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男,汉族,浙江省杭州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祁淑英编著的《钱学森的青少年时代》是“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丛书”之一,准确地把握了钱学森事业、成就、品德等几条线索,透过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了钱学森的精神世界和做事做人的优秀品质,展现了其开放的胸襟和宽阔的眼界。
祁淑英编著的《钱学森的青少年时代》精选了钱学森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可以帮助青少年朋友们了解钱学森的成才经历,能鼓励青少年朋友更加发奋学习,激励青少年朋友不断进步,进一步引导他们成长为有责任和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合格公民,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后备军。
《钱学森的青少年时代》对钱学森的家世、家教、兴趣爱好以及对其一生有影响的人和事等着墨颇多,尤其探究了本人之所以成功的主客观因素,对成长中、探索中的青少年会有所裨益。
“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生活在这座四合院内的钱氏三人小家庭,是温馨的,幸福的。
可是,钱均夫却显得并不那么开心。章兰娟时常看到丈夫眉宇间锁着愁云。聪慧的章兰娟意识到这个有着爱国胸怀的夫君是为国家、为民族而忧虑。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形势喜人。那时,钱均夫以为有了民国政府,有了民主制度,中国人民便可以团结一致,御外侮,雪国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同享“共和”幸福了。谁知,清政府刚刚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不久,局势却急转直下。袁世凯凭借北洋军阀的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胁迫孙中山让位,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并日益暴露了他百般媚日的卖国贼面目。钱均夫原本是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到国民政府供职的,如今却难偿夙愿,这使他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不过,全国各地讨袁运动日趋高涨,这使钱均夫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在这种情势下,他只好将自己的精力转向文史方面的研究,因此,每天在家中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就多了。
钱学森见父亲天天埋头于古书之中,便时常悄悄地在父亲的书房流连,以羡慕的眼神,看着那一摞摞厚厚的线装书。
一天,5岁的钱学森突然对父亲说:“人间的大人物,做大事情的,是不是都是天上的星星呀?”
父亲被儿子提出的问题惊杲了,他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儿子的提问。停了一下,钱均夫笑着对儿子说:“所有的英雄和大人物,像岳飞呀,诸葛亮呀,还有现在的孙中山呀,都不是天上的星星,他们原本都是普通人。只是他们从小就爱学习,都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又有决心和毅力,不惧怕困难,所以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钱学森眨着大眼睛认真地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成为英雄了。”
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成为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在以后的日子里,钱均夫多次向儿子讲“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道理,这八个大字成了钱均夫的家训,深深地印在了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
天才的成长,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
童年的钱学森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不过,却遇上了特别优越的家庭条件和优良的学习环境。
钱均夫是一位思想开通的父亲,且懂得现代教育。所以,他很早便把钱学森送进北京最早创办的蒙养院(幼儿园);1917年,钱学森不满6岁,钱均夫便把儿子送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钱均夫旨在让儿子从小接受现代的正规教育。
北京师大附小是一所办学思想很先进的学校。钱学森自幼牢记父亲“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教导,上课听讲认真,学习努力。他尊敬老师,遵守纪律,是班里师生公认的优等生。
钱学森在师大附小的第一位班主任叫于士俭,是一个很会运用启发式教学的优秀老师。于老师擅长书法,教授班里的书法课。他并不是硬性规定学生们练习某一种字体,而是按照学生们的爱好和条件,帮助他们选择,或学颜真卿,或学柳公权,或学欧阳修。钱学森的毛笔字不像其他功课那么出色,但由于于老师教授有方,也使钱学森的毛笔字进步很快。后来,当钱学森回忆这段往事时,亲切地说:“在于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使你不得不喜爱书法艺术。”
钱学森与其他同龄孩子一样,活泼好动。爱学习,也喜爱做各种游戏。在课余时间,他和小伙伴们玩得最多的是掷飞镖。
飞镖是用硬一点儿的废纸折成的,头部尖尖的,有一对向后掠去的翅膀,飞起来像燕子。飞镖人人会做,但不一定都能飞得好。有的刚掷出去,头就扎在地下;有的不向前飞,而是绕圈子向后飞;只有钱学森折的飞镖,飞得最远,像一支利箭直插目标。
“这是怎么回事呀?”一些大个子学生不服气,一次又一次地与钱学森比赛,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他们嚷嚷着说:“钱学森的飞镖有鬼。”
于是,他们把钱学森的飞镖捡来,拆开。尽管里面什么“鬼”也找不到,他们还是不服气。
这件事被他们的自然课老师发现了。老师走过来,把钱学森的飞镖复原,又让钱学森掷了一次,飞镖果然飞得又远又稳。
这时,老师笑着把学生们召集在身旁,拿着钱学森的飞镖说:“你们都看到了,飞镖本身没有什么‘鬼’,但是,这里的确有‘秘密’,现在让钱学森同学给大家讲讲他的飞镖飞得又远又稳的秘密吧!”
钱学森说:“我的飞镖没有什么秘密,我也是经过许多次失败,一点儿一点儿改过来的。飞镖的头不能太重,重了就会往下扎;也不能太轻,头轻了,尾巴显得沉重,就会先往上飞,然后沉下来。翅膀太小,就飞不平稳;太大了,就飞不远,爱兜圈子。就是这些。”
“说得好极了。”自然课老师高兴地说道,“小小飞镖,这里面有科学。钱学森同学经过动脑子琢磨,从失败中摸索出飞镖的折叠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要保持平衡,第二条是减少阻力,并且能巧妙地借助风力和浮力,这样,飞镖才能飞得又远又稳。大家说对不对呀?”“对!”学生们齐声回答着。
老师望着钱学森,心中不由地惊叹着:这个小同学好聪明啊,他似乎已懂得某些空气力学的常识。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很有作为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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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博华
快速成长的经济和深刻变化的社会,让我们像是坐在一列风驰电掣的列车上,紧张刺激但内心充满躁动不安。虽然人们努力营造和谐轻松的气氛和环境,但心灵深处却很难得到真正歇息。蓦然发现,这个时代真正缺少的不是龙肝凤胆、珠宝金银,而是一种宁静优雅的环境,一点有深度的人文精神。没有案牍劳形,没有手机干扰,没有饭局应酬,夜里挑灯看剑,西窗高卧读书。读一本散发着淡香墨气的好书,这实在是奢侈的享受。
由祁淑英撰写的《钱学森的青少年时代》,是一本值得认真一读的好书。对我来说,不仅是因为这本书的主角钱学森的事业、成就和人格,令人高山仰止,也因为本书作者祁淑英同志是我的长辈和同行,与我故去的母亲有着几十年深厚的友谊。她以古稀高龄,仍激情豪迈地创作和推出七八部科学家人物传记。这样的成就本身就已是传奇。
我试图走进他们,走进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为读者做一点粗浅的导读。
钱学森的传记已出版多部,报道更是数不胜数。与许多曾被“雪藏”的“两弹一星”功臣们不同的是,钱学森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广为人知,是无数青少年崇拜的偶像。比如,他是最早一批冲破封锁回到新中国怀抱的科学家,他曾是大名鼎鼎的冯·卡门的学生和同事,他用脑子记下了用几个大箱子都装不下的资料和数据,他的才能被美国军方认为“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他领导并参与了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等等。其实,当年对钱学森的报道并不多,但这些传奇故事还是不胫而走,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群众中广为传颂。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在一次关于“科学与艺术”的学术报告会上得瞻钱学森的风采,至今历历在目。由于听众甚多,十分拥挤,只能踮着脚尖眺望。钱学森具有磁石一样的魅力:宽大敞亮的前额,慧光四射的眼神,清新儒雅的语言,仰之如望云霓。尤其是,他对未知世界的不懈探索,对学术创新的理解宽容,以及在和年轻人交流时的谦逊态度,给所有人都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部书稿准确地把握了钱学森事业、成就、品德等几条线索,透过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了钱学森的精神世界和做事做人的优秀品质。我们看到,经历过救亡运动洗礼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崇高情怀和清纯人格。他们既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格调和风骨,也具有“西学东渐”年代的开放胸襟和开阔眼界。正是在救亡和图存的自觉承担中,在民族解放和复兴的伟大召唤中,一代知识分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勇气,在文学、艺术、科学等多个领域努力开拓,形成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奇观。我们还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无数爱国知识分子以巨大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他们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为国家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即使一些人累遭困顿,备受摧折,但始终不改对理想的追求,“虽九死其犹未悔”,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一往情深。古语有“广陵散绝”之说,意为优良传统断绝或后继无人。我想,不论时代怎样变化,爱祖国、爱人民的赤子之忱都不应失却。钱学森所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精神不应当也不会是“绝响”。
本书作者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很早我就听我母亲说,淑英阿姨和魏叔叔在《河北日报》工作时,就是两位刻苦、勤奋、多产的记者夫妇,人物通讯写得尤其好。我从事新闻工作后,与她接触更多。记得1995年前后,淑英阿姨和魏根发叔叔一起来《人民日报》,让我帮助他们查找一些资料。原以为,可能是她准备在退休后写些文章调剂生活;不曾想,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传记创作已经成为她的一个事业,一发而不可收。写作量之大,成就之高,让人惊叹!很难想象,一个年过七十的老太太风里来雨里去,经常一个人坐着公共汽车寻访被采访对象。更难想象,砖头一样厚的大部头著作竟是她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摁出来的。她有三十岁的激情、四十岁的活力、五十岁的精力,这实在不能用一般的兴趣爱好来说明这番执着、这种勤奋。确切地说,思考与创作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不会因年龄的增长而褪色。创作生活赋予她生理年龄完全不同的涵义。
任何传记作家都不可能是简单地复制主人公的事迹,因而传记文学的另一个主角常常是作者。我们在罗曼·罗兰的作品中看到过这种情形。正如祁淑英阿姨所说,是钱学森胸怀祖国、胸怀民生的伟大精神感动了她。事实上,她也是一个有着同样理想和追求的人。她善良朴实,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帮助过许多青年才俊;她正直坦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也有一种不默而生的骨气;她急公好义,常常为成就别人的好事而忙忙碌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笔下有奇气。”以古稀之年的精力,“读万卷书”倘可;“行万里路”,恐力不从心。但是我从不怀疑如果身体条件允许,淑英阿姨依然能够不断推出让人称奇的好书。
我期待着!
2008年10月
作者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