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他们是“反革命”，两年后，他们是“伟大的革命群众”！

天安门“四五运动”亲历者、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讯组组长亲口讲述！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是作者汪文风一段特殊经历的记录。1976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诗词贴满了天安门广场。年底，作者所在的大学教研室以“童怀周”为名在民间引发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一时间“童怀周”知名响遍全国……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是作者一段特殊经历的记录。1976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诗词贴满了天安门广场。年底，作者所在的大学教研室以“童怀周”为名在民间引发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一时间“童怀周”知名响遍全国。在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审讯之时，他成为了中纪委委员和审讯组组长。历史责任感让他拿起笔来记录下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的作者是汪文风。

前言

第一章 选入中央纪委

第二章 “四五运动”和“童怀周”

第三章 着手审理“两案”

第四章 我的审讯对象

第五章 我审江青

第六章 我审江青同伙

第七章 与吴法宪的谈话

第八章 对“文革”的反思和善后

第九章 十年的周旋

后记

附录

附录一 《人民日报》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附录二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

附录三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

附录四 革命人民的呐喊——《天安门诗抄》前言

附录五 “天安门诗抄”摘选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重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在报纸公布名单之前，我毫不知情。

不仅我不知情，连新派到我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的党委书记孙萍同志也毫不知情。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我说： “不知道！”他才又打电话问中共北京市委。市委领导告诉他，报纸上印的汪文风就是你们二外院的汪文风。即使这样，一些同志问到我和家人，我们也不敢贸然大意点头。因为我们手头除了一张报纸，什么文字的东西也没有，如果是同名同姓或是其他差错，历史经验可鉴，不仅会闹出天大的笑话，而且还可能惹上预想不到的事端。直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开会通知发到我的手里，看到通知上的大印，我们才敢认真起来。

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定于1979年1月4日至22日召开。我们费了些工夫，终于打听到了开会地点京西宾馆的所在。3日晚，二外院总务处长楚文彬同志找到我的家里，一定要派个小车送我去开会，我谢绝了。4日清晨，老伴和孩子们送我到公共汽车站上路。

到了京西宾馆，我问门口的卫兵：“请问，这是京西宾馆吗？”

他十分严厉和警觉地问：“干什么！”

我说：“来开会的。”说着便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开会通知。

我当然不了解这是比列席人员、工作人员更“硬”的一种凭证。他立即“啪”地立正、敬礼。我已经二十七八年不着军装，不精军道了，倒是虚惊了一下。然后才一路通行无阻地报了到，领了贴上照片的红色出席证和有关文件，上楼进入房间准备开会。

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有委员100名，绝大多数是曾经担任过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正副书记的老同志。像我这样比较年轻的只有五六个人。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主持会议。中央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等同志都在会议上讲了话。

胡耀邦对当选委员中参加会议的97名委员，一个一个地叫着姓名请他们站起来，向出席会议的各部、委、办、局列席的负责同志，以及其他领导介绍。介绍到我时，他叫的是“江文风”——可见当时中央没人认识我，邓大姐立刻纠正他：“不是江文风，是汪文风。”胡耀邦说：“是江文风。”邓大姐坚持说：“不不不，名单我是看清楚了的，是汪文风。”胡耀邦同志又拿起名单，仔细查找，才笑着说：“对对对，是汪文风。”然后又说，“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印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童怀周’小组所在的汉语教研室主任……”接下来说了一些鼓励之词。讲话间，邓大姐接过话筒说：“汪文风同志，会议结束后不要离开，我有话对你说。”

会议中途休息时，邓大姐在中央组织部的陈文伟的陪伴下，来到我的座位，拉着我的手，一起到了会议厅的后台聊天，气氛亲切而欢快。邓大姐问：“你来北京前在哪里？”我答在重庆，邓大姐突然严肃地问：“皖南事变时你在哪里？”我说我当时只有十岁，在街上流浪。邓大姐才又笑了。又问我认识《新华日报》哪些同志，并说她很忙，抽不出身来，要我代替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找到张友渔同志，到中央统战部找到于刚同志，向他们问好，转达周恩来同志生前和她二人对他们的想念。这嘱咐我执行后，专门向邓大姐作了汇报。

在我们住会的京西宾馆，我跟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纪委委员平杰三同志分配在一间房子里。平杰三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属统战部管。那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打一个反党集团，我不同意，与之发生了矛盾。他倚仗有康生、曹轶欧撑腰，要把我构陷为反党集团的组织者，还搞了许多材料，追到我新调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我所在的支部开了一个会准备批评我。经过我说明矛盾的来龙去脉，同志们都推说不了解情况，批评无法进行下去。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要我到农村搞“四清”。我已经到了河北新城县北方中村，领队的一位厅长才告诫我，不要跟那位领导去争斗了，他有康生、曹轶欧支持，“你是斗不过的”，他要我“销声匿迹”，就此作罢。平杰三等统战部的领导认为，当时我还是一个30来岁的一般干部，在那个单位的所谓“反党集团”中，好几个人比我的革命历史长，水平也高得多，我实在没有资格和才能成为这个“集团”的组织者。这么生拉活扯，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吗！所以并不赞成他们那么整我，说了一些公道话。殊不知“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原单位那位主要领导竟在康生的保荐下当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康生在我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上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批语，声言他和那位领导的来往是密切的，全力支持那位领导。该领导还在报社宣扬，说我反对他，是中央统战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支持的“反对中央”的活动。造反派还把康生的这段批语和出处在北京市到处传抄，印在各种红卫兵小报上。这样，不仅我本人，连平杰三等为我说过话的高级干部都受到了批斗。而今素不相识的一老一少，竟然住在一个房间里，提起往事唏嘘不已，谈了个没完没了，深夜尚不肯入睡。这是我到中央纪委以后能够娓娓而谈的第一个同志。

一天晚饭后，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魏文伯同志叫着我的名字，找到我们的房间来。刚一坐下，他就对我说：“决定会后把你留下来，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我特地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说，目前我有好几个去处，一是教育部打算留我；二是兵器工业部张珍同志已派人到二外院调我；三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陈荒煤同志要我到文学研究所去，而且荒煤同志已经同我谈了话。照我的爱好，我还是愿意到文学研究所去。

魏文伯同志当即沉下脸来，轻声地但加重了语气说：“把你留下来，是黄克诚同志在中纪委常委会议上提出的，是经过常委决定了的。”我一看形势如此严重，立刻表态说：“我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他这才转颜为笑，说：“这就对了，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我又讲到从第二外国语学院转行政关系、组织关系的问题。魏老说：“由我们给北京市委打个电话，要他们通知二外院，不就行了吗！”在座的平杰三同志，原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央纪委常委曹瑛同志，都赞成我留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说中央纪委也需要年轻一些的同志。P5-8

在这本书出版发行之际，我首先要对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具体主持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工作的王鹤寿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他以年近90的高龄，还逐章逐段、逐句逐字地对这本书稿进行审阅修改，提出意见，并在文末批上：“是一部很好的记录。”他于1999年在北京逝世。

我还要感谢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领导过一段“两案”审理工作的曹瑛同志。他没有看到这本书就辞世了，但他生前说：“汪文风，你一定要把‘四人帮’这段历史写出来。否则，你就辜负了党、人民、中央纪委对你的培养。”

书出来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安慰两位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王鹤寿、曹瑛同志都是1925年前后入党的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为谋取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们投入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鹤寿同志6次被捕、坐牢，遭受国民党的酷刑；曹瑛同志长期被敌人关押在南京监狱，后来是在周恩来的大力营救下，才同陶铸一起出狱的。他们有经过千锤百炼的铮铮铁骨，有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红心。可是，这两位九死一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了江青、康生的陷害，都关进了监狱。

“四人帮”垮台以后，他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他们的战友黄火青、黄玉昆、张启龙等一起，具体主持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党内审理工作。他们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把教育面扩大到最大范围，毫无挟私报复之心，堪称大公无私四个字。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靠挑拨离间，散播谣言，制造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处心积虑都做不到的罪恶。但是，他们实现个人权力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同志，要警惕啊！

汪文风

这部稿子，不是党组织按组织系统从上到下布置我写的。在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我的工作主要是参与审理。我是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组长，工作基本上是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集体会议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我当时虽然说是审讯组长，那是因为当时对党内的审理与司法意义上的审讯，还一时分得不够清楚。更确切地说，党内的审查、审理，也就是一种谈话。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具体负责人是王鹤寿同志。其办公室的负责人虽有好几位，但抓日常工作的是刘鸣九同志。刘鸣九同志主要是不时地询问一下审理谈话的情况，工作进展的情况。他在办公室的工作头绪较多，平时不大具体管我工作范围的事。王鹤寿同志则须将每次审理谈话的记录、他的意见，及时向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耀邦同志、邓大姐、黄克诚同志报告，并且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传达给我们，以便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看我们审理谈话的现场转播，作出指示。

……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立志最终要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江青则是封建法西斯的代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方向的代表，而江青则是没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代表；我们是为谋取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而江青则是谋求个人当女皇、奴役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虽然江青曾经几度加入共产党，甚至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她跟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作风，却是毫无相同之处的。同志们，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