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记》这本书可以让读者看到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如何观察世界、思考世界，深入其内心来体察人文主义精神，体会作者幼时所历、脑中所忆如何影响到了他彼时所见，其所见又如何塑造他现时所想。另外，从本书中丝毫找不到部门地理学的痕迹，以至于可能使地理爱好者和刚入门的地理学学生感觉到此书“地理味儿”不够浓厚。但仔细研读和思考过后，读者一定能发现，作者对地理环境中细节的把握非常精准，并且能敏锐地抓住一些我们日常忽略掉的问题，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一个新角度。

《回家记》由段义孚编著。

《回家记》内容如下：

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中国看一看昵？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被别人问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里。

2005年夏天，我受一个建筑学会议的邀请，展开了相隔六十年的中国之行。作为一个人文地理学的工作者，我将从自我和文化的角度来描述这次旅行。

我一家人离开中国是在1941年，那年我才十岁。在1973年，我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经常有人问起，我觉得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我会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总的来说，是地球。”“不过到底是地球上的哪里呢？”这个紧接着的问题意味着，肯定有那么一个地芳让我最舒服，最向往，能形成最深刻的归属感。

我到底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美籍华人、一个华裔美国人，还是一个美国人呢？

人是需要有归属感的。对我而言，归属感的三个来源是：历史、地理和语言。如果一个民族不确定自己的归属感是什么，那就应该好好去学一下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并且确保自己的语言仍在使用。

那么我到底是谁昵？我是一个美国公民，却在中国出生，是一个没有确定的历史、地理和语言的人。就像许多现代人一样，我也感觉到了那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前言

长途飞行

北京：第一印象

在附近散步·味觉刺激

颐和园之行

对建筑学家们的演讲：一篇力作？

忙碌的一天·令人满意的结果

另一家宾馆·校园游

中英文并用的演讲

我的学生导游

在北京的讲座和旅行

再见，北京！你好，重庆！

游览“正宗”的重庆

重访童年时代：南开中学

长江上的第一天

长江上的第二天

经停宜昌

上海：旧记忆与新体验

最后一天：吃坏肚子·聊天

到飞机场·回家

思考

致谢

译后记

稳定性与平衡态

一个现象越频繁地重复出现，我们就越容易理解它。天文学毫无疑问是我们第一门真正的科学，因为斗转星移的方式是（至少看起来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自然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中的现象则不那么有序，也不那么容易预测。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寻找到足够多的秩序和重复，让我们觉得可以用科学的眼光来研究它们。去理解动物地理学或许是一项很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可是猩猩的社会组织和水獭的筑坝技术很长时间以来都没发生什么变化，类似的情况会使研究工作变得简单一些。人类社会则更加不稳定。不过在早期，变化是比较缓慢的，同时也是摇摆不定的，而不是单向演进的。于是，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要去研究那些变化缓慢的人群，所用的方法是生态模型，其最根本的原理是自然界的平衡性或平衡态。这里的关键词是调整、适应和生存，而不是我们平日里经常用在人类身上的规划、实验和发明这类词汇。一个地方的定居者很容易把自己的文化附会在神明和神话时代的英雄所实行的伟大创举上，而不大会归功于自己的心灵手巧。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在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理论中已经总结出了稳定性和平衡态，通过附会，人们就更加倾向于追求这种状态了。

向概念化研究框架的转型

在20世纪后期的30多年里，研究逐渐向概念化的框架转型。研究者们发现平衡态的根本思想有缺陷。流动、变化和非均衡态的景观被引入到改良后的生态科学中。这些词汇及其相关的概念也由此进入了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人文学科的经验基础和研究灵感已经不仅来源于动植物的世界了。但是社会学家们通过在野外工作中所看到的东西。本来可以开发出一个更加富有动态性的模型。在野外工作中，他们发现无论是在哪里，能与自然界达到平衡态的一小群孤立的人很明显已经不存在了——就算是在20世纪末硕果仅存的那些，也被外来的思维和实践方式侵袭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平衡”已经被极大地扰动了。因此人文学科的学生们不得不转而去研究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群体：农业人口。

这个群体里的一些人很有生活经验。我这里所说的生活经验，是指对面前的世界很敏感，能够对事物做出评估，寻找到可用于提升生活品质的机会。贸易活动增加了。公共汽车定时地在街道上穿行。西方工业的一些简单产品，例如暖水瓶、自行车和收音机，在集市上越来越常见了。比这些物质产品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当然所有人都会对未来有所期待，而且会盘算着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东西，无论原始的渔猎者、农民还是现代城市人都是如此。区别就在于预期程度有所不同，在于计划的范围大小、详略程度有所不同，然而最大的区别大概就在于人们的心理感受——同样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发明家的自豪感有别于引种新作物的人的成就感，也有别于商家开辟出新市场、创建出新的合作机制的激动。

动态的社会  现在，假设一个科学家（例如人文地理学家）从研究农业社会转而研究动态变化中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关注于其最具变革性的机构，如大学、研究中心、大型商业企业或者像硅谷这样最具创造力的地区。他的智慧怎么可能超出生活和工作在这些地方的人呢？我看是不大可能。因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也许上的就是同一所大学，念的就是同一本工程学、经济学或者地理学的教科书。由于没有人能站在山巅，所以相比于当地人，科学家们拿不出什么全新的方法来探索未知的世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当地人在从事各项工作中，为了提高速度和精度所采用的各类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展现出来。如此，科学家似乎丧失了立场，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吗？还是说由于预见到社会存在真正的公平——学术上的公平，我们应该欢欣鼓舞呢？

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会议的主席李秀彬教授问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几个人提出的问题让我有了一个想法，想尝试着把我演讲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更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这好像并不难办到，因为相比于其他的社会学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更强调权力的不对称性，和我所讲的内容一致。这种不对称性使得剥削弱者成为可能。那么如何削减或者消除这种不对称性呢？一种方法是启迪弱者，让他们理解自己所处的境地，获得自己不曾拥有、而受了启蒙的外来者拥有并可以给予他们的东西。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个外来者，而他用来启蒙别人的社会理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我的重点并不是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是不是提供了一种观察社会的新途径。马克思的理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兴起并被广泛接受，至今仍对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力。然而，它的地位基本上也就像是随机性的选择对纳斯卡皮人的狩猎活动所产生的价值一样，只不过它的影响规模是要大得多了。

至于毛泽东思想，有人问过我是不是支持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向人民学习。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曾经说过，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研究的是其最富有动态性的领域，他们已经不能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俯视工作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因此外部专家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本地人变成了同事。但是，这种可贵的平等景象仅仅出现在科学技术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其他地方，财富和知识上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些地理学家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出比我们自己所处之处落后的地区，我们也在不断地向这些地区进言，其中不仅包括实用性强的建议，也包括全新的思考和分析的手段。尽管我们追求平等，也力图削弱人际关系上的不对称，但“老师”和“学生”这两类人仍然是存在的。

P91-95

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中国看一看呢？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被别人问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里。随着时间流逝，回答这个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了。以我如今74岁的年纪，长途旅行会是一项艰苦的任务。恐怕不久之后我就没有体力再去造访这个经济蓬勃发展、但在一些方面还处于第三世界水平的国家了。所以，要么就趁现在，即2005年，要么就去不成了。在2004年，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它来自于由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的建筑师们联合组成的社团。他们邀请我参加2005年6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建筑学领域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会议主办方会解决我的机票以及在豪华宾馆的5天食宿费用。这件事听起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使事情变得不仅吸引人而且值得欢喜的是，我可以与我在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的中国同事兼朋友——朱阿兴一起同行。他因为自己的研究工作经常要回到中国去。如果与他同行。或者能与他全家人同行，我就可以把很多棘手的事情托付给他来处理。事实上，他也多次要求和我同行，而且强调一点也不会麻烦，尽管我看不出事情怎么会有这么顺利。

我的兄长段岱孚和弟弟段三孚都曾经数次回到中国。他们似乎都有很美好的经历。那么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呢？一个原因是身体上的：我的胃经常不舒服，长途旅行未免会使症状加重。如果在一个不方便的时刻必须要冲进卫生间，或者是感觉胃里填满了脏东西又吐不出来，那就太令人尴尬和沮丧了。由于空气污染而引起咳嗽。这对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也是大问题。此外，恐怕还要应付城市里混乱的交通，以及忍受乡间旅游景点里那些又湿滑又没有扶手的台阶。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心理上的。我一家人离开中国是在1941年，那年我才10岁。除了后来我们从菲律宾飞往英国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过一次以外，我就再也没回过生我的这片土地。后来无论是居住、学习还是任教，我的生活都是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度过的，这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我再也没有接触过我的母语。我的两个兄弟也是在幼年就离开了中国，可是他们和我不一样，他们的夫人都是中国人。所以在家里他们说中文，或者中文夹杂着英文一起说。我一直单身，而且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先后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这两个华人社区很小的城市里。另一个不同在于我的两个兄弟都是物理学家。在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教职员虽是少数群体，但也颇具规模。而我从事的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全美国的大学里也没有几个人文主义学者来自亚洲。所以我一直都在说英文，甚至由于想偷懒，当着中国同事和学生时我也是说英文。

作为物理学家，我的两个兄弟只要把数学语言弄通就可以跻身于该领域的高层，可是连他们都能够运用中文而我却不能，这一直让我感到莫大的讽刺。我作为人文主义者，看家的本领就是运用语言、自如地运用语言；可是我越发觉得自己欠缺对一门语言的掌握，而这门语言对我来说理应比其他语言都更为重要。一旦我用英文来演说，那么我会有什么感受，我的中国听众们会有什么感受？

我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真正的归属地产生了疑惑。其他人对我的身份也有这样的疑惑，因为经常有人问起，我觉得哪里才是真正的家乡。我总会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总的来说，是地球。”“不过到底是地球上的哪里呢？”这个紧接着的问题意味着，肯定有那么一个地方让我最舒服、最向往，能形成最深刻的归属感。有些特定的景观的确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比如说一种超脱了美学的景观——沙漠。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与沙漠很亲近，甚至可以把它看做家园。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家园还需要一些人性的温暖，那么对我来说，家园就是我能够自由、放松地运用其语言的那个地方。我需要每个字和词都要表现力强、用法精妙，才能够弥补各个孤立的自我之间存在的鸿沟，从而开创一个真正的社区和一个真正的家园——我在这方面的需求或许要超过绝大多数人。我希望在中国的晚宴中，我所能表达的不仅限于“请把酱递给我”或者“嗯，我旅途很愉快”。

当然，我知道，仅仅通过这样平常的交换行为，也能形成联系紧密的社区。和他人建立起亲密的联系，不一定要用别出心裁的方式，也不一定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度世事、剖析自己。毕竟在所有人类交流中最亲密的方式，即在母婴之间和在性爱中的男女之间的语言交流，都是通过“牙牙学语”似的声音完成的。当肢体语言的自然表现力可以掌控全局的时候。语言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可是对我来说，出于生理和情境的原因，身体的这种特殊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表现力是不可能用得上的。我所能驾驭的表达方式，至少是有潜力驾驭的表达方式，既不是手势也不是站姿，而是词汇和句子。我的忧虑在于，我将会去一个国家——不是随便一个国家，而是我出生并学会了作为人类的基本技能的国家，但是我却缺乏与当地人交流的语言工具。

我在1983年从明尼阿波利斯移居到麦迪逊。我在这里已经住了22年，这是我定居时间最久的一个地方。我的日常生活很舒适，只有一件事让我苦恼，那就是作为老人，今后身体上的一切变化都将是不愉快的：我可能会摔倒在冰面上导致脊椎脱位，可能会渐渐丧失视力和听力，可能会需要心脏手术或者化疗。我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享受现在的快乐，还是该冒着加速身体衰退的风险，做一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能给我带来一次更加值得回味的经历并让我焕发生命第二春的事情呢？

我选择了让生命焕发青春的可能性。在2005年1月，我重新领取了美国护照；3月，我获得了签证；4月，我订了机票。出行的计划就这样启动了。我打算和朱阿兴一起从麦迪逊出发，在5月28日抵达北京，在6月15日独自从上海返回美国。似乎是为了表示我有多么焦虑和急迫，在出发前大约一周，我敢肯定我的嗓子发炎了。按照过去的经验，这预示着我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肯定要得重感冒并且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接连好几天，我都无法安心期待中国之行，只能可怜巴巴地检查自己嗓子的情况。

我对这次旅程——这次深入自我和文化的旅程——的描述，采用了一个不常见的结构和风格。首先，它并不是一本日记。但它的基础是我在踏上旅程两三天后开始在一个本子上记录下来的东西。这意味着它基本上是以过去式写成的，每当切换成现在式的时候，就表明我是在描述一种当时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的思想状态。其次，日志或是日记主要会记录一个人的所做、所见和所感，几乎不会记录下对话和复杂的心境。我并没有如此做。下文中我写的东西会记录下我到过的各个地方，并对它们进行简要介绍以飨读者，就像一本旅行见闻录一样。不过与旅行见闻不同的是，它还包括我的演讲稿，以及饭桌前的一些谈话。我把它们包括进来是因为它们也是旅行中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它们体现了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我如何去努力和人们交流。它们为我的整个中国之行增色不少。

2003年秋，我每周参加周尚意教授的读书会，虽然是大学四年级地理专业的学生，还是在读书会上第一次听说段义孚先生的名字。那时周老师和她的研究生张春梅正在翻译段先生的《逃避主义》。周老师建议参加读书会的同学读一读段先生著作，但是我因为忙于考研，又因为大陆还没有段先生著作的中文译本，所以这件事就搁置下来。但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人”的这个头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5年，我已经拜入了周老师门下，也终于获得了与段先生谋面的机会。当年6月，段义孚先生来华，我有幸作为他的助手，协助他开展学术活动。也陪他游览了北京的一些景点。后来和段先生交流，才得知我们接触的那短短几天给他以很大的触动，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不过或许段先生也没有想到，他不经意说出的一些话也让我醍醐灌顶，大大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他观察世界的方式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都让我十分钦佩。总之，他和我之间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情谊。那以后，我和段先生一直保持着通信。在交流学术问题之余，他在信里面一直鼓励我要在地理学方面做出成绩。段先生的肯定和鼓励时时刻刻都在鞭策我，让我对地理学圈子保持关注，尽自己所能做一点事情。所以我毕业之后一直在帮周尚意老师翻译一些学术书籍。2010年底，上海译文出版社约我作为本书的译者。我把它视为一次十分珍贵的机会，但愿能为段先生的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也不辜负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信任。

1970年，朗文（Longman）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为《世界地理景观》（The World's Landscape）的丛书，其中第一辑就是段义孚先生所写的《中国》（China）。在那本书里，段先生描述了中国主要地理单元的景观，并简要探讨了景观的形成、演变，强调了人类活动在景观塑造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说，那本《中国》主要以传统部门地理学的视角，结合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变化，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的典型景观和景观类型。本书则有所不同。首先，本书的体裁既不同于专业的学术著作，也不同于游记，似乎有点像一本见闻录，但却是有一个“我”强烈地参与其中的见闻录。第二，本书的内容不是要向读者展示一个“客观”的中国，而是以作者独到的观察视角和深刻的感悟力来描绘自己眼中、心中的故乡。第三，相比于《中国》，本书更多地体现出了人文主义思想、应用了人文主义方法。从而摆脱了地理学典籍中所谓的现象学因素，真正展示了如何用行动来获取知识。

那么，既然这本书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侧重于个体感受，那么出版它、翻译它的学术意义何在呢？首先，随着实证主义地理学在国际地理学界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我国地理学界也在进行更多的反思和探索。毋庸置疑，实证主义方法是目前地理学内应用最广的研究方法，也是学生们最容易理解、容易上手的研究方法。但是其“科学”的外衣在人文科学界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对事物进行“客观”的描述，即不以特定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讨论事物“本身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属性，到底有多少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是值得探讨的。而且已经有很多学者意识到，与其在现实中寻找例子来证明一个理论，不如寻找例子来推翻旧理论、创立新理论。我国地理学界对研究方法的探索力度与日俱增，其中一些学者就把目光投向了人文主义地理学。本书就是段义孚先生身体力行实践人文主义的一个实例。我们在这里不必为方法论的适用性问题多做争辩，正如约翰斯顿（R.J.Johnston）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一书中引用的恩特里金（J.N.Entrikin）的话所说：“人文主义地理学不是科学地理学的一个可行的替代品……更确切地说，我们最好把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解为一种批判形式”。所以，这本书可以让读者看到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如何观察世界、思考世界，深入其内心来体察人文主义精神，体会作者幼时所历、脑中所忆如何影响到了他彼时所见，其所见又如何塑造他现时所想。另外，从本书中丝毫找不到部门地理学的痕迹，以至于可能使地理爱好者和刚入门的地理学学生感觉到此书“地理味儿”不够浓厚。但仔细研读和思考过后，读者一定能发现，作者对地理环境中细节的把握非常精准，并且能敏锐地抓住一些我们日常忽略掉的问题，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一个新角度。

其次，翻译这本书，可以算作跨语言学术交流的一次尝试。段义孚先生所著颇丰，但中文译作寥寥。如此一位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其思想不能在我国学术界获得普遍的传播和认可，实在是一大憾事。除了过去一些学者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理解较为僵化的因素以外，语言差异可以说是一道壁垒。在《地理学评论》第二期中，很多学者都指出，地理学迫切需要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开展交流，以相互借鉴，并避免相邻学科间的误读。既然跨学科理解在当代地理学研究中如此重要，那么跨语言理解是不是也同等重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humanistic geography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译作“人本主义地理学”，近些年才改为正确的译法“人文主义地理学”。因为长期以来“人本主义”一词的含义并不清晰。所以国内学术界曾一度将此类地理学误读，认为它脱离了人的社会性。至于中国大陆有些学者把“人本主义”理解为“唯心主义”的分支，则更是犯了根本性错误。近些年来随着翻译方法的改变，学术界才逐渐明确人文主义以人的思想自由作为出发点，注重从个人的兴趣、情感、价值观的角度看世界。由此可见准确理解语义是极其重要的。而且，语言是人文主义地理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之一。通过语言，人们可以还原特定时期的地理环境，并察觉到地理环境对人的心理状态所造成的影响。在本书中，段义孚先生就此也举出了很多相关的例子。总之，翻译此书是地理学跨语言理解的一个探索，也希望能为中国学者更好地理解段先生的学术思想做一个铺垫。

这是我第一次完全独立地翻译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体裁的著作。人文主义地理学推翻了科学主义地理学的观点，即世界是可以用客观中立的态度观察和记录的。我作为书中所述事件的亲历者，又来翻译记录那段经历的书籍，译文也许既会更清晰地表达原著的意思，又会让我自己的情感得到更多体现——不过这倒也很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不管怎么说，我在地理学界和翻译界都资历浅薄，译文中恐多有不当之处，希望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段义孚先生、周尚意教授和朱阿兴教授给予了诸多帮助，美国康奈尔大学在读博士生左一鸥女士和我的夫人张茜女士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张吉人老师为本书的策划和审校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向他们表达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