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月如梦》（作者：陆逐）以孟庆辉、单丰、单萍，以及孟显荣的经历，表现知青一代的人生轨迹，真实的心路历程。既有上海人真实的生活场景与已日渐日远的真实习俗，又有上海、农场、内地、异域的多种文化的交融与撞击。全书风格细腻沉稳，可读性较强，十分有助于今天的年轻人了解他们的上辈所生活的时代及他们的所思所想。

《静月如梦》这是一部反映上海知青在上海农场的长篇小说，以孟庆辉、单丰、单萍，以及孟显荣的经历，表现知青一代的人生轨迹，真实的心路历程。普普通通的人物，沉稳细腻的叙事，平实有度的节奏，将那一代人的所思所想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作者（陆逐）对衣食住行的叙述和描写，也使《静月如梦》体现出浓郁的上海地方特色。

自序

一 阁楼相托

二 湖畔琴声

三 卢姐捎书

四 秋收苦乐

五 搜书风波

六 “隔离”受辱

七 难遣的思念

八 开河与“上调”

九 诬告与悔过

十 美国来信

十一 相聚诉心事

十二 惊魂失栈桥

十三 两封遗信

十四 到机耕队

十五 意外回城

十六 三人小组

十七 同游嘉兴

十八 沉浮见真心

十九 红烛花海

二十 高考机遇

二十一 情事生喜忧

二十二 魂断蓝桥

二十三 分离情徊徨

二十四 小酌状元楼

二十五 落叶思归根

二十六 婚事奈何天

二十七 隔洋重托

二十八 横道出鬼

二十九 红杏出墙

三十 再聚品纯真

三十一 独行寻遗踪

三十二 婉拒孔公子

三十三 一家人团聚

三十四 谁出卖了父亲

三十五 鸠占鹊巢

三十六 迟到的祭祀

三十七 静月清辉

临近春节，街上比平时热闹多了。在寒风凛冽天气中出门的人，原本都勾头缩颈的，现在也似乎因为节庆的缘故，他们的身躯才伸展开来。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多出许多来自天南地北返乡过节的年轻人。红扑扑的脸庞洋溢着笑容，好像屯垦戍边或是插队落户的日子都是那么浪漫那么充满诗意般的。

这一天孟庆辉骑自行车接连穿过普陀、静安、虹口三个城区，只送出了六份五好战士奖状。顶着寒风骑车，孟庆辉到过一家又一家，那些农场战士的家长都把他看作是领导。孟庆辉很郑重地把奖状递上。这是经过大家讨论评选然后由领导批准的，虽然名额是人员总数的十分之一，但总量还不小。孟庆辉一个排有四个班，每个班有二十多人，能获得奖状的也有十几张。“……他（她）很吃得起苦，工作负责，得到大家和领导的好评……”孟庆辉对家长说这些话时倒是很诚恳很有感情的，并不枯燥。于是，“感谢领导的培养帮助”之类的话就会从家长嘴里说出。孟庆辉感到有点不自在，他能算领导吗，一个小排长？可是他还是很认真地听，很负责地回答，他觉得这是必须的，虽然他的领导没有作过这样的指示。

从早上到傍晚，中午只吃了一副大饼油条。一晃到了下午四点，孟庆辉只能骑车回家了。这个时候到人家家里，肯定要被留下吃饭，让人家破费，谁叫他是“领导”呢？剩下的奖状明天再送吧！

孟庆辉进了自家石库门弄堂。本来还算宽敞的弄堂，似乎变得狭窄了。几乎是家家户户有年轻人下乡，此时他们陆陆续续回城过春节，好久不见，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挤在自家门口嘻嘻哈哈地说个不停，一个个或玉树临风，或亭亭玉立。他们见到孟庆辉都不由得向他打招呼。他是老高三的，下乡是最早的一批，那时他成了孩童们的偶像。才过两年，呼的一下子孩童们似乎像雨后春笋般都拔高了，都长成少男少女了。孟庆辉心里不由得暗叫：“怎么会一下子涌出来一大批小伙子、大姑娘？”

晚饭后，孟庆辉跟也是回沪过春节的弟妹们闲聊。孟庆辉是最早报名到农场的。他当时有个心愿：根据政策，一个家庭中只要有人到农场，那么余下的弟妹中就可以有人进上海工矿。他把留在上海工作的机会留给了弟妹。谁知道政策朝令夕改，最后是应届生一律下乡，称作“一片红”。只苦了父母，一下子三个孩子都走了，身边突然变得冷清不说，还要节衣缩食，为孩子作经济上的接济。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笑声，现在弟妹全回家了，家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此时其乐融融，大家全忘了平日的凄苦。

正说笑时，忽然门外有人叫：“孟庆辉在家吗？”一位姑娘的声音。把门拉开，只见一位姑娘粉雕玉琢的，笑盈盈地正对着他。“是你，单萍？有事吗？”“无事不登你的三宝殿。”单萍说着，在她身后是一位身材颀长的女子，明眸浅笑，文雅端庄，对着孟庆辉点头，她身边还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怯生生地望着他。孟庆辉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说：“家里人多，就到阁楼上去吧！”单萍点点头。

石库门房的木楼梯窄窄的，即使开了灯，也暗暗的。前面的人在跨楼梯，后面的人几乎紧贴着前者的脚踵前行。因为生疏，脚尖时不时会磕碰到楼梯后的挡板。的的笃笃地总算到了阁楼。阁楼正对着阳台，似乎宽敞了一些。孟庆辉把门打开，拉开了灯，大家钻洞似地进了门。这是顶层的阁楼，头顶上方是老虎窗。沿屋顶斜坡靠墙边有一张床，在这里人站起来会碰头。一张书桌，贴墙安放，墙上原来是房架梁木，上面架上几块长短不一的搁板，书成排地直连到屋顶。客人只能在床沿坐下，孟庆辉在唯一的一张凳子上坐着。

“你哥哥回来了吗？”孟庆辉顺便问单萍。“他还在云南，路太远，今年不回来了。”单萍的哥哥单丰是孟庆辉的同班同学。他哦了一声，心里在想：“真是个肯为父母弟妹考虑的家伙！一来一回要花家里不少钱呢。”

单萍接着介绍来者。“她是我家的亲戚。不，是朋友，那种比亲人还亲的朋友，叫卢静娜。这是她的儿子余放，是青锋中学七。届的，就是愚园路市西中学旁边的那所民办中学。他分配到农场，就是你们农场，想进你的连队，还望你能多照顾他……”单萍说的时候，这母子俩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孟庆辉急忙用手止住，轻声说：“地方小，不必。”卢静娜脸色沉静，微微笑着接着说：“我就这一个亲人，人还小，离开了不舍得，也不放心。听单丰、单萍介绍，说你是位很豪爽的人，有爱心，所以想让余放到你身边，希望能得到你的照顾……”孟庆辉心里咯噔了一下，“我无法拒绝你的盛情相托。可是我又能照顾什么呢？”他回头看着单萍，“你到农场时，你哥哥不是也这样托我的吗？我能照顾你吗？隔一条河，我在长江农场，你在前进农场，可是像隔着一个天！我答应也是空的，啊！”单萍说：“你说我和你隔一个农场，你照顾不到，现在小弟余放就在你们农场，怎么照顾不到呢？”“那还只是个新建的不成型的连队。我就是想尽力照顾，也是眼看不到手够不到啊！”卢静娜着急地说：“我已经跟学校联系了，他们说尽量把余放分到你的连队。”孟庆辉还是叹了口气，心里在想：“我已经自顾不暇，怎么能照顾到别人呢？他们都把我看成什么人物了，我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吗？”但面对卢静娜充满期待的眼神，面对瘦削的余放，他只能点头：“那么，我尽力而为吧。”卢静娜细声说：“谢谢你，让你为难了！”她把余放拉过来，“请接受这个小弟弟！”孟庆辉抚摸着余放的头，苦笑着，而余放则是纯情地笑着。他能接受这位大哥哥。P1－4

我大概有二十多年没有好好地写小说了。其间写过一些小的作品，那是偶然兴之所至；也写了一个长篇，几集电视剧本，但多少有点应命的成分。

2013年春节，我和妻到潮汕平原和福建闲游。同往常的旅游不同，我忘了带随手翻看的书，在乘车中常常有几个小时空坐着，于是只能边欣赏窗外景色，边让思想任意闲游，倒也自由自在。到汕头已废弃的老市场，到泉州的开元寺清真寺，到潮州、南澳岛……在古今之间任意穿梭，摆脱了平时有形无形的束缚，渐渐地我生活中的一些片断一些人物一些想法都不知怎么地涌了出来，在脑际游荡……到乘上高铁回上海时，居然已经能够把众多的人物和线索团起来。于是我想要写下来。初稿花了四、五个月吧，我每天抽空写四、五千字，也还算顺手。写作的过程自然牵肠挂肚，有时高兴有时悲伤，甚至流泪哀叹，但是总有一种一吐为快的感觉。

我自然要写我在上海长江农场的知青生活。我看过人家写黑龙江的，写陕北的，写云南的知青小说，也曾被感动得死去活来。但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写上海知青在上海农场的作品似乎很少，至少我没看到过，没有什么印象，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我也应该写这些上海知青回上海的生活。我要真实地写出这些上海知青在那个年代里的想法、苦恼，以及扭曲的人格、人性……他们以后要上大学，恋爱，结婚……他们有他们的事业和人生。人生的二十至三十、四十岁，是不可分隔的整体，应该连起来写才合适。他们只能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而且注定与那个年代的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也不管是历史的还是文化上的延续。至于人品上的高下雅俗，也自然有社会的公论，有自己或出于本能或出自社会文化的浸润的生动的表现。当作品基本完工时，我的心却沉了下来，我突然发现我笔下的人物，怎么都有某种茫然之感，甚至有某种抑郁？是我把自己的种种情绪带给了这些人物，还是这些人物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呢？我不得不搁笔了。思考了几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写，我本来就不想写“高大全”的人物，我写的只是像我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人物。普通人物有茫然之感，应该是很正常的。后来，我又想到理想，有的人的理想高远，有的人的理想低俗，可是在我看来，理想的高远与低俗对一个人而言常常是兼而有之的，只是怎样承认它的问题。而称得上理想的，就必然同时给人某种茫然，即不确定的意味，我想是因为茫然才使理想具有如此不凡的魅力，值得我们去为真善美而追求不止！

我读中学的年代，班级里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很多，有些同学虽然成分很好，但是，亲戚、朋友中成分不好的也不少。我跟许多这样的同学的家庭有来往，有的家长是谨小慎微，缄口寡言的，也有虽然成分不好备受歧视但是仍然热情好客的。那时我们到同学家称他们的父母都按当时上海人的习惯，叫“阿爸”、“姆妈”的，不像现在的年轻人称“某某爸爸”、“某某妈妈”。我跟这些长辈关系还比较融洽，渐渐地也了解了一些他们的情况。我发现他们大都是很善良的人，或是学问很高的人。对此应该如何理解？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是按小辈应有的礼数来对待他们的。以后，随着政策的逐渐落实，这些父辈或“解放”了或甄别了。我想，是不是还有因为无法知道的原因，仍然被湮没的人呢？我想也许有的吧。在这个世界上总有被湮没的人，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就像许多伟人一样，他们可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伟人；有的是因为无法证实才不得不湮没的，否则怎么有“无名烈士”的说法呢？我们这代人的政治，在当时往往表现为对家庭成分的认识与态度上。那么我是否处于二元的状态之中呢？

这种种的困惑，在当时我们这一批同学中应该是大量存在的。爱读的书，要说成是不好的；爱听的音乐，要说是靡靡之音；佩服的人，常常是有问题的：穿戴干净，原来是资产阶级的；有礼貌，说成是虚伪的……说假话反而是很正常的，心口不一成了很正常的保护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并且见怪不怪。哪怕你去批判他人，而所批的罪状其实也存在于你自己身上。即使是很正直的人也往往是如此。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这真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可惜一直以来，对此我们常常轻轻放过。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左”或右的问题，是吃过或没吃过“狼奶”的问题，恐怕跟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传统根深蒂固有关。其实，由此而产生的观念上的冲突，在“文革”以后，在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得是很充分的。

人的本能的诉求，应该有它的合理存在的理由。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人规定在相同的轨道上。由此，同样称为智慧就有雅俗之分。上海小市民的“精乖”，表现为“不吃亏”、“赚便宜”，而肯吃亏，“戆头戆脑”，便是与俗相对的雅了。不过真正的雅，还应该表现在对俗的宽容上，有时候甚至是“欣赏”，因为谁又是绝对的雅呢？纯真中本来有俗的因素。大雅同俗，是有合理的道理的。

虽然人是能够战胜环境的，但人本质上仍然是环境的产物。上海知青在上海的农场，跟其他地区的知青在各地的农场，自然有它的不同的个性。所以，我的小说中的人物也只能活在上海的环境中。上海有她的独特的地方，在整个近现代史中尤其明显。它有过别的地区所没有的比较完整的民族资本主义，它的民主与平等也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表现，它跟内地与国际的联系又特别密切，它吸引中国各地的文化与革命的精英，为民族浴血奋战。因此，上海人的民俗也有着近现代史的影子。在小说中，我以我从小生活过的区域为基本环境，这不仅可以为熟悉这些区域街坊与当时民俗的人增添一点亲切感；同时又因为那些地方能够很自然地辐射内地或海外，可以自然地与历史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上海本来就是个移民城市，而小说中的人物，在血脉上自然也就有我国近现代史上的种种痕迹。而从上海到各地的知青，以及以后的“洋插队”，自然也应该与上海构成关系。

小说的语言究竟如何选择呢？以前，有位大作家说过，中国人要写小说，就应该到北京去生活一段时间。这样，写的小说，是中国人都能看懂，但是又不乏地方风味。我想是很有道理的。在我的小说中，免不了有方言的影子，因为我毕竟在上海生活了大半辈子。我是偏重现实主义手法的。但是有时也必须借用浪漫主义手法来表现。尤其是小说中有关于爱情的内容，我想爱情本来就应该是浪漫的，是美的，应该是如中国画那样是写意的。这部小说虽然是以我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可以说许多人物、事件都是有原型的，但不能说是自传体的。创作是需要虚构的，需要完整与和谐，东挪西凑是免不了的，移花接木也是自然的事。即便是卑微的人也有权在他的笔下表现崇高，更何况如我这样的普通之辈表现普通的人。

小说的主人公是谁？我本来是写孟庆辉的，后来从全书看来，是卢静娜了。因为她在结构上能够串起全文主要情节，能够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起来，把国内外联系起来，把新与旧统领起来，把迷茫与追求、坦诚与扭曲、执着与反思、激情与理智、使命与承担、爱与恨……交织成鲜活的整体。甚至她写的词，也让她把古代文人的情感与现代人的多棱角的气质，蕴藉为一体。此外，卢静娜也可以说是纯真与美的象征。她并不伟大，但是，她实实在在，生活在我们身边，生活在上海的市井中，并且让人们感受到她的美，装点着上海人的低调而不张扬的，深沉的美。

可是从根底上看，主人公还只能说是孟庆辉。从内容上，他贯穿全书．他的迷茫与纯真，让他有别人无法替代的反思。他做的，未必都是对的，违背自己良心的言行让他心里痛苦。他的内心是扭曲的，自然是无奈的。他又有着太多的传统因袭，有太多的因逆来顺受而带来的抑郁，让他只想靠自己，凭良心做事，却往往无济于事。他是个需要推一推才能走出困境的人，是一个虽不迂腐却走不出迂腐的人。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不也是这样吗？我想，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一定也有过同孟庆辉相仿的心理处境，或者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我想与其一味地沉浸在对当年革命的狂欢与激情的赞赏中，还不如对过去作些反思。激情洋溢的时代未必是很真实的，最需要的偏偏还是人性与理性上对灵魂的追问与自我救赎。

俄罗斯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人生，须得“在泪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泡三次，再在血水里泡三次”。那么我的这部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可以说在“泪水”、“碱水”、“血水”中都泡过几次了，他们被吃掉了吗？雨果的《九三年》中说过“革命会吞吃掉自己的儿女”。事实上，要想成为革命者，就真的应该做好这个准备。而我还认为，面对为民族与革命已经作出了牺牲的前辈，我们后人是无权责备的。我们只能敬畏！只不过因为我手下的笔缺乏力度，因为我的思想的苍白而让我写的人物受辱。

写这样一部小说，不是为了应景，与一哄而上的年代相比，它已经过时了。不过，它可以给我一种慰藉。在放松闲游中有着对灵魂的思考，是有些诗意和哲理的。但愿也能够让读者有一些思考和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