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乱》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北宋王朝覆亡的过程，是一曲发入深省的悲歌。作品以丰富的历史事实和逼真的细节，艺术地再现了北宋的历史风貌和社会概况。作者立足于现实去观照历史。而又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描写细节，由此而艺术地再现了北宋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宣和七年冬，北漠金邦大举侵宋。宋朝君臣惶然无策。皇帝赵佶禅位于太子赵桓，抛下朝廷仓皇南逃。大厦将倾之际，太常寺少卿李纲临危受命，毅然担负起守城重责，汴京军民在李纲指挥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历尽艰险力挫强虏，赢得了汴京保卫战的辉煌胜利。金军师疲北还，宋军由于主和派的阻挠，坐失歼敌良机，为中原疆上再遭荼毒遗下重患。

张邦昌等朝廷政要出于私欲，千方百计将李纲等主战派骨干排挤出朝。靖康元年秋，金军卷上重来，铁蹄踏破汴京。张邦昌就任伪帝，北宋灰飞烟灭。李纲奉旨勤王，可惜为时已晚。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建立新朝，复召李纲为相，诛杀逆首张邦昌。李纲虽怀补天壮志，却无奈赵构唯求偏安江南，宋朝恢复中原大计终成泡影。

本书是作者继《东风破》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力作。作品仍以北宋末年的汴京为叙事背景，凭藉坚实的史料基础，全面而详尽地描写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本书结构大气磅礴，情节曲折丰满，文笔凝重洗炼，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人木三分地塑造了抗金名将李纲、赵佶赵桓赵构三帝、以及民间义士索氏父女、权臣逆首张邦昌等众多姿貌各异的艺术形象，并于字里行间寓含了广袤深远且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沉思，堪称当代书林之拔萃精品。

冬晨，寒风砭骨，薄雾未消。多数店铺尚未开门，街头巷尾一片冷寂。就在这畏寒的人们还懒得出窝的时辰，一队人马从太原知府衙门驰出。马蹄急促地敲击着冰冷的石板路面，顺着府前大道一路向西奔去。

奔驰在这队人马最前面的，是太原知府兼都总管张孝纯。宋朝重文抑武，州府的军事主官往往委授文职官员兼任。策马其后者是太原府副都总管王禀，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军事将领了。王禀身后是随父效力于军中的其子王荀。再后面，是十余骑禁军士兵。这些人一个个皆色凝似铁。尤其是打头的张孝纯，从他那张紧绷着的面孔上流露出来的，除了异常的沉重，还有掩抑不住的焦灼。由此一望可知，乃是出了大事。

的确是出了大事。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金邦，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扫灭了雄踞塞北二百余年的辽朝后，猖狂挥师南下，把战火燃烧到了宋朝的家门口，或者说是已经将其毛茸茸的狼爪伸进了家门。如果张牙舞爪的金军再向前推进一步，辽阔中原便要全面地豺狼人室。这事于国于民，不啻石破天惊。

说起来，异族的入侵，对大宋王朝原本倒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因为在宋朝自公元九六零年开国至今的一百六十多年里，外患就从未消除过。宋太祖夺取后周，平定后蜀南汉南唐诸国，宋太宗继之拿下北汉，虽是结束了五代分裂局面，基本奠定了国朝版图，但在其之南北西三方，仍有不少异邦对中原和江南这一大片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垂涎三尺虎视眈眈，逮着机会就想伸手捞上一把。

当年对宋朝威胁最大的，当属北方的辽国与西北方的西夏。辽国又称契丹，其祖为鲜卑族的一支，再上溯其脉，是汉代的匈奴。西夏国则为党项人所建，党项人的祖先，乃是起源于现今青海一带的羌人。契丹人与党项人皆以游牧狩猎为生，俱是腥膻骠悍之辈，都有对外掠夺扩张的野心。与其相邻为国，欲求和平共处相敬如宾，是根本不可能的。况且赵宋朝廷也不是没有继续扩大疆域的欲望。这就导致了在这百十年里，宋朝与辽夏的战事此起彼伏，始终不息。

在这些频繁的战事中，曾产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其中最著名的历史事件，是宋辽于景德元年缔结澶渊之盟；而最具知名度的人物，则为与辽寇奋勇作战壮烈殉国的宋将杨继业。以杨老令公为首的杨家将的故事，后来被艺术家们演绎得丰富多采妇孺皆知，已在中华大地上传颂千年之久，在戏台上造就出了一代代的红伶名优。

宋朝与辽夏的交战历年来互有胜负，但总起来看是胜少负多。尤其是在几次重大战役上，如宋辽于太平兴国四年的高梁河之战，于雍熙三年的岐沟关、陈家谷之战，宋夏于宝元年间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之战，于元丰四年的灵州、永乐城之战等，俱是惨败得一塌糊涂。堂堂大宋雄师，想当初平定中州扫荡江南锐不可当，为何后来面对化外夷蛮，反而变得弱不禁风了呢?个中缘由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细论起来话长，这里且不多赘言。待读者阅完本书，对此也就不言自明了。

总之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自宋朝开国以来，虽然军费逐年递增，而军力却每况愈下，在与异族邻邦的交战中，基本上占不到上风。

然而这样一个严重问题，却并未引起宋朝的高度重视。因为，历年来辽夏两国的进犯，除了景德元年辽圣宗与承天太后亲率二十万大军出征的那次南侵，亦即导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的那次战事，辽锋逼近汴京，形势比较险恶外，余者皆仅属“犯边”，也就是说战事区域基本上是处于边关一带。以辽夏当时之实力，只能有限度地掠夺一些财富和领土。宋军战败，朝廷顶多采取些割地赔款之类的手段便可了事。所以宋朝对于频发这种性质的战争虽然也深感头疼，但因其毕竟动摇不了国朝根基，而始终未树立起真正的危机意识。战事一来君臣一通手忙脚乱，战事一去朝野复又歌舞升平。仿佛那不时燃起的边塞烽火，不过是无须多虑的癣疥之疾。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刚刚推翻了曾经称霸塞北的大辽朝的女真金国，居然倾其精锐再接再励，发出分别以金太祖之子完颜斡离不和国论移赉勃极烈完颜粘罕为统帅的东西两路大军，反戈杀向了与其订有联合灭辽盟约的大宋。金东路军自其南京取燕山，西路军则出其西京攻太原。两路大军的最终目标，皆为宋都汴京。这就不似通常的“犯边”，而俨然是怀有扫灭大宋之意了。因而宋朝这次面临的危机，显然远非历史上任何一次外寇入侵可比。

金军出手不凡，在其东路军破檀州下蓟州直逼燕京的同时，西路军亦连下朔、武、代、忻数州，转眼之间兵锋直指太原。太原乃宋朝北方重镇，其地一旦失守，金西路军即可全师南下。因此在这里坚决顶住和拖住金军，对于整个战局的发展，对于大宋王朝的存亡，都具有至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太原的主要军政长官张孝纯王禀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深感局势严峻而责任重大。探马一日数报军情，搅得他们心急火燎，此时宋朝的最高军事统帅童贯，正以领枢密院事兼两河宣抚使的身份坐镇太原。张孝纯和王禀便将军情急报童贯，期望童贯迅速作出部署，紧急调集和指挥军队迎敌。岂料接连几日的军情报上去后，童贯那边却毫无回音。眼看着金军就要兵临城下，张王二人不敢再坐等。所以这一日早上，两人在府衙简单地碰了碰头，便带上卫兵径赴宣抚司，去找童贯当面请示并敦促其赶快制定御敌大计。

P3-4

出版社给我送来一部书稿《中原乱》，邀请我写点东西。一口气读完这部书稿，我获得了一种久违的阅读快感。在党中央号召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今天，我觉得有必要把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推荐给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因为，这是一部可以促使人们以史为鉴，思考治国之道的小说。

《中原乱》描述的中国北宋王朝，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全面地领先于世界。然而这样一个空前鼎盛的大国，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却出人意料地急剧衰败了下去，乃至覆亡。何以至此?这里面的确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其中的兴亡之鉴可谓意味深长。不同于对皇帝歌功颂德的小说，《东风破》直指北宋王朝衰亡那一特定历史时期，其警世作用更为显著。

无论何朝何代，要想持续地国富民强，保持社会生活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必需的前提条件。而在北宋末年，社会生活已是严重地不和谐，贫富不均导致内乱连年不断，城乡百姓民不聊生，国力持续衰败，这自然就为野心勃勃的敌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导致社会生活不合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腐败。朝廷腐败，下面的官僚也纷纷效仿。皇帝搞花石纲，蔡京之流也弄出什么生辰纲。不仅贪官腐败，清官也不免俗。据梅毅著《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讲，北宋历史上以正直著称的名臣，也都是铺张浪费、贪图享受的主儿。寇准在家，天天在庭院燃巨烛，耀如白昼。这些世人眼中有德有功的大臣，尚且如此，可以想见这个王朝的腐败是多么的严重。一个如此腐败的王朝，其执政威望和执政能力如何，那也是不难想见的。

国策乃治国之纲，北宋在建国初期以及后来的历次改革中，也曾推出过不少利国利民之举。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由于不能适时地清醒地与时俱进，有些当初起过进步作用的国策，反倒蜕变成了使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是什／z,原因使得他们的国策不能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呢?

读过此书，会发现可以引起人们联想和深思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而对于这些关乎国家兴亡的严肃问题，每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中国人，恐怕都会不由得掩卷深思。因为，毋庸讳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些问题已日益变得令人触目惊心。这就更使我们意识到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方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前，我们正努力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要达此目的，必须大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而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便不能不注重读书学习。《中原乱》恰恰就是从历史教训中提炼出来的一部具有显著警世作用的生动教材，相信大家读后会从中受益。

再简要地谈谈这部小说的艺术特点。

《中原乱》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北宋王朝覆亡的过程，是一曲发入深省的悲歌。作品以丰富的历史事实和逼真的细节，艺术地再现了北宋的历史风貌和社会概况。它有情节上的想象和虚构，有适当的艺术夸张和必要的集中，但在大的史实方面并没有杜撰和篡改。作者立足于现实去观照历史。而又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描写细节，由此而艺术地再现了北宋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部小说的迷人之处还在于它塑造了众多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如李纲、赵佶、赵桓、种师道、李邦彦、童贯、张邦昌等。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使其个性鲜明。可以说，书中的主要人物，皆堪称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相信读者阅过此书，会为作者的精湛功力所折服。

总之，《中原乱》这部小说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值得阅读。

《中原乱》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是我在创作上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东风破》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东风破》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写那部小说时，免不了对这个时代背景去进行一番刻意的温习。正是由此，我感到了这个时代背景本身，其实是更值得一写。

曾几何时，北宋王朝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富国、强国，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曾全面地领先于世。中国朝廷高度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就是始于北宋。著名的造纸、火药、刻版术及指南针四大发明的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造船、冶炼、纺织、制瓷等手工业的科技程度与生产规模，在此时期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及铜、铁、铅、锡等矿产的年产量均居世界之首，国内外贸易盛况空前，人口与耕地面积持续增长。据统计，至北宋中期的哲宗元祜年间，全国的主、客户数即达一千八百多万户，作为其首都的汴京，人口已近百万。而在同一时期的伦敦，人口尚不足两万，充其量相当于北宋治下的一个四等县城。北宋时期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举世瞩目、灿烂辉煌。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汴京，同时也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在各方面都达到了空前鼎盛的伟岸王朝，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却出人意料地急剧衰败了下去，乃至孱弱腐朽得竟然经不住北方一个国力资源远逊于它的半农半牧国家的蛮横一击，使得那个本应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引以自豪的朝代，终于演变成了一篇令人扼腕的痛史。

这是为什么?

靖康之变仅仅是北宋由盛而衰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悲剧的成因在此之前已经大量潜伏。但一件事情的结局，却恰恰就是促使人们对它去进行反思的起点。在北宋覆亡的悲剧中，所包含的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非止一端，北宋现象留给我们的兴亡之鉴可谓意味深长。我们当前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从来千秋伟业，总须居安思危，一个国家欲得长治久安，不能没有忧患意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此视之，重述那段教训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有句话叫做“位卑未敢忘忧国”，又有言云“百无一用是书生”。然书生纵使百无一用，毕竟尚可纸上谈兵。于是，便有了这部《中原乱》。  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如果不是信口开河随心所欲地去“戏说”，那是相当吃功夫的。《东风破》与《中原乱》这两部书，总共文字上百万，耗去了我这些年来除教学之外的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在这个浮躁浮夸之风甚嚣尘上，物欲横流得令人窒息的年代，如果没有一点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定力，这件事还真是不容易坚持下来。

做这件事所付出的代价还不止于此。如果这百万言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所谓“学术专著”，那么我将“学术成就”斐然。但艺术理论当为创作实践之结晶，精华原本不可多得。世人有目共睹，当前那些层出不穷汗牛充栋的“学术专著”，大都是些什么扯淡货色。有更可憎者，则只消端坐在那里动动嘴皮，便可“主编”出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字的文字垃圾。我拒绝俯就某些荒谬的明规则和人们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不乐意去制造那种欺世盗名的“科研成果”，也就拒绝和放弃了许多本来理所当然应当属于我的东西。

身为凡夫俗子，若说能对功名利禄视如浮云，那是假话。但是人生苦短，为了使有限的生命存在得更货真价实一点，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取舍。至于与此相关的虚荣和利益。只好随它去了。

另外，有个关于本书语言上的细节问题，还想在此饶舌几句。这个问题，过去是有人曾就宋代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提出过的，这便是书中的某些人物的称谓问题。

宋代的某些人物称谓是比较特殊的。比如称皇上为“官家”，称皇后为“圣人”，自我谦称时称之为“小底”，呼唤某人时惯呼其生序排行等等。如果照此去写，的确是符合史实，且更具宋朝之时代特色，然则现代读者读起来，却未免会感到别扭。因此，我斟酌再三，决定对此类称谓不予采用，而是采用了戏曲及评书中的流行称谓。

从史学角度看，这肯定是有着不伦不类、萝卜青菜一锅煮之嫌。但窃以为，小说毕竟是艺术作品，因刻板地追求具体朝代语言特征而影响欣赏快感的做法，似乎并不足取。况且如今是所谓读图时代，文学语言须当力避冷涩，尽量消除读者的阅读障碍，方能更加贴近大众。

当然，一部优秀小说的整体语感及叙事风格，是应当与其叙事内容取得浑然一体的完美和谐效果的。功力所限，我自知拙作距离那种出神入化的文笔境界还相去甚远。

我会继续努力。

我觉得有必要把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推荐给广大赏领导干部，这是一部可以促使人们以史为鉴、思考治国之道的小说。

——谢春涛：中国著名党史专家　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