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彭文稿(精)》的作者亨利·詹姆斯是19世纪至20世纪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与文体家之一，他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使他成为20世纪意识流运动的先驱。中篇小说无疑是亨利·詹姆斯艺术造诣中最高的一项成就，《华盛顿广场》也是亨利·詹姆斯久负盛名的中篇小说佳作，对于研究解读亨利·詹姆斯文本的学者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阿斯彭文稿(精)》中收录了亨利·詹姆斯的两部中篇小说——《阿斯彭文稿》和《欢乐角》。《阿斯彭文稿(精)》是詹姆斯笔下一部典型的文化冲突和爱情悲剧的小说，以英国浪漫传奇诗人拜伦的故事为原型。小说讲述了“我”为了获得大诗人阿斯彭的文稿，远赴威尼斯，处心积虑地接近阿斯彭传说中的情妇。为了这批珍贵的文稿，“我”与两位波德罗小姐耐心周旋，以退为进，步步为营，可谓机关算尽。最终，正当这些文稿唾手可得之时，“我”却退缩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代价使“我”抱憾而归呢？

《欢乐角》是一篇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主角是个长期旅居欧洲的年轻人，因为他的“欢乐角”，也就是他的老屋面临拆迁，所以回到美国处理相关事务。回到老屋里面，他幻想着如果留在美国，而没有到欧洲去，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个故事有亨利·詹姆斯本人的回顾，体现了他对新老大陆的深邃思考，现在看来，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发人深省。

阿斯彭文稿

欢乐角

译后记

贡多拉停了下来，那座大宅就在我们面前。那是一座很有档次的豪宅，即使现在已经破旧不堪，但在威尼斯，它还是体现了主人的高贵。“多么迷人啊！是灰色拼粉红色的！”我的同伴惊叹不已，这是对这座大宅的最全面描述。它不算特别老旧，只有两三百年的房龄，不像是已经腐朽颓废了的，倒更像是激情退却的人，现在习惯了平静悠闲的生活，仿佛仕途中落的贵族。它的正面十分宽阔，派头十足，二楼主层有个石头阳台，从一头延伸到另一头，此外，墙上还装饰着形形色色的壁柱和拱门，已经抹在墙上很长很长时间的灰泥，在四月下午的阳光照耀下，映出了玫瑰色。紧挨着豪宅有一条干净、忧伤、孤单的运河，两边各有一个小码头，那只是方便人们上岸的小道而已。“我不知道怎么……怎么没有砖头山墙呢，”普雷斯特太太说，“可是，以前，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像是意大利人的，倒更像是荷兰人的，这里与其说是威尼斯，倒更像是阿姆斯特丹。干净得很古怪，这自有它的原因，你可能会走上这块土地，但别人绝不会想到要从这里上岸。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这里不招人喜欢，就像是新教的星期天一样。也许，人们是害怕里面的两位波德罗小姐。我敢说，大家都觉得她们像巫婆。”

我忘了我是怎么回答的，我陷入了另两个思绪之中。第一个是，那个老太太住在这么气派的宫殿似的豪宅里，她不可能有什么困苦，所以不会因为有机会出租几间房间就上当了。我对普雷斯特太太表达了这个忧虑，她的回答十分直接。“如果她不住在大宅里，她怎么会有空余的房间出租呢？如果她住得不宽敞，你就没有接近她的理由了。而且，这么一座大宅子，特别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她完全可能还是处于贫困状态的。这么破旧的豪宅，如果你不辞辛劳偏偏找到这里来的话，只要五千先令就足够租一年的。至于住在里面的人，除非你和我一样深入了解威尼斯的社会状况，你不会明白她们家里有多么窘迫。她们一穷二白，因为她们没有任何收入。”我的另一个思绪，和那一堵空荡荡的高墙有关，在那堵墙的里面，可能关着一片宽阔的空地。我说这堵墙空荡荡的，但实际上，墙上有一块块会让画家感兴趣的图案，有修理过的裂痕，有灰泥碎屑，还有一些突出来的砖头，由于长时间风吹雨淋已经变成了粉红色。从屋顶上，还可以看到几棵枝叶稀松的树，还有几根支着摇摇晃晃的棚架的竹竿。那个地方就是个花园，显然是和宅子连在一起的。我突然觉得，这个和宅子连在一起的花园，就是我的借口。

披着威尼斯的金色阳光，我和普雷斯特太太坐在船上，在船篷下面仰望着这座大宅。她问我要不要进去，她就在外面等我，不然就下次再来。一开始，我拿不定主意，这毫无疑问是我的一大弱点。我还想再想想我的着手点，害怕遭遇失败，因为我要是失败，就也没有别的箭可以射了，我就是这么对我的同伴说的。“怎么会没有呢？”她问，而我还是坐着，犹豫不决，继续琢磨着该怎么办。她希望知道，现在，如果我觉得做她们的房客很麻烦，当然，即使这样成功了，也会让人极不舒服，那么，我为什么给她们一笔钱作为定金？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我的东西，不必天天睡不好觉了。

P8-10

重温《阿斯彭文稿》的创作冲动，是比较容易的，也是比较愉快的。如今旧事重提，我理应郑重宣告，我当时并非经过深思熟虑不懈追求“寻觅”到了那个情景。我知道这个世上有许多探险杜撰家，他们的拳拳之心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就像航海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一样，他们的发现几乎都是意外惊喜。他们之所以“寻觅”到了任何东西，都是机缘巧合而已，就像哥伦布无意中发现了圣萨尔瓦多一样，那只是因为他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因为在意外发现了新大陆之后，他知道这样的发现意味着什么。大自然早已将大陆安置在那里，静候着内心不安分的探险家，宛如历史，或者我们更关心的文学史，在人生的巨大花园里，在其中某个偏僻的角落，种了几棵不知道名字的花草，而我们偶尔看到，就觉得它们有采集的价值。所以，我只是闻到了随风飘来的香气，跟着香气找到了花。几年前，我正好在佛罗伦萨，而那段经历是最值得我记忆的。意大利的古老气息，只要有任何机会，我都会纵情呼吸，尽管脆弱的古城已经历了最为冷漠的改造，但还有无数十分深刻、十分模糊、十分陌生乃至十分艳丽的感觉，让文人的内心难以平静。我想，大家都理应说几句话，理应随意勾起任何“意大利话题”，让人以为意大利已经敞开了它的秘密，这就契合了(也玩弄了)约定俗成、普遍存在的印象。这个印象，就像我们和伊比利亚人和东方人交往一样，他们出于客气，向我们敞开胸怀，没有任何保留，我们笑纳了，但在感激之余，并未如实表达。他们极其慷慨，但我们却小气得很，他们向我们开放了所有空间，而我们却只窥探了两三个房间，其余的始终处于我们的眼界之外，更甭提躬亲探索了。虔诚的虚构就足矣，反正，我们去了，我们看见了，我们也感受到了魅力。所以，在意大利，深入是无益的，探索也是不存在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其历史复杂性。我们都只在其宽阔的表面上抓了一把，看到了几张敷衍的笑脸，呼吸了一些珍贵的空气。可是，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夸口说已经收获了有价值的发现。那是向全世界人开放的展览，可是，作为崇拜者，我们大多始终看得十分肤浅，同时又不自觉愚蠢。

不过，这一切，我都不觉得和罗马或佛罗伦萨的无限魅力有什么关联。离开那个地面，在遥远的地方，我们对“愚蠢”的暖昧冷漠变得更加暧昧，我适才提到的所谓约定俗成，即所谓真正的启示和反映是一回事，而真正的潜心和理解是另一回事，不仅不能抑制人们的冷漠，而且，每次发现差异，每次感到流落异乡，每次思念逝去的时光，都会雪上加霜。我觉得，这样的发现、情怀和思念，首先会变成模糊、感伤、难以慰藉的幻觉，变成重温乃至重塑过去的冲动。当然，人们总是有些过去值得平静地心满意足地怀念，值得深入思考，也有些过去会让人烦躁，让人痛苦，回想起这样的过去，就像喝了一杯烈酒一样，五脏六腑翻腾不已。我重温《阿斯彭文稿》中的威尼斯，回忆杰弗里·阿斯彭时代的威尼斯的时候，内心就会这样激烈动荡，我虽然身处相对现代的佛罗伦萨，耳朵里依然会响起那个时代的声音。我宁愿冒着责备夸大我对那个时代的热爱，我至少要承认我的热爱，并同样开诚布公地承认，在整个故事中，存在着浪漫的和谐。借此机会，我想说明我对所谓浪漫的认识，也乐意重提那个我认为浪漫的故事，我认为这甚至是一种美德。我紧接着会说明这件小事为什么值得重提，但我首先得确切地表明，每想到这件事，我内心就会无限地激动。雪莱的第二任妻子玛丽·戈德温的同父异母妹妹、曾经作为拜伦的密友并为他生下女儿阿列格拉的简·克莱尔蒙特，很可能居住在佛罗伦萨，在那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乃至于我们旅居佛罗伦萨的时候，她还居住在那里，如果我能再早点听说，我肯定会想办法见到她本人的。想到这件事，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那是多么的浪漫，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浪漫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我是否应该希望见到她，或者说我是否应该克制冲动，让她始终作为珍贵的谜团，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她能活到如此高寿，再加上她身上的各种联想，是极具浪漫价值的，这样的浪漫不能因为我的鲁莽和冲动而有所削弱。

值得庆幸的是，我并不必做出艰难的抉择，这个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一条古怪的规律，即对于一个有想象力的人而言，最少的有效提示比最多的提示更有帮助。历史学家都希望获得多得用不完的资料，戏剧家都希望获得用不完的自由。不过，很幸运的是，我不需要那么矫情。如果我早一些得到消息，我早就应该会寻找克莱尔蒙特的芳踪，她的沉寂似乎恰好表明“造化弄人”，但我觉得我更在意的是，她证明了我们和过去之间存在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多么密切，至于我能宣称“寻觅”到了什么样的人物，我倒是没那么在意的。至少，我不必装腔作势地让某些已经尘封、无法考证的事情重新焕发意义，也不必费力挖掘可能干涸的泉水。得知她跨越了时代，而且跨越了那么多，本就让我兴奋不已，况且，我还得知，在前段时间，前几年，我曾经一次次毫不知情地路过她的门口，而她就坐在楼上，听得见我的声音，但她依然不受骚扰，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我甚至更为震撼，这不正是我所寻觅的吗？我依稀记得，当时，我马上意识到，我肯定不应当进一步寻觅，不管能寻觅到什么。我迅速明白过来，如果我进一步寻觅，会产生什么后果，有一种很微妙的直觉告诉我，更进一步探究这件事，也就是她如何跨越时代，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不过，我之所以确切知道，如果我早些得知或抓住这个所谓的机会，必会犯多大的错误，那是因为我对某一件事的了解。有一位先生真的得知并抓住那个机会，而他后来采取的冒险行动，我听说，迅速燃起了火焰。那是一位美国先生，已经去世很久，他是狂热的雪莱崇拜者，自己也很有特色，也是个很著名的人物，也是可以随意杜撰的对象，我对他有所了解，不过在《阿斯彭文稿》中，我并未提到过他。据说，他向克莱尔蒙特小姐提出请求，希望她接纳他作为房客，他的如意算盘是她应该拥有雪莱的遗物，包括一些书信文稿，而她活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等她去世后，他就可以优先获得那些遗物。据传说，由于雪莱的缘故，他总算得到了她的青睐，送她终老，可是，他最终还是没有实现他算计的目标。

传说中还有另一要素，可算是有趣的，但我听起来却有些刺耳，至少相当模糊，不甚明白。据说，在那个故事的高潮，那位老迈妇女还有个较为年轻的女性亲戚，那个美国先生与她周旋，这件事进出了一些火花，不过火花不久就灭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这样的火花确实是存在的，但充其量也只是火花，尽管如此，这依然给了我足够的“事实”，一些可以浮想联翩的所谓事实，尽管不多，已经超出了我的期望，让我喜出望外。我喜欢这样的事实，即处于初始阶段的事实，就像雕刻家手里的毛坯一样。艺术家的兴趣，十有八九都在于他能够在毛坯上面增添什么元素，甚至可以将毛坯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不过，我的兴趣，就这件事而言，很幸运，和我自己没有关联，我只是顺其自然，没有介入其中。因此，我总算保留了我的想象力，能够对其中的巨大魅力做出反应，我的意思是说，这是雪莱的戏在我们现代舞台上上演的最后一幕，内容丰富却表现模糊。正是这场戏的美吸引着我，也就是说，这一幕戏表明那个实实在在的人，那个伟大的诗人，将他的生命力传承到了今天，而对这种漫长的传承加以压缩，用力地挤压，或者说把这样漫长的关系变成与当今社会的密切关联，是十分神奇，极有创意，很值得崇拜的。简言之，我觉得我面前的这个机会十分神奇，如果方向正确，一个理由胜过五十个，可是，如果我掌握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我的手会离开其余的。这个传说中的意大利方面让人难忘，我的朱莉安娜之所以幸运地保持着隐私，长期不受干扰，与世隔绝，是因为她曾经在意大利的生活和关系。是的，在伟人之后，朱莉安娜生活了二十五年，没有被人开发，没有进人文献，与神奇的宝藏和完好无损的坟墓一样，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件事具有历史的气息，我承认，这样的气息对我极具吸引力，而且，那个地方很遥远，但还不至于遥不可及。

我很喜欢摸得着、看得见、可以浮想联翩、也可以故地重游的历史，很喜欢不远的远方和不难解的谜，很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标志和迹象，就像放在桌子的另一端，我一伸手就可以拿得到一样。这张桌子很长很宽，当我们将身体靠过去的时候，发现它是那么的坚固，很靠得住，中间没有断裂。对于我的想象而言，历史虽已逝去，但又距离我们那么近，也就是说，与当今联系紧密，又能体验到不同，因此还是完全可以领会，可以欣赏的，这就是历史的芳香和诗意。如果我们再往后多退几步，可欣赏的成分将会减少，就像从一座花园隔着墙看另一座花园，你只会看到一堵堵墙，花园的魅力骤然削减。那些花园可能还是那些花园，还在原地，没有任何变化，但即使我们架起最长的梯子，依然不能领会，不能欣赏其中的美，因为我们看到的依然是那些隔离花园的墙。因为隔离墙的存在，我们可能会猜测另一边有些什么，认为那边肯定花团锦簇，可能魅力无限，但是，谁会自以为是地说这样的效果来自许多花园的存在呢？当然，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过去很陌生，也有人会觉得过去很熟悉，不过，即使在达到完美平衡的时候，也很难把握，把握过去深远的意义。我之所以说意义深远，是因为如果我们满足于随便看看，不要过于较真，那么我们将取得其他方面的收获。不过，如果我说我感觉在拜伦时代，我为方便起见这么称呼那个时期，相比历史上更悠久、更值得敬畏的时期，午后的阳光的意义更为丰富、更为深远，对我更有吸引力，那是勉为其难的。时代越是久远，越是令人感到陌生，我们往后看所能看到的景色，其魅力就会有所弱化，午后的阳光也会相对黯淡，相比之下，在与我们距离更近的时代，那样的效果还没有开始。所以，简单粗俗地说，我很天真地发现那个时代很有魅力，而其中的魅力就在于某种特别的效果，不在于更为本质性的优点，而在于某种深层次的联想。恐怕我还得说，既然我纵容自己浮想联翩，这样的冲动不止一次让我设想拜伦时代的情景，想象照在那个时代的大海上的午后阳光，就像看看我能联想到多么深远，在现代世界的那个初期，世纪之初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仅那个时代是年轻的，那个时代的一切也都是年轻的，生机勃勃的。把陌生的历史和美国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是很耐人寻味的，当然，恐怕我自己也不能夸口说，其中有多大的智慧。

既然我的初衷在于感受得到严密保护的过去，如果我猜想能否从“老”纽约的一些情景中获取那个时代的一些线索，那是很自然，很多情，很诚恳的。人类历史的午后阳光，为了支持寓言的创作，不都是采用最合适、最恰当的角度吗？换言之，关于拜伦时代的清晰回忆，能否来自哈德逊河的两岸？或者是大洋彼岸的任何地方，这个问题并无大碍。我承认杰弗里·阿斯彭从未到过纽约，但在设想他的时代的时候，我想到了纽约。不管怎么说，做试验是很有趣的，而尝试将朱莉安娜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也就必须转移与她关系密切的那个伟大诗人。我感觉，为了做到精致，我必须借用佛罗伦萨的传说，首先消除掉过于明显的转移痕迹，所以，我转变了朱莉安娜的历险情景。我觉得，朱莉安娜只适合拜伦时代，或属于拜伦时代结束不久之后的意大利，但在有些方面，她是可以随意编排的，尤其是她的后半生以及长期不为人所知的独居生活。对于任何发了霉的洛可可，不管是人还是其他事物，你都可以将威尼斯任何一个伟大但已破落的建筑物的水边台阶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任你自己去追寻，关键是要掩盖你自己的行踪，我得承认这个不需要太多努力，我感觉我掩盖行踪的最好方法，就是设想一个美国的拜伦，相应也设想一个美国的克莱尔蒙特小姐，她希望具有多强烈的美国特征都可以。我不知道我如今应该说这样的设计让我付出的代价是多还是少，是否物有所值，要看最终艺术再现的真实程度。如果没有真实性，那么，艺术就不存在了，所有努力就全部浪费了，我记得有一位喜欢吹毛求疵的朋友，当时乃至以后经常对我说，那必然注定要浪费的，不过，我得承认我现在发现了，《阿斯彭文稿》中的那段个人历史，是最为有趣的。现在，我觉得可以松一口气，因为我觉得这个备受批评的事情，不会再出现，至少不会以更大的压力重现。

当时，乃至此后，我朋友对我创作错误的批评都针对，如他所坚持的，我杜撰的名人不仅不存在于我强加于他们的环境中，更不可能有如此之举动(尤其是像杰弗里·阿斯彭那样的人)。这一责难还适用于一整批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我自觉有意地为几位所谓的名人分派的位置在我们现实环境中是绝对不能想象的，这种环境对他们特别的才华是绝对不适宜的。批评我的那位朋友认为，在书中杜撰与当今名人格格不入的“伟大人物”，或者公众人物，是极其错误的，而根据这条规则，我是罪责难逃。根据这条规则，书中刻画的“公众人物”，必须至少具备过去或当代某个对等人物的格调、特征或表象。一般的小人物，应和现代的小人物对应，或者无需对应，因其本身就很少为人所知，相比之下，如果是家喻户晓的，则应首先是很容易识别，很容易认同的，可是，我的书中的著名人物，基本上都是没有对应，难以识别的。比方说，人们很难判别《悲剧缪斯神》中的米利亚姆·露丝到底像谁，书中存在滥用的热情，真实感缺失，因此不具有艺术价值，必然要受到谴责。米利亚姆肯定不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与同一书中的比蒂·多摩和茱莉亚·达罗斯不同，她是个罕见的极品人物，是极具纪念价值的时代性人物。那么，米利亚姆对应的现代人物是谁呢？在当今的英国戏剧界，在当今的批评界，在当今的英国社会中，我们要怎么理解这样的艺术价值呢？我们作为“公众人物”，最大的特征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价值，也在于如我的朋友让我感受到的一样，我们本应认识到其他名人的价值，尤其是文学界的名人，比如，《名流之死》中的尼尔·帕拉迪，《地毯上的图案》中的休·维雷克，尤其是《下一次》中的拉尔夫·林伯特，他们都是艺术理想的无与伦比、空前绝后的英雄和烈士。对于这些备受责难的对象，我得等等再说，等到我为他们找到辩护词，因为我并没有将他们放置在全部赤身裸体、没有羞耻心的世界里，我现在只想应对阿斯彭受到的指责。

关于阿斯彭的指责，是我在美国初期历史上强加了这么一个著名人物，但这样的指责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天啊，在我们的社会里，哪里有适合这样声调和羽毛的鸟生长的栖息地和环境？”对于他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我只是按他所处的情形设想到的。这种设想，不就是精心算计的、没有任何害处的戏法吗？通过这种戏法，我们可以猜想他确实存在。这种在艺术界属于娱乐性质的戏法，就像一阵阵浪潮，古时候的走私海盗，开着满载的船，看到这样的浪潮，就高兴极了，觉得可以顺着浪潮让一桶桶外国酒漂到远方的岸边。如果说我们浅薄的西方文化未曾闪过隐晦而迷人的历险天赋，如果说这个时代不能接受这种轻松而高雅的回忆，那么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时代就真的糟透了，我真的只能这么说！批评者会反驳说，我这样诉求并不代表和现实有任何联系，这是大家关心的焦点，而我所联系到的，充其量是最深层的表面，而且是十分脆弱而轻浮的联系，这是所谓严格的真相，可能代表着批评者的最后判断，不过不是我的。我的最后判断，我最后要说的是，就此事而言，我们的权限取决于，我们所设想的虚假元素是否经得起进一步发展的考验，在此过程中，错误的总是会被暴露，受到批判，而正确的总是会得到尊崇。我最后要说的是，请上帝宽恕我，如果情况较好一些的话，我还可以“设想”出更完美的杰弗里·阿斯彭。我夸下这个海口，还得等到下一个争议出现时，才能得到印证。

亨利·詹姆斯

亨利·詹姆斯(1843年4月15日一1916年2月28日)是美国19世纪后半叶小说家，其父老亨利·詹姆斯是哲学家、神学家，其兄威廉·詹姆斯是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他出身殷富之家，自幼即羡慕古老的欧洲文明，遂频频往返于欧美之间，1875年起即定居伦敦，一生在伦敦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最终成了英国公民。

詹姆斯的主要作品是小说，此外也写了许多文学评论、游记、传记和剧本。他的小说常写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交往的问题；成人的罪恶如何影响并摧残了纯洁、聪慧的儿童；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艺术家的孤独，作家和艺术家的生活等：这表明作家对个人道德品质的浓厚兴趣。这是深有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人文主义倾向，而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对贫苦大众的人道主义同情。作者赞美优美而淳厚的品德，把个人品质高高置于物质利益甚至文化教养之上，个人品质和他人利益高于一切。

亨利·詹姆斯的游记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游记经典，自问世以来，一直畅销不衰。《法国掠影》(1885)、《英国风情》(1905)、《美国景象》(1907)以及《意大利风情》(1909)是亨利·詹姆斯游记系列之中的扛鼎之作。

詹姆斯本人长期旅居欧洲，对19世纪末的美国和欧洲的上层生活十分熟悉，在他的小说和游记中，都充分体现了对两种文化保持着既爱又恨的复杂态度：美国人和他们的文化质朴纯真，但目光狭隘，过分关注物质和财富积累，欧洲人优雅有文化，但尔虞我诈，同样是为了追求财富，却采用阴狠的手段。这种文化的差异，形成了詹姆斯小说创作中的潜在思维，也成了他的小说的核心主题。

两个世界的文化对比和冲突，即通常所谓的“国际主题”，从早期的《黛茜·密勒》和《仕女图》就有明确的描述，到了后期的三部重要作品(《鸽翼》、《奉使记》和《镀金碗》)，表现得尤其激烈。热恋中的情人可以共同算计来自美国的、拥有无限财富的病重女子，利用假恋爱和假结婚骗取美国女子的财富，等她病逝之后再复合(《鸽翼》)；同样热恋中的情人，也可以分别“恋上”单身父亲及其女儿，目的同样是攫取父女的财富，并给自己作掩护(《镀金碗》)；美国人可能质疑欧洲文化的腐朽，认为欧洲的情爱皆是骗局，所以美国的富婆派遣未婚夫到欧洲寻找儿子，让儿子回到美国继承产业，而那个“使节”却被欧洲文化和欧洲人的魅力所俘虏，自己也留在欧洲(《奉使记》)。

在这种文化的冲突之中，遭殃的是“爱”。在詹姆斯的小说中，几乎没有瓜熟蒂落的爱情，纯粹爱情和物质追求之间的抉择总是十分艰难的，而詹姆斯所选择的，几乎都是放弃，或者是主动的放弃，或者是死亡等被动的放弃。

《阿斯彭文稿》即是典型的文化冲突和爱情悲剧小说。

小说以英国传奇浪漫诗人拜伦的故事为原型。英国的出版商获悉，这位伟大的诗人在意大利威尼斯有位情妇还活在人间，这位情妇的原型是雪莱夫人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曾经为拜伦产下一个私生女，最重要的是，她还保留着拜伦的一些遗物，包括书信和文稿，于是，英国出版商千方百计想获得那些文稿，委托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前去威尼斯，伺机攫取。很巧合的是，拜伦(小说中称为“阿斯彭”)的情人原是美国人，因此这场捕猎行动就是欧洲与美国的对峙。与詹姆斯小说的主流格局不同，那个老妇人是缺钱的美国人，而欧洲人是有钱的欧洲人，企图用钱作为工具索取更大的价值。而与詹姆斯其他故事相同的是，欧洲人所采取的手段，也是通过假恋爱，将谈情说爱作为谋取利益的途径。男主人公通过他的红粉知己，找到那个人家，借口租借房子，住到了豪宅里去，然后又靠近老妇人的侄女，通过虚情假意，博取那个老处女的欢心。与《鸽翼》等其他小说相同，美国人终于洞察了欧洲人的诡计，当然，这次与从前不同，欧洲人不仅要巧取，而且，巧取不成之后，甚至于采取鸡鸣狗盗的举动，居然撬开对方书桌的抽屉，结果被老妇人抓了个现行。最终，那美国人，也就是老妇人的侄女，并没有主动将“宝贝”交给欧洲人，而是将其付诸一炬，而与《鸽翼》中的感情纠葛稍有不同的是，在一切灰飞烟灭之后，欧洲人虽然感到少许遗憾，但他很明确地表示，他是为失去那些宝贝感到遗憾，至于那个美国女人，他给了一点经济补偿，良心上就算平了。

《欢乐角》是一篇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主角是个长期旅居欧洲的年轻人，因为他的“欢乐角”，也就是他的老屋面临拆迁，所以回到美国处理相关事务。回到老屋里面，他幻想着如果留在美国，而没有到欧洲去，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答案是他将会是一个钻进钱眼里的商人。小说很有魔幻效应，他在老屋里隐约看到他的另一个自我，即留在美国的那个自己的影子，虽然，他天天晚上到老房子里去找那个幻影，始终没有正面遭遇。在小说的高潮，他终于见到了，但那次遭遇几乎是致命的，他差点就死在那个影子的手里。这个遭遇带有象征的寓意：他的两个自我是相互不兼容的，是你死我活的，不过最终结局，现实还是战胜了幻想，不管有多么的艰险。

在一定意义上，《欢乐角》是亨利·詹姆斯晚年对自己人生抉择的一次反思。尽管詹姆斯侨居欧洲四十年，自认为已经变成一位世界主义者，但是他身上仍然体现着鲜明的美国民族特征。因此，在《欢乐角》中，晚年的詹姆斯对自己的侨民身份提出另一种假设。人的命运是充满变数的，正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且，人生是难以复盘的。本人也一直在设想，如果高考失败，我的命运将走向何方，甚至经常做这样的噩梦，梦到只有一门科目成绩尚可，其余的都一败涂地，每念及此，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因此，詹姆斯的这个鬼故事即有他本人的回顾，体现了他对新老大陆的深邃思考，现在看来，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发人深省。

阅读詹姆斯的小说是很艰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作者太聪明了，问题是他假想他的读者也和他一样聪明。不仅是一般读者，就连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包括作家和读者也觉得他的小说艰涩难懂，可谓怨声载道，批评者甚众。有人说，他的小说每天最多能读五页，还不能保证就能读懂。

詹姆斯小说的阅读之难，首先难在其晦涩的语言，即所谓的“詹姆斯式语言”，与马克·吐温的美国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甚至与他的后辈海明威所代表的美国现代主义小说相比，有显著不同。马克·吐温刻画的对象大多数是乡下人，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人，所以马克·吐温小说多用当地土话，没有受过教化的语言，但通俗易懂。海明威虽可归于现代主义行列，因为他大量运用象征主义等现代派创作技巧，有时也让人琢磨不透，但他多采用子弹式的语言，简短、直接，属于松散结构。相反，詹姆斯出身书香门第，所刻画的人物也都属于上等阶级，即使是破落户也都自命高雅，相应地，詹姆斯小说的语言，包括作者的叙述和小说人物的对白，都十分拖沓、复杂，多属于圆周型句式，充斥着复杂的主从结构，每个句子之中都一个成分套另一个成分，十分考验读者的耐心和注意力。

所谓艰涩的语言多表达高深的思想，这也许是詹姆斯小说吓退读者的另一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吧。首先，作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詹姆斯的小说都具有试验性，同时，他对小说艺术也有创造性的发挥和表达。从本质上讲，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一部作品之所以可以称其为小说的首要原因就是它的真实性，即对某一事件的真实描绘，不管这一事件在道德和情趣方面有何争议，其真实性是用来衡量该作品质量的基本标准。”詹姆斯还认为“予人以真实之感是一部小说至高无上的品质”。可是，詹姆斯还强调了“窥一斑而见全豹”的重要性，詹姆斯一直认为“小说就是个人对生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詹姆斯十分注重心理现实，即人物的心理分析。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对法国现实主义大师福楼拜相当不满，他认为福楼拜没有进入人物“心灵的殿堂”。在一定意义上，詹姆斯是心理分析，也是意识流小说的先驱。所以，詹姆斯的小说是几乎没有行动的，大多人物思想、情感、性格都是通过对话、心理活动以及细节描写展现出来的。在詹姆斯创作的第二阶段，他曾尝试创作戏剧，可是，这个阶段是他最失败的一个阶段，他的戏剧无一取得成功，其中原因可能在于过度沉溺于心理分析。他把观众给闷跑了！到了晚年，他的艺术特色发挥到了极致，所创作的作品让文学界和读者普遍产生敬畏之情，成了传世的詹姆斯杰作。

詹姆斯小说难懂，致使很少人愿意读他的小说。据传，在他的小说刚出版之际，通常都不会印刷很多，因为基本卖不出去，只有文学界、知识界、文化界的人士，才会尝试着读一读，从而发表一些评论。

这种状况，也可能作为不少译者的挡箭牌，包括本人。看得懂已经不错了，如实再现詹姆斯的腔调，简直是与虎谋皮，每真正读懂一段，乃至一句，本人都十分欣喜，如果能活脱脱表现詹姆斯的口气和神情，都会高兴得不知所以。总而言之，本人才疏学浅，经验不足，力有不逮，如有疏忽，敬请谅解，同时，本人诚邀读者还原詹姆斯的语言，即在看译文的同时，设想詹姆斯的英语原文，我想，这将是很大的乐趣。

黄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