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火龙
——《天下回回》之一
平原上没有山，没有石头。有的只是土和土坡，土坡又叫高地处。
这是一个不算太高的高地处。它的上面有一个牛栏、一个粪池、一个干草垛和一棵很高很老的树。
孩子此刻就坐在这棵树的一根横枝上。他不停地悠荡着两条小腿，时而抬起手揉揉眼，挖挖鼻孔，然后又直瞪瞪地望着下面那条小路。小路穿过黑黝黝的土地和绿油油的麦苗，一直延伸到庄里。
孩子在等老花，老花是队里唯一的一头母牛。本来不该再让老花下地了，它已经怀犊八个多月了。可队长说春耕太忙，大黄自己顶不住（大黄是队里唯一的一头公牛），硬是叫人把老花给牵走了。牵走就牵走吧，可咋能再拿它跟过去一样使唤呢？天都啥时候了，还不送回来。孩子想。他的两眼一直没有离开那条小路。
太阳快要落山了。庄里的屋顶上已经升起了炊烟，在沉沉暮霭里，炊烟显得轻柔且遥远。有一会儿工夫，孩子的注意力被那炊烟给搅乱了。他想象着那屋顶下的饭桌（尽管只是几块钉起的木板）和饭桌上的热汤（尽管只是一锅开水加点棒子面和菜叶），身上骤然一阵发冷，肚子里也连着“咕噜”了好几声。他挪挪屁股坐得更牢稳些，又抽抽鼻子，咽下一口唾沫，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里没人想着我，孩子想。那里没人想着你这个没娘的孩子。他裹裹棉袄，初春的傍晚仍旧很冷。也许爷爷会想着我的，他又想。可是爷爷病了，正躺在床上。要是爷爷没病，他们也不敢牵走老花。孩子的心思又一下拉了回来。
牛栏里传出几声哞哞的牛叫，那是大黄。这黄狗子，吃饱了还老是喜欢唱两口。孩子憋不住笑了笑，但即刻他便合拢了嘴。从下午到现在，老花还没吃一点东西哩。孩子又把眼光投向了小路。
现在，太阳已经落下山了。暮色越来越沉，越来越浓。小路和田野以及村庄都变得模糊起来。孩子的肚子又“咕噜”了一声。他叹了一口气，翻身抓住横枝轻轻一跳，落到了地上。绽开的棉裤脚掉出一小团发黑的棉花，他随手捡起，又塞入那个破洞里，然后三蹦两蹦地走进了牛栏。牛栏共三间。过去老花大黄在左边一问，孩子和爷爷住中间，剩下右边那间放饲料和乱七八糟。去年秋天开始，老花的肚子越来越大，爷爷便把饲料和乱七八糟放到自己屋里，让老花住进了右问屋。这下，老花和大黄都住了单间。
孩子走进中间屋子，从横梁上取下一个提篮和一个水罐。每天早上，他都要用这两样家什回家取来一天的干粮和汤。这当儿，他对着罐口咕嘟嘟喝干了中午留下的汤，抹抹嘴，长喘一口气，好像又想起了一点什么。他四下看看，急忙跑到草垛跟前拖出一只死老鼠放进了罐里。他要吓唬吓唬后娘。她总要亲自给他盛汤。
她是怕我盛得太多。孩子把罐口盖好，皱着鼻子想象了一下后娘的狼狈样，然后用嘴叼上一块窝头，走到粪池跟前撒了一泡挺长的尿。他从来不把尿和屎丢在别处，这是跟爷爷学的。再以后，他又飞快地爬上树去，又坐上了刚刚坐着的那根横枝，又把眼光投向了小路。
孩子今年十四岁，叫牛子。名字是爷爷给取的。城里人给他们的宝贝取名字，要翻遍字典辞书。农村人不讲究，看着孩子像啥，抓过一个名来就行。牛子刚生下时瘦得出奇，满脸上只有一双大眼睛瞪着，像一只小牛犊。就叫他牛子吧，当时爷爷说。爷爷是队里的饲养员，手下有两条耕牛——老花和大黄。
牛子五岁没了亲娘，十岁有了个后娘，十二岁时又有了个小弟弟。本来牛子就总觉得后娘待他不好，小弟弟的降生，更加重了他的这种想法。为这个，爹不是跟后娘吵上一场，就是揍牛子一顿。后娘冤枉得要死，牛子委屈得没命。没办法，牛子十三岁时退了学，开始跟着爷爷过。每天早上拿来爷爷和自己的饭，晚上就不再回家了。
祖孙两人很合得来。爷爷特别爱叨叨，叨叨起来没个完，都是些关于牛的老掉牙的故事。庄里有人说爷爷是名副其实的“吹牛”。但牛子爱听这些故事。这种情况大都发生在傍晚时分，而且大都要到很晚才结束。这以后，爷爷呼噜呼噜地睡大觉，牛子则一声不响地去牛栏再坐上一阵儿。P1-3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朴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与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创作的作家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期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的回族文化。尤其是晚近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丰富的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图书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
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奋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每个时代的乐师，皆应弹奏出自己时代之乐章。时代精神既包含着现代意识，又囊括了当下人们可以感知的文学风格、审美习性、哲学思考、价值取向、社会情绪等多种社会基因。由于历史的变迁与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学正处于动态变化与不断被创造之过程中。当下民族经济生活从自然形态逐步向市场化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之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全新的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社会心理与理念，既令人惶惑而又令人兴奋地进入现代场景的五彩生活之中。在这种精神交汇、思潮辐辏之当代场景里，一向以稳重、庄严著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与其他文化一样，表现出顺应与参与之积极态度。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特质遭遇着前所未有之文学嬗变，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之实践也愈来愈表明了这种嬗变之不可抗拒性。故现在对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进行界定时，我们已失去了往日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轻松与从容，已经很难用回族固有之思维习惯、审美判断、情感表达方式来明确界定，这是回族文学自身在发展中带来的质的增生，也是对新的叙事模式的一种激情召唤。在这种文化愉悦交汇与思潮尽情辐辏的当代场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理念双重意识观照下的当代回族文学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判断。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崭新之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这个时期的回族作家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显然有了更自觉更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认识与感受。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从表象上表达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层次中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中之积淀及其变化，力求在创作中将民族化与现代化、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较好结合起来，从而将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性格揭示出来。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的回族文学，在民族性上，显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普遍认同。这个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其现代生态主义写作已进入了他们的写作视野，突出表现了在中国最浩渺、广阔的人文地理空间、人与环境及其他生态之特殊遗存关系。宏大叙事不再“一枝独秀”；许多作品视角下移，通过描绘普通人、底层与草根故事，把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成长还原为具体人的精神成长，放大了人性描写，从而受到文坛关注。在创作方法上也主张多元共存，叙事类型、叙事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手法皆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之趋势。很多回族作家在通过作品体现民族性上，有了一种自觉意识，有了文化归属感；在创作中描绘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的生存状况，皆更加凸显了民族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作为主流文学的汉族的作品相比，没有停留在表现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从精神之层面，从思想理念与心理情感之层面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表象图景。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与社会也正是从这种异质文化图景来接受作品的。这种异质文化图景与民族性是一致的，并且凝结为一种精神动力，一种文化品格。
很显然，文学的民族性之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建构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别重要之意义。人类学家科班说：“任何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并希望维持他们的共同体的整体性，就是一个民族。”（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9页）对作为民族的实体的共同体之认同，将自己看成是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共同体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关键之一步。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上之自觉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性之形成。但这里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之认同，不是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就是那个民族的简单表述，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即是说，认同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认同共同体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价值，认同共同体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在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构起来的。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当这套丛书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正值全国第22届图书博览会在宁夏举办。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成为此次盛会上的一个亮点，让回族文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惠天下”之意涵所在。
2012年4月15日
王延辉所著的《沉默》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沉默》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透过王延辉所著的《沉默》中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