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常，人事无常。
一开笔就端出这么一对老祖宗的八股，老土了吧。
非也，非也，非老土也。君不闻，有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老汉我不是八哥，老汉说的是亲历。四时人生“与人同”，万物无常“皆自得”，如此而已。
一向，老汉的“贵体”莺歌燕舞，太平无事。
不曾料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个幽灵，鬼鬼祟祟，潜入我的体内，东张西望，觅得一角基地，安营扎寨，经营起打造地狱的勾当来，罪过，罪过。那厮，混世癌魔是也。
平心而论，把所有罪过一股脑儿归咎于那厮，未免有失公允。有道是，事出有因。遵循毛泽东的“内外因论”的哲学思想，反观自身的既往史，体内长癌，确有其内因，稍稍想一想，就排查出了两个：一日“接触史”，一日“家族史”。
读者诸君都知道，癌症是不会传染的。哪怕是零距离接触，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过我的接触有点特别，不在身体上的接触，而是脑袋瓜的接触。
我的“接触史”是自找的，毛病就出在自己喜欢舞文弄墨。什么文墨不可以舞弄，却偏偏去舞弄那位癌兄！
我的第一篇与癌症有关的文章叫做《她的癌症和她的心脏病人》，题目赫然标着“癌症”二字，刊发在当年全国著名的文学期刊《文汇月刊》上，副主编罗达成把它刊发在头条。罗达成曾在悼念主编梅朵的文章里写道：“没在《文汇月刊》报告文学栏上发表过作品，算不上报告文学作家；没在这一栏上做过头条，算不上第一流报告文学作家”(《文汇报·笔会》)。这一发而不可收拾，我钻到癌角尖里去了，连篇累牍地写作与癌症有关的文章，刊登在包括《人民日报》等报纸杂志上。光有癌字标题的文章就有许多，诸如《不朽的塑像——记肺癌专家吴善芳》、《话说癌中王——访汤钊猷教授和肝癌患者》、《他们重生二十八年——访四位肺癌患者》等等，不一而足。
近墨者黑，近癌者吓。我的恻隐之心往往会自己吓自己：“我也会生癌吗？”这一惊吓非同小可，竟然吓出毛病来了，这是始料未及的，有时想想悔不当初，但为时晚矣，癌症“大作”，白纸黑字，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有癌症“家族史”，这很要命。
读者诸君也清楚，癌症是会遗传的。这是人类的大不幸，也是我的大不幸。我的祖上是否有人患过癌症，已无从考证。但我的母亲患过癌症，则是我亲手张罗看病的。母亲患的是胰腺癌，人一旦患上胰腺癌就没有生路了。歌王帕瓦罗蒂患的就是胰腺癌，他是体检查出的，应该属于早发现，他拥有世界一流医疗的呵护，但还是回天无力，去了不归路。
我母亲直到皮肤巩膜黄染才去看医生，已属晚期。所幸母亲遇上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他就是我国诊治消化道疾病的开创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江绍基医生。江医生亲自上台为我母亲手术。一个医学泰斗，俯首甘为一个社会底层的老媪主刀，他是一个活着的白求恩。江绍基医生是个高尚的人，在他的心中只有病人，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江绍基院士去世后，他的骨灰安放在上海宋庆龄陵园的名人墓园里，可谓实至名归。在一个梅花盛开的日子里，我去墓园瞻仰了江绍基院士，洁白的雕像，慈祥的面容，就像当年我见到的模样。他的白大衣笔袋上别着一支钢笔，仿佛随时就会取下来给患者写医嘱开处方。我久久凝望，耳边回响着他亲切的无锡口音，他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我的母亲是个有福之人，一个伟人的双手曾经抚慰过她的心。
母亲术后不久，还是离开了我们。母亲给了我的身体，给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我很怀念她。遗憾的是，每当我想到她的癌症，就会衍生一个念头，母亲的癌症会遗传给她的子女吗？我们兄妹四人谁会“接盘”呢？会不会独独轮到我？就这样常常前朝后代的胡思乱想。意念能治病，意念也能致病，意念是一把双刃剑。果然，“心想事成”，我生癌了。应该说，癌症遗传的概率非常小，仅有百分之几，但是一旦挨上了，那就是百分之百，我便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倒霉蛋！
有一本科普书叫《癌症是慢性病》。癌症怎么可能是慢性病呢？这只是善良人们的一支安慰剂而已，我猜测作者本人没有患癌症的经历。中国的象形文字讲究内涵，“癌”字属病字旁，病字里面有三张口，三口齐下吞噬你的生命，病来如山倒，龙吟虎啸，凶猛难挡。当我得知生癌的那个瞬间，真是天昏地暗，五内俱焚，七窍生烟，脑袋瓜里一片废墟，仿佛经历了一场大地震。癌症是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塌陷，比之地震，有过而无不及，癌症就是癌震！
虽说癌症不是慢性病，但息了癌症也不等于判了死刑。每个患癌症的人都是个体。癌症是共性，个体是个性。癌症的类别，患者体质的差异，患者生存环境的好坏等等，千差万别，其结果也是天壤之别。
求生是人的欲望。一不怕苦没问题，二不怕死就难哕。我是凡夫俗子，不是虎胆英雄。把求生欲望说得高尚一点，我热爱生活，珍惜生命。P0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