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审判
有一次，远处田庄的庄头安东·瓦西里耶夫向女主人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戈洛夫廖娃禀报，他到莫斯科去，向那些持证在外居住的农民收取代役租的情况，他讲完后，已经得到她的许可退到下房去时，突然不知怎的莫名其妙地站在原地踌躇起来，好像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案子要讲，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禀报似的。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自己那些亲信，不仅是他们最细微的动作，连他们心里在动什么念头，也一清二楚，因此，她见状立刻不安起来。
“还有什么事？”她紧盯着庄头问。
“再没什么啦，太太。”安东·瓦西里耶夫本想应付过去。
“别撒谎！还有哪！我从你眼里就看得出来！”
但是安东·瓦西里耶夫拿不定主意回话，还是犹豫不定。
“说。你还有什么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断然对他吆喝道，“说！别摇尾巴啦……你这个两边倒！”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爱给她家那些管事和用人起绰号。她管安东·瓦西里耶夫叫“两边倒”，并非从前什么时候他真有过背叛行为，而是因为他说话嘴松。他经管的田庄，中心是座生意兴隆的商镇，镇上有许多小饭馆。安东·瓦西里耶夫喜欢在小饭馆里喝喝茶，吹吹自己的女主人无所不能，而在这样神吹神侃的当儿，不知不觉就说走了嘴。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经常在进行各种诉讼，而他这心腹人的多嘴多舌往往使得女主人种种作战妙计在实施之前就给捅出去了。
“是有事，真的……”安东·瓦西里耶夫终于小声嘟哝道。
“什么事？怎么回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火了。
她，作为一个专横而又极富创造力的女人，马上就描绘出一幅充满各种矛盾与对立的图画，并且立即信以为真，以致连脸色也发白了，竟从圈椅上蹦了下来。
“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把莫斯科的房子卖掉了……”庄头一板一眼地禀报。
“真的？”
“真卖掉了，太太。”
“为什么？怎么卖的？别吞吞吐吐！说吧！”
“因为欠了债吧……理当如此嘛！尽人皆知，为好事是不会卖掉的。”
“那么，是警察局卖的？还是法院？”
“就是这样的。听说，这所房子是八千卢布拍卖的。”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沉痛地跌坐在圈椅里，两眼直盯着窗户。起初，这个消息显然把她弄糊涂了。如果对她说，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杀了人，戈家庄农民造反了，拒绝干活，或者农奴制崩溃了，她也不会吃惊到这种地步。她双唇发抖，眼望远方却什么都没看见。她甚至没有觉察，正在这时候，小丫环杜尼亚什卡用围裙盖着个什么东西，原想从窗前猛冲过去，可是突然发现女主人在场，便顿时就地掉转身子，轻手轻脚地踅回去了(换个时候，这种行动定会引起彻底追究)。但是她终于清醒过来，说：
“竞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了！”
接着又是一阵雷雨前的沉寂。
“嗯，你是说，警察局把这所房子卖了八千卢布？”她又问。
“正是。”
“这可是父母的恩赐啊！好呀……坏蛋！”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觉得，既然得到了这个消息，她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却什么主意都拿不出来，因为她的头脑让两种完全相反的想法弄糊涂了。一方面，她想：“警察局卖掉的！它也不是一时半刻就卖掉的呀！想必得经过查封、估价，再通告发卖吧？才卖了八千卢布，可两年前她买这所房子时，亲手付出了一万两千卢布，像付出一分钱那么爽快！如果早得到消息，自己就可以在拍卖时花八干卢布买回来！”另一方面，她又想：“警察局卖了八千卢布！这可是父母的恩赐啊！坏蛋！八千卢布就把父母的恩赐糟踏掉了！”
“你从什么人那里听到的？”她问，终于想通了：房子既然已经卖掉，对她来说，用低价买回它的希望也就永远失去了。
“伊万·米哈依洛夫，那个开小饭馆的说的。”
“可他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呢？”
“想必是害怕吧。”
“害怕！我就让他见识见识‘害怕’吧！把他从莫斯科叫回来，他一到，立刻送他到征兵站去当兵！哼，‘害怕’！”
虽说农奴制已经日薄西山，却还存在着。安东·瓦西里耶夫不止一次从女主人口中听到过各种最独出心裁的命令，但是现在她的这个决定却还是那么出人意料，连他都觉得有点难办了。这时他不由得想到了“两边倒”这个绰号。伊万·米哈伊洛夫是个本分的农民，谁都想不到，会有什么灾祸落到他身上。再说，这人还是他的挚友和教亲——突然要送去当兵，只因为他安东·瓦西里耶夫，这个“两边倒”，管不住嘴巴！
“饶了……伊万·米哈伊洛夫吧！”他本想求情。
“滚开……休想包庇他！”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他大声呵斥，使他再也不敢进一步为伊万·米哈伊洛夫求情了。
但是在继续讲述我这篇故事之前，我请读者进一步了解一下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和她的家庭情况吧。
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年近六十，却依然精力充沛，惯于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她举止威严，独自一人我行我素地管理着戈洛夫廖夫家偌大一片领地，她离群索居，节俭度日，极尽吝啬，她不同邻居交往，对地方当局殷勤备至，对孩子们却要求完全服从她，一举一动都得自问：好妈妈对这事会讲什么话呢？总而言之，她独断专行，性格倔强而又有点执拗，在戈洛夫廖夫全家人中，她没碰到一人敢于同她作对，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这一点。她的丈夫是个举止轻浮、好酒贪杯之徒(阿林娜-彼得罗夫娜谈起自己时总爱说，她既不是寡妇，也不是有夫之妇)；孩子们有的在彼得堡供职，有的跟父亲一个模样儿，都成了“讨厌鬼”，不得过问家中任何事务。凡此种种，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很早就感到自己是孤家寡人一个了，因此，说实在的，她连什么是家庭生活都完全生疏了，虽说“家庭”二字她总不离口，而且从外表看，她的全部活动也无一不是在为兴家立业而不断操心费力。
家长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戈洛夫廖夫从小就以胡作非为和淘气出名，在一向办事认真、能力高强的阿林娜·彼得罗夫娜眼里，就毫无可爱之处。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经常关在书房里，模仿椋鸟啼叫、公鸡打鸣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还撰写所谓的“自由体诗”。一遇心血来潮，他便吹嘘自己是巴尔科夫的朋友，仿佛后者甚至在弥留之际还给他祝福过。阿林娜·彼得罗夫娜一开头就不喜欢丈夫的诗，她把这些诗称作下流货色和小丑怪调，而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结婚的目的本来就是让身边有个人听听自己的诗，因此，不用多久自然就产生了小争小吵。这些小争小吵日积月累，越闹越凶，到头来，妻子对丈夫充满冷淡，不屑一顾，丈夫对妻子则满怀仇恨，不过其中还夹杂有颇大的胆怯成分。丈夫管妻子叫“妖婆”和“魔鬼”，妻子管丈夫叫“风磨机”和“无弦琴”。他们就在这种关系中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两人谁都不曾想过这种生活有什么反常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流逝，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胡作非为的行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作恶成性了。除了写写巴尔科夫体的诗之外，他还喝起酒来，又爱埋伏在走廊里守候使女们。起初，阿林娜·彼得罗夫娜对丈夫这种新名堂表示嫌恶，甚至有些生气(不过在这里，权势的习惯力量比单纯的妒忌起的作用更大)，可是后来便不加理睬，只是监视着不让那些贱丫头给老爷送香草酒了。她铁了心，断然跟自己说，丈夫不是她志同道合的伴侣，从此就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特别集中到一桩事情上：就是增加戈洛夫廖夫家的产业，的确，在四十年夫妇生活期间，她成功地把自家财产增加了十倍。她以惊人的耐心和警觉窥伺着远近各个村庄的动静，暗中打听那些庄主们跟监护院的关系，总是乘其不备地出现在拍卖场上。在这种狂热追求财产的进程中，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最后完全垮掉了，在这篇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衰弱的老人，他几乎身不离床，要是偶尔走出卧室，也不过是为了把头探进妻子房间半开的门里，骂一声“魔鬼！”便又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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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德林作为讽刺作家，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他们成为俄国文学史上两位最著名的讽刺大师。果戈理在19世纪前半期以“含泪的笑”，嘲弄了俄国贵族、地主、官僚的丑恶行为；谢德林则在19世纪后半期以“仇恨的笑”，鞭挞了他们的反动行径，表达了革命民主派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压迫的愤怒与抗议。
俄国废除农奴制后，不少与谢德林同时代的俄国大作家写出一批描述“贵族之家”的传世之作。这些出身贵族地主的作家，从不同角度对他们所熟悉的“贵族之家”的题材加以批判的描写，但是作品中流露出的情绪却有明显差异。托尔斯泰早期作品对贵族庄园描写有诗意化和理想化的倾向。屠格涅夫则流露出忧伤和哀惋的情绪。冈察洛夫在貌似冷漠的客观描写中也不乏同情的色彩。而谢德林这样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则以鲜明的仇恨，甚至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贵族之家”的必然灭亡。他创作的主人公，既不同于托尔斯泰笔下的“忏悔的贵族”，也不同于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塑造的“多余的人”，而是“吸血鬼”、“小犹大”这样的反面典型。谢德林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所写的书评中，一再反对美化贵族生活，指出：“似乎每一个庄园都是一座爱的舞台，地主花园里每一丛树下都坐着一位‘绝代佳人’。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可是事实上，在这宁静的外貌下该掩盖着多么残酷的内幕。”他满怀憎恨与愤怒揭示出“贵族之家”的“残酷的内幕”，将它表现为罪恶的渊薮，这在俄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意义重大的。可见谢德林这位来自旧营垒的叛逆者，对贵族地主阶级的批判更加坚决而激进。这也显示出革命民主派反对沙皇反动社会制度的巨大的批判力量与激情。
列宁非常喜爱和重视谢德林的作品，要求“不时在《真理报》上回忆、引证并解释谢德林”，在其著作中提及谢德林之处有三百次以上。列宁常常引用“小犹大”的形象来抨击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敌。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对于政治上的两面派和变节者，列宁都轻蔑地称之为“小犹大”，例如“犹独式卡沙皇政府的救济”、“犹独式卡立宪民主党人”、“犹独式卡孟什维克”、“犹独式·卡考茨基”等等。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文坛上先进的革命民主派，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伟大的讽刺作家。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笔名，其姓氏为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1826年1月27日生于特维尔省一个贵族地主家庭。十二岁进入彼得堡培养沙俄贵族子弟的皇村学校。当时别林斯基和赫尔岑鼓吹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彼特拉舍夫斯基宣传的空想社会主义，使他深受影响。他喜爱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作品，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文学创作。1844年毕业后，在陆军部任职，先后在官场度过二十余年。1848年发表中篇小说《错综复杂的事件》，因抨击社会不平而遭到查禁。次年作家本人也被逮捕，流放到维亚特卡省。他在流放地度过八年，因在地方政府任职而有机会深入现实生活，了解到官场的腐朽和人民的苦难。1856年初他被解除流放，返回彼得堡，不久发表特写集《外省散记》，真实地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黑暗腐败。革命民主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勃夫发表书评，十分赞赏作者对人民的热爱。他回首都后，先在内务部任职两年，继而在梁赞省和特维尔省担任副省长，直到1862年。在此期间，他又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特写。1863至1864年，他接受涅克拉索夫的邀请，参加革命民主派杂志《现代人》编辑部工作，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专栏中发表许多政论文章，与反动派和自由派论战。1865至1868年，他又在奔萨、图拉、梁赞等省担任税务署署长。因同上司冲突，著文讽刺权贵与针砭时弊，遭到梁赞省省长控告，他终于被撤职。沙皇政府下令永不录用。
从1868年起，他专门从事编辑与写作达二十余年，获得巨大成就，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他再度同涅克拉索夫合作，接办《祖国纪事》杂志。他们坚持革命民主主义传统，使这家杂志成为当时俄国思想界最先进的刊物。在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他担任主编，直至1884年该刊被官方查禁。同时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空前丰硕的成果，先后发表了十几部重要作品，如《时代特征》(1869)、《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塔什干的老爷们》(1869—1872)、《外省人旅居彼得堡日记》(1872)、《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1863—1874)、《金玉良言》(1872—1876)、《莫尔恰林老爷们》(1874—1878)、《蒙列波避难所》(1878—1879)、《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1875一1880)、《在国外》(1880—1881)、《致婶母信》(1881—1882)、《现代牧歌》(1877—1883)、《波谢洪尼亚故事》(1883—1884)、《童话集》(1882一1886)、《生活琐事》(1886—1887)、《波谢洪尼耶遗风》(1887—1889)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残暴统治、官僚政客的丑恶行径与警察暗探的横行不法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真实地描写了贵族地主的腐朽透顶的寄生生活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巧妙地暴露了沙皇政府“农村改革”的欺骗本质和自由派虚伪无耻、假仁假义、叛卖投降的本来面目，深刻地揭示了新兴的资产者不过是不择手段地对劳动者进行巧取豪夺的剥削者和掠夺者而已。1889年5月10日，他在彼得堡病逝。
谢德林在19世纪后半期俄国文坛上进行积极活动，作为争取农民解放的革命民主派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坚定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和封建压迫，反对自由派的伪善，天才地创作了大量的小说、特写、童话、政论等各种形式的作品，鲜明地反映了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剧变的俄国社会，正如高尔基在其撰写的《俄国文学史》中所说：“没有谢德林的帮助，要了解俄国19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在谢德林所写的大量作品中，最重要的两部代表作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前者运用怪诞和夸张的手法叙述了愚人城历届市长压迫人民的故事，影射沙俄官僚的丑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残暴，成为俄国讽刺文学的珍品。后者则以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的剧烈变化作为历史背景，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一个贵族之家由腐朽到灭亡的故事，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成书于1875至1880年间。全书共七章，先后分章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从1875年起，第一章至第六章登载了一年多时间，曾定书名为《一个家庭的若干史迹》，并以此书名在杂志上做了新书预告。最后一章则于1880年发表，以后才出版单行本，把书名定为《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这部作品属于俄国文学中家庭纪事体小说，描写了贵族地主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三代人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前后的寄生生活与最终灭绝。女主人阿林娜精明强悍，贪得无厌，吝啬成性，专横跋扈，粗暴压制全家，残酷盘剥农奴。其夫则寄生成性，精神空虚，卑琐下流。他们所生三子一女：大儿子斯捷潘是个一无所能的寄生虫，破产返家，酗酒而死；小儿子巴维尔是个无所事事的懒汉，不久也死掉；女儿安娜跟一个军官私奔，死后丢下一对孪生的孤女安宁卡和柳比宁卡；只有二儿子波尔菲里成为母亲的宠儿，因从小对其母善于察颜观色，甜言蜜语，讨取欢心，被兄弟称作随时准备出卖亲人的叛徒“小犹大”和“吸血鬼”。他混迹官场数十年，农村改革后回到家乡，千方百计地争夺财产，促成哥哥和弟弟加速死亡，又哄得母亲的财产，并把她赶出家门，使全部家产都落入自己手中。他作为“农村改革”后的地主，不择手段地剥削和压榨农民。此人贪财成性，竟连自己亲生儿子死活也不顾及，大儿子被逼自杀，二儿子输掉公款无钱偿还，而在流放途中死掉，他与女管家生的小儿子则像狗崽子似的丢给了育婴堂。最后只剩下两个外甥女，也因流落外地作女伶而沉沦堕落，或在异乡自杀身死，或回家卧病待毙。小犹大本人最终虽然钱财到手，却成了断子绝孙的老绝户，内心空虚，灵魂腐朽，最终也在耶稣受难周夜祷后去其母墓地途中冻死了。这个贵族之家靠盘剥和压榨农民过着腐朽的生活，彼此之间争夺财产，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折磨，形成赤裸裸的以钱财为基础的利害关系，结果日趋衰亡。而且通过这个家庭的没落，也可以透视出整个社会的腐败。因此，《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是一部贵族之家的衰亡史，反映了地主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预示着沙俄腐朽的社会制度必将彻底崩溃。
本书主人公是波尔菲里·戈洛夫廖夫，绰号“吸血鬼”、“小犹大”。他贪婪成性，以聚积财富作为自己的生活目的，是个地道的“吸血鬼”。他对农民敲诈盘剥，放高利贷，勒索赔款，无所不用其极。他在家中也贪得无厌，不择手段，聚敛钱财。而且他生性狡猾，为人奸诈，刁钻阴险，惯于假仁假义，两面三刀，花言巧语。他说尽空话，干尽坏事，还要整天祈祷上帝，总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耍两面派，以求迷惑别人。他为满足贪欲，见利忘义，坑害亲人，是个十足的“小犹大”，就如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一般。“小犹大”这个形象不仅具有独特的个性，而且具有时代的特性。他不同于其母阿林娜那类贪婪专横的农奴主，而是个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依法”盘剥农民的“文明”地主。因此，“小犹大”这个形象成为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带有剥削阶级贪欲、掠夺、奸诈、伪善的共性，是俄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反面典型。
本书根据苏联1951年版Н.Шедр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译出。
王之粱
《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精)》由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著，《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精)》主人公是波尔菲里·戈洛夫廖夫，绰号“吸血鬼”、“小犹大”。他贪婪成性，以聚积财富作为自己的生活目的，是个地道的“吸血鬼”。他对农民敲诈盘剥，放高利贷，勒索赔款，无所不用其极。他在家中也贪得无厌，不择手段，聚敛钱财。而且他生性狡猾，为人奸诈，刁钻阴险，惯于假仁假义，两面三刀，花言巧语。他说尽空话，干尽坏事，还要整天祈祷上帝，总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耍两面派，以求迷惑别人。他为满足贪欲，见利忘义，坑害亲人，是个十足的“小犹大”，就如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一般。“小犹大”这个形象不仅具有独特的个性，而且具有时代的特性。他不同于其母阿林娜那类贪婪专横的农奴主，而是个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依法”盘剥农民的“文明”地主。因此，“小犹大”这个形象成为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带有剥削阶级贪欲、掠夺、奸诈、伪善的共性，是俄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反面典型。
《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精)》由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著，成书于1875至1880年间。全书共七章，先后分章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从1875年起，第一章至第六章登载了一年多时间，曾定书名为《一个家庭的若干史迹》，并以此书名在杂志上做了新书预告。最后一章则于1880年发表，以后才出版单行本，把书名定为《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这部作品属于俄国文学中家庭纪事体小说，描写了贵族地主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三代人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前后的寄生生活与最终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