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更多更便宜的香料
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人，是不愿再回到粗茶淡饭的日子的。这是政治经济学教授和法官们公认的一条法则。当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也只好勉力为之。然而，在他们完全绝望之前，总是会努力维持其已经习惯了的高品质生活。
公元之初的十个世纪里，西欧大陆上的野蛮人还远没有走到这一步。那时他们面临的只是维持基本的吃喝、生存和社会的推演。当这个历史任务终于完成、西欧大陆最终获得和平与安宁时，文明史上的一千年已经过去了。
老一辈的人享受着安逸和宁静，而年青一代则开始了躁动和游荡。这一过程持续了十个世纪，导致了又一次的动乱。在这时西方人又再次认可了唯一的统治者。他没有提出征服世界的要求，但是他的思想武器能够歼灭所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土兵，他的纸箭能够穿透最坚固的城墙。他的一丝不愉快，比皇帝或国王的战争威胁还要可怕。机敏的外交官和精明的政治家辅佐着他，将持续高涨的不安情绪引向对外征服之路；导致了以十字军东征为名的向东大迁徙。
从地理上看，古代世界是地中海人的世界。谁如果能够控制那片宽阔的水域，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们，但这个壮举显然不是一小撮海盗可以完成的。只有族群联合起来——通过千万年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共同发展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巨大凝聚力——才能在广阔的区域内纵横自如。这些族群非常清楚他们将会面临的，那就是战争。
公元622年，亚洲在一位新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号召下，再次准备进行一次战争。计划中的战斗规模非常庞大。穆罕默德的左翼大军占领了西班牙，其右翼则在同一时间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基督教会的教皇因此惊恐万分，随即宣告进行圣战。
这场战争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完全失败了，但其社会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罗马帝国消亡之后，欧洲大陆各国第一次接触到几乎在各个方面均优于它们的另一种文明。十字军的将士到东方去是为了征服和掠夺，然而归来的时候却带回了有关舒适、奢华的新概念，以及对自己贫乏、枯燥生活的深深厌恶。这种总体观念的改变，不久就在西方大陆人们的住宅、服饰、举止、娱乐生活和饮食上反映了出来。
年轻人不再具有其先辈所特有的那种神圣的热忱了，与此同时，地中海另一边的宗教狂热程度也大为下降。与朋友交往日久，就会漫不经心；而与敌人彼此了解，就会互相尊敬。之后的故事就是妥协，和解，贸易往来。
饱经战乱的古贸易之路得到了修整，吃苦耐劳的骆驼再次负上货物来往于喀什加和大马士革之间。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帆船又像从前一样定期往返于亚历山大和法马古斯塔。因此，世间一切太平，胡椒、桂皮和靛蓝等商品不断进入欧洲，双方商人的钱袋都满满当当。
但14世纪开始的一场极端的穆斯林运动终止了这段历史。伊斯兰教的虔诚狂热的教徒们深知，互通贸易带来的不仅是巨额的利润，还有与异教徒的交好。他们质疑商人的信仰忠诚，决定规劝这些误入歧途的教友们改邪归正。伊斯兰教的托钵僧人跑遍了穆罕默德的国土，鼓吹回到最纯净的教义中。
通过各种威胁，伊斯兰的商人们最后只能选择与同信仰的人进行贸易活动了。两百余年间源源不断向西方市场输送的商品，在渐渐消失。而此时欧洲人已经离不开这些商品所堆砌出来的高品质生活。投机商人们嗅到了获得更多暴利的机会，开始囤积货物高价出售。但是与以往不同，这时信贷已撤销，所有的交易都必须使用现金。香料商人们明确要求支付威尼斯金币和银币，而欧洲有限的金银矿资源，已经不够供应贸易了。
世间前所未有的、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出现了。公众购买欲望高涨——供应量下降——物价急剧上涨——普遍使用金银货币——可供应的黄金越来越少——西亚和北非国家一个接一个落入异教徒之手——一条又一条的商路被无限期关闭——新兴的、生机勃勃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要为自身的发展而战。
资本主义虽被指责犯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罪行，然而谁也不能指控它懒惰，也难以否认它在危急时刻能够发挥一种堪称神奇的力量。
欧洲的整个经济（说到底是整个宗教、社会、文学、艺术和科学）结构如今已濒临解体的边缘。
通往有利可图的东方之路被关闭了，聪明而勇敢的人开始将视线瞄向西南方的大西洋。当时要在航海图上没有标示的未知海域上航行，就如同今天要乘飞机上月球一样希望渺茫。实际的困难实在太多、太大，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克服吧。
当时有许多阅历丰富的航海家，他们根据自己身上关节疼痛的状况，就能预报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当时有许多学识渊博的天文学家，他们观测星象就如同我们看时间表一样；当时有许多勇敢无畏的冒险家，他们为了寻找些许刺激或者得到一罐金币而甘冒生命危险。
然而，开辟新时代的人是一位从《以斯拉启示录》中得到启发的天才；一位毫不妥协要签署正式契约以保证他能抽取大洋彼岸上所发现的贵金属的十分之一的人；一位坚持自称为“大洋司令”的贪慕声名的人；一位去世时穷困潦倒、不可思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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