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托夫》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描述了一颗坚强刚毅的心是如何战胜自己心灵深处怯懦卑鄙的阴暗面，由幼稚走向成熟，它是描述心灵历程的史诗；叙说了一个真诚的音乐家是如何反抗虚伪轻浮的社会，从而在与社会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升华自己、完善自己，它是主人公克利斯朵夫的历险记；它又是一部音乐的史诗，作者用他对音乐精神的深刻理解，描述了病态堕落的艺术与健康奋进的音乐之间的斗争，歌颂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音乐理念。

本书原著是一部十卷二千页的小说，它是一个音乐天才的艺术发展过程的精雕细琢的记录。罗曼·罗兰描绘书中主人公的心灵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外，他还消除了法国与德国之间的艺术隔阂。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经历也就是每一个丢掉过去、开拓将来的天才人物的经历。1915年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这部巨著。如此巨著，值得一看。

译序

第一卷 黎明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二卷 清晨

 第一部 约翰·米歇尔之死

 第二部 奥托

 第三部 蜜娜

第三卷 青春

 第一部 于莱之家

 第二部 莎冰

 第三部 阿达

第四卷 反抗

 第一部 流沙

 第二部 失落

 第三中 解脱

 作者和影子的对话

第五卷 市场

 第一部

 第二部

第六卷 安东妮蒂

第七卷 楼中

 第一部

 第二部

第八卷 女友

第九卷 燃荆

 第一部

 第二部

第十卷 新生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别了约翰·克里斯托夫

后序

后记

在床上，在母亲身边，孩子又乱动了。一种说不出的痛苦从小生命的内部向外进发了。他使劲顶住。他扭着身子，捏着拳头，皱着眉毛。痛苦越来越大，虽然不声不响，但肯定不会放松。他说不出这是什么痛苦，要发展到什么地步。他只觉得痛苦无边无际，没完没了。于是他难过地哭了起来。母亲温柔地用手抚摩他。痛苦立刻不那么厉害了。但他还是在哭；觉得痛苦总是在他身边，在他体内——大人知道痛苦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有法子减轻痛苦，可以在思想上把痛苦局限在身体的某个部位，那就好治疗了，必要时可以连根拔掉；他可以划定痛苦的范围，把它隔开。孩子可不知道这套自己骗自己的法子。头一次碰到痛苦更厉害，更难受。痛苦就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漫无边际，似乎在他胸中安营扎寨，在他心中扎下了根，成了他皮肉的主宰了。的确是这样：痛苦如果不把他的肉体啃得一干二净，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

母亲紧紧把他抱在怀里，用小孩的话说：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的小宝贝，我的小金鱼……”

他老是断断续续地哭哭啼啼。人家会以为这一堆既无意识、又没成形的可怜巴巴的肉体，已经预感到了他命中注定的坎坷生涯。因此，无论怎样他也静不下来。

圣·马丁教堂的钟声划破了夜空。声音沉重迟缓，穿过雨水润湿了的空气，就像在苔藓上的脚步声。孩子正在呜咽，忽然一下不哭了。奇妙的音乐温柔地流过他的胸中，好像一道乳流。黑夜放出了光明，空气显得亲切而温暖。他的痛苦消失了，他的心笑了起来，他从容地吐了一口气，就溜进了睡梦之中。

三口钟继续平静地奏鸣，宣告明天节日的来临。路易莎也一面听着钟声，一面回想如梦的苦难历程，同时幻想着睡在自己身边的爱儿将来会成为什么人。她在床上已经躺了几个小时，又疲倦，又难受。她的手和身子都在发烧；羽绒被压在身上也嫌沉重；她甚至觉得黑暗压得她遍体鳞伤，闷得透不出气来；不过她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她瞧着孩子；在昏暗的夜色中，她还是看得出孩子的面孔显老了……她到底斗不过瞌睡，发烧时会看到的形象在她的脑子里跑马。她以为听到了梅希奥开门的声音，心不由得怦怦跳。有时，滔滔江水声在一片寂静中显得更响，好像野兽的号叫。雨打玻璃有如手指落在琴键上，响个一声两声。大钟的奏鸣曲越来越慢，最后变得无声无息；而路易莎也在她的儿子旁边睡着了。

这时，老约翰·米歇尔站在门外雨中，胡子给氤氲的水汽沾湿了。他在等他荒唐的儿子回来；因为他的脑子总在胡思乱想，不断地对他讲酗酒造成的祸事；虽然他并不信，但今夜要是不见到儿子回家，自己就是回去也睡不着一分钟的。钟声使他感到非常忧郁，因为他想起了烟消云散的希望。他问自己深夜站在街头，所为何来。他感到惭愧，不禁哭了。

时光的洪流缓慢地滚滚向前。白日和黑夜永恒地此起彼伏，宛如汪洋大海中的潮汐涨落。一周，一月，旧的才去，新的又来……每一天都像是同一天。

漫长的、沉默的日子，只看得见光和暗的循环交替，只听得见摇篮中浑浑噩噩的小生命在睡梦中呼吸的均匀节奏——每一天、每一夜都带来了小生命的迫切需要，痛苦的或快乐的需要，来得这样及时，似乎是他的需要带来了白天和黑夜。

生命的钟摆沉重地摇来摆去。小生命整个沉浸在钟摆缓慢的脉搏中。此外，一切都是梦幻，支离破碎、不成形状、乱七八糟的梦，或者是盲目飞舞的一片原子尘埃，或者是令人头昏目眩、哭笑不得的一阵旋风。还有喧哗，乱影，丑态，痛苦，恐怖，笑声，梦幻，梦幻……一切都是梦幻……而在这一片混乱中，也有对他微笑的友好目光，还有母体的乳汁在他全身循环而涌起的欢乐暖流，还有不知不觉地在他体内从小变大，积少成多的生命力，还有婴儿的身体这个狭窄的监牢禁闭不住的汹涌奔腾的汪洋大海。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隐蔽在黑暗中的世界，正在形成的星云，正在酝酿中的宇宙。小生命是不可限量的。生命就是存在的一切……

岁月流过去了……回忆的岛屿开始在生命的长河中升起。先是一些若隐若现的小岛，一些昙花一现、浮出水面的岩礁。周围，在熹微的晨光中，平铺着波平浪静的一片汪洋。然后，又是一些阳光染成金色的新岛。

从灵魂的深渊里，浮现了一些形象，清楚得令人惊奇。漫无边际的日子周而复始，节奏单调而有力，其中有些日子开始手牵着手，前后衔接起来了；有的笑容满面，有的愁眉苦脸。但时光的连环图画经常中断，而回忆却能超岁月，把往事连成一片……

江流滚滚……钟声当当……只要他有记忆——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无论现在是什么时刻——他一回忆，总会听到深深印刻在心里、熟悉而又亲切的江声、钟声……P008-009

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名著中，最能引起一代人共鸣的，可能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早在五十年代，这本书就是北京大学出借率最高的一部。到了六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部小说中的个人奋斗精神。但是说也奇怪，“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在北京大学，这部作品又成了三十几部世界文学名著中的必读书之一。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影响力之大。为什么呢？罗曼·罗兰创造约翰·克里斯托夫的时候，是以音乐家贝多芬为蓝本的。贝多芬通过痛苦，争取欢乐的一生，对后来人具有典型的意义。贝多芬的名言：“为了更美，没有一条清规戒律是不可以打破的。”更鼓舞了年轻一代人争取完美幸福的斗志。更兼罗兰写这本书，还加进了自己的生活经验；读者阅读时，再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来印证，于是本书就如浩荡的江声传遍全球了。

一九三二年，罗曼·罗兰对一个德国的采访记者说过：“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法国人，但是我从来就对本国人和外国人一视同仁。从小时候起，我吸收的营养来自法国的高乃依和莫里哀，德国的席勒和贝多芬，英国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和俄国的托尔斯泰。我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矛盾上(不管是时代的还是国家的冲突)，而是深入内心，发现无论在哪里，人心都是一样的。”

罗兰接着说：“当我开始写我的人物时，我发现这个人物立刻唤起了世界各地人的共鸣。多少俄国青年，印度青年，中国或日本青年，南北美洲的青年，还有欧洲邻国的青年，都给我写信说：‘我是约翰·克里斯托夫！’当然，他们给克里斯托夫穿上了本国的服装，俄国的，日本的，印度的，不管是哪国的，那有什么关系！在不同的服装之下，流着相同的友爱的血液。”

一八八六年，罗曼·罗兰二十岁时，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一八八七年五月八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的学习成绩：顾弥老师给他的评语是“中等”，文法知识“薄弱”，历史和法文成绩“优秀”。所以他在五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说：“我要学习历史。”但在课余，他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汲取营养。

从小他就是个国际主义者，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甚至超过了法国的戏剧。他在一八八四年报考高师，读莎士比亚的时间比温书的时间还多，结果没有考取，“就是因为我把最好的时光都给了莎士比亚，我把他整个儿吞下去了，或者不如说，我被他整个儿吞下去了。”考入高师之后，他在日记中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令人倾倒，但是只能阅读，不能上演。”他还比较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拜伦的《曼弗雷特》说：“哈姆雷特是绝对的怀疑；曼弗雷特却完全是虚无主义。在哈姆雷特身上，意志已经死亡；在曼弗雷特身上，却连欲望本身也死亡了。”又说：“《哈姆雷特》有三场戏写得特别好：一是老王显灵；二是假戏演真事；三是生死决斗。”由此可以看出罗兰批评精神的发展。

罗兰崇拜的英雄不是用思想或武力取得胜利的人，而是有伟大心灵，伟大性格的人物。伟大的性格往往是在和命运做斗争中形成的，一方面和外在世界，另一方面也和内心世界。罗兰在高师毕业后，开始创作革命戏剧和《名人传》，歌颂英雄人物和伟大的心灵。他的戏剧多数没有上演，《名人传》却为他取得了声誉。他在《贝多芬传》中写到《第九交响乐》(欢乐颂)时说：

欢乐抓住了人。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一场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大军，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受启迪而发出的呼喊，使人看到他正穿过田野，一边还在作曲，如痴如醉，激动狂放，犹如李尔王在雷雨中。

比较一下《约翰·克里斯托夫》第四卷第一部《流沙》中对欢乐的描写：

欢乐，欢乐的狂热，照耀今天和明天的太阳，开天辟地，创造的欢乐！没有创造就没有欢乐。不会创造就没有生命。其他一切都是浮光掠影，在大地上漂流，与生命并没有关系。人生的欢乐都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斗争——都是这独一无二的熔炉里流出来的光辉力量。甚至那些在伟大的熔炉中没有立足之地的野心勃勃，自私自利，花天酒地，无所作为的人，也千方百计，要从那炉火的回光返照中沾光取暖。

创造，肉体也好，精神也好，都要冲出躯壳的牢笼，在生命的狂风暴雨中冲锋陷阵，成为开天辟地的神灵。创造就是消灭死亡。

在《贝多芬传》中，欢乐征服了痛苦；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中，创造的欢乐消灭了死亡。这就是克里斯托夫和贝多芬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在形体上，贝多芬“矮小粗壮”，“一张土红色的宽脸庞”，“额头突起，宽大。头发乌黑，极为浓密，似乎梳子都从未能梳通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使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为之震惧”，“鼻头宽大短方，一张狮面脸”，“牙床可怕之极，好像连核桃都能咬碎”。克里斯托夫呢，“他的相貌与众不同”，“丑得出奇，模样，装束，突然的动作和笨拙的举止，都会使人发笑；他有时会说出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他的智力没有经过加工，但是溢于言表。”前者描写细致，后者印象深刻，合起来就全面了。

至于家庭，《贝多芬传》中说：“他父亲想到用他的音乐天赋，把他炫耀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愁烦。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

克里斯托夫呢，他的父亲梅希奥“发现孩子坐在太高的键盘前，他注视了一会，一个念头闪过心上：‘这是个小神童！……怎么早没想到！……那我们家要走运了！’……梅希奥无论做什么，总想在平凡中发现出隐藏的高雅来；而他很少有落空的时候。有了这个坚强的信念，他一吃过晚餐，刚咽下最后一口，就把孩子又摆到钢琴凳上，要他温习白天的功课，不累得他闭上眼睛不罢休。然后，第二天又是三次。第三天还是一样。从此以后，天天不变。克里斯托夫很快就累坏了；后来，他厌烦得要死；最后，他受不了，想要反抗……他到底还是屈服了。无论多么英勇顽强的抵抗，多么倔强的脾气，也招架不住戒尺的打击……大颗的眼泪顺着脸颊和鼻子流下来……老爷爷看见孙子哭，就认真地对他说：为了人类最美好，最高尚的艺术，为了给人类带来安慰，带来光荣，吃吃苦也是划得来的。”“克里斯托夫快满十一岁……他的小提琴听起来甚至已经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他的父亲出了一个主意，在乐池里给他摆了个乐谱架。他演奏得这样出色，实习了几个月之后，他就被正式任命为音乐院的第二小提琴手了。就是这样，他开始挣钱养家。”

他的母亲是个厨娘，在他挨了小主人打的时候，“她不但不为他辩护，反而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打了他几个耳光，而且还要他赔不是……他哪里想得到：母亲为了生活，为了把他养活，吃了多少苦头！甚至不得不狠下心来，违背自己的意愿，和他作对！”“她疼爱儿子，儿子使她快活；而她也是儿子在世上最爱的人。然而，他们互相使对方痛苦。她不太了解克里斯托夫……她很器重儿子，觉得他本领大；但是她做什么都使他的本领不得施展……她不了解什么是雄心壮志，以为人生的幸福全在家庭团聚之乐，全在尽了一个平凡人的本分。”而贝多芬的“母亲是个女佣，是个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两个母亲大同小异。

贝多芬具有反抗精神，不把权贵放在眼里，这一点和歌德恰恰相反。《贝多芬传》中说：“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们(贝多芬和歌德)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老远地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不能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扣上外套上的纽扣，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太子鲁道夫向我脱帽；皇后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们认识我——我觉得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遍。”克里斯托夫呢，他的反抗精神甚至发展到和公爵大人顶撞，大喊大叫“我不是你的奴仆，我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公爵把他赶出了大门，使他失去了公爵府乐师的职位。

关于爱情，《贝多芬传》中说：“他把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题献给了泰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日期的信，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他们不但相爱，还在一八。六年五月订了婚，但是，“婚约毁了；然而双方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泰蕾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并题赠云：‘送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泰·布赠。’在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见贝多芬形单影只地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他在笔记中写道：‘屈服，深深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已不能再为自己而存在，只能是为他人而存在；对于你来说，只有在你的艺术中才有幸福了。…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中，葛拉齐亚就是泰蕾兹的影子，我们可以读读她和克里斯托夫的谈话。

“我们之间应该说老实话，这样才够朋友。”

“只是朋友？”他忧伤地说。“没有别的？”

“别不安分！你还要什么？要和我结婚吗？……我们的感情没有受到共同生活的考验，而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最纯洁的感情到头来也会玷污的……”

“你这样说，因为你不那么爱我了。”

“啊！不对，我一直是同样爱你的。”

“啊！你这还是头一回这样说呢。”

“我们之间用不着再有什么隐瞒了。你看，我已经不再相信婚姻有什么好处。我自己的例子，我知道，也许不足为训。但我思考过，也看到了我周围的事。幸福的婚姻实在太少了。婚姻有点违反天性。怎么能把两个意志不同的人永远拴在一起呢？那总要损害一方的，如果不是双方的话。即使受到损害，沉浸在痛苦中的心灵也许得不到什么好处。”

“啊！”他说，“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婚姻是两个心灵都做出牺牲，融合成为一个心灵，那是多么好啊！”

“在你的梦中那是非常好的，但在现实中，你会比谁都更痛苦。”

(葛拉齐亚又说：)“既然我知道你的价值比我大得多，我就会怪我这个小人物不应该妨碍你，于是我就会压制个性，会不说话，并且会痛苦。”

克里斯托夫的眼泪涌上来了。

“啊，那可不行。一定不行！我宁可受苦受难，也不能要你为我受苦……”

“我的朋友，不要难过……你要知道，我这样说，也许是在抬高自己……也许我还舍不得为了你牺牲我自己呢。”

“那就更好！”

“那我要牺牲的，就是你了，而回过头来，我自己也痛苦……你看，不管牺牲你还是牺牲我，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还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好。难道还有什么比我们现在的感情更好的吗？”

他摇摇头，微微苦笑了一下。

从葛拉齐亚的现实主义态度中，可以看出泰蕾兹在婚约毁了并且再婚之后，还是爱着贝多芬的。浪漫主义的贝多芬如何在艺术中超越痛苦的呢？可以再读《克里斯托夫》。

一个人生活得越久，创造得越多，爱恋得越深而失掉情人越痛苦，就越能够超越死亡。我们每受一次打击，每创造一件新的作品，就远离了我们自己一步，进入了我们创造的作品，深入到我们爱恋而失掉了的心灵。结果，罗马已经不在罗马城内，我们的精华已经在我们身外。在城墙边，本来只有一个葛拉齐亚在留住他。现在她一走……痛苦的世界就对他关上了大门。

……他回头看看燃烧的荆棘，脚下的火炬已经消失在黑夜里了。火炬离他多远啊！在火光照亮了他的道路时，他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到达顶峰了。从那时起，他又走了多远的路啊！然而，顶峰并不见得离他更近。他现在才知道，即使他永远走下去，也到不了顶峰的。但只要走进了光明的领域而没有把自己心爱的人丢在后面，只要有心爱的人同路，那永恒也不会显得太远的。  关于“永恒”，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托夫》第五卷第二部中说过：

爱和恨，取和舍的意志，人的一切力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就接近“永恒”了，就已经成了“永恒”的一部分。每个人身上都有“永恒”的因素。……各种矛盾都溶化在永恒的“力”之中。对克里斯托夫说来，重要的是唤醒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的“永恒之力”，把木柴投入“永恒”的火炉之中，使“永恒”燃烧得更加光辉灿烂。

这就是克里斯托夫，罗曼·罗兰，贝多芬如何超越痛苦，寻求幸福的。

《约翰·克里斯托夫》不但是以贝多芬为蓝本，而且还有罗曼·罗兰自己生活的踪迹。他在第六卷《安东妮蒂》第一页描写他的故乡：

使他们和乡土难分难解的，是一种说不出，除不掉的共同感，无论粗俗文雅，人人都感到几百年来，和土地同生活，共呼吸，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自己也成了一块泥土……死气沉沉的小小古城在一条运河一动不动的浑水中照着自己闷闷不乐的面容，周围是千篇一律的田野，耕过的土地，草场，小溪，树林，然后又是千篇一律的田野……这种没有动静的景象，这种和谐的沉闷，这种单调，对他说来却有一种魅力，一片深刻的温情，他自己也不明白，甚至不以为贵，但却一往情深，终生难忘。

早在一八八八年，罗兰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童年的初恋》中的女主角，就是《约翰·克里斯托夫》第二卷第三部中的蜜娜。

克里斯托夫穿着不合身的礼服，束手束脚……他越窘，蜜娜越开心，他便结结巴巴，不知所云……蜜娜还为了寻开心，故意眉目传情，顾盼卖俏，使他更紧张了。

……蜜娜对他本来就不在乎，头一次见他，不惜露出笑容，那是女孩子要讨好的本性，她喜欢试试自己的魅力。不管碰到什么人，只要她闲得没事，都会一视同仁。但从第二天起，她对这种容易到手的东西，就不再有什么兴趣了。

一八九二年十月，罗兰和犹太教授的女儿克洛蒂结婚，八年之后，他们离婚了。在《约翰·克里斯托夫》第四卷第一部《流沙》中，也有犹太才女于蒂思的故事。

克里斯托夫见到了于蒂思……从正面看来，喜怒哀乐的表情并不分明。叫人捉摸不定，显得内心复杂……她喜欢深入到人的内心。来衡量人的价值……看到人的缺点和弱点(那是打开人心的钥匙)，看出人心的秘密，这是她掌握别人的办法。但她对胜利并不留连忘返，也不利用她的战利品。

两个人——女的感情细腻，男的本能强烈，天生的聪明……于蒂思眼看自己只能够对他的理智施加影响，(而女人的影响要使男人失去理智才更有价值！)她感到有点丢脸……她习惯于随心所欲地践踏那些软骨头的思想。但她认为她认识的那些年轻人都太平庸，控制他们并没有什么兴趣。

一九一二年，罗兰和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演员达丽同居，两年之后，欧战爆发，达丽回美国去了。《约翰·克里斯托夫》第四卷第二部《失落》中写到一个莎剧女演员柯琳娜，其中可能有达丽的影子。

她并不像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奥菲利娅。这是个漂亮的女郎，高大，结实，苗条，像一尊希腊女神的雕像。她浑身洋溢着生命力。虽然她努力不演得出轨，但她的肉体，一举一动，一笑一眨眼，都流露出青春和欢乐的魅力。美丽的肉体有多大的能量！克里斯托夫看到奥菲利娅并不像他想像中的人物，却并不感到遗憾，反倒毫不惋惜地为了台上的女角而牺牲心中的形象……

柯琳娜问克里斯托夫弹的是谁的作品；一听说是他自己的，不禁大叫起来……一个德国人居然碰到了一个法国知音，真是惊喜交集……柯琳娜要求他再弹一次，而且站了起来，把调子从头到尾唱了一遍，几乎一个音符也没有背错。这时，克里斯托夫简直惊喜若狂了！

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中，我们看到了一片心灵的海洋。

《约翰·克里斯托夫》第一句，傅雷译成“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有人说是译文胜过了原文，有人却说声音不能浩荡，我看如果说“江流滚滚，声震屋后。”也就可以算是译笔生花了。贝多芬说过：“为了更好，没有一条清规戒律不可打破的。”原文也并不是不可超越的文本。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王尔德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父母，不是思想的产儿。”新世纪语言学革新派更认为语言不但表达意义，而且创造意义。我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就合理地表现了语言的创造意义。

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一九九四年版序言

我认为重译是提高翻译水平的一个好方法。我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而重译则是两个译者之间、有时甚至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竞赛。其实，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应该是取代原作。因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家不可能只知道本国文学，而不了解世界文学，因此必须阅读翻译文学，而译作如果能和原作比美，甚至胜过原作(如英译《鲁拜集》)的话，那就可以在本国建立世界文学。二十一世纪的翻译家应该和作家不分高下，所以我要和傅雷展开竞赛。如果译文只寻求和原文“对等”、“等值”或“等效”，那结果往往只能使读者“知之”，不容易使人“好之”，更不容易使人“乐之”；在两种语言的竞赛中，只能紧紧跟在原文后面，永远不能超越原文；这就是说，翻译文学永远不能和创作文学比美，更不可能胜过创作了。但是，如果能用“再创作”的方法，充分发挥译语优势，使人读译文后，不但“知之”(信)，而且“好之”(达)，甚至“乐之”(雅)，那翻译文学才有可能和创作文学平起平坐，才有可能在本国建立起世界文学。如果能把本国文学译成外文，能使外国读者“知之、好之、乐之”，那就是在全世界建立世界文学了。

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不仅为了使人“知之、好之、乐之”，首先是译者“自得其乐”。叔本华说过：“美”是最高级的“善”，创造“美”是最高级的乐趣。傅译已经可以和原作比美而不逊色，如果再创造的“美”有幸能够胜过傅译，那不是最高级的乐趣吗？如果“自得其乐”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那不是最高级的“善”，最大的好事吗？乐趣有人共享就会倍增，无人同赏却会消失。这就是我重译这部皇皇巨著的原因。

六十年前，我读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欣喜若狂；六十年后，我读许渊冲译《约翰·克里斯托夫》，喜出望外。克利斯朵夫是我的老朋友，克里斯托夫是我的新朋友。温故知新，心心相印。傅雷生于一九O八年，比我大十岁；许渊冲生于一九二一年，比我小三岁。我和许渊冲是西南联大同学，他在外文系，我在数学系。当年我们发黑如漆，风华正茂；如今我们白发苍苍，饱经沧桑。我们都到了所谓耄耋之年。可喜的是我们都有一颗年轻不老的赤子之心。我读过他写的《追忆逝水年华》和《诗书人生》，写得很精彩，我很喜欢。

傅雷的全译本出版于一九四六年。傅雷时年三十八岁。我至今还保存着上海骆驼书店出版的一九四八年的版本。许渊冲的译本出版于二○○○年。他已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为什么《约翰·克里斯托夫》有这么大的魅力，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热爱真理的人们的朋友？罗曼·罗兰在此书的后序中说：“友爱是这部作品的源头活水，从绝望中却流出了英雄主义精神的长江大河。”“我把这本不是不朽的书献给一切不是不朽的入，书中的呼声要说的是：‘兄弟们，互相亲近吧，忘记我们的分歧，思考我们不得不共同对付的苦难吧！我们之间没有敌人，没有坏人，只有可怜的人；而我们惟一持久的幸福是互相了解，以便达到互爱的目的：智慧和爱，这是在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两个无底深渊之间，能淹没黑夜的惟一光明。”“‘《约翰·克里斯托夫>永远是新生一代的战友。《克里斯托夫》一直是‘全世界英勇斗争、受苦受难取得胜利的自由男女’的兄弟。”

罗大冈在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九八○年版的译本序言中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根本的、总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无可怀疑的现实主义价值，主要就在于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手段表现了这种战斗的人道主义。”“战斗的人道主义，是罗曼·罗兰全部作品的灵魂，也是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灵魂。”他又说：“译者傅雷的谨严的工作态度和流畅的文笔，对于这部世界名著在我国的流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罗大冈是北京大学教授、文学翻译家。罗曼·罗兰的另一部巨著《母与子》就是他译的。罗大冈的序言中说：“罗曼·罗兰(1866-1944)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是他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划时代的作品。”“罗曼·罗兰用十年时间(1903-1912)创造了里程碑式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获得一九一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家。

为什么许渊冲要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呢？他在译者序言中说：“我认为重译是提高翻译水平的一个好方法。我曾说过：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而重译则是两个译者之间、有时甚至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竞赛。”“二十一世纪的翻译家应该和作家不分高下，所以我要和傅雷展开竞赛。”“重译《约翰·克里斯托夫》不仅为了使人‘知之、好之、乐之’，首先是译者‘自得其乐’。”“傅译已经可以和原作比美而不逊色，如果再创造的‘美’有幸能够胜过傅译，那不是最高级的乐趣吗？如果‘自得其乐’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那不是最高级的‘善’，最大的好事吗？乐趣有人共享就会倍增，无人同赏却会消失。这就是我重译这部皇皇巨著的原因。”  我喜欢许渊冲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这是一部形神兼备、青出于蓝的好译本。

通过比较，我个人可以得出结论：许渊冲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比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好。

这一点也不奇怪。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许渊冲敢和傅雷竞赛，他心中有数，稳操胜券。傅雷的译本译于三四十年代，当时直译之风甚盛，傅雷还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许渊冲的译本译于九十年代，许渊冲已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就学问、修养、人生阅历来说，许渊冲占了优势。从傅译到许译，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汉语在发展，文学翻译也在发展。因此，在语言文字、翻译技巧方面，许渊冲也占了优势。更何况许渊冲还有一套继承前人、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和六十年文学翻译的丰富经验。

有人说，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理论是文学翻译的第一次飞跃，许渊冲的“发挥译语优势”的翻译理论是文学翻译的第二次飞跃。傅雷和许渊冲对文学翻译的贡献功不可没。

许渊冲在他的《诗书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第四三八页和四一三页上说：傅雷在一九五一年《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强调：“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傅雷提出过两条翻译原则：一是神似重于形似，二是在最大限度内保持原文句法。在他重神似时，往往出现妙译；在他保持原文句法时，往往出现败笔。后来我重译他译过的作品，就学其长而避其短了。”

许渊冲的这段话指出了傅雷译文的长处和短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许渊冲在《诗书人生》第四三八页上说：“朱光潜先生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我认为，这也是文学翻译的成熟境界。”在第四三九、四四○页上又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不能分割的，‘不逾矩’是低标准，‘从心所欲’是高标准。”“关于‘矩’或‘度’的问题，我想用画家吴冠中的一句话来说明：那就是‘风筝不断线’，飞得越高越好。‘线’就是‘矩’或‘度’。”他在第三七七页上说：“朱先生的《谈美》和《诗论》哺育了我们这一代人；吴冠中说得好：‘我们是朱先生的奶喂大的。”’

关于“发挥译语优势”和“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许渊冲在《诗书人生》第四四○、四四一、四六五、四六六页上说：“我说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是根据我六十年来翻译了四十本文学作品总结出来的论点。”“一般说来，原作是best words in best order，但是原作最好的文字，变成对等的译文，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译文；原作最好的次序，更不能变成对等的译文次序，因此，中外互译的时候，无论文字还是次序，有时可以对等，有时不能对等；如不对等，多是原文占优势，译文占劣势，那就需要展开竞赛，发挥译语优势，扭转劣势，争取均势；如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就是取得优势了。”“翻译要能使人好之，甚至乐之，就需要发挥译语的优势，也就是要尽量利用译语最好的表达方式。”“西方科学派提出‘对等’、‘等值’、‘等效’、形似直译的译论。公式是：1+1=2。中国艺术学派提出意译、神似、发挥译语优势的理论，也就是说，译者可以译出原文内容所有，原文形式所无的词语。公式是：1+1>2。”

许渊冲在《诗书人生》第四六五页上说：我把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总结为十个字：“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所谓“美”，就是把鲁迅的文字“三美”论应用于文学翻译；所谓“化”，就是把钱钟书的“化镜”说分解为等化、浅化、深化“三化”论；所谓“之”，就是把孔子的知之、好之、乐之总结为“三之”论；所谓艺术，就是把朱光潜的艺术论应用于文学翻译，认为文学翻译和文学译论都是艺术。总起来说，美化之艺术就是三美，三化、三之的艺术。所谓“创”，就是把郭沫若的“文学翻译等于创作”提高为再创论；所谓“优”，就是发挥译语优势论；所谓“似”，就是傅雷的神似说；所谓竞赛，即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论。合起来说，“美”和“优”是文学翻译的本体论；“化”和“创”是方法论；“之”和“似”是目的论；艺术和竞赛是认识论。

关于“三美”、“三化”、“三之”、“三似”，许渊冲在《诗书人生》第四三八、三七五、三七六、三七五、三九一、四四六、四四七、三九六页上说：“‘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用英文来说，就是best words in best or-der。Best words指具有意美、音美的文字，best order指具有形美和音美的次序。”“‘意美、音美、形美’就是和‘神似’统一的‘意似、音似、形似’，就是译诗时不可忘的‘精’；而可忘的‘粗’是和‘神似’矛盾的‘意似、音似、形似’。”一意似’是译诗的低标准，‘意美’是高标准，‘三美’是最高标准。‘意似’只能使读者‘知之’，‘意美’却能使读者‘好之’，‘三美’才能使读者‘乐之’。这是我译诗的‘三美’理论。”“翻译要求‘意似’，不求‘形似’，最妙的是‘神似’。”“妙译来自得意忘形。”“文学翻译是化原文为译文的艺术，是化原文之美为译文之美的艺术，用的方法，我看主要是等化、浅化、深化三种。”“‘三化’是要扭转劣势，争取均势，发挥优势。”“我在《三似新论》中提出了形似、意似、神似的公式，分别是1+1<2，1+1=2，1+1>2。”

讲得很全面，深入浅出，有继承，也有创新。有些论点，如“发挥优势”、“三似”公式，在杨振宁的科学理论中找到了依据。(《诗书人生》第396页)这说明文理是相通的。杨振宁读了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英译稿后，说“很精彩”，并写了英文序言。英文本Vanished Springs由美国纽约Vantage Press于一九九八年出版。(《诗书人生》第398、451页)许渊冲把他的文学翻译理论概括为“美化之艺术”五个字，把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总结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十个字。概括得好，总结得好。中国人太聪明了，中文也太妙了！用五个字和十个字就能把全套理论言简意赅地概而括之，总而结之。这五个字，这十个字，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啊！

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美化之艺术”，许渊冲的文学翻译是“美化之翻译”。

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很好，但很难做到。“妙译来自得意忘形”，讲得很好，但很难掌握分寸。“得意忘形”，不能“忘乎所以”。直译(形似)比较容易，意译(意似)就比较难，妙译(神似)就很难了。要做到“妙译”，必须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很高的外文水平，很强的驾驭中文的能力。由“巧译”而得“妙译”，功夫全在一个“巧”字上。这个“巧”字，是“巧夺天工”的“巧”，不是“弄巧成拙”的“巧”。

译诗难，译中国古诗词更难。许渊冲译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Songs of the Immortals)被英国最负盛名的企鹅出版公司收入《企鹅丛书》于一九九四年出版。他的译本能在国际大出版社企鹅图书公司出版，并且得到“绝妙好译”的评价，全世界有几个人能做到！？他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法文本于一九九九年出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好评，说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令人赞赏钦佩。许渊冲为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许渊冲说：“我出成果，正是因为把创造美当成了人生的最高乐趣。”(《诗书人生》第381、374．、435、33、16页)

早在一九七六年，钱钟书看了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后回信说：“谢谢你给我看你成就很高的译文，我刚读完。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你对译诗的看法很中肯。”“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这些话，即是鼓励，又是鞭策。(《诗书人生》第111、112页)

许渊冲说：“我认为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译论，因为它能解决世界上最难的中西互译问题，但中国人受压迫太久，自卑心理太重，所以我要像杨振宁说的那样提高民族自尊心，把翻译提高到创作的地位，建立中国学派的译论。”(《诗书人生》第450页)  许渊冲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之一。他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特别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他的许多译作和文章都是六十岁以后译出来和写出来的。

抗战时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西南联大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西南联大校友中，成就最大、贡献最大的是杨振宁。杨振宁扬名天下，与日月同辉，天上就有一颗杨振宁星。杨振宁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最杰出的代表。王浩是数学系最杰出的代表。汪曾祺是中文系最杰出的代表。外文系最杰出的代表，原来是查良铮(穆旦)，可惜他死得太早。现在许渊冲超过了他。许渊冲和杨振宁一样，也必将扬名天下。他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他们是西南联大校友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

许光锐

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于南京龙江小区芳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