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乃刘再复先生十三本学术新著选读的结集，书中所选的作品，皆是刘再复先生在相关领域较有代表性的力著。阅读本书，我们不但可以透过这些片段了解到相关作品的基本主题和观点，而且可以感受到作者学识的深度与广度，感受到作者博大的人文情怀，享受一次思想的盛宴。

鲁迅论衡、五四重评、金庸概说、张爱玲质疑、红楼梦感悟、柏拉图提问、李泽厚美学、忏悔意识、贵族精神、自定六经、双向思维、时代基调、告别诸神、返回古典、文学史悖论、第三话语空间……从文学到哲学、从传统到现代，从文化到思想，从学术到人生，从启蒙到普世，从关注当下到返回古典，从《红楼四书》到《双典批判》，人文十三步，一步一步显现出思想者刘再复的人文思想之步履，一步一步显现出人文与生命的大关怀；是刘再复的人文备忘之书，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丰富的切入生命本真与思想之核的人文读本。全书选自刘再复先生十二部学术思想专著和一部散文集，皆为其相关领域之代表论述，涉及主题之宽广，作者学识之渊博，人文关怀之深切，思想见解之独到，均令人震撼不已，可谓人文之经典，思想之盛宴。

二十年思想的踪迹——刘再复《人文十三步》序

《罪与文学》选读

 一、忏悔文学的基本形态

 二、柏拉图对文学的指控

 三、关于宗教大法官的寓言

《现代文学诸子论》选读

 一、金庸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

《放逐诸神)选读

 一、文学史悖论

 二、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

 三、告别诸神

 四、文学对国家的放逐

 五、“解放”的困顿

《共鉴“五四”》选读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提纲

 二、“五四”五说——刘再复、李泽厚对谈录

《鲁迅论》选读

 一、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

 二、论鲁迅状态

《李泽厚美学概论》选读

 一、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

 二、真正的原创性美学

 三、李氏美学体系图式

《思想者十八题》选读

 一、双向思维与大时代的基调

 二、再论第三话语空间

《大观心得》选读

 一、我的六经

 二、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双典批判》选读

 一、中国的地狱之门

 二、抹黑对手——《三国演义》中历史的伪形

 三、“女性物化”图表

《红楼梦悟》选读

 一、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

 二、《红楼梦》与中国哲学

《共悟红楼》选读

 一、通观美学与青春图式

 二、红楼女性的文化投射

《红楼人三十种解读》选读

 一、“梦中人”解读

 二、可人解读

 三、富贵闲人解读

 四、卤人解读

 五、槛外人解读

《红楼哲学笔记》选读

 一、《红楼梦》的澄明五境

 二、《红楼梦》与西方哲学

《人文十三步》后记

以往的文学史对20世纪初文学变革的解释带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形态色彩，它把那个时代凡不具启蒙意识的文学一律看做“封建文学”，或带有贬义地称之为“旧文学”。其实，如果平心静气看20世纪初文学的变革，就会看到，由于社会变化和外来文学影响，中国文学已逐步分裂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流向：一种是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五四”文学革命催生的“新文学”；一种是保留中国文学传统形式但富有新质的本土文学。新文学以启蒙意识、外来文学形式，欧化白话文为其核心因素。它与此前文学的联系并不大，充其量是某些作家采用了某些古代技法。它以前所未见的面貌出现于文学舞台，为那些赞同和倾向于“新思潮”的都市知识分子所认同，可以说新文学是表现这批活跃于都市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在新文学崛起的同时，另一种文学，即植根于古代文学悠远传统的那部分文学也在发生缓慢的蜕变。它虽然不能像新文学那样以耳目一新的形象示人，但文学史家戴着启蒙意识的眼镜，把它描绘成“封建文学”在清末民初的垂死没落，是不合适的。我们姑且把这种文学命名为本土传统的文学，它与新文学一起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实体，或者说两大流向。本土传统的文学是在缓慢的积累中构造自己的文学大厦的，在本世纪初有苏曼殊、李伯元、刘鹗作为其代表，20世纪30～40年代则有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而金庸则是直接承继本土文学的传统，并且在新的环境下集其大成，将它发扬光大。

清末以来，口岸通商，催生了现代都市的出现，写作的环境和条件都在发生变化。例如，现代印刷业的传人，使报纸、杂志大量涌现，发行网不断扩大，书肆有如商业网点，随处可见。写作从有赖传抄和坊间刻印逐渐变为现代出版业的一部分，从而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又如，稿费制度的建立，使写作在纯粹的个人兴趣之外又增加了一重商业目的，既大大刺激写作的欲望，又大大动摇了写作的严肃陛。尤其是都市读者的分层和流动特点，对写作构成了很大的影响力。一时此一趣味的小说流行，一时彼一趣味的小说流行，写作的风向随读者的口味而转移。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里曾经谈到这种“随着读者的口味而时时转换、汇成‘潮流’的现象”。在都市环境下，本土传统的文学有它不健康的地方，这是很正常的。正如“新文学”传统同样会产生一些劣作一样，不同文学传统不是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看重古代文学传统的作者必须在一个逐步成长的都市环境中为文学寻求新的出路，就是说他们既不能墨守古代传统，但又必须在已经改变的环境下使写作不失传统的魅力。本土传统的文学以继承古代章回体和话本体的遗产作为自己的使命，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文学形式和它的环境都在不断演变的过程，必然要经过漫长的积累与酝酿，才可能期望产生比较成熟的佳作。所以，判断本土传统的文学在20世纪的成就，一定要以较大跨度的时间去看它的转变，不能以一段短时间出现的大量粗制滥造之作，便断定这个传统没有生命力。无论话本体还是章回体，它的趣味都比较固定，怎样既表现光怪陆离都市的故事而又不失传统的趣味；话本与章回都是“文备众体”，集韵散于一炉，但在读者欣赏习惯改变的情形下，韵与散怎样才是最合适的平衡；现代都市会产生一些与古代不同的价值观与关怀，怎样寻求这些价值观融入话本与章回这些古代的表现体制之中；怎样创造既能承托传统文化价值又能表现当代人思想感情的白话文，等等，这些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而且，采取章回体制写作的人未必有如此的意识，加之都市环境对文学的侵蚀，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夕，本土传统的文学还没有很出色的作品问世，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像“新文学”那样以耀眼的光芒在“五四”新思潮运动中突然显露于文坛，本土传统的文学事实上从清末民初起就沿着缓慢的轨道演化。例如：章回体制在清末民初就变得更富有弹性，随意按照故事的长度来编排，不受明末经典的百回规例及固定位置的情节高潮的限制；作家有意识通过翻译小说的影响，学习其中某些描写的手法；结构故事的方式也开始多样化，不拘一格，有些则明显体现了外来的影响；韵文，如诗、词、联句等，在章回体制中的角色起了变化，使故事的节奏感进一步增强；白话文的写作也与时俱进，如令胡适赞叹不已的《老残游记》就是一例；某些在清代小说中正在发育的故事套路，“言情”、“武侠”等，在民国年间取得长足的进展。20世纪30～40年代产生了李寿民、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使本土传统的文学令人刮目相看。即使是新文学作家还将他们称为“鸳鸯蝴蝶派”，但也乐于承认此“鸳鸯蝴蝶派”非彼“鸳鸯蝴蝶派”。因为这一文学传统脱出了“黑幕”、“狎邪”等低俗趣味的境界，能够在现代都市的环境下重新延续本土文学的生命力。P46-48

这部刘再复著述选编本的取名不过是一种“方便法门”，约略接近于他20年来思考的轨迹。其实海外期间刘再复的人文著述并不止“十三步”，一些引发很大反响的作品，如他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就没有收录进来。但这总算勾勒出一个轮廓，再现这位敏锐而深刻的思想者对宇宙人生和社会现实对话的心路历程。

20年差不多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距离了，而差不多—代人的时间足可以尘封旧事。通过刘再复的著述和出版就可以透视这种历史的残酷性。20世纪80年代，他在文学和人文研究领域引领思潮，推动拓展学术研究的思维空间，他的名字可以说是文坛和学术圈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了；而他那个时期的论文和著作，如《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论中国文学》更是为那个时代的读者广泛阅读。无论是得到高度赞赏还是引起激烈的争论，都说明了他的思想的影响力。可是这一切到了80年代末端就戛然而止。从那以后他离开他熟悉的土地而生活在异国，虽然他继续写作，勤奋思考，但在简体中文的阅读范围内，有将近20年的时间，读者见不到他90年代以来写的文章或著作。作为一个依赖于语言和文字而工作的人，刘再复从简体中文的阅读视野里消失了。读者找不到他，他也无从寻找自己的国内读者。对于曾经熟悉他的读者，他的一切仿佛就此尘封，就此不见踪影。对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简体中文领域的刘再复就是一个“新作家”，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作者。直到近些年，刘再复的一些曾以繁体中文出版过的著作，得以陆续以简体中文出版面世，才重新进入大陆更为广大的读者天地。在老一辈读者眼里，刘再复仿佛“复出”；而在新一辈读者眼里，刘再复是“新进”；但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我相信是一切都没有改变。他还是像他80年代时那样，思考、读书，写作。20年来他的写作和著述出版就是这样交织起一个年代错落的故事。为了让这个年代错落的故事不再差错下去，让曾经熟悉他的读者了解这20年的“空白期”刘再复还写了些什么、思考了些什么，让新一代读者能够了解20年来刘再复著述的概貌，于是就有了这本《人文十三步》的编选。顾名思义，里面收录的篇章都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曾经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过的13部文学研究和人文思考的著述中选录出来的。虽然有只选一点不及其余的不足，但也有择取要篇，显示著述风貌的长处。

20世纪80年代末突如其来的巨变虽然将刘再复抛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他从此海外漂流，“梦里已知身是客”(他的散文语)，但并没有使他放弃一以贯之的散文作者、学者、思想者的人生本分。相反他比以前更执著，更勤奋，更用心，将祖国的语言背在肩上，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笔有纸的地方，就是故乡，就是家园，就是精神生活的天堂。20年来他写下的散文集、文学评论和人文探索的单本著作，粗略的估计也有30本左右，还有更多没有来得及结集的单篇文章和选本不计在内。刘再复20年来的写作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轨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散文的写作。还在国内的时候，就出版过好几本散文集，如《太阳·土地·人》、《洁白的灯心草》、《人间·慈母·爱》等。他的散文诗脍炙人口，以赤子之爱抒写思想者的悲欢歌哭。如他的《读沧海》、《又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和《寻找的悲歌》就广为传颂。出国浪迹四方，他的散文视野更广阔，笔调更深沉。他的海外散文总名为“漂流手记”共十卷。2009年花城出版社出过十卷“漂流手记”的选本，取名为《远游岁月))。他的散文名篇感人至深，多篇作品被海外中文教育读本选为课本，或者被海外中文学校朗诵比赛指定为必诵作品。许多海外读者，可以不了解他的文学评论和人文思考，但却被他的散文所感染和吸引。笔者以为，他的散文当之无愧是当今中文世界的一流散文，相信这一点会慢慢得到大陆读者的共鸣。  除了散文创作，刘再复海外写作第二个聚焦点就是他的老本行文学评论。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4年底即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不但是他的热爱，也是他的“本职工作”，可以说刘再复就是一个文学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出色的评论家。他20年来的文学评论和研究，一方面是延续了大陆时期已经形成但来不及形诸笔墨的问题意识，而另一方面又面对海外中文研究遭遇的种种状况发展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罪与文学》、《放逐诸神》可以看做前者的代表；而《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可以看做后者的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在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逐渐走向了教条化、公式化的写作模式，对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80年代刘再复提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文学主体性”理论，就是为了摆脱这种积重多年的极端化写作模式。到了海外，刘再复的思索更加深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积弊深重的源流因果，于是有了《罪与文学》的写作。而对鲁迅和张爱玲的评论，最能看出大陆和海外文学研究中潜藏着的“学术政治”的倾向。如果在大陆可以概括为“扬鲁贬张”的话，那海外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扬张贬鲁”。在大陆，其实“贬张”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纠正；但在海外若要直言不讳地指出张爱玲的不是，则要有相当的勇气和冒相当的风险。在“张迷”、“张痴”气氛浓厚的海外，几乎无人敢说张爱玲的不是。刘再复本着学者的坦诚与海外现代文学评论界对话，写出《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一文。他肯定张爱玲早期小说对人性深刻的发掘，也指出张爱玲后期写作大失审美水准及其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尤其不赞同海外学界对张爱玲的过度溢美。刘再复的文章，在海外中文学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海外的20年，刘再复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人文思索上，这构成他写作的第三聚焦点。与其说刘再复是—个专家型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如果要他在诗和思想之间作一个二选一的选择，他一定不会像柏拉图那样“干净利索”：驱逐诗，拥抱哲学。他一定面有难色，就像遭遇康德悖论那样，迟疑慢考，然后笑一笑说：我能不能两样都要？是的，他一定会两样都要，既要诗，也要思想。诗是他的本色生命，而思想则是他展开生命的翅膀。在大陆时期的写作，他的思想大多或者化为意象而潜藏在优美的散文诗的文字中，或者凝结为问题意识而展开在文学对象的评论之中。到了海外，他思想者的特性不但得到了更充分的舒展，而且还寻找到更贴切的文字表达形式。它们不再是寄居的形态，而是独立的个体，就像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脱离父母家庭的庇护，独立地面对人生世界。这些写作的聚焦，就是他人文思索的文字。它们占据了他非创作类写作的绝大部分。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刘再复的人文思索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传统经典别具匠心的阐释，如《我的六经》；有对现代美学经典著述慧心独发的解读，如《李泽厚美学概论》；有对传统文化糟粕的现代批判，如《双典批判》；更有漫游于人生天地，禅悟于大荒无穷，借助《红楼梦》而抒发覃思妙悟的《红楼四书》。这些形态独特的著述，如果把它们看成学理的探讨，看成文学的评论，固然没有大错，但是还不够，甚至是忽视了最基本的地方。它们首先是人文的思索，是思想的表述。刘再复到了海外，也许是因为褪去了以前种种“桂冠”，丢掉了以前种种“名号”，于是更显示出思想者的生命本真气质，他就是—个思想的探险者，跋涉于宇宙人生的大天地，求索于亘古及今的大传统，看见什么景致，悟得什么智慧，便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于是成就他述中别开生面的人文思考。

或许会认为刘再复去国他乡这么多年，中国的人文思想环境和氛围就像它的经济一样，一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文字思考是不是已经与这片土地远隔了？尤其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他曾经思考的主题，已经迥乎不同，一些见解简直南辕北辙，那它们是不是和我们今天面对世界有了隔阂呢？以笔者的认知，这种顾虑是多余的，至少它是一个误解。只要是真正的思想，它不可能没有背景，它不可能没有对话的对象。区别在于是显在还是隐在，在于是深层还是浅层。不错，在刘再复海外时期的文学评论和人文思索的著述中，那种与具体现实问题的针对性相关的特征是淡退了，借用佛教的术语，以前讲“救世”，如今讲“自救”，看起来是大大的不同，而一旦弄清楚那个相对于言语的背景，即可知它一样有鲜明的针对洼。思想者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对话者，他不会无病呻吟，不会对空放言。20世纪80年代，刘再复的理论主张之所以被认为现实感强，历史针对性鲜明，乃是因为他的言说所关怀的对象非常具体，语言不脱语境，人们皆是身处其中，很容易感同身受而被领悟到。到了90年代，此情此景不再，他将这类“时局”、“形势”意义上的现实从自己身上放逐出去，将人事纠缠、成败得失从自己身上放下，转而面对历史，立足生命，思考更普遍、更深邃、更永恒的古今大疑问和人生大困惑。这既是思想能力的提升，也是思想境界的提升，这个提升自然带来了他思考、关怀的对象更加广阔、博大。换言之，它不再是一人一事，一言一行，而是直探本源，直指本根。思想的背景深阔了，关怀的对象广大了。如果对这一点欠缺解悟，便会觉得刘再复的言说“脱离实际”；而一旦有了解悟，便会觉得他的深思智慧，“正是说到了痛处”。

例如他有一篇讲演整理成文即《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这篇文章也收编在本书中。乍看过去，贵族精神不但多年无人提起，而且自现代革命以来，这是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词语。在现代语境中，它只和悖逆潮流、垂死挣扎、孤芳自赏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和什么正面的价值沾过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样的“最高指示”我们耳熟能详。在过去讲革命的年代，需要发扬的是“泥腿子”精神；而现今讲经济的年代，恐怕需要发扬的就是“孔方兄”精神，贵族精神更没有它的地位了。显而易见，刘再复这个时候讲贵族精神，不但在舆论氛围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在学术话语中，也不见得有“前沿性”。但是，我要说，他的这篇讲演是高贵的。它的高贵正在于它“逆历史潮流而动”，它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那种英勇气概。而且，他的这篇讲演也是前沿的。它不是学术话语里那种喋喋不休、人言我言的前沿性，而是在一个被俗气潮流所覆盖的世界里呼唤正面价值的前沿性，是言人所不言的前沿性。只要我们略为意识到自我在物质世界、金钱世界的迷失，只要我们对当代“功利取代一切”的价值观略有省悟，只要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污浊本质略有痛感，读一读刘再复《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谁又能谓其“脱离实际”呢？

古人说开卷有益。无论是读刘再复的散文还是人文著述，正是应了这句古话。编者编选这本书：正是希望它能起到导读的作用，使读者有可能循此进入他深邃的思想世界，追步他思想的踪迹。

林岗

2010年11月3日于中山大学

当周青丰先生把《人文十三步》的清样发到面前时，我才想到，应当写个“后记”，借此感谢几位朋友。

感谢林岗编选此书并作了序。林岗对我的著作和我的心灵之路非常熟悉。这两年他为我撰写了《漂泊传》(香港明报出版社和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远游岁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双典批判》(北京三联书局出版)、《刘再复文学评论精选》(台湾新地出版社出版)等书的序言。每一篇都是知心之论，这一篇也是知心之论。我年近70，百感沉底，万念归淡，但每次读林岗的序文，总是不免感动，觉得人生中有一个比自己年轻又是学问、思想、品格三者兼备的朋友，真是一种幸运。20年来，他无论是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作学术访问，还是在深圳大学、中山大学任教，都离我很近。他是一个有足够的内心力量不回避我而且敢于和我共著《罪与文学》的学术赤子。其真才实学，所知者尚少。前几天我给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的《朱光潜美学十辩》作序时，就说夏中义和林岗是我遇到的两位出色的青年人文学术批评家，只是夏中义的重心在当代，而林岗的重心实际上是古代与近代，对我的评介，并非林岗的研究重心，但因历史的因缘际会，使他对我格外了解，评述之语也句句说到要点上。

感谢我的表弟叶鸿基，他是“再复迷”网站的负责人，5年来日夜辛苦，孜孜不倦，凭着对人文的酷爱与真挚的兄弟之情，助我写作，为我的文章录入了近1000万字，把我的著作几乎都纳入了网站的“数据库”之中，因此，林岗编选完成后他就立即“调出”数据库中的文稿，使得《人文十三步》很快就成书。

感谢周青丰。他是《人文十三步》的组织者与策划者。青丰为人质朴真诚，工作极为严谨。他是一个很难得的具有人文理想又脚踏实地进行人文建设的出版人才。我能得到他的支持，感到由衷高兴。青丰聪慧而有文学修养，《人文十三步》这个题目，也是他想出来的。不用“部”而用“步”，这就寓意更深。

感谢王强、董曦阳、张今亮三位年轻朋友，他们都有很深的人文关怀，都不计功利地精心编辑我的书，为了把我的书做得更好，他们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和青丰聚集一起推敲切磋，为了某个细节的调整，或者某个设计的完善，商谈至夜深……衷心感谢他们。

本集子第一辑从《罪与文学》中选出，此书是我和林岗合写的专著(第一辑所选的三篇也是我们共同执笔的文章)，2002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集子中的第八辑选自《大观心得》，这本是散文集，属“漂流手记”第十卷，但此卷中也有一些人文性质的文章，选上两篇也无妨。还有第六辑即“鲁迅论”，此书青丰选中并即将由中信出版，林岗选了两篇使“十三步”的足迹更清晰，我也就没有疑义了。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告别革命》与《高行健论》两书的缺席，倘若此二书也能加入，我在海外的人文“步伐”就更完整了。

刘再复

2010年11月4日

美国马里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