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断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断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断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杂篇·徐无鬼》）
我要分析的第一则寓言与惠子之死有关。它虽然不是选自内七篇，但因为这则寓言直接与庄子本人有关，是庄子说过的话，所以，我仍然把它当作是庄子的表达案例。
我们知道，惠子是庄子一生最大的论敌，差不多也是唯一的真正默契的朋友。
庄子的一生，不仅穷困、自由和旷达，应该还很寂寞（高处总是不胜’寒呵，我们可以想象他独孤求败世外高手的模样），除了同国的惠子，不见得还有其他多少朋友，他的门徒和学生好像也不多，他活着时并无显赫的名声（除了荀子在自己的书中说起过庄子，其他诸子名士都没有提到他）。死后还埋没了很长时间，直至魏晋之间，庄子才声势浩大起来，那时的名人雅士几乎言必称庄子，一部《庄子》则成了玄学家们清淡的灵感源泉，庄子那逍遥闲旷放浪形骸的生存方式，也成了魏晋一代遵循的榜样或风行的时尚。
尽管庄子喜欢和惠子辩论和抬杆，尽管庄子在自己的文章中处处嘲弄惠子讽刺惠子，常常直接或间接、认真或戏谑地“糟蹋”惠子（有人甚至认为，“内七篇”专为驳斥惠子名学而撰）。可实际上，惠子却是庄子的晚年挚友，也是庄子生前能够直接对话的唯一的同时代大家。
惠子死了，庄子当然极难过。有一次路过惠子墓，估计是有人询问了他的心情和感受，就像现在的媒体记者，动不动拿着话筒用愚蠢的问题骚扰人，美其名曰采访：“庄子先生，请谈一谈你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好吗？”
庄子没有说很怀念很悲痛很心碎之类的话，如果这样说，就俗了，就不是大师庄子了。 当一个人悲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是无法用语言直接言说的，哭泣和眼泪同样也不足以表达。世人常常在葬礼中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那多半是哭给别人看的，内心却未必真那么悲痛。君不见丧礼上还常有雇人哭泣的事情吗？眼泪并不一定意味着悲伤，所以我们常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们甚或还说“鳄鱼的眼泪”。
魏晋时期倒是有个名人，曾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过内心的深切的悲伤与哀痛。那就是阮籍。阮籍是个有名的孝子，很爱自己的母亲。母亲过世那天，他正在朋友家下棋，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还是把棋下完，回家后，先蒸了一头小猪，喝了很多酒，然后他只大哭了一声，接着就吐出了大口的鲜血！这才是真悲真痛，才真是伤到心伤到肺了。当然，这样的方式不适合世上的一般人，鲜血可不是谁想吐就吐得出来的。
既然语言和眼泪都无法表达悲伤，而庄子那时已经年老体衰，我们总不能指望他用吐血来表达悲痛，况且母亲与朋友毕竟也不一样。这时候我们看到，大师庄子使用的还是他的杀手锏：讲一个寓言。
把庄子当时向身边人讲的寓言译成现代文大意如下：
说有一位泥水匠，滴了一滴白粉在鼻尖，像苍蝇翼般一薄层，叫一个名石的木匠，用斧头削去薄粉，木匠使劲运转斧头，像风一样快，尽它掠过那鼻尖，泥匠像无事似的一动不动，那层薄粉已没有，而鼻尖安然无恙。宋国的王听说了，找去那木匠，说，你功夫那么好，也替我试试？他说，不行，我的对手泥匠已不在，无法再试了。最后庄子叹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寓言，看看庄子的语言表达吧。不是用树叶或衣袖擦拭，也不用铲子铲或小刀刮，而是用斧头劈白粉！这不是日常的一般的方式而是极致的方式，这不是有想象力，而是想象的极限（后人不可能超越这样的想象了）；这种想象的表达的极限，导致的当然是令人震惊的极致效果（这是怎样的鬼斧神工啊），带来的是极度的内涵和寓意：泥匠和石匠无比默契，这两个人相互信任到了世所罕见的地步。
读这个寓言的时候，一般人往往总是惊讶于木匠那斧头功夫的快如闪电妙到毫颠，其实这只是这个寓言的直观表象（庄子的寓言从来不直接说事论理，其寓意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深奥隐晦，不殚精竭虑费尽心血，难窥其真意和深意）。在我看来，这个寓言的另一个人物泥匠即郢人也许更值得我们惊叹和关注：他对木匠的信任，他的纹丝不动的配合，才是劈白粉这一行为或事件的关键所在。也许我们可以在世上找到别的斧头功夫极好的木匠，可你很难再找一个当斧头呼呼生风闪电一样劈向自己时岿然不动的泥匠。只有寓言中的木匠本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当泥匠不在于人世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向别人表演斧头绝活了，即使国王也不行。对木匠而言，泥匠是唯一的不可更替的。就这样，这个极限表达导致了表达的极限：两个人信任到了极点默契到了极点。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就像光线离不开光源，就像硬币的正面离不开反面。
运用这个极限表达的寓言，庄子不仅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悲伤，还道出了终极性的信任与默契，道出了生命之道。
P140-142
中华人文精神图谱与文学叙述谱系的构建
李惊涛
张亦辉先生新近出版专著《穿越经典》，嘱我写序，令我惶恐而又温暖。惶恐在于我的序文纯属忝列，温暖在于让我有了表达对著者了解、对著作理解的机会。有关我对著者了解的叙写，对于读者阅读本书应该是有益的；而对这部专著体系与价值的理解，则是我就教于大方之家的珍稀机会。
按照叙事的时间轴，先从1984年说起，也许是必要和明智的。那年的夏末或秋初，有个20岁的年轻人，提着轻便的行李，从杭州大学启程，登上了开往中国东部一座沿海城市的火车，到那里的一所高校任教。行李轻便，是因为梦想沉重；或者说，年轻人用相伴终生、如影随形的梦想，加重了那座海滨城市在文坛上的分量。因为他的小说创作，文学界对那座中等城市的评价远超中等；《作家》《小说界》《北京文学》《世界文学》等杂志，都知道先锋作家张亦辉先生，即本书著者，就生活、工作在江苏省的连云港市。那样的影响，持续了十几年，直到张亦辉先生调回阔别的故土——自古繁华的浙江省杭州市，进入浙江工商大学执教。38岁的张亦辉先生重游西子湖畔，业已不再年轻；但在10年之前，他的辞别依然成为连云港市文坛的失重事件，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许多作家和诗人伤心欲绝，有人当场号啕大哭；以至5年以后，有人甚至辞官不做，追随张亦辉先生来到钱塘江边，在浙江工商大学附近安了家，见证了本书著者精神上的巨大吸引力量。
说起来匪夷所思，28年前，张亦辉先生获得的学士学位，是物理学；之后不久，读取的硕士学位是管理学；高级职称定位的学科，是经济学。而他现在执教的学科与专业，却既非物理学，亦非管理学或经济学，而是文学，是小说，是写作，是人文经典。为什么会是这样？跨度的确令人惊讶，但却昭示出张亦辉先生人生追求的定力和清晰的方向感。他2005年出版的专著《叙述之道》，透露出答案的蛛丝马迹：“生命中有过多年的小说创作经历，始终倡导先锋文学的《作家》杂志曾让我体验到写作的成功大约是怎么一回事。”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事实上，张亦辉先生的社会影响，正是缘于其先锋小说的创作成就。在江苏省，他与毕飞宇、韩东、朱文等作家齐名；在《作家》杂志，他的小说不仅被推为头条，还刊发过“个人小辑”——同期登载两个短篇小说《牛皮带》《上楼或者下楼》，并配作家创作谈，从而奠定了他在先锋作家行列中的位置。
以小说为梦想，以梦想为天马，既打造了张亦辉先生在中国东部那座沿海城市的传奇色彩，也铸就了他在这个意义不断被消解的时代中令人费解的价值取向：对金钱和地位的漫不经心甚至无动于衷，对于文学及叙述艺术近乎古怪的激情与挚爱。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拥有类似执拗个性的人，不是没有，不是很多：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是。张亦辉先生，显然行走在他们这一脉人当中：“对我而言，文学既是梦想又是宿命，给过我狂喜也给过我绝望，但不管怎样，我依然认为文学永远是让拘束纠结的内心完全敞开的最好方式或途径。在这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上，我始终觉得只有文学才能让人真正体味到生命的充实和宁静，在这样的宁静里，你方可听见灵魂的声音。”
写到这里，想必读者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以压倒谨慎的大胆，在本书开卷之前，先行介绍著者的相关信息了。不错，从我的角度理解，本书首先是一位先锋作家与国学经典的对话，其次才是一位人文学者在对经典的阐释。尽管对于张亦辉先生而言，他早已将作家与学者复合为一体，成为了“作家型学者”。不过在我看来，经典固在，在图书馆的书架或书房的书橱里，在互联网的电子文库中，安静地等待着；它们是人类先哲的精神，是期待对话的灵魂，而不是静候解剖的标本。作家观照经典，能够在“生发学”机理上，与创造经典的前贤拥有更多的思想契合与情感共振；而学者看待经典，通常会先行构建视角，再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按照理论体系自身的方法，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寻找与其观点相洽的关目，然后或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最终写出一摞批评学意义上的自说白话——尽管也自洽和不无道理。这样的区别，对于厘清“作家型学者”复合体中先“作家”而后“学者”的顺序，意味是深长的。
时间被标注为21世纪的今天，张亦辉先生淡出江苏省连云港市文坛，已经10年。在钱塘江畔执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文学论著《小说研究》、中短篇小说集《布朗运动》和理论专著《叙述之道》，基本完成了一个先锋作家有关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的“互文”，将小说创作与叙述之道、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探索，系统地展示给了读者。《人民文学》新近推出的张亦辉先生的长篇散文《叙述》，更是见证了本书著者对于叙述艺术的深切感悟与思考。然则一个以汉语为主要武库进行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转身以学者眼光打量中华人文经典时，会有怎样的气象，就有理由成为人们的期待。特别是张亦辉先生在中国东部那座沿海城市结识的朋友们，期待尤甚。张亦辉先生知道这样的期待，一如他知道对于熙来攘往的世界，经典同样期待激活，渴望重生。他没有辜负这份期待，用了5年时间，遴选了部分华文经典，进行了“创造性阅读”：“那些整体意义上的情感共性与精神原型，以及内部与细部的魔力与神性”（著者语），不仅被他发现，而且获得了深入、系统的阐释。《穿越经典》凡五章十九节，拜读之后，令我忆起厄普代克对于博尔赫斯的评价：“他的小说具有论辩的紧密质地；他的批评论文则有虚构作品的悬念和强度。”我的感受则是：张亦辉先生的小说为汉语写作创造了“一种难得的‘阅读一省察’性”；他的理论著述则体现了“作家型学者”在审美精神领域充分的理性自由。
有关本书著者的信息，只是拙文补缀的维度之一。而书中涉及的经典，即呈现给读者的为什么是《诗经》《论语》《庄子》《史记》与陶潜诗文，的确令人思量。以我的浅见，上述经典文本，几近勾勒出1500多年前中华人文精神的一个图谱。研究华文经典，儒道当为首推，故《论语》《庄子》以两极入围，乃是应有之义。南怀瑾先生曾谓儒为“粮店”、道为“药店”，虽为调侃，或许从某个角度道出了孔子与庄子哲学的分野。但无论人世出世，其世相最终都要通过历史中人来谱写，故本书又将《史记》纳人观照范畴。而华人精神序列所衍射的丰富图景，修齐治平、仁恕孝悌，抑或养生主、逍遥游并不能够穷尽；至少，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说法，还有一个“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问题。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六经”之中，《诗经》居焉；有诗，而后可以“诗意地栖居”。因此，本书从《诗经》介人，便疏浚了华人精神世界的源头，亦即探赜到了灵魂的家园。说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试图给小说下定义时的一个有趣的比方，大意是小说是两座山峰之间的一片沼泽。福斯特比方的缺陷我们姑且不论，他所说的“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即指的是“诗”与“历史”。张亦辉先生同样是小说家。在他的视野里，诗与历史，正如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儒、道一样，想必也同样处于两极。因此，将《诗经》与《史记》一并辑人本书，也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作为绾结该书的典型个案，张亦辉先生选取了陶潜诗文，大约缘于此人儒道咸宜、亦官亦民、但却真正体现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境界。这样，本书中涉猎的经典文本，就中华人文精神图谱而言，虽非巨细无遗，却也择其概要，算得上是撷英咀华了。
当然，描绘出中华人文精神图谱的全息影像，殊为不易；如果在更大尺度的时空坐标中扫描，读者或许觉得本书似有遗珠之憾。在这里，我得说，对于中华人文精神图谱的大致勾勒，实际上是我对本书所涉经典文本的粗浅认知，并非张亦辉先生著述初衷。特别是，张亦辉先生以陶潜诗文绾结全文，还有更为重要而又隐秘的意图，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述及。而本书的治学方法——“穿越”，张亦辉先生倒是有意为之，从而构成了本书与众不同的特质。
“穿越”的涵义和语境，读者不难在张亦辉先生的“自序”中廓清；本书中对经典文本以什么方式和作了哪些“穿越”，开卷即可察知，拙文不便饶舌。张亦辉先生之所以能够在螺旋时空和不同学科之间从容穿越，可以从诗歌、散文、小说、电影等不同的体裁之间自由进出，并且在古今中西的诸多经典作品里信步往返，这样的“穿越”，推想起来，当与他跨越物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文学等多种学科，进而形成了复合性知识结构不无关系。这是其一。其二，能够如此“穿越”，可以认为本书具备了一定的方法论色彩。实际上，春秋以降至于秦汉，中国的文、史、哲并无明显分野：一部《论语》，哲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几乎都可以从中追根溯源。按门类、学科和专业对人类早期的知识集成分门别类。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科学思维”的产物。因此必须承认，从混沌到有序，并非事物本身主动按门类与学科作了自我区分，而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受“科学思维”影响生成的错觉。由此看来，张亦辉先生对华文经典所作的“穿越”，上穷碧落下黄泉，众里寻他千百度，以作家的创造性思维为主导学理机制，其渠道融通诸多领域，其方法贯通各种学科，突破了理论体系之间的壁障，无疑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研究方法。而假如学科之间壁垒森严，角度与方法鸡犬之声不闻，经典中那些貌似无关、实则神秘存在的联系，即张亦辉先生所说的“那些整体意义上的情感共性与精神原型，以及内部与细部的魔力与神性”，便有可能被切割、肢解、腌制、风干，审美客体只能失去耦合状态下的整体鲜活性。法无定法，张亦辉先生的方法，浑然而又灵活，庶几可以抵达真谛的最大临界值。
既然我们知道混沌是事物的自在状态，既然我们不难承认张亦辉先生的研究方法新颖有益，那么，现在，也许是面对本书发现的时候了。作为全书压卷的《无弦之琴》，无疑格外值得关注。张亦辉先生在充分阐释了陶氏文学叙述的“缄默诗学”的“忘言、不言、互文”等要义之后，腾出笔墨，写了一段“尾声或高潮”的文字。正是这段文字，道出了这部专著选择《诗经》《论语》《庄子》《史记》和陶潜诗文人书的初衷或日最终意图：借助上述人文经典，著者发现并建构起了“文学叙述谱系”——文学写作的“极大值一中间值一极小值”表达序列！这是全书最为核心的理念，亦可以理解为张亦辉先生以此书打造的汉语写作“叙述之道”。读者读罢“尾声或高潮”后蓦然回首，会发现此道在全书中“一以贯之”，即从庄子的“极限表达”到陶潜的“缄默诗学”，足可系统整合、梳理诸多表达范式，诸如微言大义、寓言述道、春秋笔法、互文见义、言此意彼、异位移植、细节制胜、心理还原、形象说事、话语现场、虚词连缀、复沓、累叠、比、赋、兴……，均可以像梁山泊英雄一样，顺利地在叙述谱系中一一排定座次。在这样的基础上，张亦辉先生让我们信服了为什么《诗经》是汉语修辞的发轫、《论语》是微言大义的富矿、庄子是极限表达的至尊、司马迁是中国文学的叙述之父、陶潜是沉默诗学的达人。
当然，本书的发现星罗棋布，文字行云流水，论述纵横捭阖，剖析游刃有余，引证左右逢源，真正体现了“作家型学者”著述的风采。任何文字，都应“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篇序文也不例外。在文末句号出现之前，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当年在张亦辉先生饯行宴会上情不自禁、号啕大哭的人，是作家李建军先生；后来追随张亦辉先生来到钱塘江畔，并在浙江工商大学附近安家的人，是我。张亦辉先生曾说，我们的友情不受时空的磨损。因此，李建军先生无需为当年洒泪而赧颜，我却为自己延宕了五年才辞官不做而羞愧。
谨以为序。
2013年1月7日于钱塘江畔云水苑
（本序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张亦辉打通古今，贯穿中西文化，融会不同的学科分野与艺术样式，以全新的视角和观点来解读中国传统经典名著。《穿越经典》作者在经典新解的基础上，在对经典文本的语言表达的研究基础上，最终汇聚并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汉语文学写作的叙述谱系。《穿越经典》以今日之拂尘拭亮传统之古典，当疏离的传统与当代重新发生关系时，必将激发出活性并生成新的意义。
用当今天的视角和观点来解读中国传统经典名著，会是什么样的阅读感受呢？
张亦辉新著《穿越经典》为随笔，是作者一次全新的尝试，是他在多次国学讲演中的精华。此书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本书的发现星罗棋布，文字行云流水，论述纵横捭阖，剖析游刃有余，引证左右逢源，真正体现了“作家型学者”著述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