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明编著的《粉墨江湖(卞家班暨杭嘉湖水路京班纪略)》记录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杭嘉湖水路京班历史，本书口述资料丰富，记录的文笔朴实、生动、可信，值得京剧史家、评论家和京剧爱好者们开卷一读。

陆明编著的《粉墨江湖(卞家班暨杭嘉湖水路京班纪略)》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卞韵良（81岁）、金艳霞（91岁）的口述历史，内容丰富，涉及旧时梨园的学戏演戏、置办行头、跑码头、江湖规矩与传说、梨园行规、饮食、民风、人物、古玩与收藏、情感与婚姻等。《粉墨江湖(卞家班暨杭嘉湖水路京班纪略)》概括地展现了江南历史文化风貌，水路京班的世袭人生、解放后的新生与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京剧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等，为京剧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来源与线索。

序

卞韵良口述

高祖卞三庆

初到嘉兴

金奎银奎分手

枪毙刘汉臣

父母的婚姻

父亲和梅兰芳、周信芳

嘉兴岳飞

父亲的搭班艺人

大伯小七斤的“红生戏”

我的母亲萧秀珍

抗战逃难

江湖凶险

初到枫泾

父亲的死

我的拜师学戏

搭班唱戏

我遇上了好角儿

艺名“小小八斤”

我的第一个女友

国民舞台·“乡下武生”

我和张翼鹏

戏班之间的“比拼”

我在票房教戏

我和艳鸣京剧团

我的姻缘

金艳霞口述

祖籍南京

我的三位师父

全家迁居苏州

我的搭班唱戏

艺人之间

去天津献艺

我的寄父寄娘

我在苏州看梅兰芳的戏

我的婚姻

卞韵良口述

从一起搭班到组班

新塍镇的开锣戏

对水路京班的评价

从“草台戏”走向正规剧场

在上海大世界演出

因“戏”交友

“文革”遭遇

我与“样板戏”

余话

后记

我父亲到嘉兴后，以文武老生为戏迷所知。父亲事业心强，他看到我大伯困于鸦片烟瘾，找一些二三流艺人搭班，担心我们卞家人会在杭嘉湖站不住脚，就决心离开兄长，另外找戏班搭班唱戏。父亲临走时，他们兄弟俩当然也是依依不舍的，大伯有从角直来的挡板船，这船不出码头唱戏就一直停在荷花堤，父亲从船上取走属于自己的衣箱、道具，和财奎、宝奎一起辞别了他们的兄长。恰巧这时候父亲的姐姐嫁给了嘉兴金舞台的班主王春山，王老板成了父亲的姐夫，于是三人就到金舞台搭班。王春山也是唱戏的，自己有一条乌篷船。王春山和我大伯一样都是人数少只有一条船的戏班，行话叫“一冲头”。那时最好的戏班叫“堂名班”，至少有五六条船，演员阵容强，文武老生、武生、武花脸、武丑还有旦角等，都得有；其次是“硬一冲”，有三四条船；再其次便是“一冲头”了，武戏演到《战宛城》就算顶格了。关于“一冲头”另外有一说法，即头一天戏好，第二天就不来了，所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差的一种叫“年糕班”，逢年过节凑几个艺人，拿上班里演出“跳财神”用的面具，带了锣鼓家生到镇上或乡村农户人家去“跳财神”，很受欢迎。因为在年节上，当地人图吉利，给演员的报酬是年糕，几天下来可收到年糕数百斤，用箩筐装去换成大米或钱，以此度过年关。父亲去王春山那种“一冲头”戏班搭班，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主要还是看在亲戚的面上。谁知王春山为人很抠门，平时有好吃的东西，都是夫妻俩享受。一次夫妻俩在舱里喝酒吃蟹，连叫都不叫一声，我父亲气不过，去望吴桥旧货店卖掉一条裤子，买了二斤蟹和酒，三兄弟坐在船头上吃吃喝喝自寻快乐。这是生活细事，总是年轻人好赌气。讲到唱戏上头，我父亲一直很卖力，一次在台上打把子时，父亲因痔疮发作，支撑不了就匆匆下场。这是演出时的舞台事故，实在也怪不了谁。不料父亲因此遭到王春山夫妻的辱骂，说我父亲不学好，嫖女人弄坏了身子。父亲受此冤屈实在有口难辩，气愤不过，加上王春山对搭班艺人太小气，父亲就萌生了去意。父亲是不到半年就离开金舞台的，那时“小八斤”的名头已经很吃香，不管搭谁的戏班，走到哪里都有别的戏班派人跟着，一有机会就想把父亲挖走。在杭嘉湖唱戏，观众最看重艺人有没有绝技。

P20-21

据文献记载，杭嘉湖地区的水路戏班早在清乾隆之前就出现了。他们以船为交通工具，长年来往于水乡城镇，或赶趁庙会，或应大户人家寿诞节庆之召，演出以昆曲为主，时称“水路班子”。同治、光绪年问，水路京班开始在杭嘉湖出现，鼎盛时有三十多个班子，卖戏献艺，酬神娱人，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从晚清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嘉兴作为水路京班的演出中心长达百年，各色戏班，南北优伶，汇集于此，给京戏这一最早盛行于北方都市的国剧，打下了深刻的江南烙印。

数十年来，有不少文人学者对杭嘉湖水路京班予以满腔热情的关注。他们多方寻找当年的伶人，搜集从口碑到文字记载(戏单、传抄的脚本等)的资料，汇辑成文。比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由京剧名家李紫贵先生口述、蒋健兰整理的《忆江南》一书，以万余字的篇幅记叙了有关杭嘉湖水路京班的见闻，内容翔实，弥足珍贵。此外，刊登在《湖州文史》第六辑上的阮泉华先生所撰《杭嘉湖水路京班史话》，资料多从采访当年的艺人所得，对水路京班的形成时间、地点、班社的多少，以及知名的庙台和演…习俗等，都有详细生动的介绍。从一九八五年起，嘉兴市文化局《戏曲志》编辑室编写的《戏曲志资料》，也有许多篇关于水路京班的文稿，颇具史料价值。

以上著作和史料文献，都可以备供戏曲艺术史参考。唯令人稍感不足的是，尚缺少水路京班艺人自传性质的记事。

卞韵良和金艳霞都出身于梨园世家，他们对父祖一辈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自己也在红氍毹上度过了大半生。尤其是卞韵良先生，他的大伯卞金奎(艺名小七斤)、父亲卞银奎(艺名小八斤)当年在嘉兴领掌卞家班数十年，是杭嘉湖著名的水路京班之一。卞韵良自己十二岁从艺(学做坐唱)，翌年丧父，即以稚嫩的双肩扛起了唱戏养家糊口的重担，即使到了晚年，依旧对水路京班的江湖生涯充满深情，八十岁时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父亲当年在杭嘉湖的代表作《风波亭》脚本。金艳霞则六岁登台，十六岁唱红，工青衣、花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搭班唱戏，挂头牌花旦有十年之久，声名不止在杭嘉湖。陆明先生采用口述整理的方式，从卞韵良和金艳霞伉俪的身世、经历、个性乃至生活状态方面下笔，弥补了杭嘉湖水路京班史料的一个缺憾。

《粉墨江湖》一书成稿后，陆明嘱我作序推介，我欣然从命。因为这本书口述资料丰富，记录的文笔朴实、生动、可信，值得京剧史家、评论家和京剧爱好者们开卷一读。

有许多的老嘉兴人，对卞家班——红旗京剧团的记忆印象，是在他的童年就产生了。其他诸如三友锡剧团、励新什景戏剧团(唱滑稽)、自立姐妹杂技班、新胜木偶京戏班和星火越剧团、南湖评弹团等，和我年岁相似的老嘉兴，也都各有各的记忆印象。

对卞家班认知那么早，是因为班子的武打戏精彩，虎跳、筋斗、弹板高毛等都极火爆，最能抓住儿童的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已近中年。那时，工人文化宫有个“京剧之家”，离我的禅杖桥住所很近。卞韵良先生出现在“京剧之家”，大概是在一九八四年他的肺结核病治愈之后，他和夫人金艳霞给十数个票友说戏，传授国剧的表演经验。

我多半的时候(晚饭后)，见到卞先生司鼓。卞先生手中拿两枝小拇指粗细的槌，一边“嗒嗒嗒”鼓槌雨点般地落在鼓面上，一边嘴里大声的“锵锵锵”地念着锣经，精气神十足。金艳霞老师则伫立一旁，含笑睇视。

他俩，一位是卞家班第五代传人，创立红旗京剧团并曾任团长；一位是旦行名伶，曾经红遍杭嘉湖。

这之后，我搬家离别了禅杖桥。

这之后，有关文化宫票房的消息是断断续续的。

二〇〇七年四月初，我在学子弄遇见卞先生，他左手托着个鸟笼，右手未拄杖，步履蹒跚地去赴鸟友们的茶叙。

卞先生一生除了唱戏，还癖好养蟋蟀、养鸟。他喂养的秋虫可以过冬。

寒暄之下，卞先生说他已经八十岁了，活多久，无所谓。

 他的心境还是达观的。

 我望望卞先生，不觉有所思。

 其实，我早就已经在反思：嘉兴的两位文化耆宿庄一拂先生、吴藕汀先生，生前都没有留下一个口述文本，这是很可惜的。我与两先生都熟，本可以做这个事却没有做。庄先生二〇〇一年去世，得寿九十四；吴先生二〇〇六年归返道山，已是九三老人。两先生都有著作可传世，人生经历亦大可以圈点。

口述文本比较日记、书信、传主亲撰的自传、回忆录等，更为优胜的是它甚少掩饰，在讲述时往往情之所致，无暇去作损益的考虑。要言之，口述文本在细节方面更具真实。当然，口述难免也有记忆的失误，这就需要注释来辨析和纠谬。

口述文本向为治史者看重。我非治史者也，只是有些兴趣罢了。于是，在一个欲雨还阴的养花天气里，我叩开了干河滩那一间陋之又陋的租屋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