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最具有理性刻度和感性温度、最血肉丰满、最细腻、最全方位、最沉痛地展现和审视一个中国暂住人口生存处境的非虚构散文集。
第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国第一位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坛地位和较大的影响力。
作者(周闻道)曾为政协委员,多年亲身深入调研暂住人口和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全书探讨了暂住人口的生存、就业、心理、性生活以及由此衍生的留守老人与儿童、杀人及自杀等多维度的问题,是一份来自亲历者和见证者角度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血淋淋的生命提案,具有信史性质。
《暂住中国》以作者亲历的一个个短故事连缀而成,通过诉说暂住人口的人与事、喜与悲、爱与恨,反思整个国家的户籍改革以及现代化历程,视野宏阔,立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思考性和可读性。
《暂住中国》是一本纪实散文集。《暂住中国》以作者(周闻道)亲身经历以及多年调研处理的暂住人口问题为主线,通过非虚构散文写作重回历史现场和还原历史个性细节,反思我国暂住人口及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的挣扎、痛苦、揪心的历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关注城乡人口及户籍制度改革议题,本书在此政策背景下出版,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这是一部无法直视的血泪之书,亲历者沉痛演绎黑色幽默;这是一部细说世界上最大城市迁徙运动,献给2。62亿暂住人口的漂泊悲歌。
为了修改一个材料,不到七点我便起床。见老婆疲惫不堪地开门,边进屋边打着电话,安排着什么,略显嘶哑的声音清晰果敢。我诧异地问:“这么早,就什么马大牛大的,给人家摊派,又要去哪里啊,还要喝那么多酒?”老婆有气无力地回答:“俺才回来哩,什么去哪里。昨晚又熬了个通宵,你好久关心过哦。我叫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马大队长办点事,处理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看来,又得喝一场‘大酒’了,想起就心里发怵。”
说到最后,老婆似乎是自言自语,且一脸无奈的样子。
我更纳闷了,难道又发生了什么大案要案?说到“大酒”,我心里已明白八九成,肯定与民族问题有关。老婆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长,这样的事也不是第一次了。记得,建区之初,她还是个科长,仍是涉及民族问题的治安问题,为了处置一场当地人与彝族同胞打架事件,他们组织了几十人,包下乡镇上的小酒家,摆下百桌九大碗,与那遇害彝族同胞的亲戚朋友喝“大酒”。用碗,而不是杯,一碗一碗,你来我往,有来有往,来者不拒,也不能拒。从中午喝到晚上,晚上喝到东方既白,直至双方都云里雾里,语无伦次,事情才算摆平。那场“大酒”的场面,我虽然没有亲历,但从老婆回家时那副惨相,已可略知一二。从老婆处理多起类似案子的经验中,我这个外行也明白,对于耿直豪爽真诚的彝族同胞,喝“大酒”是化解矛盾的有效形式。
那次,也是一大早,也是刚上班,老婆被单位的车送回。她被两位女警架着,脸黑眉青,面无表情,脚尖从地上划过,长长的清涎,沿着嘴角往下流淌,湿了一片警衣……
果然。虽不是大案要案,却是一件十足的敏感案。
在我国的党政和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划分有个标准,经济案件10万元以上的,叫大案;涉案对象县处级以上的,叫要案。还有一类案件,也许既不“大”,也不“要”,却可能影响很大,关联多方,弄不好会酿成大祸,难以收拾,谓之敏感案。站在政府维稳的角度,三类案件同等重要,或者说,敏感案件的重要程度,比大案要案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婆他们昨夜彻夜努力,处理的就是发生在城郊暂住人口中的一件十分敏感的治安案件。
这种敏感,可从多个角度去解读。
从政策层面看,事件当事人是一位彝族青年,涉及民族问题,处置不好会影响国家民族政策的贯彻,损害汉彝两族同胞的感情。大家心里都明白,在我国,民族问题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敏感区域,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不能不说与我国的国情有关。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在人口数量上,汉族又最多。因此,如何处理好汉族同胞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就成为民族政策的重点和关键;而在所有民族政策中,民族平等团结,又是最基本的原则,是处理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非常清楚,处置民族问题不可马虎,重不得,轻不得,左不得,也右不得,必须在吃透政策的前提下,掌握分寸,拿准火候,慎重行事。实际情况是,为了更加关爱、尊重、呵护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无论从国家立法、司法层面,还是各级政府的行政执法层面,往往对少数民族更加宽宏一些。
从社会影响看,直接参与的,加上围观的、起哄的、趁势捣乱的,已有近两百众。他们从堵政府大门,到堵公路,且群龙似有首又似无首,咿哩哇啦乱成一锅粥,根本不知道从何人手处置。对这样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稍有不当,都可能火上浇油,推波助澜,最后失去控制,酿成严重后果。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创新不断,变革不断,利益关系调整不断,矛盾冲突中,这样的事例已不胜枚举。从重庆“最牛钉子户”坚守最后的孤岛摇旗呐喊,到四川瀑布沟电站数万移民聚集,再到江西南康数千人聚集砸车事件,哪一个不都是因开始时处置不当,再迅速蔓延,由小到大,不可收拾。当然,这当中,作为维护社会治安主力的公安武警,显然更多了一份责任。因此,每一个群体事件的“内部通报”,都会令他们有切肤之痛,都会令他们胆战心惊。
现在却不是“内部通报”,不能隔岸观火。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管辖范围,那么迫切而尖锐地摆在面前。
事情已基本清楚,又是暂住惹的祸。
按照惯例,也是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部署,春节前夕,公安部门组织开展以网上追逃,打黑除恶为重点的社会治安综合整治。城乡结合部,不仅管理容易疏漏,而且是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聚居区,也是治安案件高发区,情况复杂,流动性大,难以掌控,发生案件后,侦破难度也更大,自然成了每次整治的重点。那天晚上,市区联合组织公安干警对城郊出租屋进行拉网式排查,一路都很顺利,不仅摸清了情况,还抓获一名追逃对象。就要大功告成,大家正准备检查完最后几家,就到环湖路的烧烤摊吃点夜宵,喝点小酒,暖和暖和身体,就回家休息了。可是,就在这时,干警们刚敲开一家出租屋的门,只见一位彝族小伙子一脸惊惶,先是咿哩哇啦不知说的什么,旋即又嗖地拨开检查人员,跨上门口停放的一辆摩托,利索地点火挂挡,仓仓皇皇夺路而去。气氛陡然突变,凭着长期的职业敏感,干警们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有问题!立即驾车追赶。于是,警笛大作,警灯闪烁,在城郊弯曲迂回的公路上,上演了一场紧张的猫捉耗子的惊险游戏。眼看就要追上。不知是紧张,还是本来就夜色朦胧,视野模糊,在公路拐弯的时候,那小伙子却直直地冲了过去,连人带车,一头撞在了路边一根粗壮的电线杆上……
城郊公路拐弯处,一摊冒着热气的鲜血,还有那辆同样冒着热气,已经变了形的摩托,很快被一弯冷月晒凉。P2-4
自序:关注当下的痛
在场写作倡导关注国家的、人民的当下的痛,那么,当下的痛是什么、在哪里、怎么样?尽管回答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的目光,还是无法离开这个特殊群体——中国城市暂住人口。
这可能与两点有关:一是涉及面。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大军,已经经历了30年、三代人,已累积成数亿之众。这个不城不乡、不工不农、留难返难的特殊群体,不仅牵绊着近半国人日常生活、生存、情感、前途、命运等诸多方面,也牵扯着整个国家神经。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二是触及处。工作、就医、就学、选举、维权、衣食住行等,都是直接的、具体的、表面的,更深的影响在于,融不进的城市回不了的乡,造成几代人精神家园的丢失,成为无根之萍。
生命是精神的载体,家园是精神的皈依。
据说,家园之说,源于一个传说:一个永世流浪的小矮人,在四处漫游,寻找想象中的家。这里的“家”,不仅是一般意义的住所,更是精神栖息地,或曰精神原乡。寻找家园,就是寻找希望、幸福和归宿。唐纳德·里奇说:“整个世界落脚于一个家庭中,世界的尽头就在家门之外。”家园,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还是灵魂的泊地。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意思是物质意义的栖居,应择其仁厚风俗;精神意义的家园,要成就大仁。很难想象,生存尚难,遑论理想、信念、人生价值。一个朝不虑夕,前途迷惘,信念走失的族群,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家是文明的产物,可是,家在文明的进程中,又一次次付出被撕裂离析的沉重代价,且似乎一次比一次更惨烈。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关于小矮人的传说,而是《暂住中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惊心事实。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大迁移,原因几乎都是贫穷,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萌发的不可阻止的悲壮求生运动。从总体结果看,每次大的迁徙,都促进了地域文化交流融合,改变了族群生存环境,推动了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闯关东”促使了中原文化在东三省的平面移植,形成整个东北华北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等方面的趋同性。“走西口”的进程,促使了口外蒙古地区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向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演变。同样,“下南洋”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中国的“客家”之说,就是历史上人口迁徙与政府户籍管理相融合形成的一个略带温情亲切的人文符号。
悲壮惨烈,在过程中。而这样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烈度与形式不同,意义也相异。
无疑,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仍未结束的我国农民进城向东大迁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来势最猛,情况最复杂的移民运动。逾2?6亿人的迁徙大军,超过了半个欧洲总人口;根据中国国情,按70%左右的城市化饱和率算,在未来15年左右,还有约2?6亿农民要进城。两者合计,占到国民总数的4成多。加上与他们命运共系的农村庞大留守大军,以及因此而不同程度改变了生存状态的城市人,这场世纪之交的大迁徙,已深深触动了整个国人。从冲击力看,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迁徙,都历经百年甚至几百年,而这次大迁徙,从发轫到基本完成,包括居住地迁移、环境改变、职业转换、身份变异等等,最多50年。无论如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大迁徙不可同日而语的。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地道道的“中国土著”,在自己的祖国内,竟背负着一个尴尬的、非客非主的“暂住”之名,艰难地生活了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暂住中国,这当代黑色幽默,嘲讽的是谁?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按理说,迁徙与进城向东,都是改革开放中的应有之义。我们应该早有预见,早有应对,有条不紊,循序渐进,标本兼治。可是,我们一耽误就是几十年。复杂是人为造成的。一切都是仓促上阵,临阵磨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开始到现在。结果,头没医好,脚也没治好,问题依然,痛苦依在。生存权不是我们首先要维护的基本人权吗?这里的迁徙与暂住,从户籍、身份,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社保、医保、就业、读书、精神生活等等,哪一个不涉及“基本人权”。忙乱是难免的,可在这么长时期的忙乱中找不着北,让几代人,几亿人,既背离物质之家,又丢失精神家园,成为自己双手建立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异己,却是难以理解,且不可原谅的,也是很危险的。忙乱是表象,关键在责任,根源在文化。
户籍制度的成因错综复杂,历史和现实、眼前和长远、均等化与承受力等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根本出路在改革,但怎么改,如何积小步以成大步,为最终彻底打破城乡户籍壁垒,构建全新的保障人员迁徙流动的人口管理制度创造条件,真正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这确实是复杂的课题。人们对以高扬改革大旗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寄予厚望,希望纠缠30多年的户籍改革能有所突破。这次会议毫无疑问对此问题的全面深化改革给予了高度重视,但还稍显审慎。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与中小城市户籍彻底放开,目前已基本做到,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放开”后的区别,“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户口“含金量”的均等,以及城里人“蝗虫”意识的消除,还需要一个多长的过程?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物质的家丢失了,容易找回,当然有赖我们制度障碍的消除。精神意义的家丢失了,则需要长期的寻找与呵护。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这种丢失继续进行下去,到头来不该丢失的丢失了,而寻找的却没有找到。
2014年2月19日
受周作人“美文”观影响,中国散文向来着重“叙事与抒情”,而忽视当下苦难与承担。周闻道的《暂住中国》,把触角伸向中国当下一个最庞大、最复杂、最艰难的群体——暂住人口,从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学习、就业、就医,到精神层面、政治层面的家园丢失、公民权利等,深度地呈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作品中的人物,深陷苦难而又不失奋争的勇气;作品的思考,深入阔大而不失真知灼见。这使得这部书成为一个厚重奇丽的复合文本。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名文艺理论家孙绍振
周闻道为我们描述的,不仅仅是农民工进城的生活速写,而且有深度地全面考察了城市“暂住”现象带来的人的尊严、权利、心理、经济、教育、疾病等多方面的问题。作品是由一连串的真实的社会小故事构筑起来的,揭示的却是当前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读后严肃深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思和
在一个缺少批判眼光的写作年代里,《暂住中国》能够聚焦一个个城市异乡者和乡土漂泊者的灵魂书写,表现出了一个有社会良知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与人性立场。与当下众多吟哦小我私语和精神垃圾制造商相比,此书作者的“在场”意识与介入当下的批判精神恰恰是疗救这个时代写作病症的强心剂。读完此书的人会这样思考吗:国家的主人为何变成了暂住者?!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名文艺理论家丁帆
人口与经济,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30年,而户籍制度改革几乎是裹足不前,以至形成几亿人长期在自己的国家“暂住”的怪象这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闻道先生以一个作家和经济学家的社会担当,对中国暂住现象的制度成因、社会影响、伦理撕裂、文化伤害及疗治之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形象生动范本。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国世平
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今日的中国这样面临着如此大规模的远行和迁徙,那破碎的乡愁,被连根拔起之后的漂泊感,正成为新一代城市人的生活表情和情感标记。周闻道以小叙事形式,塑造了一个复杂多样的“暂住中国”。城与乡、生与死、个人与时代、自我与他者,他对这些经验的讲述,既保存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也饱含着他对未来的忧思。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名文艺理论家谢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