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可以出作家，但不大可能出经济学家。”
而本书则是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如何从农村的土壤中长出来的一则纪实。敬重教书先生的母亲、爱栽树的父亲、将学生看作孩子的中学老师、作为保护人的大学同学、经济学启蒙恩师、诺奖得主、亦师亦友的不记名导师……他们不仅滋养了作者的品格，也影响了作者经济学思想的形成，让我们从中看到作者经济学本质的由来。
“从‘画家’到‘油漆匠’”的发小、“一心想当村主任”的小学同学、想做学问却进入商界的好友、“当官为办事”的公社书记、作为陕北文化活字典的“非典型官员”、挂面书记和柳青作品收藏家……他们的成长经历也影响了作者作为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
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长成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经济生态写照。

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
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1999－2006）和院长（2006－2010）。主要著作包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1999），《产权、政府与信誉》（2001），《信息、信任与法律》（2003），《大学的逻辑》（2004），《论企业家》（2004再版），《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2005），《竞争力与企业成长》（2006），《价格、市场与企业家》（2006），《中国改革30年》（2008），《市场的逻辑》（2010），《什么改变中国》（2012），《通往市场之路》（2012），《博弈与社会》（2013），《改革新启蒙》（2014），等。另有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2000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获得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8年，选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的“改革30年，经济30人”；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年，获得网易财经“年度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奖”。

我的母亲
父亲九十
发小玉平
村主任霍东征
东征还是村主任
公社书记曹志勤
非典型官员王六
挂面书记和柳青作品收藏家
同学田丰
命运多舛刘佑成
时雨春风李务滋
经济学启蒙恩师何炼成
诺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
给杨小凯的一封信
我的中学岁月
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

在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
章写成之前，我不曾想到会
有这本书。我只是偶尔觉得
自己心中有一股东西要流淌
出来，流淌出来的，只是一
篇篇文章，没想到它们会汇
成涓涓小溪。
我生长于陕北黄土高原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9岁那
年离开农村去西安上大学，
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本
科毕业后读研究生，研究生
毕业后到国家体改委工作，
后来又去英国牛津大学读博
士，1994年回国后到北京
大学任教至今。现在大家称
我为“经济学家”，但在很长
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
我的经济学与我的农村背景
有什么关系。我的一些朋友
和熟人甚至怀疑我不是从农
村走出来的。有一次，一位
朋友问：“你真的是土生土
长的农村人吗？”我说：“是
啊，你为什么问这个？”他
说：“农村可以出作家，但
不大可能出经济学家。”
2008年五月初三，我母
亲过世了。母亲目不识丁，
但一生最敬重的是教书的先
生。在她心目中，“老师”是
非常神圣的称呼。这或许对
我的职业选择产生过潜移默
化的影响。母亲经常说的一
句话是“人活眉眼树活皮”，
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经济学家
讲的“声誉机制”的最好概括
。母亲过世后，我写了《我
的母亲》一文，没想到这篇
不到6000字的文章，感动
了无数人，包括普通读者，
也包括我的经济学同人。好
友杨利川说：“这篇文章是
张维迎的道德情操论。”他
曾这样对我说：“如果说，
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的真诚
出于他的朴素的感情，出于
对基层民众的热爱，出于他
的人文理念，也许很多人不
信，但你真的是这样。”
我写母亲的文章，不仅
是出于对她的怀念，也是想
表达一份歉疚。母亲活着的
时候，我很少陪伴她。她给
我的很多，我给她的很少。
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我本来
是可以回去的，但因为当天
要谈一笔给光华管理学院的
大额捐款，我把工作放在她
之前，就推迟了一天回去，
结果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这是我终生的遗憾。遗憾，
是因为决策失误。决策之所
以失误，一个重要原因是，
我们经常搞不清楚不同事情
的轻重缓急。
没有了母亲，我把对父
母的爱全部集中于父亲一个
人身上。从此之后，每年春
节，我都会和父亲一起过。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回去
看望他，也曾几次带他出去
旅游，最远到过新西兰的南
岛。与父亲接触的时间越长
，我对他的爱越深。我觉得
父亲是有大智慧的人，如果
能识几个字，一定会有大出
息。他不识字，对我最大的
好处是，他不知道我在写些
什么，也就少了些担惊受怕
。父亲从小爱栽树。回想起
来，我在经济学文章中讲的
一些经济学寓言和人生哲理
都与他的树有关。他曾给我
讲过一个“吹湖”的故事，我
从中悟出治学之道是“功到
自然成”。2020年十月初一
，是父亲九十大寿，我写了
《父亲九十》一文，讲了父
亲对我的成长的影响。
母亲去世后，我回老家
的次数多了，与小时候的发
小和朋友见面也多了。有一
次，霍玉平到我家聊天，聊
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不时咳
嗽，我问他是不是得了什么
病，他说是当油漆工(画匠)
时间长了，可能油漆中毒了
。玉平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
朋友。他一生坎坷，让我难
以释怀。他有艺术天赋，本
有希望成为一个画家，但命
运让他只能当一个油漆工。
我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命运
可能还不如他，因为我连油
漆工的手艺也没有。《发小
玉平》一文，讲的既是玉平
个人的命运，也是我对国家
命运的关切。
霍东征上小学时与我同
桌，我是班里的尖子生，他
是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但
我们俩关系要好。几年前他
当了村主任，让我对他刮目
相看。我发现他是一位很有
企业家精神的村主任，而企
业家精神是我过去几十年研
究的主题。他自己贴钱为村
民干事，很让我感动，我就
写了《村主任霍东征》一文
。没想到这篇文章还帮了他
的忙，让他梦想成真，我也
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家乡建
设。
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许
多人的帮助，我作为经济学
家的所思所想受到很多人的
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可能是
潜移默化的，难以言说。在
这些人中，有我的中学老师
、大学同学，也有我在农村
时的领导，还有我工作后结
交的朋友。其中有些人不时
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忍不
住就把他们的故事写了下来
，这就有了《时雨春风李务
滋》《同学田丰》《公社书
记曹志勤》《命运多舛刘佑
成》《非典型官员王六》《
挂面书记和柳青作品收藏家
》等文章。
当然，我能走上经济学
研究之路，最重要的是我遇
到了几位杰出的导师，特别
是西北大学的何炼成老师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
-莫里斯教授。他们不仅教
给了我经济学知识，而且培
养了我的治学精神。杨小凯
先生虽然不是我的正式导师
，但他与我亦师亦友，给我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的
经济学观点深受他的影响。
可以肯定，没有他们，我肯
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写
他们，既是出于对他们的感
谢，也是邀请他们继续激励
我、监督我，虽然他们三人
都已人天堂。
如果说现在的我是一幅
画，或明或暗，或深或浅，
19年

本书是对他人生中关键人与事的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从陕北山村走到北京、牛津以及回到北大管理学院当院长的。
在经济学专业并不吃香的年代，为何会走上经济学之路？为何始终坚定地捍卫市场经济？为何在一片反对声中坚持北大管理学院的改革？为何近40年来一直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的核心？为何始终关注市场上具体的人？这些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本书的记录跨越60余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走过了西方世界十代人走过的路，从煤油灯时代跨越到电气化时代。书中不同时期每个人的经历特别是在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上的变化，正是一个时代经济变迁的真实写照。以经济学家的视角，作者带我们走进不同时期看个人的经历，又跳出时空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一)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时间是2008年农历五月初三下午2点50分，离端午节还有两天，离她老人家73岁生日还有整整半年。母亲早走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让我见上她最后一面。此为我终生遗憾。
母亲去世前几天，姐姐与我通电话，说母亲已不愿意下炕，但病情与之前相比并没有显著恶化。姐姐问我什么时间可以回去一趟。我说学期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我就回去。因为家乡的窑洞里收不到移动信号，姐姐打电话必须站在院子里，我也就没有办法与母亲说几句话。我本以为她还有一段时间的人间生活，一定会等我回去。但她，没有等。
母亲在临终前也没有催我回去。只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清晨5点，姐姐打来电话说父亲希望我回去一下，我突然预感到母亲真的快要走了。因为这一天工作上已经有些安排，晚上还要主持一个重要讲座，我问姐姐第二天回去是否可以，姐姐说不急，晚一两天没关系。我取消了之后几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早晨7点开车从北京出发，下午5点到家。一下车，周围气氛凝重，弟弟低声对我说：“你回来晚了。”我就这样失去了最疼我、爱我的母亲。
母亲对自己的离去是有预感的。去世前几天，她曾对父亲说，看来她熬不过去了，等过几天老院子的大门修好了，吃了合吉(龙)糕，她就走。她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希望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看到修缮一新的大门。她还嘱咐父亲把土院子用水泥硬化一下，这样下雨天走起来就不会泥泞。这也是她一贯爱好(美)的表现。
但母亲早走了四天，没有看到新修的大门，没有等到吃合吉糕。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我清楚她临终前没有催我回去见她一面的原因——怕耽误我的工作。在母亲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她儿子的工作更重要了。她几次到北京看病，来时就很不情愿，来了没有几天就嚷着要回去。她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心疼花我的钱，二是怕耽误我的事。为了安抚她，我常常不得不把很贵的药说得很便宜。即使这样，她仍然唠叨我赚几个钱也很不容易，不应该在她身上花这么多。有一次我生气了，脱口而出：“你再唠叨我就把钱都烧了！”母亲流泪了，她觉得说这样的话不吉利。这令我内疚不已。
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办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但她知道我很忙，忙的是“大事”。我无须向她解释什么，无论每次回家看她，还是在她于北京住院期间去病房探望她，都是来去匆匆，她看得出来。在她住院期间每次与她告别时，我说“妈，我走了”，她总是一句话：“你忙你的去吧，不要担心我。”她从来不问我在忙些什么。即使我一天都没顾上去病房，她也不会叫我过去。
母亲不是不想我。事实上，她非常希望我一直在她的身边。只要我在她身边，她的情绪就显得好些。但她不想耽误我的事。只是在住院的最后几天，她有点反常。有一天早晨5点不到，她就让姐姐打电话要我过去。我赶快起床去病房，她说她很难受，如果不是怕我分心，真想放声大哭。她说要马上出院，回村里去。我哄她说，再治几天就好了。当天上午9点我有课，8点半与她告别时，她问：“你为什么那么忙？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母亲的反常给我一种不祥的征兆。
母亲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思念。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女性，目不识丁，但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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