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因与康有为共倡变法维新,合称“康梁”。他16岁(1889年)中举,17岁开始接触西学,拜康有为为师,以其卓越的才华,成为“万木草堂”弟子中杰出的一个。1894年,他旅游京师,耳闻目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种种状况,“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翌年,他晋京参加会试,又值中日议和,中国以甲午之败而向日本割地赔款,激起爱国知识分子的义愤,他同康有为一起发动在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子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同年,他会同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担任主笔,积极为变法维新作舆论准备,所著《变法通议》等文思想明快,议论畅达,开一代之文风。1897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次年以六品衔办译书局。戊戌政变失败后,他亡命日本,办《清议报》,主张“斥后保皇”。其后又办《新民丛报》,推崇改良主义,曾与孙中山的《民报》展开论战,政治上逐步走向保守。辛亥革命后,1913年初他白海外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1915年对袁世凯谋复辟帝制婉词劝阻,进而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袁去世后,他又曾参与讨伐张勋复辟的活动。张勋失败后,他曾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1917年底,他发表声明退出政界,辞职回天津,深居简出。
1918年赴欧洲游学。“五四”时期,追求资产阶级新文化,赞同民主与科学。1920年,支持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
梁启超最早接触清华,是在1914年11月来校作讲演。他的讲题为《君子》。引《周易》中乾、坤二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他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他这次演说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以后,学校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亦称校箴)。同年秋,第一次1R界大战爆发,梁启超于11月30日来清华“假馆著书”,住212字厅西客厅(现藤影荷声之馆),取名“还读轩”,大约间断住了10个月。1917年1月10日,梁启超应邀再来清华讲演,他这次讲了三方面问题:为人、作事、修学之道。他说:为人之道,心不要为五官四肢之奴隶,“禽兽无心作主,专受五官四肢之支配,故为禽兽;人而不能反省,不能克己,则为自己五官四肢之奴隶矣。身奴于人,尚可拯救,惟自心作五官四肢之奴隶,则不可救药矣”。从1920年12月2日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系统讲学,讲题为“国学小史”。连续讲50余次,他只“取讲《墨子》之一部分,略删定之,得六万言,名日《墨子学案》印行成书”。
1922年2月,他被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_安排了系统教程,如“五千年史势鸟瞰”(后辑成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之第二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感情”(共十四篇),“中国学术史”(后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并1t对校政开始有所指议。1922年3月,他应清华学生之请为《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清华周刊特刊》)写了一篇序言,对校事提出五条建议:1.改组董事会:2.组织实务的校友会;3.经费完全独立,由董事会管理,不必再经外交机关之手;4.缩减留美经费,腾出财力,办成一完美之大学:5.希望积极地预筹资金,为18年(按即1939年)后赔款终了时维持学校生命之预备。1923年2月21日,他又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更详尽地谈了他对清华学校发展的各方面的展望和建议。
1925年秋,曹云祥敦请梁启超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通称“导师”)。9月8日,梁启超到院就职,住清华北院。梁启超在研究院所负责之普通讲演课程有“中国文化史”、“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等;指导学科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中国文学”等多门。
1925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第350期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一文,再次系统地评说校是,着重谈到清华之设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之关系。他说:“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1.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2.工学;3.史学与考古学。”在这篇论文里,他还系统论述了治学法、避免洋八股等问题。
1925年9月23日,梁启超开始讲“治史方法”,之后又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入冬又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次年春因病而未完成。后又讲“儒家哲学”,编为《儒家哲学》一书。就在这年,他发肾病,在协和医院动手术,割去一肾。一1926年春,开始讲“读书示例”,同时抱病继续写《中国文化史》。
1927年上半年,梁启超在燕京大学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同年5月,他已病得无力撰稿,乃令学生速记并将所讲编为讲义,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卷。P002-003
2011年4月,清华大学迎来她的100周年华诞。百年学府,中华骄傲,祖国之光;百年学府,兴业之士,荟萃一堂;百年学府,文史巨匠,科技泰斗,清华园里竞芬芳。为向世人展现老一代清华名师大家的风采,我们编辑了《清风华影》一书,作为向母校百年校庆的献礼。
作为一本清华名师大家照片集,本书收录了百年清华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中有重要影响的已故知名校友40人的照片共计900余幅,每人配以2000字左右的小传,按人物出生先后次序编排。本书照片大多是清华校友总会《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资料室多年来收集整理的资料照片,也有相当部分是校友亲属为本书专门提供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编辑得到了众多校友亲属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赵新那女士收到征稿函后,亲自用计算机扫描并通过电子邮件将父亲赵元任先生的多幅珍贵照片发送给我们。梅贻琦校长儿媳刘自强教授、吴宓先生女儿吴学昭女士在我们上门拜访搜集资料时,热情接待了我们,并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潘光旦先生的女儿潘乃穆教授接到我们的约稿电话后,79岁高龄的她亲自来到《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送来了父亲的照片。远在美国的杨廷宝先生的儿子杨士萱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多次和我们联系,仔细核对人物小传里的史实。还有周诒春先生外孙女李之清女士、吴有训先生之孙吴军先生、梅汝□先生之子梅小墩先生、吴晗先生外甥女吴平女士、华罗庚先生女儿华苏女士等都为整理照片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还邀请到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清华大学1937届校友吴征镒院士作序。吴征镒先生今年已96岁高龄,他和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曾是同事、好友,过从甚密。能有机会聆听吴先生讲述他们当年的故事,是我们这些晚辈后学极大的荣幸。
由于书籍篇幅和我们积累资料的局限,书中所选的40位校友只是清华众多知名校友中的一部分,在此谨向未能人选的校友家属表示歉意,今后有机会再编辑出版续集。
最后,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为本书出版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清华校友陆卫东及其康文伟义为本书提供的精心设计,感谢郭春玲女士为整理和扫描照片付出的辛勤劳动.
清华立校,定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这两句来自《周易》乾、坤二卦的象辞,成为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的座右铭,规范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为人治学的行为,塑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国家精英。
我虽为清华学子,但与始建清华的老一代清华人相比,自惭形秽。在40位收载于本书的清华校友中,我比较熟知的有梅贻琦、朱自清、闻一多、周培源、吴晗、费孝通、钱三强、华罗庚、吴有训、赵九章、汤佩松等,他们是我的师辈或师兼友,是我治学为人的榜样。
梅贻琦校长在西南联大时,集成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们,在昆明这个并非平静的抗战后方,办起一流的大学,育学子千百。后多成国家栋梁,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件堪称丰碑的大事。抗战时期,教师、学生驱寇保家的热情,毋庸置疑;抗战胜利后,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学运更是如火如荼。梅校长对待学运如蔡元培校长一样兼容并包,视学子如儿女,赢得教授们、员工们和学生们的理解、支持,也是梅校长处世待人高尚风格的体现。
朱自清先生出生于海州,长大于扬州,1946年他写了一篇《我是扬州人》的散文,我和朱先生还是同乡呢!朱先生扬州八中毕业,扬州八中就是扬州中学的前身,这样我们还是扬州中学先后入学的校友。1933年,我赴沪上考清华,意学生物,那年的国文考试有一篇写游记的试题,我根据自己在扬州、镇江、无锡、苏州等地郊游旅行的感悟,仿照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的意境和格调,写了一篇短游记交卷,谁知判卷的竟是朱自清先生。或许我写下的这篇短游记正好中了他当时正在写《欧游杂记》的“房师”的意想,朱老师给了我一个较高的分数,助我如愿考上清华大学。抗战胜利,复员北平,在“反内战、反饥饿”的学潮中,他参加签名,声援学运,热情洋溢。朱先生倾心编纂《闻一多全集》完稿后,心力交瘁,极度衰弱,这位“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铮铮铁汉,因胃穿孔不治与世长辞。朱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巨匠。永远是后继者的楷模。
我早识闻一多先生,但最为难忘的有二:一是和闻一多先生一道在南迁的“湘黔滇旅行团”度过的三个月。1937年,我清华生物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而长沙已面临焦土抗战,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学校决定分三路迁往昆明,能步行的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前往昆明。那年,我刚满21岁,也算辅导团的一员,与闻一多、李继侗等师辈朝夕相处,闻师“长髯飘洒”,一路用画笔记日记。我们曾在荆棘蔓草丛生的公路边围坐小憩,讨论时局;既曾共尝过一叶扁舟渡过盘江的艰辛,也曾在昆明大板桥溶洞口石上闲话,还共在昆明大观楼唐继尧铜像下忆旧闲适。二是抗战胜利后,在昆明“一二·一”运动中,闻先生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拍案而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继李公朴先生遇害后,闻师也惨遭迫害,被枪杀于家门口。各界群情激奋,时年47岁的闻师倒下了,千百万师生站起,让我激情写下“暗夜风雷讯,前军落大星。轻生凭赤胆。赴死见年青。大法无纲纪,元凶孰典刑?”的悼句。闻师“前脚跨出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以身殉职的伟大精神。永远鼓舞着我前进。
1960年。周培源师与师母及其女儿一道来昆,访问昆明植物所,在办公室接待周师一家,昆明面晤,十分亲切。我们谈及抗战期间在昆明遭受日本飞机轰炸一起逃难的往事,回忆周师与陈岱孙、李继侗二师在昆明西山倒石头下小村合住一个农家小院的旧事。周师任北大校长前,我曾奉教育部之命到燕南园家中劝驾赴任。
我和吴晗相识于西南联大,他和闻一多都是民盟的骨干。经闻一多、吴晗的介绍,先是参加“十一学会”,时常参与读书讨论。1945年,他们介绍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吴晗是我思想和行动加入革命行列的引路人。我在北京植物研究所任副所长时。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为了植物园选址事。他亲自陪同我们在北京各地选址,非常关心科学事业建设。后来历经坎坷,吴晗含冤而故,他为之奋斗和建设的新中国,适逢改革开放的盛世,国家展现在世界之林,可告慰生死因缘、一门忠烈的吴晗一家。
费孝通先生和我属同时代的清华人。早年他与夫人一道到广西作社会考察,就崭露头角了。西南联大时期,我和他的老师李景汉先生一道到滇西作过考察。在民盟里,我和费孝通经常在昆明唐家花园读书会一起学习讨论。“文革”之后,费孝通先生来到昆明,我们在昆明植物研究所会面。愉快交谈。
中科院成立初期,我和华罗庚、赵九章都在科学院工作。1953年,我们一道参加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达莫斯科,访问基辅、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城、塔什干,接触过众多的苏联科学研究所。华罗庚、赵九章是名士派,所到各所,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则是有闻必录。考察回国后,我们又一起在长春作总结,历时一月整。
吴有训是科学院初期的副院长,他和竺可桢都是我敬重的老领导。吴副院长平易近人,到院里开会,时有机会见面或交谈,印象深刻。
钱三强从法国留学归来,时北平学运活跃,他投入学运之中,我们是在学运中相识。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他任院计划局局长,我的好友王志华任副局长。到科学院办事,免不了要向他们二位汇报植物研究所的情况,时有会面。三强的夫人何泽慧到昆明来,我们也常相聚。
汤佩松年长我13岁,是我的老师、领导和学长。汤师出自名校、名门、名师,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先驱之一。在植物的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和固氮作用三方面都有新创建。在北京的植物研究所,我们是同事。他体魄健壮,思维敏锐,是一位很称职的所长,对植物所的建设和发展功不可没。
我是出生在九江,长大在扬州,成人在北京,终身在昆明的典型的“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信奉的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与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脉相承。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将百年学府的文史巨匠、科学泰斗汇聚于《清风华影》之中,为后继者奉送一份珍贵的历史的鲜活形象。将有益于让所有清华人都铭记先驱的功绩,让所有清华人都铭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我年至九十有五,欣逢母校百年校庆,幸哉!愿与所有清华人一道,在校训的指引下,随时代步伐前进。
是为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0年9月1日于昆明
梅贻琦、朱自清、闻一多、周培源、吴晗、费孝通、钱三强、华罗庚、吴有训、赵九章、汤佩松……他们是清华人的师辈或师兼友,是人民治学为人的榜样。
这本《清风华影》,收录了40位清华校友,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述了清华大学的名人事迹,映射出了清华大学的百年成长史!
《清风华影》由郭樑主编。
清华立校,定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这两句来自《周易》乾、坤二卦的象辞,成为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的座右铭,规范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为人治学的行为,塑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国家精英。
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将百年学府的文史巨匠、科学泰斗汇聚于《清风华影》之中,为后继者奉送一份珍贵的历史的鲜活形象。将有益于让所有清华人都铭记先驱的功绩,让所有清华人都铭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本书由郭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