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大师陈西滢》编著者张彦林。
陈西滢(1896一1970),名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0余岁赴英求学,历时10载,获得博士学位。同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武汉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
他与威尔斯、萧伯纳、哈代、罗素、拉斯基友谊深厚,与胡适、徐志摩、赵元任、王世杰、顾毓琇、周鲠生、罗家伦、皮宗石、杨端六、李四光、叶圣陶、朱东润、钱穆、董浩云等亲如兄弟,他的学生叶君健、吴鲁芹、许君远、何联奎、杨静远等皆为大家。
他与王世杰、周鲠生等发起创办《现代评论》,以《西滢闲话》独步文坛,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_闲话时代”。他宽容忍让,既有中国古代士人的风骨,又有欧洲绅士的风度。1970年3月29日,病逝于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称赞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具有传统中国学人的品质。钱穆以“每于和平见耿介,特从笃厚发光辉”,厘定其人其文。梁实秋说:“陈西滢先生的文字晶莹剔透,清可鉴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
《闲话大师陈西滢》编著者张彦林。
《闲话大师陈西滢》内容提要:陈西滢,中国知名作者、教授,因出版《西滢闲话》而闻名。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本书依据丰富的资料,记述了其多姿多彩的一生,以及与同时代文化名家的交往。
陈大悲万万没想到,1923年9月27日,陈西滢以《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读陈大悲先生所译的(忠友)》(该文作于1923年9月23日)为题撰文,刊发在《晨报副刊》的“论坛”栏目上,接着28日、29日、30日连续撰文,前后共4期,4万余字。就是这位被梁实秋后来称为“豹隐的文人”竟写出了这洋洋洒洒的4万余字,专挑《忠友》译文的毛病。
高斯倭绥(JohnGalsworthy),今译名为约翰·高斯华绥(1867~1933),是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曾在牛津大学读法律,后放弃律师工作从事文学创作。30岁时发表处女作《天涯海角》,直到1904年《法利赛人》出版,才引起社会注意。1932年,他“因其描述的卓越艺术——这种艺术在《福尔赛世家》中达到高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1906年,他完成长篇小说《有产业的人》后,他就被公认为英国第一流的作家。对这样的一个人,在英国留学十年的陈西滢焉能不知道?所以,陈西滢在《高斯倭绥之幸运与厄运》一文的开头便说:“高斯倭绥的戏剧,我总算读过好几本,但是舞台上的表现,我只看见过两次。”他说,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到圣马丁剧院(STMaitin's’Theatre)观看《Loval-ties》(今一般译为《忠诚》),因为那天“冷雨霏霏,寒风袭衣,但是我一口气走到泰晤士江边上电车”,可是上了电车却坐过了两个站点。因此他说:“我看这一剧所受的印象更比上一次深切。”接着陈西滢介绍说:“《Loyahies》是高斯倭绥的杰作。他的种种长处,都可以在这一剧中看出来。”他指出,高斯倭绥在创作之先总是把一件事研究透彻,观察细密,之后才动笔,但在写作过程中“一桩事的几个方面他都老老实实不加点缀的表现出来,他是不肯代一方面着色的。……结果是他的戏剧是完全的写实”。接着,陈西滢又从高斯倭绥戏剧中人物个性的塑造、说白的精妙,极赞高斯倭绥戏剧的优长。
陈西滢由小侄女问“在桥上赢了吗”的意义,到他关注陈大悲译的《忠友》,再由《Loyalties》的剧情说到陈大悲在该剧标题上翻译的错误。在陈西滢看来标题应译为“各种忠心”,陈大悲所译“忠友”和“忠心的朋友”,完全是错了。陈西滢说:“我想高斯倭绥何幸,居然让中国‘第一大新剧家’介绍到中国来。”随后,陈西滢话锋一转,转到陈大悲译文的错误上来,诸如把本应译为“打牌赢了吗”却翻译为“在桥上赢了吗”,把军衔翻译错,把伦敦的律师事务所“Lincoin’sInnFields’’(即林肯法学院场)翻译为“伦敦旅馆界”,把跑马场上赌钱的庄家译为“书贩子”,把“钱票,,译为“期票”,等等。陈西滢说:“我把红笔的记号数一数,译文里的错处和不能懂的地方有二百五十处。这二百五十个错处,如果做一个正误表,加着些说明,恐怕副刊~两月还登不完。”英国一位著名的剧作家的一篇作品翻译成中文后出现如此多的错误,这自然又是英国这位剧作家高斯倭绥的“厄运”。在9月28、29、30日的《晨报副刊》上,陈西滢又罗列了三十二条错误。所以,陈西滢在文章中说:“高斯倭绥的戏剧让陈先生翻译,是高斯倭绥的厄运。”
文章结尾,陈西滢用了几节文字,不仅辛辣地讥讽了陈大悲不配做翻译的事,而且还奉劝他的译作《忠友》暂时停止排印发单行本,其正在翻译的高斯倭绥的另一剧本《有家室的人》也暂时停止发表。陈西滢不无感慨地说:“我为什么要费了三天的功夫来写这篇东西?我并不是闲着没有事做,我想高斯倭绥是英国的大剧曲家。我们介绍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应当给他一个相当的敬礼,如果糊里糊涂,一知半解的介绍他来,未免使一般读者对于他生一种恶感,使他们误会高斯倭绥真是这样的糟糕。,,又说,他之所以单批评陈大悲译的这本《忠友》,是因为陈大悲是有名的“新剧大家”“新运动领袖”,且他本人也曾批评过现在译本“象电报密码,观音神”,艰涩难懂,别人会以为陈大悲翻译的是标本,不会有错,误导青年学生拿陈大悲的译本做范本学习英文而贻误终身。陈西滢还不无调侃地说:“其实陈先生做他的‘新剧大家’去就得了,何必硬做这种外行事?”并希望陈大悲今后再翻译时,“先找一个懂得英文的朋友,细细的校阅一番”。对高斯倭绥尽责,对《晨报》尽责,对自己尽信用的责任。
陈西滢的建议,陈大悲听进去了。他的《忠友》单行本预告虽然刊出,却未印行;他翻译的高斯倭绥的《有家室的人》也没有再在《晨报副刊》上刊发。陈大悲从此好像销声匿迹了。而作为《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由他极力捧红的陈大悲遭到陈西滢这猛烈的一击,他也深感自己学以上的缺失,已不能引领《晨报副刊》适应更多、更高层次读者的品位,不久,便离开了《晨报副刊》。而陈西滢也因此成为北京学界的闻人。
P24-P25
因为一个巧合的原因,我认识了张彦林,这位家乡的传记作家先后出版了《浪漫诗人徐志摩》、《锦心绣女赵清阁》、《绮才玉貌:凤子图传》三部名人传记,还约我分别为其写了序言。最近,他又不辞辛劳,走访陈西滢的多位研究者,撰写了《闲话大师陈西滢》。该书在出版之际,彦林同志又诚邀我为该传记写篇序言,我又不能推辞,写出我对陈西滢的一些认识和阅读其作品的一些感想,与同道交流,并诚望得到指正。
陈西滢(1896—1970),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6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担任文学院院长。1943年离开祖国,来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西滢闲话》是他的主要作品结集。他身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撰写的随笔,闲说为“闲话”,却对时事发表了很多议论,“闲话”不闲。如对西方戏剧的介绍,对中国“文明戏”评说的《小戏院的试验》、《观音与国剧》,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东西文化及其冲突》、《拆了火炉搭凉篷》、《中国式的外国医院》等。这些看似闲话的文章,实际像当今出国访问归来的专家、作家写的观感,直叙个人情绪,尽写特殊感受,让人感同身受,并受到一定的赞许和认可。阅读《西滢闲话》,使读者看到他对军阀混战的中国充满痛恨。他对军阀统治的批判锋芒显露,他对军阀统治者的腐败大加指斥,他对腐败政府“讨好洋人”的讥讽等,分别在《吃饭与火拼》、《捞油水》等文章中得到了直呈。所以,《西滢闲话》并非闲话,是其思想观念的体现,也是他具有社会责任的体现。
陈西滢在他的文化生活中,有备受人们关注的事件,就是他与鲁迅的论战,原因在于他对鲁迅作品的直言评说。他与鲁迅的论战,使他声名鹊起.成为“名人”。按照当代研究者的说法,陈西滢可以说是上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里的一个“另类”。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闲话”作家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备受人们关注的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也涉及对作品的评价和认识的差异。1926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向读者推荐新文学杰作。文中他对鲁迅小说及杂文的评价是很特殊的。
陈西滢开列的十部著作,包括胡适的《胡适文存》、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的《古史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西林的戏剧《一只马蜂》、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说集《超人》。客观地说,陈西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是冷静的,并无意抬高与贬低。但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与他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分歧较大。
陈西滢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是鲁迅“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说,小说里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他还是认为《阿Q正传》要好一些,却把阿Q视同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只肯定其艺术的生动有趣,并未肯定鲁迅作品的思想深度。人们认为,这不是陈西滢的评论水准问题,而表明了他对鲁迅作品价值持有保留,甚至还表现了他对鲁迅作品的不恭。他曾直言:“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II!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相比之下,他对其他作家作品的评说,就比对鲁迅宽宥得多。因此,在当时的文艺界,议论纷纷,有的评论家对他这种态度不认可,不认同。对此,我认为,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与鲁迅所强调的,批评家要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真实,是感同身受的,是相通的。论战虽然过去了很多年,我们看待这场论战,应该更加公允,不能因为评价的不同而过于苛刻地要求评论家。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从结局上,从道义上审视,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其失败的结果,使他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个“反派”角色。后世的观者,多认为在这场驳难中,陈西滢始终处于被动挨打之地位,没有还手之力。在他与鲁迅的论战中,韩石山曾指出:“陈西滢不说是略高一筹了,至少和鲁迅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今天,健康地发展文学评论,从这次论战中,我们也会受到启发与教益。
丹纳曾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不是孤立的。”“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陈西滢的“闲话”正如丹纳之言,他具有的独特艺术风采,源于他的博学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历史传统、外来影响、时代环境、审美的追求对他的文学特色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他的《西滢闲话》等作品在当时成为畅销书,深受读者的喜爱,《西滢闲话》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评价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作家苏雪林则赞其文笔晶莹剔透,更无半点尘滓。
《闲话大师陈西滢》可以说是介绍陈西滢、研究陈西滢的一部重要传记新作,彦林同志以翔实的史料、T-富的知识、秀丽的文笔,娓娓道来,呈现出了陈西滢的特殊人生和他的文学贡献,辐射出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现状,以及当时中国文化人的思想变化和时代境遇,使这部传记具有了重要的现当代文学史料价值。深信,会受到读者们的欢迎。
每个人的学术原野之外,还有新的原野。《闲话大师陈西滢》完成之后,彦林同志和我商讨,在传记文学的领域如何继续前行,我建议他应当走得更远;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基层的传记文学作家,应当努力克服更多的困难,深深植根于我国传记文学的沃土之中,扎根在乡土文学的精神家园之中,完成自己的夙愿。我记得有一位名入曾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使你倒下,如果你的信念还站立着。”我深信,彦林同志能实现自己的夙愿,这也是我对他的期盼与真诚祝愿。
彦林同志在传记文学的领域辛勤躬耕二十余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成就,他的几部作品引起了读者和传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也让读者走进了传记文学,新著《闲话大师陈西滢》也会引导读者走近陈西滢。“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沉影之心”。掩卷彦林同志新著,谈了如上感想,自感多有不妥不当之处,诚望共同研讨之。
我关注陈西滢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我为写徐志摩传记搜求资料,见到《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陈西滢、凌叔华的书信。我对在河南大学任教的沈卫威老师说,想写关于陈西滢的文章,他便把陈西滢的资料复印给我。其间,我写过几篇关于陈西滢的文章,承蒙徐坚忠厚爱,刊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10多年后,我想为陈西滢作传,已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沈卫威老师又把朱传誉主编、由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陈源传记资料》复印寄我,这些资料让我对陈西滢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我先把陈西滢年谱编了出来,经百花文艺出版社高艳华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张昌华两位资深编辑介绍,与当时还在英国的陈西滢女儿陈小滢取得联系,她回国后我又专程拜访她。她不仅告诉我她父母的故事,还为我写陈西滢传提供资料信息。在湖北咸宁崇阳县图书馆王洪先生帮助下,我得见台湾版《珞珈》第27期(纪念陈西滢专号)。由于历史的原因,陈西滢的资料很难收集,我曾多次到武汉、北京、无锡等地寻踪觅迹,得到许多朋友帮助。湖北图书馆范志毅和当时在读研究生马文婷,帮我查到94期《现代文艺》(《武汉日报》副刊);经陈小滢介绍,在高来东、薛镇岐帮助下,我拜谒了无锡陈氏墓园;皮宗石之子皮公亮、吴其昌之女吴令华、杨端六与袁昌英之女杨静远,武汉大学陈建军、吴骁,中国历史博物馆陈烈也给予指点;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计蕾主任帮助查阅相关资料,为我节省到北京的路费。我用了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陈西滢传的手写稿,熊文娟挤出时间把它打成电子稿,张帅、张宁帮助修改图片。河南人民出版社蔡瑛老师细心打磨,才成了现在的样子。
在这四本传记作品中,陈西滢传是我花费时间最多、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但是,也是我最不满意的一本书。因为陈西滢早年和晚年在‘欧洲学习和生活时的日记、书信等资料,我没有见到,他的全集也没有编辑出版。我希望这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唤起人们对陈西滢及像陈西滢一样过去几乎被打人冷宫的文学艺术家的关注。我同时希望《陈西滢全集》出版。
感谢高天星老师多年对我写作的关心与指导,百忙中为本书撰写序言。感谢吴刚、曾辉、宋国军、李宏达等有关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是他们让我在比较宽松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学习和研究,才有了今天的成果。
高天星老师在序言中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使你倒下,如果你的信念还站立着。”我渴望真善美,厌恶假恶丑,作家的价值在于激浊扬清,我还会在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行。
最后,真诚地希望读者、方家给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