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学，先贤主张“文以载道”。文学是一辆宣传车，按照古圣先贤的设计改变人心，改善社会。到了近代，革命家、政治家都抬出“文以载道”的传统，把文学当作宣传工具，以文学鼓动风潮，创造时势。为了效果，便独尊一家。这个“文统”对读者的影响太大了，限制了他们的欣赏范围，削弱了他们的欣赏能力。
“文以载道”讲实用，“欣赏”和实用并不一致。有这么一首诗：“枣花似小能成实，桑叶虽粗解作丝。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枣花能结枣，桑叶能养蚕，都有用处，都很好。牡丹没有用处，不好。这是实用，不是欣赏，如此这般，梅兰都一无足取，实用的态度如此这般妨碍了欣赏的趣味，他看不见牡丹玫瑰“好”，无论如何这是他的损失，也是牡丹玫瑰的不幸。
出版家刘绍唐本是一名少校，他说，当年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一对情侣偷闲约会，女子指着天上一轮明月说：“你看！”男子说：“有什么好看？还不如一个烧饼！”烧饼好吃，这是实用，月亮好看，这是欣赏，因为月亮不能充饥，于是古今赏月的诗文变得可笑可恨？文学家希望读者既知道烧饼好吃，也知道月亮好看，而且能在没有烧饼可吃的时候仍然能够发现月亮好看。
名导演胡金铨也说过一个故事。劳动营里，一群接受改造的人干了一天的活儿，眼看日落西山，要收工了，某甲对那无限好的夕阳多看了几眼，某乙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我想荷包蛋。这两个小故事的情节差不多，只看荷包蛋不看夕阳，固然不懂得欣赏，看见夕阳，心里想的是荷包蛋，也隔着欣赏有一段距离。欣赏是只见夕阳，只见明月，哪怕是刹那之间，心里没有烧饼也没有荷包蛋。
宋朝就有人提出一个说法：诗，好诗，应该是水中之月。天上的月尚且无用，水中之月岂非更没有用？南朝的陶弘景隐居山中，皇上派人传话，问他在山里看到什么，他写了一首诗回答：“山中何所有，山中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徐志摩那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也许脱胎于此。在这首诗，便是欣赏。
（三）
欣赏，除了是“非实用”的，还得是“非利害”的。欣赏艺术的时候心里没有利害观念。
利害观念妨碍欣赏。石达开的诗写得好（有人说，那几首诗是别人冒名假托的，但诗总是好诗），清朝的遗老不能欣赏。辛稼轩的词写得好，但北方的少数民族不能欣赏。李后主的词写得好，但是明太祖不能欣赏。蒋介石爱读《唐诗三百首》，但是对“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不能欣赏。无他，作品越好，越对他不利。
孔夫子谈诗，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说得挺好，接下去说“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诗可以培养忠臣孝子，所以诗才有价值，这话就离欣赏很远了。欣赏文学艺术的人对于做忠臣孝子并没有意见，但是，“悠然见南山”的时候哪有事父事君，“小红低唱我吹箫”的时候哪有事父事君，“醉枕美人膝，，的时候哪有事父事君。
这并非从此无父无君了，欣赏，只是暂时情趣饱满，陶然忘机，不能久驻。“醉枕美人膝”的后面还有一句“醒握天下权”，担子放下片刻，为的是再背起来。“欣赏”是一张多次入场券，你从一首诗、一竺画或一场音乐会得到的暂时解脱，以后还可以重温复现。这样的反复调剂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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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世界里，他永远年轻，永远有实验精神。他擅长用活泼的形式，浅近的语言。表达深远的寄托，字里行间既富有理想色彩，也密切注视现实。王鼎钧是这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隐地
整个六七十年代，当“五四”散文传统从大陆飘零流散之时，王鼎钧在台湾却独辟蹊径，使“五四”散文传统得到有力的拓展。
——黄万华
这几年。努力补读以前错过的好书，自己写得少，这本别集算是主要的成绩，也是我文学生涯中难得的因缘。
先是承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邀约，参加《明月》十方小品的阵容。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台北，《明月》还不能大量入境，我们千方百计从研究机构借出来阅读，情境宛如昨日，今接《明月》电话，顿时受宠若惊。不久，纽约《世界日报》周刊的常诚容主任要我负责一个专栏，《世界日报》是我移民后打工的主要职场，也是我等移民初期的生活指导和精神慰藉，奉命唯恐后人。得这两方的加持与督促，我又恢复了定时定量的作文。
与此同时，纽约的文艺组织和宗教团体偶尔找我演讲，我有使命感，但是缺乏演讲的才能，每一次我都事先写下完整的讲稿。我受过广播的专业训练，文稿听来清楚明白，读来简洁晓畅，讲完以后又蒙几位主编轮流采用：《联合报》副刊的瑜雯女士，《中华日报》副刊的羊忆玫女士，《世界日报》副刊的吴婉茹女士，《侨报周刊》的刘倩女士，还有《香港文学》月刊的陶然先生。
我在接受《联合报》记者陈宛茜女士访问的时候说，老年杂文乃写作之降弧，文采减退，执着增强。说得好这是“繁华落尽见真淳”，可是文学创作怎可繁华落尽?它的真淳应该就在繁华里，繁华乃真淳之表相，真淳乃繁华之解读。我深知作家早期不可只有繁华，晚年不可徒恃真淳，现在作文，事先深思熟虑，落笔字斟句酌，尽心尽性，先求诸己，相信无愧一斋四壁平生所好，不负读者诸君青眼一看。
《别集》由台北尔雅出版繁体字本，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简体字本，由“一国两制”衍生的“一书两体”，应是今世作家的殊遇。《别集》能跻身“商务”殿堂，也使我这个当初从王云五百科全书启蒙的孩子，又和失去的童年遥遥相望，多谢知名散文家五月女士玉成。
张辉诚先生是我的忘年之交，文名昭著，他对我的散文有长期的观察。他为《别集》繁体字本写了一篇评介，其中溢美之词属于区区在下，那些分析、介绍、背景说明属于国内的诸位读友，可以作大家欣赏或批评这些文章的重要参考，央得辉诚先生同意，移作本书的序文。
辑一 寂寞的不朽
文学与政治
文艺和色情
文艺与道德
文学的沧桑
文学欣赏面面观
作家常有的生活习惯
散文的“四有”
文章成于“三上”
闻蝉声，说诗人
借诗说话
寂寞的不朽
死活读不下去？
云门狂草老眼看
老实话
从饮食到文学
品味知味
小说中的冷战灵魂——细品赵民德的短篇小说集《飘着细雪的下午》
细品刘荒田
折叠着爱
七十岁的少年
“一九四九”三棱镜
辑二 名言与微言
住在衣服里
世界贸易中心看人
韩寒游台湾
中学生的烛光
朝气，杀气，孩子气
有远虑，无决断
文会商会两家亲
记者与作家
新闻工作的得失
李白杜甫谁给他稿费？
中文教材经手过眼
《弟子规》不读也罢
硬笔软笔，都是好笔
虎妈悍母
“虎妈”的弱势战略
母亲的心，子女的脑
母亲节与模范母亲
一胎“话”
哪些亚裔传统值得保留？
名言与微言
赵承熙杀人无用论
天使何时走过
我猜同性恋
富而仁，贫而乐
善人门前是非多
领导者是天生的吗？
这是兰德公司说的吗？
信运气，不靠运气
一条背带的故事
他们说的是两种语言
欢迎受刑人新生
辑三 听，听！别忘记你有耳朵
人生经验一席话
现代君子铭
不开卷，也有益
老狗新技学计算机
由“五恨”到无恨
处理藏书的滋味
四余读书记
失真，求真，近真
文从胡说起
病中只读自家诗
秘密知多少
从美感到美化
快乐？哪一种快乐？
听，听！别忘记你有耳朵
敌人比朋友更难得
家……由子宫到天堂
方孝孺与隆美尔
眷村和眷村文化
写在《关山夺路》出版以后
“南京大屠杀”三段论
淘不尽的历史弯弯流
我能说的只有感谢
白纸的传奇
我见老D 多憔悴
美丽的谜面
辑四 海上生明月
盼望宗教合作的时代来临
宗教与人生
宗教与战争
宗教与“九一一”
宗教信仰与现代生活
澎湖冤案与基督替死
自然加上人为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海上生明月——我向佛典寻找什么
大屠杀和大地震有关系吗？
自然和超自然
一步两脚印
技与道——从《关山夺路》谈创作的瓶颈
后记
简洁以旺神——序《桃花流水杳然去》
张辉诚
在台湾，像我这样三十岁逼近四十，也就是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的人，再往前推十年，往后延十年，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都是笼罩在王鼎钧的散文中成长的。他的哲理、生活、机智、幽默小品及怀乡散文、写作指导之书，几乎席卷台湾书市。社会大众争相传阅，学校学生人手一册，蔚为风潮，堪称传奇。
当年我就读中学，初次读到王鼎钧《开放的人生》，即受感动，那里头有一种特殊的文气，并且多年以来不曾稍变，一路贯穿至今日。这股文气是什么呢？从王鼎钧近几年扛鼎四巨作回忆录来看，最后一册《文学江湖》曾提到过去他在台湾担任广播编撰时，“一向注意长句之害”。对照书中《天使何曾走过》最后一段：“我们向往简洁的语言，倘若可能，加上隽永，倘再可能，再加上机智。至少要保持简洁，文化修养的表现在乎简洁，思路清晰的表现在乎简洁，语言简
洁的人敬爱公众，也得到公众敬爱。”再观诸王氏其他作品，就能发现他特别爱用短句——名词之前多不加臃肿的形容词，不去描述过多无谓的细节、不让西化的子句出现在句子当中——他用短句让文章节奏显得轻快如歌、面目变得清爽如少年；他又喜欢在行文布局时博采例证，例证得到短句相助，立即畅然明快，条理分明。他用匕首一般的短句，切情讲理、析事论道，像庖丁解牛一般，以无厚入有间，事事物物砉然得解。
他以此写小品固然精悍，写起长篇大文竟也轻快如驭骏马长征，丝毫无累赘之感，挥洒长篇一如点染小品轻松，不可谓不奇。之所以如此，其源皆出于王氏的美学考虑——简洁。从短句出发，进而遣字、叙述、议论一并追求之。此等简洁风格，王氏甚至认为还能反映作家思路清晰与否、文化修养良莠……换言之，化繁为简，正是王氏写作最首要的考虑。
然而读者不免追问：王氏所指的“繁”究竟是什么？此书恰好可让读者略窥一斑。其一，一生颠沛流离的遭遇。王氏历经一九四九年之前大陆时期的战乱、一九四九年至台湾时期的辛苦求生与文学生涯的开展、一九七八年之后移居美国时期的生活甘苦。前两者大多已经在回忆四部曲写完，但有时文章为了某些观点不得不再重述一次，或者四书之中遗漏而加以补述，又或者针对成书之后的访问、感想而加以补充。而写移居美国的生活甘苦，就很能体会到王氏的用心，虽说移居美国，体验到了东西不同文化的生活差异，但是王氏着墨更多的却是移民生活的艰困，如种族歧视、亚裔教养、资本主义社会样貌等，还有他对资本与商业社会的偏差观念颇多批评，对美国社会中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做法亦颇多坚持，还有对东西文化之优劣长短所做客观而温和的评断。这些，都很能察见王氏关怀所在。 其二，对现实社会的种种观想。此书着实可见王氏读书之广博，掌故随手拈来，故事层出不穷。同时也很可见王氏重视时代变化、重视自身与时代之关联（试想，当今社会哪个人到了七十三岁，还去报名学计算机，用计算机写文章？王鼎钧就是这种人），对时事、时闻格外关注，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与生活去适应新时代。王氏在此书表达了许多他对现实事件的看法（从同性恋、杀人事件、受刑人、一胎化、艺术表演、书评、中文教材等等），这些看法大多入情入理，既不故作高调，亦不落俗套。他对现实之于个人的、群体的、异邦的、故土的处境尤表关心，如对传统教养、伦理观念、两岸关系、台湾现况、大陆问题表达他的忧虑与期许。正所谓人在异邦，心系故土。
其三，关于文学与信仰。这是此书笔墨最多、分量最重的部分。关于文学部分，王氏言简意赅地分析了文学与政治、色情与道德的关系，说理井然，论述清晰，并且佐以实例，理事相济，情理相发，不会让人觉得好像大发空论。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他自言“与文学是结发之妻”，是“乱世夫妻”，今生今世不会和文学离婚，也不会始乱终弃，对照王氏数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写作态度与成就，真是言之无愧、当之亦无愧。王氏即用此等对待文学的态度去信教，王氏受洗为基督徒，但他并不偏执、亦不疯迷，他信主宗经之余，也坦然打开心胸去理解其他宗教、接触其他经典，他用宗教的情怀与眼光省识了人间的不幸、灾难与人祸，也用宗教家的胸襟去探讨人的狭窄、仇恨与迷惘。王氏之可爱，在于他没有动不动就引《圣经》，动不动就呼主之名，动不动就称神迹，他信教是深刻思维判断之后所得的结果，因深刻思索而成就深刻信念，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人信己信。正因为如此，他的信仰就很有自己风格。宗教、经典、信仰皆为我用，他可以大胆地将《圣经》化繁为简地描述为“创造、犯罪、替死、忏悔、救赎”大经大法，也能讨论其他宗教及经典的得失优劣，当然也就能将信仰化为文学，让信仰与文学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在当代作家，如此投入信仰还能保有自我原来面貌的，实属罕见。
这些头绪繁乱的事件，王氏皆化繁为简，分篇论之。若此处总而“简洁”说之，即是王氏以慈悲心，重铸漂泊史；以宽容心，正视现实，通权达变却不随波逐流（如尊重中国传统却不墨守成规）；以坚定心，面对文学创作与基督信仰。
然而此书真正动人之处，恐怕尚不在于简洁之风而已，或是随时闪现的隽永妙趣，而是一个写了六七十年的老辈作家，用他的人生风浪，以及风浪中得来的睿智与洞见，加上他的豁达、机智、幽默、谦虚与正直，亲身示范了何谓勤勉，何谓毅力，何谓老而弥坚，何谓与时俱进，还有何谓对文学深切的热爱。这些都让读者感觉——三十多年前写下“人生三书”的王鼎钧，其实一直都年轻，仍旧精神奕奕、虎虎生风，振笔可以引风，作文足以生雷。正谓桃花流水依旧在，人老神旺犹少年。
王鼎钧编著的《桃花流水杳然去》由作者新近写就的散文结集而成。涉及文学、历史、人物、个人游历、早年回忆、社会诸象等众多方面，按内容分为四辑。既有《“一九四九”三棱镜》等通透的文艺评论，又有《韩寒游台湾》等老辣的世情“微言”；既有《眷村与眷村文化》等这样深沉的个人记忆，又有如《宗教与人生》等淳净的宗教感怀。
《桃花流水杳然去》收录的文章虽篇幅不长但文字老辣、洞见深刻，擅从身边小事发独到议论，可读性极强。目前作者陆续授权其作品在大陆出版，引发阅读风潮，本书为唯一一部收录了鼎公未发表的近作的文集。
感受散文的“阳刚之美”！2013年“国家记忆年度历史图书”奖得主王鼎钧散文新作《桃花流水杳然去》，大时代的洪流，丰富的阅历，深沉的情怀，圆熟的技巧，透彻的洞见，书一纸行云流水、浑然天成。
隐地称他为“这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席慕容说，“他最最神奇之处，就是可以只用很少的字句，在瞬间展现出带有许多层次的空间”，楼肇明将他与余光中并称为“今日台湾散文文坛上的双子星座”“创造了散文的阳刚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