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是旧中国的一大特色，不了解土匪就不懂旧中国国情，土匪现象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民族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剿匪斗争等于读一本百科全书，而研读这部百科全书，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无裨益的。

为了让后人从历史中看到经验，江永红编著了这本《灰霾1950：上新中国大剿匪秘密档案》，重现了1950年的那一段剿匪历史。

有一段历史正在渐渐被人们淡忘，由这段历史得出一个历史结论也随之被人们淡忘。

这一段历史，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剿匪斗争；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消灭了匪患。

《灰霾1950：上新中国大剿匪秘密档案》一书为我们再次呈现了这段历史。

《灰霾1950：上新中国大剿匪秘密档案》由江永红编著。

不能淡忘的一段历史

第一编 拔除后方据点

 第一章 毛泽东发布剿匪动员令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蒋介石的“应变计划”

中央批转林彪报告匪情的电报

毛泽东起草展开剿匪的电报

 第二章 四野南下，第一仗打的是土匪

林彪的剿匪情结

河南“盗风之盛，甲于各省”

林彪一下给陈再道7个师

陈再道第一次指挥15万大军

蒋介石第一个“敌后”游击根据地的覆灭

 第三章 寄给陈毅的金色子弹

提着脑袋当市长

保卫人民币

陈毅捶着桌子下命令：限期破案，严惩不贷

王牌刺客刘全德，曾是红军传令兵

 第四章 国共在大别山的第三次较量

白崇禧、毛人凤“抢占”大别山

两大区联手，王树声挂帅

不怕你排山倒海，最怕你养猪种菜

 第五章 “一定要活捉萧家璧”

萧家璧其人

毛泽东与井冈山土匪的恩仇

袁、王被杀了，萧家璧来了

红军后代重上井冈山

 第六章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没有笑容

开国的礼炮与匪特的枪声

为谋害毛泽东而忙碌的匪特们

“你们共产党今天是不是变了？”

 第七章 毛泽东要求“避免重犯错误”

三个错误，都与剿匪有关

就“东阳事件”说东阳

迟来的华东军区剿匪会议

主力军来了人心定

 第八章 不地方化，地方就不是你的

四明山匪首来头大

别以为土匪不经打

地方化要“化”到老百姓中去

群众起来了，土匪就下去了

 第九章 中南海的谈话与“湘西王”的起义

为啥格外善待程、陈？

“湘西王”陈渠珍

“玻璃猴子”的太极

北京一席谈，湘西降一片

 第十章 叶剑英文征武剿镇广东

广州“剃头”

“借兵”剿粤北

从香港请回“招降将军”

 第十一章 福建，腹背都成了前线

毛森与福建匪特武装

骄兵必败，概莫能外

吃了“壮胆药”的福建匪特

两面作战，左右犯难

 第十二章 胡宗南陕南应变

被逼到陕南的胡宗南

王凌云当上土匪王

风流鬼成阶下囚

镇坪县政府终于回家

第二编 扫除心腹大患

 第十三章 共和国的第一个春天

春荒中的“匪乱”高潮

党中央再发剿匪动员令

从《约法八章 》到《镇反指示》

 第十四章 抢粮暴动敲响的警钟

湖南南县暴乱

广西恭城暴动

“两难”处境下的“以征粮为中心”

余秋里在新津的试点

从纠偏、整顿到整风

 第十五章 中南军区高干会议纠偏

资溪事件，县城失守

举一反三，诊脉纠偏

林彪等给毛泽东的报告

 第十六章 再战湘西，一战灭一个大匪首

为啥没抓住一个大匪首？

五连洞生俘李兰初

彭玉清被迫投降

张平被击毙

 第十七章 包剿，剿匪中的承包责任制

乐昌解围，纯属侥幸

叶剑英部署搞包剿

打跑不算歼灭算

 第十八章 小瞧了白崇禧的“总体战”

广西剿匪何以陷入被动？

有重点无重兵，重点任务没完成

要破“总体战”，须用总体战

 第十九章 上海“四月危机”中的侦察兵

先进工人与“海北纵队”司令

“假登陆”露出蛛丝马迹

“海狼”最后的猖狂与灭亡

城里抓一个匪首，乡下就少几股土匪

 第二十章 周恩来下令扫清长江口航道

一个国民党中将省主席与一群海匪头子

周恩来北京下令，陈毅上海拍板

没想到的问题太多了

长江口海匪的彻底灭亡

 第二十一章 蒋军往后退匪特向前进

蒋介石有退有进

匪特陷入天罗地网

两少将梦断小珠山

 第二十二章 “金门现不打”，先打土匪

从“先打舟山后打金门”到“金门现不打”

“要消灭土匪，就要向土匪学”

刘培善布阵闽北，集中打指定对象

 第二十三章 面对蒋介石的西南“游干班”

蒋介石“御批”开办的“游干班”

“游干班”学员在行动

流血的“课堂”，被迫的转变

 第二十四章 川东经验：“铁壁合围”

刘、邓、贺划定重点区

“王疯子”别出心裁

一围围匪1万多

 第二十五章 一张“飞帖”，一场匪乱

巫杰“飞帖”的号召力

粪坑里抓出“元通王”

70岁的匪首——“双枪老太婆”

巫杰这根土匪旗杆的倒下

 第二十六章 秦基伟与川江匪首的“对话”

15军紧急受命

“一个营长怎么能在短期内拉起上万人马？”

“共产党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第二十七章 贵州：从突围到合围

不挨枪子儿不知道疼

要定全省，先定省城

黔东北合围扭转战局

 第二十八章 与“自然领袖”过招

“西吴”“东吴”，两个将军地霸

“洞里的政府”和城里的政府

抓住了匪首，老百姓才笑得起来

 第二十九章 13军交给陈赓的“答卷”

在葬礼中策划的暴乱

军代表与叛匪团长的“因果报应”

“水怪”最后的“水上表演”

“东山大王”被俘时的央求

 第三十章 “这件事，派龙云主席回云南处理”

明“起义”，暗通蒋

叛变之日成忌日

“龙三”的阴魂

 第三十一章 血写的经验：“不要四面出击”

在征粮上让步

在一“白”一“黑”上让步

让步才能进步

参考文献

在从西柏坡前往北平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毛泽东：“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哦！”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该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白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毫无疑问，在我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最担心的问题是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到在进京路上与周恩来等的上述对话，他一直处于一种“进京赶考”的临考状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300多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几乎未经战斗就进入北京。从和平入城这一点说，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与当年李自成进京多少有些相似。当然，傅作义将军受正义的感召，看到了光明前途，为保护人民而起义的进步行动，与穷途末路的明王朝的官员作鸟兽散，茕茕孑立的崇祯皇帝自缢煤山，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李自成当年所遇到的考验是一样的。对此，毛泽东曾经指示党的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日至13日)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李自成当年就是不懂得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甚至这一步还没有走完就忘乎所以了。一进北京，他就在明朝太监的引导下住进了皇宫，就急急忙忙地宣布建立大顺王朝，过了一把当皇帝的瘾，一下子过上了锦衣玉食、嫔妃成群的腐朽生活。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后来很多人都把李白成的失败归咎于其手下大将刘宗敏，认为就因他霸占了明朝把守山海关的大帅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为报夺妻之恨，所以投降清朝，带着清军攻入北京。似乎这段历史的演变全因一个美女。诚然，刘宗敏的这件事是起义军腐败的一个典型例证，把骄傲作为李自成失败的主因也没有错，但不能如此大而化之，还须具体分析。李自成集团胜利后的骄傲，不仅有生活腐化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头脑膨胀，变得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了。且不说看不到关外有强大的清军对北京虎视眈眈，看不到吴三桂这支明朝最强大的军队正脚踩两只船，单说知己这个方面，因为起义军搞流寇主义，没有巩固的根据地，进北京之前，部队的给养主要靠没收各地王府和官府的财产，想着进北京后皇宫的金银财宝和粮食、布匹随便拿，吃不完，用不完。从上到下都指望着进城当官享福，可进城之后傻了眼，皇家仓库几乎空空如也，因为从万历后期以来，明朝耗空了张居正改革时的积蓄，年年寅吃卯粮，入不敷出。明末的皇帝其实还远不如有些分封在外地的亲王富有。李白成的几十万大军没有粮食吃，马上就带来第二个问题，就是纪律涣散，部队一下子几乎变成了土匪，在北京城里到处抢劫，开始只抢官宦商贾，后来连寻常百姓家也不放过，这就彻底脱离了人民，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所以，当吴三桂引着清军攻来时，李自成的大顺军不堪一击，不战自溃，李自成落荒而逃，不知所终。

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有了清醒的判断和全面的部署，提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转变，而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共产党马上就要由在野党变执政党，首先得要人民有饭吃，至少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下降，否则，人民就会觉得你还不如国民党。根据南方和北方的不同情况，毛泽东同时指出，对南方的国统区，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动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居住了近5个月。在这里，他以自己和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起草并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了渡江战役，筹备了新政协，筹建了新中国。在这里，他留下一张著名的见证历史的照片：他坐在会议室门前的凉亭里的藤椅上，看着刊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消息的号外。

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被我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从南京总统府的门楼上扔下来，标志着蒋家王朝的旧时代在大陆结束了，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崭新时代开始了。毛泽东那张看号外的照片，与他过去的照片比较，我们会发现他穿的衣服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但已经有了型，不是延安所穿的皱皱巴巴且打着补丁的衣服了；他的头发也有了型，不像过去那样凌乱随便。他的神态是那样的从容，那样的自信。他没有喜形于色，因为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一边看报，一边在思考。就在这一天，他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不朽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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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淡忘的一段历史

有一段历史正在渐渐被人们淡忘，由这段历史得出一个历史结论也随之被人们淡忘。

这一段历史，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剿匪斗争；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消灭了匪患。

正因为匪患绝迹已久，现在的人们已不知匪患为何物。对土匪的了解多是通过电影和电视剧，如《林海雪原》《乌龙山剿匪记》等等。有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业，把过去的匪巢开发成旅游景点，让游客装扮成土匪，玩一回警匪大战，因此很多年轻人甚至觉得土匪很好玩儿。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很多老人特别是匪患严重地区的老人，说起匪患却至今心有余悸，因为土匪的残忍让他们刻骨铭心，往事不忍重提。作者的出生地是湖北的江汉平原，与山区相比，旧社会的匪患要轻得多。夏天村民们在打谷场乘凉时，儿时的我常听大人们说，共产党特别有两样好，一样是不用躲土匪了，一样是不怕淹水了(水灾)了。就是说，共产党消灭了匪患和水患。少不更事的我看过《水浒传》，也听老师讲过一点政治历史知识，便自以为是地与大人们辩论起来，说土匪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诬蔑，梁山上的宋江就仗义疏财，人称“及时雨”。伯父气得差点没有打我一巴掌。后来我才从别人口里知道，伯父当时为什么会如此动怒。原来我的父亲就被土匪绑架过，并且险些丢掉了性命。土匪绑票不是只绑富户吗？我们家是贫农，怎么也会被绑票呢？事后方知，是本村一个恶霸为报私怨设计了借刀杀人的诡计。而一旦被抓走，土匪才不管你是穷是富，骨头也得熬出二两油来。在被折磨得奄奄待毙之时，幸好关押他的那户人家恰好也姓江，念在同姓的份上，夜间乘土匪赌博之际，悄悄将他放走了。十多里地，他是一路爬回来的，爬到离家还有两三百米的一块湿地时，再也爬不动了，伯父似乎听见有人在远处喊“哥”，打着灯笼去找，叫人一起用门板将他抬回家来。虎口逃生的父亲回来后在村里也不敢呆，未等伤愈就躲到外地去了。在我们那个并不大的小村子里，遭受土匪戕害的远不止一家。有次躲土匪，一个小孩儿哭，大人就用棉絮堵住他的嘴，等土匪走后一看，孩子被活活憋死了。前面所说的那个恶霸，在贺龙红军长征后，勾结土匪，当上了“铲共中队长”，回到村里大开杀戒，有好几家被杀绝。不是枪毙，而是被砍头，如想保全尸，就得拿钱来，改砍头为淹死。被杀头者中，就有我的堂伯，他是共产党员，当过农会主席。但是，许多被杀的人其实与共产党根本不沾边，就因为拿不出钱来“孝敬”那些杀人魔王。杀人之多，让国民党驻军的一个团长都惊讶不已，骂那个恶霸说，你把人都杀完了，将来谁给你种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这些土匪武装也尽量争取。有一股势力较大的土匪是以散兵游勇为主组成的，因头子姓陈，故号称“陈部”。李先念当时是新四军五师师长，所部活跃在鄂豫皖敌后。他手下的一个政委叫方尚武，是我们村的人，去与“陈部”谈判，“陈部”答应接受收编，可当方政委如约前去收编时，这些家伙却突然翻脸不认人，竞将方政委乱枪射死，接着就打出了伪军的旗号。这些土匪有奶就是娘，见当时日本人势力大，便不惜当汉奸，帮日本人打新四军。我高中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是新四军的指导员，解放战争时奉命带部队剿灭这股盘踞在渔薪镇的土匪，不幸英勇牺牲。这次战斗，除匪首以外的土匪全部被歼。匪首本已被包围在一栋临街民房的二楼上，但他突然从窗户跳到一匹战马背上，身子贴着马背策马狂奔，因街道上人多，部队怕误伤群众而不敢随便开枪，让匪首侥幸逃脱。

上述虽然只是旧中国土匪情况的只鳞片爪，但多少反映出土匪的一些特点，同时，由于受害者是作者的亲人至少也是身边的人，又都是村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所以比从书本上看到的更加让我记忆深刻。穷地方出土匪，山区和边区出土匪，这大概是一个规律。如前所述，我的家乡江汉平原在农业社会算是富庶之地，所谓“湖广熟，天下足”也，既非山区也非边区，旧社会匪患尚且如此厉害，何况那些著名的匪窝呢？当我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全国的匪患后，发现我们村的那点情况与匪患严重的地区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旧社会有一句成语，“兵来如梳，匪来如篦。”篦就是篦子，如今已经成了古董，只有在民俗博物馆和词典上才能见到了。篦子其实是一种比梳子齿更密的梳子，密得只容一根头发丝过去，用于清理头发中的虱子和头皮屑。“匪来如篦”就是抢劫不分贵贱一扫而光，有时连老百姓的锅碗也不放过。老一代的村民告诉我，反动军队包括日本人来了还可以人躲起来，把东西藏起来，而匪来了，东西往往是藏不住的。因为土匪是地头蛇。伯父曾经给我举例说明，本村一个富农怕粮食被抢走，便将一皇桶(可装千斤的大木桶)稻子埋在一贫农的竹园里，结果照样被土匪挖走了。这就是说，坚壁清野只可以对付兵，却对付不了匪。

《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谈到创作动机时说，他晚上加班回家，每当看到妻子和孩子熟睡的情景，就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就想起他剿匪时的战友。他是否有些神经过敏了？老婆孩子睡得安稳，这么个事，就能让你感到幸福？幸福感也太容易满足了吧？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他的身世和经历之后，我们就会觉得他的上述感受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深刻的。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故事并非都是虚构，包括作者在内的正面人物如杨子荣和反面人物如座山雕等都是真实存在的。这部小说只不过是通过艺术加工，让这些真实的故事更加集中(把几个人的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把几次发生的事集中在一次)，更加生动而已。据与剿匪部队的战斗记载对照，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找到出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找到模特儿。在某种意义上说，《林海雪原》基本上是一部纪实小说。如果你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个老百姓，或者是剿匪部队中的一个战士，就会与曲波有同样的感受。

幸福是什么？就是对渴望的满足，渴望愈强烈，得到后的幸福感就愈强。对于经历过旧社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能够有一个和平劳动的环境，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晚上能睡一个安稳觉，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人身安全是最基本的人权，是人的第一位的最基本的心理需求，而最基本的东西往往是最大的。没有安全保障，即使腰缠万贯，又何有幸福感可言？

中国的匪患可以说由来已久，自从有了阶级压迫，就有了土匪。不过，在清代以前，还没有土匪这个词儿，土匪不叫匪，而称之为“寇”“贼”“盗”。“匪”这个字主要作“非”字用，另外还是“篚”“斐”“菲”等的通假字，即使是“匪人”一词，也是指不亲近的人，到清末才引申为指行为不端的人，进而直指土匪。到民初，“匪”字其他用法与现实和口语渐行渐远，而主要用来指土匪、海匪、烟匪以及五花八门的匪了。我们无意在这里做文字考据，只是想说在旧社会，历朝历代都不乏土匪，即使在所谓盛世也有不少土匪，并且历代统治者都没法从根本上消灭土匪。只能说盛世土匪少，匪患轻；乱世土匪多，匪患重。一方面，匪患是社会的毒瘤，而另一方面，剥削制度又是产生土匪的土壤。翻开一部二十四史，虽然封建史家们本着孔夫子“为尊者隐”的修史原则，对匪患的记录可谓惜墨如金，但即便如此，有关寇贼的记载仍然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不能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把所有的农民反抗压迫的武装统统称之为寇贼、土匪，也不能不加分析，把所有的非政府武装一概视之为农民起义，因为其中许多根本不是什么义军而就是土匪。而且，即使在一些农民起义军中，也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土匪习气。《水浒》中的好汉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李逵的两把大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杀的难道都是贪官污吏？明末的张献忠杀人如麻，把四川杀得十室九空，是义军还是土匪？有时候你很难分得清。尽管土匪古已有之，史不绝书，但清末民初之后，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是中国匪患的又一个最高峰，这是确定无疑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新解放区可以说无处无土匪，土匪遍四方。成千上万股的各类土匪割据一方，各有各的地盘，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土皇帝，即老百姓所说南霸天、北霸天，是广大乡村特别是偏僻乡村的实际统治者。

从一般意义上说，土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非法武装集团，但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尤其是在蒋介石政权灭亡前夕和逃到台湾之后，国民党事先潜伏下来的特务和派遣潜入的特务，大量收编土匪为反共武装，委任匪首为司令、军长、师长、团长、支队长，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土匪武装都有国民党的背景，或者直接为特务所掌握。有些土匪武装甚至是美帝国主义直接训练和掌控的。陈云在东北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时曾经说，东北的土匪都是政治土匪。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土匪都是政治土匪，纯粹的经济土匪已几乎归零。所以，剿匪斗争已经不是一般的维持社会治安的问题，而是成为与国民党反动派较量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从解放战争开始就全力剿匪，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剿匪斗争以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5月起到1953年止。整个剿匪斗争，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土匪260余万(1949年5月前不含)，为根治匪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消灭了匪患。

可惜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渐渐开始淡忘，讲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党史和军史，只讲消灭了国民党807万军队，而很少讲剿灭了260余万土匪。新中国成立前只讲三大战役，讲百万雄师过大江，新中国成立后只讲土改、讲抗美援朝，讲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而不讲剿匪，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似乎新中国一成立国家就安定了，就转入和平建设了。这是一个对历史的误读。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血色之晨，枪声一直响个没停，直至1953年土匪被剿灭为止。血色的晨光，剿匪斗争是浓重的一笔，甚至可以说是基础色。人民解放军的6个兵团共抽调140多个师、2个旅另20个团以及部分海军的主力部队共150多万人，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经过四年艰苦作战，才最终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它既是解放战争的继续之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军事上的最后一战，又是新中国的固本之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清场之战。舍此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没有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就没有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的巩固，就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

剿匪斗争的伟大意义，更在于这场斗争让没有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逐步学会了执政。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但对许多干部来说，执政的角色转变不是在欢呼新中国成立时，而是在剿匪斗争中完成的。由于解放战争后期进展神速，国民党兵败如水，新解放区很多地方的政权是在我准备不足甚至来不及准备的情况下接管的，加上胜利之师未免会产生的骄傲自负，所以立足未稳就匆忙进行社会改革，结果诚如毛泽东所说的“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春节之后，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经济危机，农村出现了新一轮的匪患高潮，成千上万的征粮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倒在匪特的屠刀之下。在城市打退危机，农村平息暴乱的过程中，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所讲的“不要四面出击”。在某种意义上说，匪特倒逼我们要提高执政水平。

剿匪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政治争取只是“七分政治”中的一部分，最根本的是政治路线、战略策略和各项政策。剿匪斗争是一种军事行为，更是一种执政行为。它与退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是几乎同时或者先后交错进行的。剿匪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又有赖于其他工作的保证或配合。比如，要完成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土改是一个主要任务和根本标志，而要土改，必先剿匪，否则土改就没法进行；同时，不进行土改，就没法彻底消灭土匪。1951年，毛泽东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称为“三大运动”。三大运动，每一个运动都是以剿匪为前提的。毛泽东关于剿匪和与剿匪有关的批示、电报文稿，作者见到的仅1950年就有30多篇，1951年有100多篇(多与镇反相关)，可见其重视程度。

剿匪斗争大多是由一些战斗，包括一些小战役所组成的，不像解放战争中的大战役那样万炮轰鸣，气吞山河，因此有人觉得剿匪斗争是小打小闹，不过瘾。其实，剿匪斗争的激烈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因为匪首都是一些铁杆反共的死硬分子，又有其长期盘踞的巢穴，在保全其巢穴的最后战斗中，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疯狂和坚韧。因此，对我军基层指战员来说，剿匪要比打大战役难得多，四野有的指战员从东北打到两广，一路高歌，却牺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剿匪战斗中。作者不掌握整个剿匪斗争中我军总的伤亡数字，但据第19军兼陕南军区统计，所属3万将士，歼匪2万余名，牺牲官兵2200余人(不含伤)。各部队的情况不同，不能按这个比例来推算，但管中窥豹，可略见一斑。

土匪是旧中国的一大特色，不了解土匪就不懂旧中国国情，土匪现象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民族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剿匪斗争等于读一本百科全书，而研读这部百科全书，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无裨益的。

综上所述，我们今天重提剿匪斗争，绝不是为了说剿匪而说剿匪，而是想从中看到历史的经验。鉴于关于剿匪的研究本来就不多，并且多是讲具体的故事，本书无立说之野心，有吆喝之诚意，如能抛砖引玉，其乐也融融。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它既是解放战争的继续之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军事上的最后一战，又是新中国的固本之战。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