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给现代中国青年
我在大学里教书,前后恰已十年,年年看见大批的学生进来,大批的学生出去。这大批学生中平庸的固居多数,英俊有为者亦复不少。我们辛辛苦苦地把一批又一批的训练出来,到毕业之后,他们变成甚样的人,做出甚样的事呢?他们大半被一个共同的命运注定。有官做官,无官教书。就了职业就困于职业,正当的工作消磨了二三分光阴,人事的应付消磨了七八分光阴。他们所学的原来就不很坚实,能力不够,自然做不出什么真正的事业来。时间和环境又不容许他们继续研究,不久他们原有的那一点浅薄学问也就逐渐荒疏,终身只在忙“糊口”。这样一来,他们的个人生命就平平凡凡地溜过去,国家的文化学术和一切事业也就无从发展。还有一部分人因为生活的压迫和恶势力的引诱,由很可有为的青年腐化为土绅劣豪或贪官污吏,把原来读书人的一副面孔完全换过,为非作歹,恬不知耻,使社会上颓风恶习一天深似一天,教育的功用究竟在哪里呢?
想到这点,我感觉到很烦闷。就个人设想,像我这样教书的人把生命断送在粉笔屑中,眼巴巴地希望造就几个人才出来,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年复一年地见到出学校门的学生们都朝一条平凡而暗淡的路径走,毫无补于文化的进展和社会的改善。这种生活有何意义?岂不是自误误人?其次,就国家民族的设想,在这严重的关头,性格已固定的一辈人似已无大希望,可希望的只有少年英俊,国家耗费了许多人力和财力来培养成千成万的青年,也正是希望他们将来能担负国家、民族的重任,而结果他们仍随着前一辈人的覆辙走,前途岂不很暗淡?
青年们常欢喜把社会一切毛病归咎于站在台上的人们,其实在台上的人们也还是受过同样的教育,经过同样的青年阶段,他们也曾同样地埋怨过前一辈人。由此类推,到我们这一辈青年们上台时,很可能地仍为下一辈青年们不满。今日有理想的青年到明日往往变成屈服于事实而抛弃理想的堕落者。章宗祥领导过留日青年,打过媚敌辱国的蔡钧,而这位章宗祥后来做了外交部长,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汪精卫投过炸弹,坐过牢,做过几十年的革命工作,而这位汪精卫现在做了敌人的傀儡、汉奸的领袖。许多青年们虽然没有走到这个极端,但投身社会之后,投降于恶势力的实比比皆是。这是一个很可伤心的现象。社会变来变去,而组成社会的人变相没有变质,社会就不会彻底地变好。这五六十年来我们天天在讲教育,教育对于人的质料似乎没有发生很好的影响。这一辈人睁着眼睛蹈前一辈人的覆辙,下一辈人仍然睁着眼睛蹈这一辈人的覆辙,如此循环辗转,一报还一报,“长夜漫漫何时旦”呢?
社会所属望最殷的青年们,这事实和问题是值得郑重考虑的!时光向前疾驶,毫不留情去等待人,一转眼青年便变成中年老年,一不留意便陷到许多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厄运。这厄运是一部悲惨的三部曲。第一部是悬一个很高的理想,要改造社会;第二部是发现理想与事实的冲突,意志与社会恶势力相持不下;第三部便是理想消灭,意志向事实投降,没有改革社会,反被社会腐化。给它们一个简题,就是“追求” “彷徨”和“堕落”。
青年们,这是一条死路。在你们的天真烂漫的头脑里,它的危险性也许还没有得到深切的了解,你们或许以为自己决不会走上这条路。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们没有彻底的觉悟,不拿出强毅.的意志力,不下艰苦卓绝的工夫,不做脚踏实地的准备,你们是不成问题地仍走上这条路。数十年之后,你们的生命和理想都毁灭了,社会腐败依然如故,又换了一批像你们一样的青年来,仍是改革不了社会。朋友们,我是过来人,这条路的可怕我并没有夸张,那是绝对不能再走的啊!
耶稣宣传他的福音,说只要普天众生转一个念头,把心地洗干净,一以仁爱为怀,人世就可立成天国。这理想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可是也深刻到不能再深刻。极简单的往往是正途大道,因为易为人所忽略,也往往最不易实现。本来是很容易的事而变成最难实现的,这全由于人的愚蠢、怯懦和懒惰。
世间事之难就难在人们不知道或是不能够转一个念头,或是转了念头而没有力量坚持到底。幸福的世界里决没有愚蠢者、怯懦者和懒惰者的地位。你要合理地生存,你就要有觉悟、有决心、有奋斗的精神和能力。P7-9
孟实先生引读者由艺术走人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这种“宏远的眼界和扩大的胸襟”,值得学者深思。
——朱自清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
——季羡林
他的精神人格之所以值得景仰,并经得起推敲.就在于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学界中,有谁最常常使我想起加缪的西西弗斯?他终生推石上山,周而复始,永不停歇。那就是朱光潜。
——柳鸣九
十年前我替开明书店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那时候我还在欧洲读书,自己还是一个青年,就个人在做人读书各方面所得的感触,写成书信寄回给国内青年朋友们,与其说存心教训,毋宁说是谈心。我原来没有希望它能发生多大的影响,不料印行之后,它成为一种销路最广的书,里面一部分被采入国文课本,许多中小学校把它列入课外读物。上海广州都发现这本书的盗印本,还有一位作者用“朱光潸”的名字印行一本(《给青年的十三封信》,前三四年在成都的书店里还可以看到。我于是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作者见之于世,知我者固多,罪我者亦不复少。这一切,我刚才说,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坦白地说,这样出其不意地被人注视,我心里很有些不愉快。那是一本不成熟的处女作,不能代表我的成年的面目,而且掩盖了后来我比较用心写成的作品。尤其使我懊恼的是被人看做一个喜欢教训人的人。我一向没有自己能教训人的错觉,不过我对于实际人生问题爱思想,爱体验,同时我怕寂寞,我需要同情心,所以心里有所感触,便希望拿来和朋友谈,以便彼此印证。我仿佛向一个伙伴说:“关于这一点,我是这样想,你呢?”我希望看他点一个头,或是指出另一个看法。假如我口齿俐朗,加上身边常有可谈的朋友,我就宁愿对面倾心畅谈,决不愿写文章。无如我生来口齿钝,可谈的朋友又不常在身边,情感和思想需要发泄,于是就请读者做想象的朋友,和他做笔谈。我用“谈”毫不苟且,既是“谈”就要诚恳亲切。假如我的早年那本小册子略有可取处,大概也就在此。
这是十年前的话。过去几年中很有几家书店和杂志为着贪图销路,要求我再写给青年信那一类的文章,我心里未尝不想说话,却极力拒绝这种引诱,因为做冯妇向来不是一件惬意的事。于今我毕竟为《中央周刊》破戒,也有一个缘故。从前在那部处女作里所说的话很有些青年人的稚气,写时不免为一时热情所驱遣,有失检点,现在回想,颇有些羞愧。于今多吃了十年饭,多读了几部书,多接触了一些人情世故,也多用了一些思考体验,觉得旧话虽不必重提,漏洞却须填补。因此,《中央周刊》约我写稿,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陆续写成这部小册子中的二十来篇文章,其中也有几篇是替旁的刊物写的或没有发表的,因为性质类似,也就把它们集在一起。
读者有人写信问我,这些文章有没有一个系统?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我回答说:在写时我只随便闲谈,不曾把它写成一部教科书,并没有预定的思想系统或中心思想。
不过它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系统。这些年来我在学校里教书任职,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多,关于修养的许多实际问题引起在这本小册子里所发表的一些感想。问题自身有些联络,我的感想也随之有些联络。万变不离宗,谈来谈去,都归结到做人的道理。
它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中心思想。我的先天资禀与后天的陶冶所组成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我的每篇文章都是这有机体所放射的花花絮絮。我的个性就是这些文章的中心。如果向旁人检讨自己不是一桩罪过,我可以说:我大体上欢喜冷静、沉着、稳重、刚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尊崇理性和意志,却也不菲薄情感和想象。我的思想就抱着这个中心旋转,我不另找玄学或形而上学的基础。我信赖我的四十余年的积蓄,不向主义铸造者举债。
这些文章大半是在匆迫中写成的。我每天要到校办公、上课、开会、和同事同学们搬唇舌、写信、预备功课。到晚来精疲力竭走回来,和妻子、女孩、女仆挤在一间卧室兼书房里,谈笑了一阵后,已是八九点钟,家人都睡去了,我才开始做我的工作,看书或是作文。这些文章就是这样在深夜里听着妻女打呼鼾写成的。因为体质素弱,精力不济,每夜至多只能写两小时,所以每篇文章随断随续,要两三夜才写成,运思的功夫还不在内。我虽然相当用心,文字终不免有些懈怠和草率。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颇不满,同时也羡慕有闲暇著述的人们的幸福。 目前许多作者写书,尝自认想对建国万年大业有所贡献,摇一支笔杆,开一代宗风。我没有这种学问,也没有这种野心或错觉。这本小册子,我知道,像一朵浮云,片时出现,片时消失。但是我希望它在这片时间能借读者的晶莹的心灵,如同浮云藉晶莹的潭水一般,呈现一片灿烂的光影。精神不灭,这影响尽管微细,也可以蔓延无穷。
1942年冬在嘉定脱稿
朱光潜所著的《朱光潜谈修养(剪纸珍赏版)》系朱光潜阐发人生修养途径的著作,他说:“这些年来我在学校里教书任职,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多,关于修养的许多实际问题引起在《朱光潜谈修养(剪纸珍赏版)》子里所发表的一些感想。问题自身有些联络,我的感想也随之有些联络。万变不离其宗,谈来谈去,都归结到做人的道理。我的先天资秉与后天的陶冶所组成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我的每篇文章都是这有机体所放射的花花絮絮。我的个性就是这些文章的中心。”
朱光潜所著的《朱光潜谈修养(剪纸珍赏版)》像一朵浮云,片时出现,片时消失。但是我希望它在这片时间能借读者的晶莹的心灵,如同浮云藉晶莹的潭水一般,呈现一片灿烂的光影。精神不灭,这影响尽管微细,也可以蔓延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