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用剧本的形式来写这个故事呢？这和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参加话剧《山河泪》演出有直接关系。那是一部描写爱国青年学生的话剧，演出也锻炼了我的语言能力。到了初中三年级上学期，我有勇气参加学校组织的讲演比赛，竟然得了第一名。消息传给母亲，她立刻写信来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母亲早就说过，如果我长大了当一名教师，她能坐在课堂的最后一排位子上听我讲课，就很高兴了。可是我再也没有料到，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过早离开了我。母亲的期待成为了一种内在的力量，引导我走上了一生执教的道路。我的教书生涯始于考入燕京大学后第一个学期的期末，作为一名代课老师，站在了燕大附属初中的讲台上。从那时起一直到念研究生，我在附中兼课前后延续了四、五年时间。
当我转学到博文中学初中一年级时，偶然从同学那里借阅到他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哥哥寄来的一本新文学作品《超人》。其中一篇《离家的一年》深深触动了我——因为那也恰好是我离家的一年，从此引发了我热衷课外阅读和自己动笔写作的兴趣。数年之间涉猎过诸如文学研究社、创造社、太阳社等出版的大量刊物，补偿六年间正常学习的不足。《离家的一年》的作者正是后来以《寄小读者》这本书而深受广大青少年所敬爱的作家冰心。到了1931年初夏，高三年级临近毕业的时候，我作为潞河中学的保送生提前到燕京大学参加国文、英文两科特别人学考试。在穆楼的考场，主持国文考试的一位年轻女老师走进来，在黑板上写下两个题目：一个是“雪夜”，要求用白话文来写，另一个是“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要求用文言文来写。我自以为写来得心应手，就提早交了卷。顺利通过考试后，我获得四年奖学金，人读燕京大学历史系。只是事后才知道这位主考老师，正是在广泛阅读中给我启蒙教育的冰心老师。自此，我就尊称冰心师为我的“启蒙老师”了。
就在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的1929年暑假，父亲决定要我转学到济南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因为那时有两位远房堂兄正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就读，父亲希望我将来也能学医。
来到齐鲁高中刚刚一个学期，因学潮突起，高中停办，我又转回博文高中。记得时任校长王元信留美归来，创办《博文季刊》，我被选为主编。我还根据课余涉猎所及加以综述，写了甘地在印度领导的反英运动的文章，以“从欧战后印度民族的自治运动说到独立运动”为题发表。我手中所存的该刊一、二期，同样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丢失了。
由于当时博文中学尚未在政府立案，学生不能直接报考大学。为升学计，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转到河北通州潞河中学。该校的前身是美国教会所办的协和大学，也正是我父亲的母校，自然得到他的支持。那是1931年秋，我第一次来到想往已久的历史文化古城北京，从此与北京结下不解之缘。
可是我到潞河中学不过半个多月，日本帝国主义阴谋袭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立即激起广大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学校的同学发起抗日宣传活动，我参加抗日演讲，又开始校内军训。但是掀起的学生运动到年底时就被政府压制下去了。国难当头，抗日也不允许，我非常苦闷。寒假中我有家难归，一个人从潞河徒步四十里路到前门外的杨梅竹斜街，为取一本我预订的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回去的路上边走边读。1931年1月号这一期辟有《贡献给今日青年》专栏，其中的一篇写得特别好，鼓舞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文章的作者是顾颉刚。我本来对学医就没兴趣，受顾颉刚文章和潞河中学陈昌佑校长的影响，更想选择学历史。最终促成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是硕之。他说：“我主张你学历史。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这样我报考了顾颉刚教授所在的燕京大学。 我在燕京大学本科四年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启发下，开始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同时还得到博文强记贯通古今的邓之诚(文如)教授的及时指点，也使我深受教益。在课外参考书阅读中，我又开始受到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这一学术思想的极大影响，也为他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导而深受感染。
在本科毕业取得文学士学位后，我应新任历史系主任的颉刚师之命，留校做研究生兼助教。他创设了一门新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指定我事先为学生写好参考资料，作为现场教学之用。我早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发生了兴趣，参考资料的写作进一步增加了我对北京古城的认识。可是这一学年刚结束，日本侵略者阴谋制造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相继沦陷，颉刚师被迫离校南下，我转为煨莲师的研究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完成了《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的硕士论文。实际上这时我的学术思想已经向着历史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为此煨莲师为我安排了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进修的机会，只因欧战阻隔未能成行。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日寇战败投降为止，前后十有四年。在这14年中的前8年，我先后从燕京大学本科与研究院获得文学士和文硕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1941年12月燕京大学被日寇查封，我遭日本宪兵逮捕。以罪名“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被日本军事法庭会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没有迁居旅行自由。出狱后流寓津门，先后任教于天津达仁商学院与天津工商学院。1945年8月日寇战败投降，我立即回燕京大学参加复校工作。转年夏，我得按原定计划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三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我回到了促使我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北京城，直到今天。其问的经历可见于《学术历程自述》一文。P4-6
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的作者，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近百年来他们用心血写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恢宏的篇章，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二十世纪的生活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页。他们有过愉快，有过迷茫，有过痛苦，但他们矢志不渝爱着中国。他们用心用笔将世界文化迎进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王守常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从2010年5月份策划、启动，到现在已经两年零七个月了。从开始的讨论，到今天的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同仁以及导师家属、学生、出版社都付出了很多努力与艰辛，可以说，大家一路相伴，风风雨雨，因而今天能看到这十五卷触手可及的《导师文集》，幸甚大焉！
最初，按汤一介先生的意见，计划给九十岁以上的导师各出一卷文集，按年龄数下来就有二十多位，分别是梁漱溟(院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名誉院长)、袁晓园(导师)、邓广铭(导师)、张岱年(名誉院长)、虞愚(导师)、季羡林(院务委员会第二任主席)、何兹全(导师)、侯仁之(导师，1911年生)、启功(导师)、金克木(导师)、周一良(导师)、吴晓铃(导师)、杨宪益(导师)、阴法鲁(导师)、任继愈(导师)、石峻(导师)、牙含章(导师)、宫达非(导师)、吴江(导师，1918年生)、王元化(导师)、李慎之(导师)先生等。但最终因各种原因，如有些先生离世多年，亲属虽多方联系没有音信，还有其他“原因”，因此有七位先生的文集无法出版，故而原计划的二十二卷就成了今天大家能看到的十五卷文集。
当时我们在拟定策划案上，写了很多“豪言壮语”——“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处于伟大复兴的前夜，中国文化书院应当继承前贤，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反本开新’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文化书院联合出版社，意图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们编辑出版一套《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其目的是“为表彰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为中国文化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敬意与纪念”。编辑方法和要求，则是“选取导师们代表性文章或散文、随笔，文字30万字以内为宜，由这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的直系亲属或其学生担任，文章多能体现导师们的真性情与人生本色，内容活泼，不限定内容的范围，没有固定规则，每本有一简明的内容提要，选取导师们的自述文章作为代序前言，最后由编者写编后记或者跋语。《文集》体现亲情，反映导师们的人格风貌，也能反映后人对前人的认识”。
所以就这个问题回到最初，汤先生最早和我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是有顾虑的。因为导师们的学术地位很高，文集、选集出的并不少。当然，也有如研究藏学并护送“班禅”进藏的“特使”牙含章先生，研究佛教因明学的虞愚先生，今天学界亦少有人知。如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再编一套学术文集，其意义和现实作用何在？最终我们决定，从“学术生活史”的概念，编辑一个含有学生、亲属的纪念文章、评论文章的亲情感性文本。我以为，这样的文本，更具有生命及其理由。
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成立，到2014年就是三十年了。成立之初，中国文化书院“是推动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热’的北京三大学术团体之一；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中国文化书院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分布在海内外的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各个专业都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这次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自然成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十五卷《导师文集》的出版面世，我特别感激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先生，是他们提出并促进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还要感激书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魏常海教授，是他们的热情支持，使得编辑以及具体编辑环节都得以顺利实现；书院秘书长苑天舒、院长助理江力，以及在书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办公室“管家”刘若邻，更是多年来的得力助手。没有他们的参与以及支持，也不会有《导师文集》的及时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
另外也要感谢老朋友张云昌先生，我们在“大家文丛”、“四为书系”等文集出版方面有着良好愉快的合作，他也是这套文集的发起人之一，感谢他以及继任耿明山社长和中国三峡出版社为了这套书初期付出辛劳的副总编肖玉平先生以及编辑们！ 话说到这里该谢幕了，我们要谈谈这套书的出版者东方出版社。中国文化书院与《新华月报》合作“文化中国”学术栏目，故因张杰先生结缘东方出版社，并把《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交付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是我要深深感谢的！同时我要感谢《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所有的导师、亲友以及编辑者，没有你们的支持、宽容与理解，是不可能有这套文集的出版。
最后说说书名，汤先生提出一个“师道·师说”，我觉得是神来之笔，突出了这套文集所给予的内容与含义，因此决定这套文集的名称：《师道·师说——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仅以此书系，献给2014年——“中国文化书院”建院三十周年！
王守常
2012年12月18日于北京大学治贝子园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年12月1日
这本《师道师说(侯仁之卷)》(作者侯仁之)是“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其中一册。
《师道师说(侯仁之卷)》收录了《怀念我的启蒙老师冰心》；《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二·九”这一天的回忆》；《我所认识的冯雪峰》；《新中国建国之初，首都新定文教区的历史地理考察》等文章。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将进入“而立”之年时，编者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这本《师道师说(侯仁之卷)》(作者侯仁之)是其中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