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效用论》由徐辉著。米尔达尔指出：“货币的‘主观效用’只是由它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而获得的；换句话说，它的‘主观价值’是直接由它的交换价值来决定的；而对其他一切商品来说，恰恰相反的解释才是正确的。”人类使用货币习惯于凭借个人理性而忽视对行为责任能力的重视，导致货币泛滥却束手无策！其实，这取决于人类的社会责任意识，若从强化社会法治和信用制度做起，以必要的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来约束人类行为，货币濒临崩溃的局面并非无法控制，一切都可改变。

《现代货币效用论》由徐辉著，主要内容：我们把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划分成两大类型：传统货币——可兑现的实物(或本位)货币；现代货币——不兑现的信用货币。这两种货币形态所适用的均衡关系以及产生的实际效用是不同的。《现代货币效用论》把有内在因果联系的三个变量“信用、现代货币、行为效用”纳人货币学，由此想说明一个浅显但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全球社会责任问题——货币效用的管控。

导言

第1章 论起源——原始货币文明的渊源

 1.1 原始货币文明的体现——人类的理性

 1.2 原始货币文明的基础——人类的信用

 1.3 原始货币文明的表现——人类的行为

 1.4 原始货币文明的载体——一般等价物

 1.5 原始货币要素——效用与行为责任能力

 1.6 货币的构成要素——信用的含义

 1.7 关于基础货币的概念性阐述

第2章 论职能——人类行为与货币效用

 2.1 货币职能的高级阶段——现代货币效用

 2.2 货币职能比较——经济活动的“灵魂”

 2.3 现代货币职能——异质、异象

 2.4 现代货币职能的表现——行为效用

 2.5 现代货币职能的含义——行为责任能力

 2.6 现代货币职能的核心——价值尺度

第3章 论制度——社会发展与货币制度

 3.1 货币制度演变的简述

 3.2 不同时期货币制度的具体内容

 3.3 现代货币制度的“分水岭”——布雷顿森林体系

 3.4 地区货币制度和跨国货币制度

 3.5 货币制度中的黄金与信用

 3.6 “理性人”行为与现代货币制度

 3.7 现代货币形态——信用货币

第4章 论本质——权力信用与行为效用

 4.1 关于货币本质的一般性讨论

 4.2 传统货币本质在商品经济中的演变

 4.3 虚拟金融信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灾难

 4.4 现代货币本质是人格品质或行为责任能力

 4.5 依据现代货币本质的行为效用控制

 4.6 现代货币效用的直观指标——利率

第5章 论均衡——货币供需与货币效用

 5.1 现代货币均衡规律的研究

 5.2 传统货币均衡的含义

 5.3 现代货币均衡的事实

 5.4 现代货币均衡对社会总供求关系的影响

 5.5 国家货币管理当局对现代货币供求的调节

 5.6 现代货币边际效用均衡

第6章 论动态——信用交易中的货币运动

 6.1 现代货币运动的核心——效用均衡关系

 6.2 现代货币运动的三个基本行为效用现象

 6.3 现代货币运动的特征——货币信用化

 6.4 现代货币效用的外溢——影子银行

 6.5 现代货币的主要运动形态——电子货币

 6.6 虚拟货币与现代货币的转换形态——信息货币

 6.7 现代货币兑换的依据——汇率

第7章 论应用——信用交易的货币模型分析

 7.1 MIU模型中效用函数的释义

 7.2 MIU模型分析及现代货币均衡的应用

 7.3 现代货币效用函数的“三元悖论”问题

 7.4 现代货币的演变形式——信用权益货币

 7.5 现代货币均衡的效用控制方法

 7.6 现代货币效用的均衡函数分析

第8章 论事实——现代货币制度的法律含义

 8.1 现代货币的法律要素——权利和义务

 8.2 现代货币行为是一种权益行为

 8.3 现代货币是一种事实债权

 8.4 货币乘数与权益乘数

 8.5 现代货币的行为效益测算

 8.6 现代货币效用与GDP和GNP

跋——现代货币当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参考文献

货币，在现代人眼里是显得比较“神圣”的字眼。在今天这样一个货币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体系里，人与人之间“高贵”与“卑贱”、“成功”与“失败”、“富裕”与“贫穷”、“幸福”与“悲伤”、“快乐”与“痛苦”的分界线，往往是以一个人拥有或占有货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的。但现实生活中，货币对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祸，还是福？在对货币的理解和认识上，人们存在很大争论与“误解”。

通常，货币形式作为一种人们长期以来普遍接受的社会习惯、行为惯例和生活习俗的信任形式，被人们误认为是不同商品交换行为的过程，是权衡了利害得失后的产物。而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理论就像一座日本式花园。花园的整体美来源于花园的多样性，表面的简单之中隐藏着复杂的实体，厚重的景观则叠化在表象之下。如果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如果我们从容而深入地进行研究，我们就能充分领会这两个方面的妙处。复杂与简单两个方面都有一些可以独立于整体并让人欣赏的东西，但对这些东西有了充分的认知，也不过是对整体的部分了解罢了。”这段话解释了货币理论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要研究现代货币理论，必须从货币的起源入手，即从货币史开始；要撩开现代货币神秘的面纱，就必须分辨其内在的本质，找到其要素关系的核心。

货币，作为这世间衡量事物的“价值尺度”而成为“王者”。

其实，正确认识、研究和了解货币，不应该只从它的诞生开始，也不应以商品价值形式为结束，而应当从它孕育的市场活动起源——原始“货币”交换——开始。

1.1原始货币文明的体现——人类的理性

所谓原始货币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商品生产从无到有的那一段人类生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历程。货币的诞生与人类社会的商品生产有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是以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价值形式，即“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为结论的。他指出：“商品首先是一种外界的对象，一种用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具有使用价值。这种有用性决定于商品体本身的属性，因此，商品体本身就有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考察：使用价值的质是由商品本身的自然属性决定，如铁、纸、小麦、金刚石等，它们的自然属性不同，使用价值也就不同，并且，同一种商品又可以有多种自然属性，因而又有多方面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量是以一定的规定性为前提的，商品的性质不同，计量的商品尺度也就不同，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对此，我们设想一段可再现的原始“商品”交换场景，看看“货币”原型：

在历史上某一时期，在一个荆棘遍布、曲折蜿蜒的高山峡谷之间，有一个山洞，洞里居住着某个人类祖先，身裹着兽皮或树叶，手拿弓弩或梭镖，背着装满野果、猎物或谷物的草筐，艰难地跋涉到他认为可以交换到盐巴的另一个地方；同样一个出产盐巴的地方的某个人类祖先也背着盐巴跋涉到这个地方，他要用盐巴交换一些食物或口粮。

在这个地方，他和他相遇了，彼此都没有“货币”，只有盐巴或口粮的需要，他看见盐巴觉得满意，他看见口粮觉得需要，他们互相“自愿协商”，然后“信任合作”，彼此按照“商量结果”的办法行事，进行交换：你给我盐巴，我给你口粮，各取所需，获得满足。这大概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物与物的“货币买卖”。

用于交换的“物”就是充当这桩“买卖”的“原始货币”，既是盐巴，也是口粮。简单交换关系就是：1袋口粮=3块盐巴。

显然，在原始社会生活中，一切可以用于交换的东西或被人们信任的东西都是“原始货币”，各取所需。它们能够顺利交换的前提是：获得信任、自愿协商、平等合作、按照商量结果行事，拿到盐巴或口粮后，各自的需要都得到满足。

实际上，人类这种最原始的“理性交换”方式一直遗存至今。

上面的例子中并没有任何“货币形式”的踪影或痕迹，但物的“有用性”作为人类满足需求的行动目标，谁都无法否认它是孕育和创造出“货币”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和事实基础，是研究整个货币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线索与脉络。物的有用性决定了它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总是构成人类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对于无货币因素存在的原始“商品”交换，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物的使用价值与另一种物的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其次，交换价值这种量的关系或比例会随交换对象、时间、地点或方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主导原始“商品”交换行为的必要因素，只有人类理性。

人类理性要素推动了社会商品生产和货币文明发展，货币形式也就此成为人类社会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一种“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则是万万不能的”主观生存意识。人类受这种主观意识支配，其货币行为就存在于个体理性与需求效用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和权益斗争中，或表现于不同形式的合作博弈过程，或潜藏在每一个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现象的背后。

从人类理I生上理解，货币被看成是“个人情感和生活信心”的凝结，人把凭心而定的“效用”赋予货币，让它代表着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寄托着自己对生活的全部需求和愿望。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程中，无论各个历史时期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有多么不同，人们的政治信仰或宗教传统有多大差异、道德习俗有多少区别，对“货币”效用的理解和认识都是大体一致的。社会实践和生活经验以及文化传承让人们普遍地相信自己享有的“货币文明”，认为归属自己的“货币”数量越多，且能不断增加，就是“财富”的增值，是值得引以为自豪和炫耀的事情。一个商品社会中，如果“拜金主义”和“拜物教”兴盛，不单因为货币财富是个人“实力”的象征，也意味着他可以跻身上层社会，拥有更多可以占有或支配其他人或事物的权力和经济利益。

货币不仅可以满足个体物质消费需求，也显示着个体的社会权利与政治地位。历史上，奴隶主与奴隶的本质区别，并不因为奴隶主肉体人格比奴隶尊贵高尚，而是奴隶主掌握了社会统治权，进而垄断社会资源和货币财富。由商品形式催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以一定数量的货币维系了个体的“幸福和快乐”，掌握资本的权力决定了社会“幸福和快乐”可实现的程度；如果个体拥有货币的数量不足且在不断减少，那必然是“痛苦悲伤”或“贫寒落魄”的人，会导致个体不得不忍受“被剥削”、“卑贱”、“低下”或“失败”的生活。所以，人们生存在一个货币化的世界，货币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人类货币文明历史的悠久，让人们也许忘记或忽视了自己所拥有或正在使用的“货币”原有的“原始胎记”。这种“胎记”是蕴含在货币本身的“有用性一一使用价值”，即人类一直需求并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效用”。它以一般价值形式的表现来满足人类的欲望或需求，标明它是一般人类劳动的产物。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货币效用的体现，是人类行为能力的象征，是人类情感凝结的结果，而非人类可以随意生产的普通商品。即使历史上人们曾经把货币视为商品，但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一种商品比货币更具有“人格属性”和社会效用了。

P8-10

跋——现代货币当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现代货币效用论》是我先前编著《信用行为经济学导论》(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姊妹篇。如果把后者看作理论铺垫和探索思考的话，那么本书就是对现代货币效用理论的系统论述。

今天的人类社会，货币就像这个体系的“血液”，日夜不停地在其中循环，维持着体系的均衡，滋养着体系的生长。一旦货币失效或难以正常循环，人类社会就会面临危机和灾难。

如果从某种角度来认识货币和理解货币的话，我们确实可以从中看到这样一个以“效用”作为核心贯穿其中的货币形态和本质的演变过程。如果说在人类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最不可缺少，我认为那无非就是阳光、水、空气；如果说什么东西在人类现代社会生活中最不可缺少，那一定就是货币。水和空气对人都是满足维持生命循环所不可缺少的，货币效用则是维持现代社会经济正常循环不可缺少的；人们需要的并非是它们的自然形态，而是它们本身能够满足人所需求的“效用”。

实际上，传统货币与现代货币是两种形态的货币，是性质和形态上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它们对满足人的社会生存需求的效用却是十分类似的。在外部事物不断被货币化的世界，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不开货币。每一个人都需要它来维持生存和改善自己生活质量，进行内外事物的新旧代换，获得满足自己需求的力量。因此，人类都渴望能够拥有越来越多的货币，希望依靠它给自己带来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与人类发明的许许多多事物一样，货币的发明给人类带来了可观的生存利益、社会进步和生活文明的正能量，但也带来控制不当或过度追求所不曾预想的负能量。如同人类发明的汽车和西方人爱吃的美式快餐食品，在人们获得出行便捷和美食消费的同时，未曾想过多使用汽车会带来能源消耗、道路拥堵和空气污染，过多摄人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会造成人的身体肥胖，进而会影响健康。当人类社会这些深受货币化影响的事物积累起来的负能量达到一定程度而以某种灾难或危机形式突然爆发时，人们才情不自禁地惊恐：“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但很少有人将责任归于本身的自私或过度的贪婪。

21世纪的今天，全球金融危机四伏，国际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信用货币高度膨胀，引发了一场无声的“货币战”。当代德国经济学者丹尼尔·艾克特在其著作《钱的战争》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几乎所有的货币都重病缠身，并在慢慢地走向死亡。这种死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少表现为剧烈的、戏剧性的瞬间变化，因为这些货币的死亡总是带着大幅通货膨胀的哀鸣而与我们同行的。”最典型的例证之一是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在其原有货币终止流通而不得不退出市场前，津巴布韦全国通货膨胀率高达数千倍，其旧币甚至有面值上亿的钞票。

人类应当对自身存在及超出自身却与生俱来的社会使命负责。

人类社会活动的目标，在社会货币化进程中，或许都可以归结成对某一种货币效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和需求的满足。这种借助货币信用的行为，是人们出于自利的信任，基于某一种货币能够带来效用的预期。没有哪一个个体或组织会为一种对自己毫无用途或并无益处的“废纸”耗费体力或精力，任何一个人或组织都不希望自己会由于“缺乏”获得这种信任的能力，而发生影响自己生存的事情。人们拥有或使用货币，追求的并非是资本或财富的货币表现形式，而是它所带来满足需求的行为效用。效用是一个代表人类欲望和需求的术语，而任何一个事物效用都涉及人的道德情感需求——信任。每一个人在选择其行为目标时都会受到这种道德特性的影响，他基于信任所发挥的聪明、才智、努力及进取心，都会应用于他i自求目标的行为之中。而事实上，由于人类自身能力和外界客观条件的限制，谁都无法实现完全“自私自利”的目标，也无法永久保持“均衡”的静止状态，每一种事物变化都是动态的、不确定的和相互合作的结果。人的任何自利行为和均衡状态都是暂时的或瞬间的，过度的追求往往不是偏差过大就是适得其反。

马歇尔指出：“如果一种经济学说所指的分界线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的话，那么这种经济学说越是简单化、绝对化，在实践中应用时，造成的混乱就越大。在实际生活中，资本与非资本的东西之间、必需品与非必需品之间、生产性的与非生产性的劳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由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和净出口所形成的对商品的总购买小于整个社会所提供的商品价值时，会导致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因此，政府要采取一定的经济政策，如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来减少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为应对眼下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普遍采用货币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来挽救衰退的本国经济，但人为因素造成货币本质的变化，事实上都遭到了资本市场和社会大众不同程度的抵制，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总是引起货币剧烈的升值或贬值，而激进的金融信用工具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使本国货币陷入效用危机，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凯恩斯主义，被实践证明是无法解脱主权信用危机的噩梦。

论及货币效用必然涉及商品和价值的关系。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认为：“效用是商品使人愿意购买它的品质，人们愿意购买商品这一事实表明，商品具有效用。，，马克思早已指出，商品品质包括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体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而使用价值则是商品自然属性和有用性；使用价值需要通过交换价值来体现。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但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当货币被人们作为“特殊商品”和“抽象劳动成果”或“一般的价值形式”来信任和对待时，却忽视了其“有用性”的另外两个方面：一是所谓人的“理性”。这种“理性”行为倾向，让人在作出决策时总是希望选择利己的目标，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动机。二是人对事物的有意识信任会依从习惯、惯例、文化和习俗，不假思索地去做，就像1962年罗宾逊夫人在她的《经济哲学》一书中所说的：“由于劳动价值理论不尽如人意，且被正统阵营(即所谓新古典经济学流派)彻底清除了出去，效用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在人们心目中，货币效用究竟是“商品效用”还是“权益效用”，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共同价值表现形式”还是“一个循环论证且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概念”的界限依然含混不清。

罗宾逊夫人在《经济哲学》开篇中说：“现代生活让人如此不安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司空见惯之事日渐有了自我意识。以前，人们相信他们相信的事物，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事物是真实的事物，或者，这些事物是所有头脑健全之人认为是真实的事物。然而，自从弗洛伊德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的理f生化倾向，马克思向我们指出了人类的思想源自于意识形态之后，我们便开始问：‘我为什么要相信我所相信的事物？，，，事实上，人类社会今天在现代货币本质和金融信用问题上正遭遇这样的困境。

未来的货币形态是什么？从自然界的水装在不同瓶里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商品，纯净的空气装进容器可以进行买卖、一个设计意念或构思能够成为专利、一个普通的经济信息或一幅精美的书画可以等价于现代货币等信用交易事实，让人们不再拘泥于现代货币只是单纯的货币符号、数字化信息等当代形式，而是看得更为开阔和深远。但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说清楚谁将成为未来的货币，因为未来有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

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遭受金融信用过度扩张和财政债务危机的重创，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下的经济衰退、提振乏力，只能依靠“宽货币、紧财政”的经济政策和接二连三的货币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措施解决燃眉之急；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受此影响，承受着国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冲击，承受着巨大的输人性通货膨胀压力，进而影响到本国的经济。现代货币和现代货币制度以及现代金融信用体系，给这个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货币信用化的世界带来无法避免的三大货币问题：

一是难以遏制的各国政府普遍性的现代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让全球处于“货币数量膨胀”——严重的通货膨胀；

二是世界性的现代货币“流动性泛滥”和金融监管的失控；

三是国际货币信用体系结构的严重失衡，在全球普遍存在巨额的国家主权债务构成的“权益性资产”中，大量的金融虚拟货币信用充斥其间，造成世界经济存在不同程度的“泡沫化”。

这些问题的背后，让人们对现代货币政策难以进行合适的选择，不同的国家往往采取不同的现代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现代货币的本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为什么本书要反复强调一个“货币权定”的基本观点？其实只是希望告诉读者，传统货币是有形、实物货币，现代货币则是无形、权益货币；两者唯一的交集就是货币行为带给人们的效用。

丹尼尔·艾克特在《钱的战争》中强调：“对货币拥有绝对权力，比拥有战列舰或航母更强大。”这说明人类目前面临的现代货币信用危机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国际社会的经济危机或全球金融危机问题，而是与社会体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相关联的问题。对此，传统货币数量需求理论以及货币名目论、货币金属论无法解决，即使人们乐于采用现代货币效用理论，也并非就能解决现代货币内生性不断增强带来的矛盾。

例如，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的红线是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钱的战争》一书中明确指出：“中美汇率——也许是21世纪最重要、最有争议的货币边境线。”

我们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一直有着美国利用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通过“汇率战”而形成对中国崛起的“经济掣肘”和“贸易战”。1993年中国外汇储备是180亿美元，一年后增加到500亿美元，此后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到21世纪前10年一度高达3.65万亿美元。

从本国范围内看，国家外汇储备这种增长，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利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出口大幅度增长、利用收入低增长、资源利用低水平、劳动力低成本而把国内经济发展搞上去了，不仅提升了国家财力和经济实力，也换回了大量的美元外汇积存；另一方面，这也带来很大的经济发展挑战，在社会货币财富增加的同时，收入增长也在加快，资源耗费不断增多、产能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受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出口拉动力和投资拉动力也逐步减弱，但国内市场消费拉动的效应由于多种原因，始终难以奏效。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外汇储备这种形式的增长，并非都是好事，甚至可能带来一种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灾难”。对中国来说，国家外汇储备的每l美元都对应着国内不同汇率机制下对应数量的现代货币运动，存在一个不可逆转的内部循环。由汇率机制带进来l美元，要保持国内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央行就必须被动投放相应数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从而必然导致国内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环境、现代货币信用环境随之发生难以调控的变化，并滋生出更多社会福利、政治生态、民生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这些年来，尽管世界各个国家针对自己的经济问题不断进行调控，但绝大多数国家都突破不了两个关键的“瓶颈”：一是国际货币信用如何均衡的问题，即一个国家主权债务最终如何解决；二是现代货币数量膨胀问题，即如何从国家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中脱离，从根本上解决“货币权定”这个问题。现实问题是在当今美元“霸主地位”造就出单极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下，指望美国政府主动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称霸世界的经济统治权力是不可能的。

直到今天，世界经济危机依然没有过去，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货币信用状况仍难以改变，人类社会究竟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是通过战争手段还是和平谈判手段？未来会怎样？谁都无法准确预料，因为世界经济是人类的共同活动，人类的活动不仅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自由选择，还有很多人类社会所无从选择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现代货币制度和“货币权定”的基本规则下，一个国家政府所采用的货币理论只能决定该国未来经济会怎样。

如果当今世界货币信用体系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汇率形成机制依然如故，那么就意味着各国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必须面对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和现代货币信用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压力由此形成无法控制或难以调控的流动性过剩或通货膨胀现象，国内市场的各种信用交易价格就会上去，国际资本市场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各国本币值无法保持相对稳定、高额的外汇储备会不断“缩水”造成国际贸易利润大量流失。

过多的货币信用所催生的“经济泡沫化”会急剧改变人们的信用行为，带来现代货币信用环境的变化，让人们热衷于追逐虚拟经济增长和金融中介信用产业利润，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与实体产业的“空壳化”。此外，货币超发、影子银行、虚拟经济、金融体制内和外的大量信用货币创造、民间金融、非货币信用交易等，世界经济在钱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

根据2012年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2012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97.42万亿元，同比增长13.8％，比11月末低O.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30.87万亿元，同比增长6.5％，比11月末高1.0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1.4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O)余额5.47万亿元，同比增长7.7％。全年净投放现金3910亿元，同比少投放2251亿元。2013年起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开始跨入100万亿元的大关。

100万亿元人民币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它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利用麦金农公式：M2/GDP或M2/GNP来比较货币发行量与当期GDP总量的比值。2011年中国GDP总量为47万亿元人民币，2012年中国GDP增速为8％(预测)，那么2012年的GDP总量近50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2013年中国广义货币余额已经是GDP总量的近两倍。这就是中国经济中货币发行量与GDP的比值。

无疑，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也是与当期GDP总量极度不均衡的现代货币供应量数据。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广义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通货膨胀、物价暴涨、财富转移。虽然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数量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在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应该通过增加货币数量供给来刺激消费需求增长。但实践已经证明，当政府发行的货币越来越多的时候，刺激人们的不是消费需求或有效需求的增加，而是投机性需求的激增，这对社会货币信用总量的增加并无益处。货币数量过快增加，人们手中的货币购买力就必然遭受稀释，物价就必然不断上涨，直接导致货币效用下降，引起人们消费信心下降。而在货币增发过程中，由于现代货币遵从的是“货币权定”这样一个强制性规则，这些增加的货币总是由政府以及与政府有关系的人——权力掌握者先花出去的，因此等于将老百姓的财富转移到政府手中了。对于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交换来说，也总是占据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所谓“全球货币”国家取得权力先机。例如，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和大量发行美国国债，既可以通过美元向世界各国输出通货膨胀以缓解自身压力，又可以轻而易举地掠夺别国的财富。有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货膨胀是现代社会隐秘的抢劫；米塞斯、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则指出，政府之所以要垄断现代货币供应权，不断实施货币信用扩张政策，就是为了能够通过增发信用货币盗窃百姓的财富。这些话看上去很夸张，但却是事实真相。

从现代货币效用理论上讲，现代货币供给首先是为社会当期信用交易需求(或者说当期国内生产总量GDP、国民收入总量GNP)服务的。某一国的现代货币发行为满足市场信用交易活动需要，增速超过GDP或GNP增速的话，适度信用膨胀是有利的，但过度信用膨胀，极有可能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度”是一个最难掌握的原则。对于一国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处理全球货币信用危机，并不是单纯依靠一国央行货币政策和政府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就可以解决的，必须要从现代货币制度的改革人手。

现代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如果现代货币很多，就要把更多的信用资源推进去，从提高货币行为效益或行为责任能力的角度，不断增加和扩充社会信用资源总量来加以平衡。这也是本书在讨论现代货币效用和现代货币均衡关系中，不断强调现代货币信用、数量以及行为效益三者内在平衡机制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是各国经济当前第一位的问题，决定着一国经济的未来。在上述问题中，对于现代货币信用、数量以及行为效益的均衡关系，涉及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

第一，现有汇率形成机制要不要改变？

要保持一国现代货币的币值及汇率稳定，要靠该国央行发行基础货币来承担这个责任，但任何一国的央行都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其他国家的现代货币是国家主权问题，管不了。在当前情况下，如果国际货币信用体系不对各国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根本改革，各国货币被美元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就不会消除。各国唯一的可行办法也许就是根据各国现代货币效用大小，直接比较确定自己的汇率：

当期汇率一A国家的现代货币效用/B国家的现代货币效用

现代货币效用一行为效益/广义货币量M2

行为效益一利率×(经济效益+行为成本)一当期GDP(或GNP)

第二，政府要不要进行实质性减税或者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

从现代货币均衡公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行为效益是与现代货币效用密切相关的要素。在经济下行时期，意味着经济效益的减少和信用交易成本的增加，即行为效益的下降，对于社会经济活动个体来说，减税可以提高自身的行为效益，最终提高货币效用。如果国家政府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下行时期加税，甚至查过去没缴的税，无论是从提高现代货币效用的需要，还是从实现现代货币均衡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征税行为看起来是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但对整个社会信用总量提高和实体经济发展来说却是“饮鸩止渴”。

第三，要不要提高货币信用化程度？

所谓货币信用化，是指一国的所有信用资源是否都已经放在市场交易活动上了，如果该国有很多信用资源不在市场或金融体制内循环和增值，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货币信用基础必然是薄弱的和不可靠的，其货币效用也要大打折扣。并从20世纪70年代美元彻底脱离金本位制度起，不兑现的信用货币的本质特征，让现代货币发行不仅成为一个国家政府拥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为民间各种货币信用的“创造”带来了便利，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货币信用循环体系。提高社会货币信用化程度，就必须考虑从法律和货币制度上“并轨”监督和控制的问题，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要求其依法活动。

第四，在现代货币制度下，金融改革需要从法律上解决问题。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不能只依靠政府实行巨额赤字财政、放松金融信用扩张规模或增加公共债务来解决，需要依靠社会信用资源总量的有效增加，而不是增加发行现代货币的数量。要通过搞好社会物权信用改革、促进社会信用资源的不断增加，从提高信用行为效益和现代货币效用人手。有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把不在金融体制内或市场交易体系中的货币信用资源放进去。当今社会不在货币体系中循环的信用资源很多，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管理机制改革、社会物权体制改革，还是社会资源分配、产业结构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等，都应该定一种法律权力、给一类信用行为规范、建一个统一交易市场、定一种现代货币制度，把市场信用交易中过量的现代货币消化掉。这需要通过现代货币调控、信用制度改革和信用资源深化予以解决。

此外，在世界“货币权定”的大背景下，人类社会往往会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文的冲突与矛盾，但世界和平环境和国内政局稳定始终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人类社会历史事实证明，任何一国试图依靠政治、经济或军事“霸权”进行货币信用扩张，终究是要以失败而告终的，因为它与人类理智柑障；同样，当一个社会实体经济萎缩而虚拟经济过度扩张，或市场交易活动过于集中在资本市场内循环，人们对金融活动趋之若鹜而不计后果，其结局必然是危险和灾难性的。人类需要自省和警惕！

我在商业银行工作了几十年，在银行信用实践中对货币效用的思考由来已久。通过梳理有关货币理论，我把自己对货币效用问题的思考逐一论述。作为个人学术管见和理论探索，期待它能够为现代货币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能为从事金融、经济、法律等工作实务的人，推开一扇现代货币理论及金融实践探索的前行之门。为增加可读性，我数易其稿。

对于本书的写作完成，我要特别感谢安徽大学经济学院蒋长流教授以及有关学者、专家能在百忙之中，不辞辛劳、躬亲审读、指点迷津，对本书的整体完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吾儿珉川，作为经济学学士、法学博士，在兼修经济学和法学的基础上，利用眼下在清华园研习的机会，获得相关图书资料的便利，协助了全书构思安排以及专业知识审校，对书中若干分析观点提供了大量有益建议并贡献良多。妻儿的支持，令我欣慰和感动。

同时，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为我提供了学习、成长、实践和进步的平台；原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老领导给我真诚的关怀与激励；曾经在一起合作共事与勤勉工作的伙伴、好友、同事、朋友等始终给予我各种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达诚挚的感谢。

诸多名家的著作成为本书的参考书目，使我能够从中汲取理论精华，以其理论观点和相关论述作为引证，在此向各位经济学前辈、专家、学者们一一致谢。

我还特别感谢为本书成稿付梓，辛勤耕作、热诚以待、关心扶持、无私帮助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汝涛先生。

由于学识微浅，困于学术研究能力和视野所限，不能详尽货币理论的全部精髓与内涵，薄册难窥货币效用的广博与深邃，不免存在诸多粗糙、不足与遗憾，恳切期望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徐辉

2013年2月28日完稿

于安徽·马鞍山·雨山湖畔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