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红烛》为“双桅船名家经典读本”之一。
《红烛》中的诗多创作于闻一多留美期间。整体上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或表达在异国他乡的孤寂,或抒发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或批判封建统治下的黑暗,或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或描绘自然的美景。在这部诗集中,诗人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和气质。《死水》中的诗多创作于诗人回国之后。在国外时对祖国的热切期望与回国之后所看到的景象,形成强烈的反差。面对如此种种,诗人不由得抒发起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与关切。在这部诗集中,诗人更加注重以精巧的构思来凸显诗的神韵,以鲜明的对比来加强诗的情感力量,同时他还十分注重新诗的格律化,这一点对后起诗人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死水红烛》为“双桅船名家经典读本”之一。
《死水红烛》简介: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多沉郁绮丽,犹如一幅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具有强烈而深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诗集《红烛》《死水》是他思想和艺术风格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从艺术手法来看,他尝试着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丰富了中国现代诗的样式。
悼玮德
这样一个不好炫耀、不肯盘剥自己的才力的青年作家,他的存在既没有十分被人注意,他的死亡在社会上谅也不算一件了不得的事。这现象谈不到什么公平不公平。
在作品的产出上既不曾以量胜人,在表襮自己的种种手法又不像操过一次心,结果,他受着社会的漠视,还不是应该的?玮德死了,寂寞地死了,在几个朋友的心上自然要永远留下一层寂寞的阴影,但除此以外,恐怕就没有什么了。历史上的定价是按成绩折算的。这人的成绩诚然已经可观了,但他前途的希望却远过于他的成绩。
“希望”在深知他的人看来,也许比成绩还可贵,但深知他又怎么着,你能凭这所谓“希望”者替他向未来争得一半个煊赫的地位吗?地位不地位,在玮德自己本是毫不介意的(一个人生前尚不汲汲于求知,难道死后还会变节),倒是我们从此永远看不到那希望形成灿烂的事实,我们自己的损失却大了。
玮德死了,我今天不以私交的情谊来哀悼他。在某种较广大的意义上,他的死更是我们的损失,更令我痛惜而深思。
国家的躯体残毁到这样,国家的灵魂又在悠久的文化的末路中喘息着。一个孱弱如玮德的文人恐怕是担不起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责任的,而这责任也不见得是从事文艺的人们最适宜的任务。但是为绵续那残喘中的灵魂的工作设想,玮德无疑是合格的一员。我初次看见玮德的时候,便想起唐人的两句诗:“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玮德的标格,我无以名之,最好借用一个时髦的话语来称它为“中国本位文化”的风度。时贤所提出的“本位文化”这名词,我不知道能否应用到物质建设上,但谈到文学艺术,则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可惜目前这西化的狂热中,大家正为着摹仿某国或某派的作风而忙得不可开交,文艺作家似乎还没有对这问题深切地注意过。即令注意到了,恐怕因为素养的限制一时也无从解决它。因为我所指的不是掇拾一两句旧诗词的语句来装点门面便可了事的。事情没有那样的简单。我甚至于可以说这事与诗词一类的东西无大关系。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决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代言者,又不足称为一个作家。我们既不能老恃着。Pearl Buck在小说里写我们的农村生活,或一二准Pearl Buck在戏剧里写我们的学校生活,那么,这比小说戏剧还要主观、还要严重的诗,更不能不要道地的本国人,并且彻底地了解,真诚地爱慕“本位文化”的人来写它了。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地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我这主张也许有人要说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了,我承认我对新诗的主张是旧到和张之洞一般。惟其如此,我才能爱玮德的标格,才极其重视他的前途。我并不是说玮德这样年轻的人,在所谓“中学”者上有了如何精深的造诣,但他对这方面的态度是正确的,而向这方面努力的意向绝是一天天地在加强。梦家有一次告诉我,说接到玮德从厦门来信,说是正在研究明史。
那是偶尔的兴趣的转移吗?但那转移是太巧了。和玮德一起作诗的朋友,如大纲原是治本国史的,毓棠是治西洋史的,近来兼致力于本国史,梦家现在也在从古文字中追求古史。何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一个方向?我期待着早晚新诗定要展开一个新局面,玮德和他这几位朋友便是这局面的开拓者。可是正当我在为新诗的远大的前途欣慰着的时候,玮德死了,这样早就摔下他的工作死了!我想到这损失的意义,更不能不痛惜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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