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雾弥漫、车灯摇曳不定的伦敦,绝望、颓废的巴黎最底层,这是一个发生在两百多年前两个伟大城市的故事。对于当年巴黎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太多人花了太多的笔墨去描述它,狄更斯便是其中之一,他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却依靠自己丰富的想象看到了当时的景象。他的《双城记》被誉为描写法国大革命最杰出的代表作,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它更注重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小人物和大革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由小人物们的力量所引发的,尽管在那个时代,这些小人物本身并不能引起世界的关注。
《双城记》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狄更斯以虚构人物曼内塔医生的经历为主线,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狄更斯在情节安排上,采用了他在许多作品中惯用的悬念手法。小说开篇描写英法两国动荡不安的局势,接着是关于“活埋”和“复活”的对话,一开始就渲染了一种神秘和紧张的气氛。这种气氛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越发加强。曼内塔医生出狱后奇怪的做鞋活动,达尔内婚前和曼内塔医生的神秘对话,卡尔顿和达尔内面貌的酷似,种种疑团加深了小说的魅力,使它的结构犹如巴士底监狱通道那样迂回曲折,直到最后散见于全书的各条线索才被串联起来,创造出豁然开朗的艺术效果。
在《双城记》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正直善良却惨遭迫害的曼内塔医生,美丽温柔的露茜,优雅高尚的达尔内,忠厚老实的劳瑞,外表冷漠、内心热情、放荡不羁而又崇高无私的卡尔顿,扭曲了人性的德法耶太太,豪爽忠诚的普罗斯小姐,残忍阴险的埃佛瑞蒙德兄弟……复杂的仇恨纠缠不清,残忍的复仇制造了更多仇恨,爱在地狱的边缘再生,却以生命为代价。这错综复杂的一幕幕,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仿佛重现了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
这是十一月下旬一个星期五的夜里,在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几个人之中的第一个人面前伸展开来的是去多佛的路。在他看来,多佛大道好像就在多佛邮车的另一面。那时这邮车正咯吱咯吱往射手山艰难蠕动着。他跟其他乘客一样跟在邮车一旁踏着烂泥往坡上走;倒不是因为他们对这徒步的锻炼有丝毫兴趣,而是因为那山坡、那马具、那泥泞的道路和那邮车都令马匹吃不消,它们已经三次驻足不前了,还有一次竟拉着邮车横过大路,要想从这苦役中叛逃,把车拖回黑荒原去。好在有缰绳、皮鞭、车夫和警卫的联合行动,就像宣读了一份檄文一样产生了奇效。那檄文严格禁止擅自行动,因为它会大大助长别有用心的人认为牲畜也有思想的论调。那几匹马这才停止较劲,继续拉车上路。
它们耷拉着脑袋,抖动着尾巴,吃力地踩着烂泥前行,有时跌跌撞撞打个趔趄,好像身上硕大的关节都散了架似的。每次车夫勒住缰绳小心地叫着“吁,吁”让这些马匹停下步子歇歇脚时,身边那领头的马就会猛烈地摇晃它的头和头上的一切——那马似乎异常坚决地否认能把邮车拉上山。每当头马这样一折腾,乘客就会大吃一惊,神经紧张的人往往如此,时刻有些心神不安。
四周的山谷弥漫着浓烈的大雾,雾气凄凉地涌上山坡,就像一个恶鬼,想四处觅个栖息地却一无所获。黏糊糊、冰冰凉的雾气在空中缓缓呈波浪式地翻滚,一浪一浪,清晰可辨,宛如海上的浊浪,彼此渗透,最终融合成黑乎乎的一片。雾很浓,浓得挡住了邮车的灯光,车灯只能照见翻卷的雾和前面几码内的路面;劳作着的马冒出的热浊气也融入雾中,仿佛满世界的雾都是从它们身上散出来的。
除了刚才那人之外,还有两位也跟在邮车旁,艰难地往上走。三个人严严实实地裹到了颧骨和耳朵,都穿着高过膝盖的长筒靴,彼此很难看清其他人的容貌。各人都尽力包裹住自己,既想躲开同车另外两位的肉眼,也想躲开他们心灵的眼睛。那时的出门人都怀有戒心,从不轻易对人推心置腹,因为萍水相逢这些同路的人,谁都可能是强盗或者跟强盗有勾结。而后一种情形出现的几率是最大的,因为当时每一个驿站,每一家酒店都可能有人“收了一大笔钱”,这些人从店老板到最差劲的小伙计,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有,没有不可能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那个星期五的夜里,多佛邮车正吃力地往射手山上爬,车上的警卫站在车后他的专座上,心里捉摸的就是这些事。他一边用脚打着拍子,不时地瞄一眼面前的武器箱,手也一直没有离开那箱子。箱子上层有一支大口径短枪,子弹是早已顶上膛的,下面是六支还是八支装好了弹药的马枪,最下面还搁着一把锋利的短刀。
多佛邮车跟往常一样“愉悦和谐”:押车的对乘客不信任,乘客彼此心存芥蒂,对押车的也是提心吊胆,除了自己每个人都值得怀疑,赶车的也是对谁都不放心,他能相信的只有马。说到这些牲口,凭良心他可以把手放在《圣经》上问心无愧地起誓:它们真的不适宜这趟旅行。
“吁!”赶车的吆喝道,“得!再加把劲就到山顶,该死的,把你赶上山让我费老劲了!乔!”
“啊!”警卫应道。
“你估摸着现在几点了,乔?”
“十一点刚过十分。”
“真是见鬼!”车夫心烦意乱,不满地嚷着,“这时候还没到山顶!呸!哟,拉呀!” 那倔强的头马刚要习惯性地甩头表示反对,就被一鞭子抽了回去,突然停了一下,才又坚决地苦苦往山顶爬去,另外三匹马也紧紧跟上。多佛邮车再度挣扎着向上前行。乘客跟在邮车旁边,长筒靴踩得烂泥吧唧作响,邮车一停他们也停下脚步,始终跟紧。要是三个当中有人胆敢提议再往前赶几步,走进浓雾和黑暗中去,就大有可能会被当做强盗立即挨上一枪。
最后这把劲终于将邮车拉上了坡顶。马匹停下来大口喘气,押车警卫跳下车给车轮紧了紧刹车准备下坡,然后拉开车门招呼乘客上去。
“你听,乔!”赶车的从座位上往下望,警觉地叫道。
“你看什么情况,汤姆?”
两人都专心听。
“我看,有匹马小跑过来了,乔。”
“可我看是有一匹马在飞跑呢,汤姆。”警卫一边喊着一边松开把住车门的手,敏捷地跳上踏板,“先生们!凭国王的名义,全体注意!”
他匆忙地发号施令后扳开短枪的扳机,准备殊死防卫。
本书记述的那位乘客本来已经一脚踏上了邮车踏板,正要上去,而另外两位乘客也已紧随其后准备跟着进去,那人却踩着踏板一动不动了——他半边身子进了邮车,半边仍留在外面,将那两人堵在了他身后的路上。三人都回头看看车夫又看看警卫,再看看车夫,留神倾听。车夫往后瞧,警卫也往后瞧,连那倔强的头马也竖起耳朵,回头扫了一眼,没有表示抗议。
邮车剧烈的颠簸和隆隆声一停下来,原本静谧的夜显得愈发沉寂,真是静极了。马匹喘着粗气,传给邮车一阵微妙的震颤,仿佛邮车也不安起来,乘客们的心跳几乎都可以听得见。总之,这安静的片刻把人们的喘气、屏息以及因为期待而加快的心跳都清晰凸显了出来。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到坡上。
“喂!”警卫放开嗓门大喊一声,“前面的人,站住!我要开枪啦!”
马蹄声戛然而止,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踩水声,雾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前面是多佛邮车吗?”
“你甭管是什么车!”警卫驳斥道,“你是哪路人?”
“是多佛邮车吗?”
“你打听这干吗?”
“如果是的话,我要找一位乘客。”
“哪个乘客?”
“贾维斯·劳瑞先生。”
我们一直提到的那位乘客马上表示那就是他的名字。押车的、赶车的以及另外两位坐车的都怀疑地瞧着他。
“待着别动,”警卫对雾里的声音喊道,“我要一失手,可来不及在你活着的时候纠正错误了。谁是劳瑞先生,马上回答。”
“什么事?”这时那位乘客颤声问道,“谁找我?是杰瑞吗?”
(“要是那就是杰瑞的话,老子可不喜欢他那声音,”警卫暗自咕哝道,“我可受不了这么嘶哑的嗓门儿。”)
“是的,劳瑞先生。”
“什么事?”
“那边有个急件送给你。特尔森公司的。”
“这个送信的我认识,警卫,”劳瑞先生下到路上,那两位乘客迫不及待地从后面扶了他一把,当然,这绝非出于礼貌,因为他们马上抢着上了车,关了车门,拉上车窗。“你让他过来吧,不会有问题的。”
“我当然希望没问题,不过我可真没把握,”警卫脾气暴躁地对自己说,“喂,那位!”
“在,哈罗!”杰瑞应道,嗓音比刚才更嘶哑。
“劳您大驾慢慢走过来。你那马鞍上要是有枪套之类的家当,可别让我看见你的手靠近它。我这人总失手,这枪一走火飞出的可就是子弹了。现在,让我们瞧瞧你。”P3-6
浓雾弥漫、车灯摇曳不定的伦敦,绝望、颓废的巴黎最底层,这是一个发生在两百多年前两个伟大城市的故事。对于当年巴黎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太多人花了太多的笔墨去描述它,狄更斯便是其中之一,他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却依靠自己丰富的想象看到了当时的景象。他的《双城记》被誉为描写法国大革命最杰出的代表作,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它更注重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小人物和大革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由小人物们的力量所引发的,尽管在那个时代,这些小人物本身并不能引起世界的关注。
《双城记》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它的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虚构的。在法国大革命广阔的真实背景下,作者以虚构人物曼内塔医生的经历为主线,把冤狱、爱情与复仇三个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情节错综,头绪纷繁。狄更斯在情节安排上,采用了他在许多作品中惯用的悬念手法。小说开篇描写英法两国动荡不安的局势,接着是关于“活埋”和“复活”的对话,一开始就渲染了一种神秘和紧张的气氛。这种气氛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越发加强。曼内塔医生出狱后奇怪的做鞋活动,达尔内婚前和曼内塔医生的神秘对话,卡尔顿和达尔内面貌的酷似,种种疑团加深了小说的魅力,使它的结构犹如巴士底监狱通道那样迂回曲折,直到最后散见于全书的各条线索才被串联起来,创造出豁然开朗的艺术效果。
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正直善良却惨遭迫害的曼内塔医生,美丽温柔的露茜,优雅高尚的达尔内,忠厚老实的劳瑞,外表冷漠、内心热情、放荡不羁而又崇高无私的卡尔顿,扭曲了人性的德法耶太太,豪爽忠诚的普罗斯小姐,残忍阴险的埃佛瑞蒙德兄弟……复杂的仇恨纠缠不清,残忍的复仇制造了更多仇恨,爱在地狱的边缘再生,却以生命为代价。这错综复杂的一幕幕,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仿佛重现了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
《双城记》塑造了三类人物。一类是以埃佛瑞蒙德侯爵兄弟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他们“唯一不可动摇的哲学就是压迫人”,是作者痛加鞭挞的对象;另一类是德法耶夫妇等革命群众,他们的形象是被失控的自己所扭曲的,尤其是德法耶太太,这个极具悲剧意味的人物,出生于被侮辱、被迫害的农家,失去亲人的悲惨经历使她对封建贵族怀着深仇大恨,在她看来,活着的意义就是在革命胜利到来之时为死去的亲人报仇。狄更斯深切地同情她的悲惨遭遇,革命爆发前后赞赏她坚强的性格、卓越的才智和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可是等到革命深入到失控时,多年来她苦等的复仇却失去了对象,她的愤怒之深是可以想象的,她成了一个冷酷、凶狠、狭隘的复仇者,为了发泄积愤她将矛头指向了无辜的人,从此走上了一条与那些伪贵族同样残忍的道路。她的种种行为由此使她一步步失去了读者的同情与谅解,最后,狄更斯让她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明确地表示了否定的态度;第三类是理想化人物,是狄更斯心目中以人道主义解决社会矛盾、以博爱战胜仇恨的榜样,包括曼内塔父女、达尔内、劳瑞和卡尔顿等。曼内塔医生被侯爵兄弟害得家破人亡,对侯爵兄弟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为了女儿的爱,可以摒弃宿仇旧恨。达尔内是侯爵兄弟的子侄,他谴责自己家族的罪恶,抛弃爵位和财产,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对交相辉映的人物,一个是贵族暴政的受害者,宽容为怀;一个是贵族侯爵的继承人,主张仁爱。他们中间,更有作为女儿和妻子的露茜。在爱的纽带的维系下,他们组成一个互相谅解、感情融洽的幸福家庭。爱,包括亲情、爱情、友情,也包括抛弃荣华富贵、拯救苍生的博爱。在狄更斯笔下,这种爱不仅能使敌对的阶级、敌对的人们互相谅解,而且可以改变人们被扭曲了的心灵,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新生。用爱消灭恨,用仁爱、宽恕、和解来替代阶级对抗,显然是狄更斯从其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立场设想的,与暴力革命截然相反的解决社会矛盾、拯救世界的一条出路和一剂良药。
《双城记》中的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是一种疯狂的感觉。革命革命,要革谁的命?谁高兴了?谁牺牲了?谁被赶下台了?谁又上台了?那些被划分为“第三等公民”的人,在革命前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只能被碾做泥尘,屈辱地活着。而当鲁莽的革命脚步步逼近,闯入他们的生活时,革命在他们身上造成的变化是巨大的。革命啊革命,没有停歇,没有怜悯,没有和平,没有片刻的缓)中歇息,没有时间的度量,全国人民处于癫狂的状态,正像一个发高烧的病人一样,一切都还在,一切又都已不在。“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恐怖中滋生的那些革命者,他们令人畏惧,他们变得粗俗鄙陋,他们那一张张轮廓模糊的面孔,带着因疯狂而扭曲的表情,以亢奋的状态执行着对革命事业忠贞的动作。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借古喻今,用法国革命前后法国的情况来暗示当时英国国内情况。用法国革命这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来暗示,如果英国情况不发生根本的转变,法国的历史定将在英国重演。他在《双城记》中一方面对被压迫的法国贫民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对于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感到恐惧。在狄更斯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怒火就将一发不可收,必然会将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互相杀戮不仅会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还将导致自我的毁灭。
小说以卡尔顿代替达尔内走上了断头台结尾。这个长相与达尔内一模一样但命运却截然不同的人,一出场就带了一身忧郁,总是失望、冷漠、凄凉,他隐去了光芒,妥协于周围环境,但有时又显得格格不入。作为律师,卡尔顿才华出众,却甘心情愿躲在人后,作别人成功的垫脚石。他仿佛亲手筑起了一堵墙,隔绝了自己与名、与利、与社会之间的联系,默默地逗留在角落里。他宁可痛苦地徘徊在午夜的街口,压抑着心中热烈的感情与无尽的思念,也要把爱情隐藏在心里。他羡慕达尔内,恨达尔内,但在痛苦情绪纠缠中,他依旧带着诚挚的祝福,愿他们永远幸福。被自己遗弃的悲观者,最后在断头台上,以生命作代价,将恨升华为一种最最伟大的爱。以爱战胜恨,以牺牲自己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不正是基督之爱吗?“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之人,虽死,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之人,必得永生。”这就是狄更斯为“最糟糕的时代”开出的良药。
《双城记》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和感悟。关于爱,关于恨,关于复仇,也关于重生。不错,当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恨,当所有的恨都升华为爱的时候,没有复仇,没有血腥,有的只会是幸福的欢笑,灿烂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