最难把握：一是为尊者讳，优点容易过多过高，缺点容易过少过粗；二是为读者虑，主题容易过简过浅，花边容易过多过泛。我并没有超凡脱俗，其中的缺点自然有之，但已经是尽量避免了。还有，这部作品中，涉及很多经济学界的人和事，有些评价也都是我一己之见，褒奖未必到位，贬者未必切中。望大家读到这些问题时，以宽怀为佳。

这是一部盘点过往与展望未来的作品。2013年，是卓元先生从事经济学学术活动60年，也是卓元先生八十大寿的重要节点，我因为感怀先生的教诲，感念先生的提携，感叹先生的执著，感动先生的平实，遂以此书以记之。

写不尽的是卓元先生的峥嵘岁月，写不完的是卓元先生的不悔人生。值此卓元先生八十寿诞前夕，谨以我在其78岁寿诞上所作小诗《期盼》，暂时结束这部未完传记的未完之旅。

每年的每一天，我们都在期盼，

期盼我们的恩师身体康健，思维如电。

每年的盛夏，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心愿，

希望再一次聚首在老师的桌前，

畅谈着一年来天下和自我的变迁。

每年的今天，我们都有一场欢宴，

那是归巢的感觉和回家的坦然。

每天的每一时段，我们都在祝愿——

老师，您好！  老师，平安！

房汉廷

2013年4月15日于北京不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