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编著的《亲历拨乱反正》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语言文字生动，内容丰富鲜明。作者的亲身经历，让人感动，发人深省。其分析说理，也娓娓动听。拨什么乱？反什么正？读后更加分明。本书全面反映了拨乱反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艺、外交等，都有所反映。具有可读性、代表性和资料性。

拨乱反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特殊的一页。这一段历史时间不长，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粉碎“四人帮”以后，只有经过拨乱反正，才能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不了解拨乱反正这一段历史，就说不清历史的转折，就说不清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

沈宝祥编著的《亲历拨乱反正》由近40篇回忆性的文章组成，讲述了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本书所涉及的时间只有几年，但胡耀邦的思想，人生态度，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过程，以及他的语言风格，他的性格，在本书中都有鲜明和生动的反映。

《亲历拨乱反正》作者是拨乱反正的参与者、见证者，在写作过程中，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坚持唯物史观，记载所经历、所见证的一些事，以及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读者阅读本书，除了可以了解拨乱反正的历史，还可窥见一个活生生的胡耀邦。

自序：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1

一、1977年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1

——胡耀邦推进拔乱反正的起点

二、《理论动态》横空出世／11

三、胡耀邦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25

四、一次留下历史印记的中央党校党委会议／32

五、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总结“三次路线斗争”／40

六、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47

七、杨西光与《理论动态》／72

八、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第一次进中央党校课堂／80

九、一篇鲜明提出清“左”的文章／85

十、清理经济领域的“左”／94

十一、1979年开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102

十二、反对老的和新的个人迷信／109

十三、突破人权禁区／121

十四、呼唤民主与法制／126

十五、党内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131

十六、胡耀邦的反封建思想／138

十七、在平反冤案中提出“两个不管”／140

十八、关于理论工作与文风／145

十九、中央党校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153

二十、“匕首，投枪，手榴弹”／158

二十一、在历史转折关头／163

二十二、胡耀邦对思想路线建设的贡献／168

二十三、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74

二十四、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179

二十五、胡耀邦对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185

二十六、胡耀邦组建的理论动态组／191

二十七、富强胡同6号见证拨乱反正／199

二十八、胡耀邦的“隆中三策”略考／206

二十九、拨乱反正中的叶剑英与胡耀邦／211

三+、中央党校的新生／215

——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党校复校开学记述

三十一、拨乱反正中的三次大讨论／226

——纪念《理论动态》创刊三十周年

三十二、扭转乾坤的事业／235

三十三、“有所得，必然有所失”／239

——胡耀邦同我们谈读书

三十四、历史新时期最早的改革宣言书／243

——重读胡耀邦《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

三十五、胡耀邦与华国锋／251

——我所知道的若干情况

三十六、尊重历史保存历史／268

——《(理论动态)精华本》序

三十七、胡耀邦活在人民心中／270

——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发言

三十八、胡耀邦给理论动态组写的批语(选录)／272

三十九、沈宝祥日记摘录／296

附录

一、悼词／317

二、在《理论动态》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320

三、《理论动态》十五年的回顾与总结／322

——在庆祝《理论动态》创刊15周年座谈会上的汇报稿

四、庆祝《理论动态》创刊二十周年座谈会发言稿／327

五、风雨兼程开拓前进／330

——纪念《理论动态》创刊二十五年

六、为继续解放思想作出新的贡献／334

——在纪念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创刊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七、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远影响／339

——在“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3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八、严肃对待历史／342

——对《解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一文的辨析

九、致李君如／349

十、还原一个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者／351

——读满妹著《回忆父亲胡耀邦》

十一、对中国改革追根溯源的思考／355

——读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十二、我收集胡耀邦诗词的感受／359

十三、《胡耀邦诗集》引起读者强烈共鸣／362

1988年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秘书陈维仁，在山东烟台给他的老首长献诗一首：

戎马倥偬为大同，十年开拓振雄风。

壮心难酬忧国运，神州功盖有三中。

所谓“十年开拓”，起点是胡耀邦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是他复出后的第一个职务，终点是1987年初辞去总书记职务，前后正好十年。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任命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复出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十年开拓”，是从中央党校起步的。十年开拓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更具体一点说，是从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为开端的。

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是流水账式的日记。1977年3月4日这一天，我的日记是这样记的：

上午，理论小组学习讨论《论十大关系》，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接到中央通知：华主席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

全校开庆祝会，游行。

下午，理论小组座谈中央的决定。

十年“文革”期间，各个单位都安装了高音喇叭，一有要事，高音喇叭就广播。中央党校也是这样。党中央关于恢复中央党校和组建中央党校新的领导班子的电报，就是通过广播传达给大家的。中央党校被关闭了多年，恢复中央党校，这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强烈愿望。听到党中央的决定和任命，特别是由党中央主席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大家备受鼓舞。对于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工作，大家也是很满意的。

我对耀邦早就有很好的印象，有自己的感受和认知。我是在1949年6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1951年参加工作后不久，就是胡耀邦同志担任团中央书记。我当时在团的基层组织任支部书记、副书记等职务。我在报纸上常常读到胡耀邦同志的文章，很受启发，心目中很佩服这位团中央的书记。

20世纪50年代，我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在学校担任了一些社会工作，是学生会秘书长，还兼任校团委统战委员。大概是1958年的一天，学校有关方面要我带领一批学生到江西路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一两百人。会议开始，会议主持人荣鸿仁（国家原副主席荣毅仁之弟）说，耀邦同志来上海，今天同大家见面，欢迎耀邦同志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并听他讲话。我至今还记得，耀邦同志这次讲话的主题是，“断资产阶级之情，立无产阶级之志”，是针对参加会议的对象讲的。我还记得，他以上海市南京路有名的南京理发厅一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裘姓女优秀青年理发师为例。他的讲话说古论今，旁征博引，生动风趣，一下讲了两三个小时，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不觉时间长，讲话结束时，大家热烈鼓掌。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讲了“fiX－甘为孺子牛”的典故，讲到齐景公跟他儿子嬉戏，口衔绳子，学做牛，让儿子牵着走。儿子跌倒，将他的牙齿拉折了。耀邦一边讲，一边还表演，逗得全场大笑。大学生是很会挑剔的，很喜欢评头论足。一堂课，一次演讲，要博得大学生的好评，很不容易。这次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感到他读书很多，而且读书求甚解，对我很有触动。20多年之后，突然听到胡耀邦同志要来当我们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在我脑中立即引起对他的美WiiltZ，衷心拥护。

胡耀邦于3月9日上午来校，同当时的党校领导班子（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见了面，就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其间，3月12日，叶帅找耀邦谈了话。3月14日，耀邦看望了邓小平。直到3月25日，胡耀邦才到党校上班，同大家见面。

这天下午，在礼堂东教室开全校党员干部大会，由胡耀邦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大家早早地在东教室就座，人到得很多。胡耀邦在秘书梁金泉（当时大家都叫他小梁）的陪同下，走进东教室。这次会议不像通常那样，有一位主持人。耀邦独自走上讲坛，用平缓的口吻说：“今天，我就正式上班了，一上班就传达中央的重要会议。”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大家用掌声表示对他的欢迎和支持。

那时，中央党校的主楼、学员楼和大部分家属宿舍楼，还被军委总参谋部各单位占用着，胡耀邦只得在家属宿舍楼里的一套房子里办公。学校有关方面安排他在53号楼的一套房子里办公。那是中央党校的甲级住宅楼，是二层楼，一排六家，由东而西，从101到106。耀邦和两个秘书就挤在105号。那时中央党校的家属楼面积小，又很简陋。甲级楼虽有140多平方米，楼上楼下，也只有四个房间。楼下一个厅，一个房间，秘书在那里办公，再摆一张会议桌，坐十来个人就很挤了。耀邦在楼上有阳台的一个房间里办公。这个房间14平方米多一点，靠西墙放一张办公桌，靠东墙放一张单人床，是从学员宿舍搬来的。他在这里办公，晚上就住在这里，除星期日外，平常一般是星期三回家一次。他在这里紧张地工作，过着俭朴的生活。一位公务员小张给他到食堂打饭。我因参加《理论动态》的工作，到105号去过多次。有一次，我看到，党校理发店的师傅正在给耀邦理发。每天吃过晚饭后，耀邦出来散步，能接触不少人，这也是他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一种方式。

中央党校是十年“文革”的重灾区。

多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批判“合二而一”，在中央党校酿成了多起冤案。尤其是十年“文革”，在康生的一手操纵唆使下，砸烂了中央党校的领导班子，校长、领导干部和教学人员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队伍搞散了，连校舍也被划给了军委总参谋部。粉碎“四人帮”后，仍由原来的造反派组建的领导班子领导搞揭批“四人帮”运动，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胡耀邦面对的中央党校，是一个烂摊子。

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重整旗鼓呢？

胡耀邦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并经中央的批准，决定采取召开整风会议的形式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这个整风会议，实际上成了他思考酝酿并推进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契机和起点。

整风会议于1977年4月7日开始。参加者包括当时的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成员、正副组长、正副支部书记，“文革”前党中央任命的原正副主任以上党员干部，全校25个党支部各选一个代表，共70人。我作为文史教研室党支部选出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随着形势的发展，参加者扩大到100人、130人。我每次参加会议都作了记录，这篇回忆文章主要依据我的记录写成。P1－3

自序

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

“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是胡耀邦同志的语言，借用来做这篇序言的题目。

拨乱反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特殊的一页。这一段历史时间不长，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拨乱反正”这个概念是逐步形成的。1977年5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时，还没有拨乱反正这个提法。首先使用拨乱反正这个提法的是邓小平。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方毅和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针对十年“文革”中教育战线的是非颠倒，也针对当时教育部负责人的思想还比较保守的状况，鲜明地提出：“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这是到目前为止，公开文献中最早使用拨乱反正的提法。以后，拨乱反正这个提法逐步推广开来，被广泛运用。邓小平又给拨乱反正作过定义式的论断。他说：“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拨乱反正，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概念。胡耀邦用“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八个字来说明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1981年1月29日和30日，胡耀邦用两个半天的时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对拨乱反正作了阐释。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一条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路线，实行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政策，这才叫拨乱反正。如果路线、政策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那叫什么拨乱反正？那叫换汤不换药。采取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路线、政策，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才是正确的，才是真正恢复毛泽东同志过去正确的那一套，发展过去正确的那一套，才是真搞社会主义，才是真搞四个坚持。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准备不够，思想认识不深刻。只有在路线上、政策上完全同‘文化大革命’这一套划清界限，这才叫真正的拨乱反正。拨乱反正这个名词最早出在《公羊传》：拨乱世，反诸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治理乱了套的局面，把它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的道路上来。所以，拨乱反正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不能够只换几个人。如果只换几个人，但是在路线政策上还是老一套，或者基本上是老一套，那不叫拨乱反正，叫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东西。”

我查了一下，发现《汉书》中已有“拨乱反正”的用语。《汉书’高帝纪》：“帝起细微，拨乱反正，平定天下。”《汉书·礼乐志》：“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接。”《后汉书．顺帝纪》：“仰惟先帝，受令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古人所用拨乱反正，是指治理乱世，恢复正常而言。我们使用“拨乱反正”这个提法，赋予了新的内涵。

历史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由于某种原因，历史老人的步伐有时慢些，有时快些，但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不可能跳跃。粉碎“四人帮”以后，只有经过拨乱反正，才能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不了解拨乱反正这一段历史，就说不清历史的转折，就说不清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

拨乱反正是一场艰巨的错综复杂的斗争。

胡耀邦身处拨乱反正第一线，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拨乱反正也有自己特殊的感受。

1978年12月31日，新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政协礼堂同宣传系统干部见面（参加者为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笔者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就当前的宣传工作讲了四点意见。他首先讲到拨乱反正。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大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晾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我建议在座的历史学家想一想我们两年多来的经历，以便几年之后好写出这两年多来的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学员结业会讲话时又提出，粉碎“四人帮”后的这两年，我已经向历史学家们提出过，建议他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写粉碎“四人帮”两年的历史了，先写片断，叫做“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两年多以来多少好同志，多少英雄夜以继日地用全部精力为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作了贡献。

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拨乱反正的历史都是应当写的。撰写拨乱反正史，这是胡耀邦的殷切期望，也是留给我们的遗愿。

拨乱反正是全面的，涉及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拨乱反正是在排除干扰，克服阻力中前进的，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种曲折，主要是由于“两个凡是”的干扰。“左”是一种思潮，是一种政治倾向，也是一种力量对比格局。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必然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拨乱反正的曲折，有时也源于拨乱反正者自身的原因。比如，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跳不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客观规律，思想陷入某种框框。现实生活永远比抽象概念复杂得多。

拨乱反正有它特殊的复杂性。撰写拨乱反正史也有它特殊的难度。只有忠实于唯物史观，忠实于辩证法，依靠唯物史观，依靠辩证法，才能使拨乱反正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工作，才能完成这样的科学任务。

本人有幸在胡耀邦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参与了拨乱反正，从1977年6月到1981年9月，前后有四年半时间，主要是办《理论动态》。在这期间，参与一些事，也见证一些事，但本人是一个普通的理论工作者，所涉及的，都是比较具体的事。也就是说，本人只是在一个比较小的侧面、比较小的角度，参与拨乱反正，所知很有限。当然，这些事也有它的历史价值。我认为，将这些事如实记载下来，也是我的历史责任。为此，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从1987年到1997年，用了十年时间，撰写了近40万字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这本书已在1997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5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再版，书名改为《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08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恢复原书名。

第二件事是，撰写了这本拨乱反正回忆录。这本书撰写的，主要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外的事，也写了一些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事，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那本书中没有写或写得不够的事。收进这本书里的文章，绝大部分已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但限于报刊的篇幅，有些事讲得比较简略，收进本书的时候，对有些文章作了内容的补充。

我写的这本书，主要是记载我所经历、所见证的一些事，以及我进行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我是将这两本书当做历史著作对待的。我定的方针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本书的依据是，我经历的事，我的日记，笔记，我保存的资料，我查阅的资料，访问当事人所得的资料。书中有些日期，有些史实，经过多次查对，力求准确。从主观上来说，尽量做到言之有据，避免或减少人们的考证，以对得起当代人，对得起后代人，对得起历史。但我要老实地说，这本书也有局限性，有的地方是含糊其词，有的事没有写。

本书所涉及的时间只有几年，角度也不很广，但读者阅看本书，除了可以了解拨乱反正的历史，还可窥见一个活生生的胡耀邦。他的思想，他的人生态度，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过程，他的语言风格，他的性格，在本书中都有鲜明和生动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出，在那扭转乾坤的年代，胡耀邦是一位先行者，但他的思想，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和提高深化的过程。这是不奇怪的。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可贵的是，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实践中能够虚心学习，勤于思考，因此能够日有所进。

本人有一篇《（理论动态）两篇文章的风波》文稿，未能收入本书，读者如需要，可通过本人的电子邮箱索取：sbx5374@263．com。

沈宝祥

2008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