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精)》由彭国翔编，书中收入了《<到思维之路>再版自序(1981)》《<自由与平等之间>自序(1955)》《<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自序(1977)》《<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自序(1980)》等序言。

《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精)》由彭国翔编。在半个世纪以上的学术生涯中，余英时先生的自序往往是其著作的点睛之笔。《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精)》几乎囊括余先生历年来各种重要代表著作的自序，为读者提供了得见宫墙之美的津梁。读者由此可以领略其学术思想之大端与旨要。

建立新的革命精神！

 ——《民主革命论》自序(1953)

《到思维之路》再版自序(1981)

《文明论衡》自序(1955)

《自由与平等之间》自序(1955)

《方以智晚节考》自序(1972)

实证与诠释

 ——《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1986)

《方以智晚节考》新版序(2011)

《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1975)

《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自序(1996)

《历史与思想》自序(1976)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自序(1977)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自序(1980)

从史学看传统

 ——《史学与传统》自序(1981)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1986)

“士魂商才”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1988)

“明明直照吾家路”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新版自序(1986)

《陈寅洛晚年诗文释证》增订版序(1997)

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新版序(2010)

《士与中国文化》自序(1987)

《士与中国文化》新版自序(2003)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自序(1987)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自序(1988)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新版自序(2011)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自序(1991)

《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自序(1992)

《钱穆与中国文化》自序(1994)

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

 ——《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自序(1995)

《现代儒学论》自序(1996)

《论士衡史》自序(1998)

《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

北京三联书店“余英时作品系列”总序(200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余英时文集》总序(200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余英时文集》新序(2006)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自序(2004)

《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自序(2007)

《会友集》自序(2008)

《中国文化史通释》后记(2009)

《人文与民主》自序(2010)

《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跋(2011)

编后记

建立新的革命精神！——《民主革命论》自序(1953)

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沉浮在革命的浪潮之中。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这，走向天堂，这，步往地狱！”我从怀疑革命，憎恶革命，而开始了我对革命的研究。

根据我个人初步的认识，中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革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只是旧社会的解体，而不是新社会的重建。中国革命一再陷入错误的泥淖之中自有其客观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也是本书所要探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但是，对于革命的任何客观研究并不是否定革命与人的关系。反之，人的主观努力常常是革命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革命自然也不能例外。革命最初是由少数人发端的；这些少数人是怎样展开革命运动的呢？撇开其他一切不谈，首先他必须具备一种与一切安于现状的人们截然不同的新精神，这精神驱使他去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革命精神”。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精神，每一民族有每一民族的精神；因之，革命精神也随着革命性质、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殊异。但在这许多不同之中却存在着一个最相同之点，那就是革命精神的健全与否，绝无例外地规定着革命的成功或失败。从这一角度看，中国革命的一连串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我们偏激的革命精神的必然结果。

往者已矣！我们且不必去重翻历史的旧账。我从反对“革命”到追求对革命的了解，而终于重新肯定了革命的更丰富、更严肃的意义之后，一个新的革命精神的影子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这个残破的国家，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革命精神呢？这是最迫切需要答复的问题，也是最不容易答复的问题。下面我试着提出我个人的答案。

我认为革命的第一重精神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范仲淹要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亭林则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革命不是少数人出风头的事，不是一群人表现雄才大略的事，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事，不是杀人放火的事，不是你打倒我我打倒你的事，也不是这个阶级消灭那个阶级的事，它是全面社会的重建，整个文明的改造，和普遍福利的增进。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断不是那为一己或一小群人的利害打算的人们所能够完成的，我们只有具备着壮阔的襟度，伟大的抱负，并视他人的痛苦如自己的痛苦，然后才能献身于革命的大业。在革命的行列中，个人主义的色彩应该尽量减少。个人权利，群己权界在常态发展的社会里都是必须讲求的，可是自愿为革命大业而奋斗的人却不应斤斤计较这些。为大我而牺牲小我并不是否定小我的存在，而是化小我于大我之中，为革命而暂时放弃个人的若干权利也正是为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求取更多的个人权利。如果你不愿如此，你尽可以不参加革命运动，革命也绝不能带有丝毫的勉强，但一旦你参加了革命，你便不能没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精神。

然而仅仅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并不够保证我们成为革命者，因为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同样可以选择保守的方向，在旧社会的传统理念之下，为维持旧社会的存在而努力。例如范仲淹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却显然不是革命者；此外中国还有许多传统智识分子也是如此。因而更进一步我们还得有冲决网罗的精神。旧社会的持续不坠绝不是完全依赖着有形的力量，事实上它是有一层层无形的天罗地网在束缚着我们的成长，腐蚀着我们的灵魂，消磨着我们的壮志。谭嗣同说得好：“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为考据为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诚然，谭氏冲决网罗的内容今天已十九失去了意义，可是他这种否定旧有一切的勇气却仍然不失为一种蓬勃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上，我们曾看到无数人，满口的新名词，言论比谁都激烈，然而到了实践关头竞和旧社会的腐败分子毫无二致。为什么呢？这都是因为缺乏冲决网罗——尤其是“利禄之网罗”的精神。我们往往因不能毅然就舍弃我们在旧社会中的既得利益，在义与利的冲突之下，终于走上了投降妥协的路。其实我们如果不能身体力行地冲决旧社会的天罗地网，在自己的新的精神还未曾建立起来之前便处处抱着退缩的态度、妥协的思想，那么我们绝不可能完成革命的事业，更不必说创造新的社会了！因此“冲决网罗”乃是革命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

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和冲决网罗的勇气，是不是就算具备了健全的革命精神了呢？还是不够。我们知道，革命不仅是情感之事，更重要的还得仰赖着理性——个人的理性、历史的理性——的光辉。我们不难发现古往今来多少革命志士，有着救世的胸怀，也有着沸腾的情感，只是因为认不清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以为革命只是不顾一切的破坏，于是在狂热症的驱使之下，走上了残杀恐怖的革命道路。结果革命给人们的不是更多幸福，而是更深的苦难。这样，我们了解了革命的第三重精神——弘毅精神的重要性。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革命正是“任重而道远”之事：社会的全面重建，任不可谓不重；百年以至数百年的大业，道不可谓不远。有些革命志士一方面误认革命只是政权的推翻或阶级斗争；他们的革命目标既如此褊狭，胸襟自不免也随之缩小。于是许多本来都可以成为革命同志的人们，在他们眼中竞都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遭到无辜的迫害。“不革命即反革命”，“对敌人的宽大即是对自己的残酷”等等偏激之词也都成了他们的革命信条。这是缺乏“弘”的精神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把革命看得太容易，把破坏旧社会看做革命的全部内涵，因而相信一夜之间可以完成革命的神迹。在这种“速变”的要求之下，一切残暴的革命方法便很自然地被采用了。他们革命的热忱化成了匹夫之勇；虽一时表现得波涛汹涌，却不能持久，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又是缺乏“毅”的精神的明证。而弘毅两种精神则都是理性而不是情感的产物，因之这二者实际上只是一种精神的两面表现，是绝对分不开的。有了弘毅精神，革命才不会发生盲目冲动的危险，才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重新建设一个新的社会！P1-4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彭国翔先生合作，决定为我出版一套别出心裁的“作品系列”。这一系列包括一部散文集、一部自序集、一部怀旧集，也许还加上一部访谈录。我为什么说，这一系列是别出心裁呢？因为其中所收都是我个人所感所思之作，与我在一般史学论著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前者属于“有我之境”，后者属于“无我之境”。这“有我之境”便是本系列的别出心裁之所在。一九四九年秋季，我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过一学期，燕园的师友和风景后来一直萦系在我的心头。一九七八年十月我随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其他团员当然都认为到了北大，只有我一个人感觉是回到了离别二十九年的母校。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一伙人经过未名湖畔时，我还极其匆忙地独自跑到当年的宿舍(燕大第二食堂)去探望了一下。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刊行作品系列，我却仿佛感到：这是母校对于一个远方校友的亲切照顾。彭国翔先生费了极大的心力编选这一系列，我对他的感激不是一句寻常道谢之语能够表达于万一的。是为序。

余英时

2012年2月10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1949年秋季，余英时先生曾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就读。燕园之内，未名湖畔(甚至还有湖上，因为余先生曾经在冬天未名湖的冰面上自修过溜冰)，都曾经有过余先生的“游踪”。当年的燕京大学，早已是北京大学的校园；而昔日余先生住过的燕京大学第二食堂，现在也已是北京大学人事部的所在。既然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已经“合二为一”，如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来出版余先生的这套作品系列，也可以算是余先生与燕京大学之间缘分的继续了。

这套“余英时作品系列”包括三本余先生文字的结集和一本余先生的访谈录。四本书分别是《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和《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录》。余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义理和考据的专业学术著作之外，不乏饱含史思而笔端常带情感的辞章之作。《中国情怀》精选其代表性的散文，分为“价值篇”、“文化篇”、“历史篇”、“士人篇”、“儒学篇”、“读书篇”、“坐隐篇”、“母校篇”、“自述篇”。展卷其中，读者必能感受到其发自深厚学养和真诚良知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眷眷情怀。在半个世纪以上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的自序往往是其著作的点睛之笔。《卮言自纪》几乎囊括余先生历年来各种重要代表著作的自序，为读者提供了得见宫墙之美的津梁，读者由此可以领略其学术思想之大端与旨要。《师友记往》则是一册非常有意义的“回忆录”，收录了余先生数十年来缅怀与纪念师友的文字，情致款款，音韵绵长。透过这些“温其如玉”的追记，读者足以深刻感受像余先生那样老一辈中国知识人的深情厚谊，以及真正的文化人对于价值、理想和学术的追求与信守。至于余先生的访谈录，则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诸多报刊杂志对余先生的各种访谈，读者从中可见余先生对历史、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深刻观察和精辟见解。

各书的内容，自然无需我在此赘述。其间一些不得已的少量文字删节，缘由也是众所周知。我想在这篇编后记中特别指出的，则是贯穿余先生几乎所有文字之中的“中国情怀”。在我看来，从1951年1月1日在《星岛日报》发表第一篇文字《能忍自安》(1950年12月22日撰于九龙)至今，余先生各种文字撰述背后，除了学术思想自身的理路之外，“中国情怀”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原动力。

在余先生的文字中，“中国情怀”一词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出自他1985年发表于《联合报》和《明报月刊》的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一文。1988年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了余先生一本文集《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余先生的“中国情怀”更是由此广为人知。不过，如果说余先生每次抒发自己的“中国情怀”，几乎都会引用明末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中“鹦鹉救火”的佛教故事，那么，至少在1981年，余先生为其1954年香港版的《到思维之路》一书撰写的“再版自序”中，已经引用这个故事了。而在那篇自序中，余先生特意提到，在他1950—1955年就读香港新亚书院钱穆先生门下期间，这个故事是最让他感动的。在此，我想再次将这个故事记录如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日：“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国翔按：“常侨居是山”句《太平广记》、《佩文韵府》等古籍皆作“尝”，惟周亮工文中作“常”。)

“中国情怀”中的“情怀”自然是名词，表示一种情感的怀抱与眷注所在。2010年，香港天地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情怀中国》的书，也是余先生的一个散文集，当然，其篇幅远不如这本《中国情怀》为多。“情怀中国”中的“怀”字，是作动词用，即将“中国深怀于自己的情感”之意。当然，无论是“情怀中国”还是“中国情怀”，意思是同样的，表达的是对“中国”的一种深厚的情感。这种深厚情感的表达，正是余先生一再引用的“鹦鹉救火”故事中“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这句话。

不过，这里的“中国”对余先生来说，正如中国历史上“中国”一词本身主要的涵义一样，是一个超越了地域和政治的文化概念。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在余先生的心目中，“中国”代表的是一种承载了价值与文明的文化连续体。余先生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情怀”，之所以情系于此，正反映了他在情感上对于“中国”的眷恋。这种情感之所以在余先生那里格外沉重，原因不在别的，正在于他亲历了这个悠久的文化连续体被内忧外患特别是中国人自己凌迟的过程，在于他亲眼目睹了这一文化连续体几乎“随风而逝”的命运。余先生的“中国情怀”和“情怀中国”，都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由内心所发。这样一种对“中国”的热爱，自然不是一般狭隘与肤浅的民族主义者所能理解的。

1985年4月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刘绍铭先生一篇关于大陆“游学生”文学的文章，其中引了当时国内一位文化官员“义正词严”的“爱国主义”质问，所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你芝加哥的和纽约的、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美籍华人都加在一起，能懂得这两句诗的含义吗？”对此，余先生首先指出：“‘美籍华人’显然都是1949年以后出现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1927年国民革命之后，甚至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继而，余先生引了陈垣(1880—1971)《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第十七中如下的一段话，作为“不是答案的答案”：

孟子日：“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去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取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日：“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

陈垣先生历来被认为是一位最富爱国情操的史学大师。他撰写《通鉴胡注表微》之日，正是在爱国情绪昂扬的抗战时期。他能写下以上这段话，并指出“其故可深长思也”，绝非偶然。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实在是值得深思的。罗素的名言“爱国就是为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或被杀”固然未免偏激，但对于爱国主义这一冠冕旗帜之下悖逆人文和理性的观念和行为，倒也未尝不是一副清醒剂。

余先生一直关注国内的各种动态，近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更是关怀备至，为建设一个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不懈陈词、倾注心力。这一点，在我看来，正是出于他不愿中国老百姓承受各种苦难的“不忍之心”。余先生的这一“不忍之心”，自然与孟子、陆象山和王阳明的“恻隐之心”、“本心”和“良知”同样千古不磨，而落实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即直接表现为其“溥博渊泉”而跃动不已的“中国情怀”。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余先生的文字中则篇篇都饱含“中国情怀”。余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上以及当今各种问题的关注，只有在这一“中国情怀”之下，才能获得相应与深切的理解。当然，我相信，余先生之所以屡屡引用“鹦鹉灭火”的故事，_方面是其“不忍见耳”之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故事里天神助鹦鹉灭火之喻，也反映了他对于未来的某种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次编辑余先生的四本文集，我的学生李卓、王硕和邬正杰出力不少。我相信，他们之所以欣然其中，也都是出于对余先生人格与学问的敬佩和景仰。

彭国翔

2011年12月28日

于燕园未名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