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斌、刘东昌编著的这本《鹅湖书院》为《中国书院文化丛书》之一。本书从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教学管理、规制、建筑、碑刻、诗赋、名人等方面对书院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本书作者在鹅湖书院工作三十余年，对书院甚是了解，且掌握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故本书内容详实，资料丰富，且配有与之相关的图片，是一本了解和研究鹅湖书院的很好的读物。

位于武夷山下的鹅湖书院，自然风光旖旎，环境幽雅，人文积淀厚重。在历史上，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影响深远，辛弃疾、陈亮的“鹅湖之晤”为文坛争色，影响中外学术和书院文化达八百余年。鹅湖书院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又是海内外著名的旅游文化胜地。《鹅湖书院》从历史沿革、教学管理、祭祀、藏书、学田、建筑、碑刻、诗赋、历史名人等对鹅湖书院进行了通俗而全面的介绍，以便广大读者和书院文化爱好者清晰地了解这一厚重的文化。

《鹅湖书院》由王立斌、刘东昌编著。

第一章 鹅湖书院的地理山川

 1.秀美峻绝的鹅湖山

 2.葛玄与鹅湖玉虚观

 3.禅宗胜迹鹅湖寺

第二章 鹅湖书院的历史沿革

 1.宋代鹅湖书院

 2.元代鹅湖书院

 3.明代鹅湖书院

 4.清代鹅湖书院

 5.改制后的鹅湖书院

第三章 鹅湖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1.鹅湖书院的教学方法与形式

 2.鹅湖书院的学规体系

 3.鹅湖书院的管理制度

第四章 鹅湖书院的三大规制

 1.鹅湖书院的祭祀

 2.鹅湖书院的藏书

 3.鹅湖书院的学田

第五章 鹅湖书院的建筑

 1.照墙

 2.礼门

 3.头门

 4.敬惜字炉

 5.石坊

 6.状元桥、泮池

 7.碑亭

 8.仪门

 9.讲堂

 10.四贤祠

 11.御书楼

 12.东西士子号房及其他附属建筑

 13.围墙

 14.鹅湖舍利斜塔

第六章 鹅湖书院的碑刻

 1.元代的碑刻

 2.明代的碑刻

 3.清代的碑刻

第七章 鹅湖书院的诗赋

 1.唐宋的诗赋

 2.元代的诗赋

 3.明代的诗赋

 4.清代的诗赋

 5.书院的楹联

 6.现代新鹅湖之会主要参与者的诗

第八章 鹅湖书院历代名人

 1.历代山长

 2.历代来访学者与名宦

 3.书院著名生徒

附录：鹅湖书院大事记

后记——书院的文脉之源

林兴祖，字宗起，福建罗源人，至正三年（1343）考取进十，并出任铅山州知州，政声卓著，后升任南阳知府、道州路总管，推崇程朱理学，以达“和会朱陆”之目的，并为书院作《会元堂祭器记》。

元致和元年（1328）至天历三年（1330），浙江程端礼任职于铅山州儒学教授。他的教育思想和学术水平都体现在他对朱熹“读书穷理，达于日用”的治学精神和方法的传承上。这深深地吸引着铅山知州万让，万知州也是朱学的追慕和崇拜者，因此他特聘程端礼为“稼轩书院山长”并兼理鹅湖书院事。程端礼主讲鹅湖，崇祀程朱，宣扬理学，传播朱子教学精神；并巧妙地从地方豪强势力手中夺回了鹅湖书院的地产，索赔了损失，为书院重修“四贤”塑像。

浙江兰溪吴师道，至治年进士，曾任国子监博士、礼部郎中等职，至正年间（1341-1368）任鹅湖书院山长，为鹅湖书院崇尚程朱理学做出了贡献。紧接着，吴旭出任鹅湖书院山长兼教授，修俎豆，崇祀典，课士重文，邑称贤能。至正十七年（1357）徐复任鹅湖书院山长。至正二十六年（1366）山东登州人李国用出任鹅湖书院山长。

元代，鹅湖书院传习的内容主要是程朱理学。但也有与此不同的观点，主要代表有杨汝砺、程端礼、吴澄。

杨汝砺任鹅湖书院山长、铅山州知州、侍讲学士。他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宗朱学的，但他对朱学的末流十分痛恶。他说：“自宋末年，为尊朱熹之学，唇腐舌敝，止于四书。故凡刊名簿书，金谷户几，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予鄙弃，清谈危坐，卒主亡国而莫不可极。近有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龀诸生，相师成风，字义精熟，靡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此对。”“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善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私，其不涉吏者，谓自汉以下皆霸，其不能词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以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皆本于节用而爱人一语，功业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达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养根，非决于六经之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学干戈，秋冬学习箭，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非若今所谓四书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常以儒诟诮。”对朱学末流之害，揭露得极其深刻。可是这很像陈亮的口吻。从此可以看出朱学一派是齐和浙学的。

程端礼是史蒙卿的弟子，程端礼被称为“纯事朱者”，他提倡读书，他的读书分年日程，影响很大，但也有可议处。其一是他重视收拾心性，但不能越出朱熹为涵养而读书的窠臼。他曾为集庆路江东书院山长，所作《江东书院讲义》详细解释朱熹六条读书法并归结为博文约礼。他说：“朱子平日教人千言万语，总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而此六条者，总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读精思，切己体察即约礼之事，然则欲学颜子之学者，岂可不由思而求之哉。”所谓颜子之学就是学做圣人之学。程颐曾作《颜子所好何学论》，文中说：“夫持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又说：“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最后说：“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可见他是提倡学颜子之学的。其着重读书，只是为正心养性服务，而向内求诸己则高于一切。程端礼教学生熟记体察《程子四箴》、《朱子敬斋箴》，还有南塘陈先生的《夙兴夜寐箴》。箴中有“盥栉衣冠，端坐敛形，提掇此心，瞰如出日”、“我则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虑，动静循环”一类的话，都是引人走向空寂道路的。其二是他不能摆脱书院习举业的时尚。他对读书要求很严格，范围较广，除读经外，还读史、《楚辞》。从8岁到21岁都作了安排，并认为是植大本，这与专读四书应科举考试，就有所不同。但他还是要求在二十一二岁以后用两-二年工夫学时文，还讲了一些学时文之法。这与在八华山授徒的许谦“独不以科学之文授人”（见《元史·许谦传》）相比，就又有差别了。

P29-31

江西有个鹅湖书院。鹅湖书院有个王立斌。

鹅湖书院的名号，从前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书院坐落于武夷山的余脉、鹅湖山的北麓，是大儒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的过化之地。书院的前身是鹅湖寺。唐大历中，洪州马祖道一弟子大义禅师来此开山植锡，大阐宗风，一时香火极盛，亦为文人雅士邀集之所。

书院之建及其日后的声名远播，盖因于这里曾发生了中国学术史上两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夏之交，吕祖谦访朱熹于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张载、二程之书，采六百余条，编《近思录》。五月，吕祖谦见朱、陆平日操论有所不同，盼能有所折中，遂约陆氏兄弟（陆九渊、陆九龄）相会于鹅湖寺，此即第一次“鹅湖之会”。这次鹅湖之会涉及问题甚多，中心问题是“论及教人”。据《象山年谱》引朱泰卿的回忆：“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是南宋理学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全祖望《同召三先生书院记》）是以“鹅湖之会”的意义可以想见。第二次“鹅湖之会”发生在淳熙十五年（1188），会晤的主角是陈亮与辛弃疾。是年冬，陈亮约辛弃疾、朱熹仿淳熙二年“鹅湖故事”，至铅山紫溪相会，商谈世事与学问。朱熹失约未至，陈、辛二人遂在“鹅湖同憩，瓢泉共酌，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逗留弥旬”，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段佳话。

鹅湖书院创建于南宋淳韦占间，起初并不叫鹅湖书院，而是命名为文宗书院。据史籍记载，先是“信州守杨汝砺建四先生祠堂于鹅湖寺，勒陆子诗石”，江东提刑袁甫尝作《四贤堂赞》。淳祜十年（1250），江东提刑蔡抗请于朝，宋理宗赐名文宗书院，盖取“斯文宗主，存神过化”之意。也有的说是为了纪念朱熹，因为朱熹的谥号是文宗，至有“鹅湖朱陆讲道处，书院独以文宗名”的诗句。

正式取名鹅湖书院是明代的事情。景泰五年（1454），代宗皇帝下旨委托大理寺正卿李奎、江西巡抚韩雍对文宗书院重新扩建，增设了泮池、书楼、四贤祠，并在祠内重塑了朱、吕、二陆的四贤塑像，第一次以鹅湖书院命名。江西是书院的发达之邦，自唐以降，历宋元而至明清，书院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数量之多，遍布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全国无出其右，而鹅湖书院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大江以西古称文献之邦，书院之建不知有几，惟鹅湖之名与白鹿并称天下”。清顺治四年（1647），江西巡抚蔡士英捐资扩建鹅湖书院，并立碑将其与白鹿书院、象山书院、白鹭洲书院列为江西四大书院。康熙五十六年（1717），鹅湖书院进行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修复扩建工程，使书院占地面积达2.1万平方米，以其恢宏的气势、超大的规模和在书院中的地位与影响，被誉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

书院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贡献，是古代学校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多是在私家聚书、藏书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师法与家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官学的补充，一些知名的书院往往也获得官府和士绅的支持。这些书院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积累、知识传递、人才培养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清朝末年，科举废而近代教育兴，书院式微，“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此后，鹅湖书院相继成为鹅湖师范学堂、鹅湖初师、乙种商业学校、信鹅中学、鹅湖中学、信州农业专科学校等。

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1957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将鹅湖书院列为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省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拨付专款，对书院进行了一次重大维修。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葺后的书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容貌，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物旅游单位正式对外开放。200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立斌同志是鹅湖书院的守护者，从事书院的保护管理丁作已30余年，原为铅山县博物馆馆长兼副研究员，现为上饶市鹅湖书院管委会副主任，研究员。他是一位很有学养的文史研究者，是鹅湖书院研究方面的专家。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坚持搞科研，笔耕不辍，已有《江西铅山考古论丛》、《铅山县文物志》、《鹅湖书院》、《稼轩铅山瓢泉词选》、《觅古探幽》、《紫阳遗墨》等著述问世，多获专家和同行的好评。

立斌同志的文章，很早的时候曾拜读过一些，不过与他相识，还是在来文化部门工作以后，经常在全省的文物工作会议期间，或是赴上饶、铅山检查文物工作时，听其谈论研究心得，深为他的钻研精神和不俗的学术业绩而感叹。日前，立斌同志以新修《鹅湖书院》杀青，再索序于我。本来，自离开学术部门以后，自感心力不济，于友朋间的为序作跋之事，一概拱手相辞。惟立斌同志催者再，情殊难却，故不辞喋喋，略抒鄙见，不知作者以为然否？尤幸读者有以教之。谨序。

曹国庆

2013年7月于南昌青山湖畔

书院的文脉之源

壬辰年辛亥月问，我又回到了鹅湖书院，见到了鹅湖书院的“研究大家”、我的老友王立斌。他拿出刚刚完成的书稿《鹅湖书院》，令我兴奋不已。

鹅湖书院是中国著名的大书院，令我敬仰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那次影响中国书院发展的“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此外，国学大师牟宗三先生在宝岛台湾创办的《鹅湖》杂志——一个“新儒家”办了30年的学术刊物；美国夏威夷大学研究中心的安乐哲先生对我讲起的1984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世界性的第二次“鹅湖之会”的盛况；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文学院设有鹅湖书院学术研究机构等等，这些都使鹅湖书院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由此，鹅湖书院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带着不同的心情，我与王立斌从鹅湖出发，同走“朱熹之路”——这条朱熹由故乡去临安的山水路。我们先沿着信江水路而上，途径千岛湖，来到朱熹讲学的瀛山书院。

瀛山书院坐落在淳安县的郭村，是当年朱熹讲学之地。书院不远处有一亭，亭子虽历经世事更迭，屡遭破坏，亭额“得源亭”三字却仍依稀可见。亭门有联：“晏坐悠然，少停麈鞅偕云影；静观廓尔，尽释烦襟向水源”。入内，又见一联：“鱼恬活水游天上，人憩清亭在鉴中。”亭边有塘，即为著名的“半亩方塘”。在这里朱熹挥笔写下：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时夕阳西照，晚风徐来，仿佛朱熹仍立在方塘边的得源亭，一边读书思考，一边观赏着方塘美景。但见方塘源头，层峦森壑，云岚浮幻，瀛溪两岸，柳风竹影。清澈的源头活水从东而来，源源不断地注入方塘，又穿过池塘流向西而去，此时池塘水光潋滟，云影、树木、屋宇倒映其中，澄波似镜。

我们又来到了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下，风景秀丽。白鹿洞书院全盛时期，共有四百余问房宇书堂。如今保存完好的礼圣殿、藏书阁等建筑，仍依稀可窥书院当年的规模和气势。朱熹当年在炎夏季节讲学之余，常于白鹿洞一块大石上躺卧休息。石上遗有朱熹题刻的“枕流”二字，如今字迹仍清晰可见。距此不远有陶渊明醉后所卧醉石。朱熹在醉石上题有《归去来馆》，其中有“及此逢醉石，谓言公所眠”的诗句。庐山之秀美，给予了朱熹无限之灵感。

我们又回经信江边的鹅湖，一路向南而行达至武夷山。从鹅湖回来后，朱熹继续自己的著述、讲学，并在不断的学术论辩与交流中完善自己的学说。南宋淳熙十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朱熹辞官回归武夷山，在五曲边的曲隐屏峰下一片平旷之地上建起了一座被称为“武夷之巨观”的书院——武夷精舍。武夷精舍落成后，各地的求学者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了武夷山。朱熹在武夷精舍著述讲学达八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并在这里完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集注》等理学著作。

武夷明山秀水，溪光烟岚，九曲潺潺，翠竹传声，朱熹在这里筑了几间小屋，种下很多竹子，取名“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朱熹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寄希望于教育，来培养人才，寄希望于著述立说，来影响后世。庆元六年（元1200）三月九日晨露，朱熹在福建武夷山下的沧州精舍里融入了武夷山水之中。

韩国陶山之畔的李退溪对朱熹钦慕万分，对武夷九曲心驰神往，虽因路远而不能亲临圣地，但却珍藏着《武夷志》和《九曲图》，终日欣赏不已。他应和朱熹的九曲棹歌，作诗云：“九曲山开目旷然，人烟墟落府长川。劝君莫道斯游极，妙处犹须别一天。”对照朱熹之原诗——“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此乃韩国书院复兴之源也。

朱熹之路是儒家文化的必由之路，朱子理学在求理、忧患、进取、道德、兼容等方面为天下苍生修身养性、实现生命价值指明了方向，而书院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股清泉。朱熹认同佛道之学对他的影响，甚至在他后来所建构的学术思想体系中，从范畴、命题到思辨方法，对佛道之学的吸收、融汇都是非常明显的。他留下汩汩清泉，留下源头活水。

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似乎就与自然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之中，也找到了新的路径和方法，那就是，首先从朱熹的背景里去寻找他鲜活的思想源头，再将其与对应的心学去比较，沿着朱熹之路，去山水间印证他关照影响的领域，我们会发现一个真实的朱熹从山水中呼之欲出。由此，我们也找到了书院的文脉之源。

今天，我们沿着朱熹走过的山水路去寻找书院的文脉之源，在鹅湖相会，将我们的“源头活水”为宝库，汲取传统的精华，汇聚为中华文化长河，浩浩汤汤，奔涌向文化的交汇之海。

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由杨煦生教授引领，见到院长杜维明先生，他说：“儒学在21世纪是否还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儒学是否能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儒学只有在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儒学要想在当今时代得到发展，确立新儒家哲学的未来，必须与西方文明对话，在宗教层面上与基督教对话，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对话。唯有如此，儒学才会有鲜活的生命，才能在未来中国找到自己的位置。”

以此作为《鹅湖书院》的后记。

刘东昌

2013年晚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