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卓清编著的《共和国不能忘怀》这不是一段轻松的历史，它很沉重。共和国应该记住那些在红军时期为之出生入死的英雄们。他们为给当时苦难的中国寻觅一条出路而苦苦奋斗，尽管走了不少弯路，但他们坚持在黑暗中寻找曙光。他们创造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成为新中国的奠基人。

孙卓清编著的《共和国不能忘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辉煌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非凡的将帅之才，闪烁着一颗颗耀眼的巨星，同时也记载着一批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赴汤蹈火、英勇献身的先烈英名。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谱写的英雄壮歌，值得我们永久地怀念、学习和传颂。

《共和国不能忘怀》记述了周逸群、段德昌、贺英、万涛、孙德清、柳直荀、宋盘铭、叶光吉的风雨人生，以缅怀这些为共和国的建立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

序

前言

党之骄子：周逸群

火龙将军：段德昌

韩英原型：贺英

土家英豪：万涛

谋略高参：孙德清

湘之忠魂：柳直荀

人民功臣：宋盘铭

红色管家：叶光吉

后记

一、他是黄埔军校一颗耀眼的新星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5月在广州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我党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建立革命武装，除派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先后到军校任职外，还陆续从全国各地推荐一批优秀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训练。周逸群在拒绝了汪精卫的介绍和军校总教官何应钦的邀请后，经共产党员萧楚女及李侠公介绍，于同年10月进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登上上海至广州的轮船，他心潮澎湃，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诗句：

废书学剑走羊城，

只为黎元苦匪兵；

斩伐相争廿四史，

岂无白刃可亡秦？！

周逸群到达广州码头时，把这首诗赠给了先期入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从事教导团秘书工作、前来接他的好友李侠公，表达了他“废书学剑”、从戎学武的坚定革命信念，反映了他服从革命需要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周逸群到黄埔军校后，被破格补人第2期辎重队学习。人校没几天，他和李侠公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先生，表达求见之情。1924年初，刚从日本回国的周逸群与恽代英一起，在上海《新建设》刊物上发表了名为“革命与统一”的文章，赞颂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

孙中山先生收到周逸群、李侠公的联名信后一周，便在广州大元帅府召见了他俩。孙中山同他俩握手坐下后，亲切地问：“你们中哪位是周逸群？”周逸群马上站起来，恭敬地鞠了一躬，答：“学生就是。”孙中山见周逸群一表人才，既有军人风度，又有文人气质，不住地微笑点头。周逸群随即向孙中山汇报了日本留学界对国民党改组的种种看法。

孙中山先生诚恳地对周逸群、李侠公说：“你们的信使我意识到：我这个大元帅有点儿脱离民意了。名义上兼你们军校的总理，可我们却还不认识，实在抱歉。感谢大家从中国各地投奔广州的革命行动，感谢大家对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看到你们的来信，我很高兴，你们是有抱负的青年，前途远大，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人身上。”

应周逸群的要求，孙中山给他俩进一步讲解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涵义。孙中山拿着《贵州青年》翻阅，指着周逸群写的一篇题为“三民主义与贵州”的文章，赞扬他抓到了问题的要害。就北伐战争问题，孙中山先生想听听周逸群的意见。周逸群说：“我本人对先生主张北伐表示拥护，但目前北洋军阀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势力很大，单靠革命军的力量没把握取胜，必须联合工农的力量，武装工农群众。另外我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后方，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否则，革命军在前方打仗，后院却起了火，前后受敌，对革命军不利。” 

对周逸群的见解，孙中山先生称赞道：“说得好！有远见！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以为我是大元帅，什么都行。当初，我想放弃广东进行北伐，对保卫广东革命政府、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没有足够的认识。后来得到共产党的帮助，我才下决心把一部分革命军调回广东镇压商团的叛乱。事实证明共产党的主张是正确的。你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如此深刻，真令人佩服，你们前途无限，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孙中山亲切接见周逸群这件事，在黄埔军校引起了轰动，他也因此被称为“黄埔军校的风云人物”。

这次难忘的会见，对周逸群今后的革命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肝病在北京逝世，黄埔官兵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周逸群主动到松El中学演讲、散发传单，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和革命道理。

在军校学习期间，他经萧楚女介绍结识了中共两广(广东、广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不久，经共产党员鲁易、吴明的介绍，周逸群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宣传委员。他在周恩来领导下出色地工作，成为黄埔军校一颗耀眼的新星。P3-P5

孙卓清同志《共和国不能忘怀》一书即将付梓之际，他来北京请我作序，我欣然应允。

孙卓清同志在第一军工作过21年，在部队期间，他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理论水平、开拓创新能力和实际工作经验，是一名优秀的机关政工干部，多次立功受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部队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离开部队多年后，仍心系部队建设，前后花费近3年的时间，继奉献出建党90周年革命传统教育丛书《第一军政工名将传奇》后，又完成了《共和国不能忘怀》这本书的撰写工作，反映了一名受党和部队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政治工作者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敬仰，对在新的历史时期用中国历史，特别是用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的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共和国不能忘怀》一书，以第一军(前身为红二军团)红军时期牺牲的8位高级将领为共和国的建立浴血奋战、忘我牺牲的风雨人生为主线，用史学者的视角去回望他们短暂而精彩的人生经历，以此缅怀这些人民解放军及新中国的缔造者，教育和启迪后人。他们坚定的信念与崇高的品质值得我们继承与传扬，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责任。

信仰什么，追求什么，确立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是《共和国不能忘怀》这本书着力表现的思想内涵，也是该书值得一读的一个亮点。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高速发展的时期，物欲的强化让人们的心灵不再宁静，特别是年轻一代，因为世界观还处于形成阶段，这个时候社会环境的纷扰和各种不良风气的污染，很容易让他们迷失方向。他们需要怎样的信仰、他们要怎样承担对社会的责任，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甚至成了社会危机，这不能不叫人揪心！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被中断的文明，这充分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力，在如今开放的环境下，它与世界文明共同影响着青年人。我们的民族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和美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的依然是“中国心”制造的中国金。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大力提倡向革命先烈学习，正确引导和树立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是非常必要的。

《共和国不能忘怀》一书让我们回望周逸群、段德昌、贺英、万涛、孙德清、柳直荀、宋盘铭、叶光吉这一代有知识、有信仰、有勇气、有智慧的中华优秀儿女所走过的战斗人生，他们在建立新中国的舞台上用百般真诚，舞蹈出生命的绝唱，虽然那些岁月已久远，但今天读着他们的故事仍为之震撼，为之感染，为之崇拜。榜样就是力量，它是一种能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的力量。我相信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一定能从《共和国不能忘怀》这本书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营养，获得有益的感悟和启迪。我更坚信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能像革命先辈那样挺身而出，为建设和保卫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经过前后近3年深入地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及到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实地考察，继《第一军政工名将传奇》出版发行后，我又完成了《共和国不能忘怀》这本书的写作工作。作为一名曾经在第一军工作过21年的老兵，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在本书即将与读者见面时，作者有许多的心酸、有许多的不解和遗憾之言，愿在这里表达出来，以求得广大读者和曾经关心过第一军(前身为红二军团)历史的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心酸、不解和遗憾之一：湘鄂西“肃反”扩大化，以致错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特别是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被迫害致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痛心和不堪回首的历史悲剧。如果不是1934年10月24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如果不是时任中央代表的任弼时同志挺身而出，果断地站出来坚决制止和纠正这一历史错误，并及时建议中央采取组织措施撤销了夏曦的中央分局书记和分局军委会主席的职务，恐怕还有更多党政军领导干部惨遭不幸，也许红二军团也会解体不复存在。可是，制造这一历史悲剧的历史罪人夏曦至今仍挂着“革命烈士”的光环，其遗像与被他迫害致死的116位党政军高级干部的英烈忠魂一起树立在洪湖市南郊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吊唁厅两侧的展室中，真叫人哭笑不得。王明、博古当政时期，夏曦因攀附王明而得势，成为党内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

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更难以置信的是，夏曦的亲信、当时掌握着湘鄂西“肃反”生杀大权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姜奇，最后竟被查实为国民党特务！

笔者在撰写《第一军政工名将传奇》和《共和国不能忘怀》这两本书之前，曾到过湘鄂西苏区烈士陵园和纪念馆参观，看到夏曦的遗像被安放在陈列馆吊唁大厅的最后一位，可以清晰地看到夏曦的遗像上有不少唾沫的痕迹，据说这是那些前来吊唁被夏曦杀害的革命烈士的亲人们所表达的愤怒。英雄和刽子手的遗像怎么能放在一起呢？别说烈士的亲人们愤怒、不答应，恐怕连那些被夏曦杀害、躺在九泉之下的英烈忠魂也会不安的。

关于夏曦的死因，有若干种说法。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36年2月在长征路上，夏曦在前往劝说一支离队的队伍的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和滥杀无辜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亡。这无疑是夏曦的悲剧，但也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

夏曦所犯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犯罪性”(即党内作检查时常说的“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错误。薄一波曾经写了一本谈党史人物的书《领袖元帅与战友》，转述了贺龙的看法，贺龙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解，不仅解释了夏曦个人犯错误的原因，也触及极左现象的发生与领导人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问题，极有启发性。

笔者认为，对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主要责任人夏曦应当追究其罪行，对他的功过是非要重新评价，撤销他的“革命烈士”称号，把他的遗像和所谓革命烈士事迹介绍从湘鄂西革命烈士陵园和吊唁大厅中撤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告慰那些被错杀的洪湖优秀儿女的在天之灵，抚慰革命烈士家属几十年来难以忍受的心痛。

心酸、不解和遗憾之二：20世纪60年代初，影视剧《洪湖赤卫队》在全国上演后，曾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作为该剧主人公韩英原型的贺英，她所带领的游击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红二军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为湘鄂西苏区和红军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倾注了全部心血；她因叛徒告密，在遭敌重兵包围的情况下，为掩护红军中的党员骨干和部队安全突围，在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她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先后4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然而，直到今天仍未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怎能不让入感到心酸、不解和遗憾呢！

贺英先后4次向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周逸群提出入党申请时，贺龙、卢冬生等领导同志均在场。因为当时湘鄂西革命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周逸群考虑到贺英当时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为了有利于对敌斗争，避免刚组建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和党员队伍遭到敌人的斩尽杀绝，要求她暂时不要入党、继续以非党员身份带领红军的游击队与敌人周旋，待形势好转后再考虑她的入党要求。周逸群对贺英说：“香姑，你为党做了那么多工作，思想上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相信党组织不会把你留在党外太长的时间。”贺英回答道：“逸群，没关系，我听党的。”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周逸群竟牺牲在贺英的前面，贺英牺牲时红二军团主力又不在湘鄂边。贺龙元帅曾为贺英牺牲后没有被追认为党员这件事深感愧疚，可他考虑到自己是贺英的亲弟弟，大姐为中国革命连生命都献出来了，何苦再为她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事去向党组织伸手呢！这就是贺英牺牲后没有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主要原因。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作风。笔者认为，周逸群同志生前对贺英许下的承诺应该兑现，如果连贺英这样的革命女英雄牺牲后都没有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烈士在九泉之下不会瞑目，而且还会给湘鄂西人民留下永久的迷惑和伤痛。

心酸、不解和遗憾之三：在本书叙述的为建立新中国英勇献身的红军高级将领中，有的英烈尸骨至今仍下落不明，有的烈士家属由于解放前逃荒离开家乡落户到外省，至今也未收到亲人的“革命烈士”证书，这不能不叫人心寒。如先后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主席团成员、湘鄂西共青团省委书记、红3军第7师政委、第9师政委、红3军代政委的宋盘铭烈士牺牲后，他的家人为了找回亲人的遗骨，像愚公移山一样一代一代不停地寻找了几十年，至今也没有找到。宋盘铭的父亲宋同甫为寻找儿子的下落，无数次跑武汉、下洪湖、上北京，可连一件烈士的遗物也没找到。父亲过世后，妹妹宋秀芝接着寻找，她沿着哥哥生前的战斗足迹，找遍了湘鄂西的山山水水和无数城镇、村寨，最后为方便寻找，竟离开家乡河南漯河市郾城县，先后在湖北的沔阳、嘉鱼落了户，直到70多岁不能走动，也没有找到哥哥的尸骨。妹妹过世后，其堂侄宋文礼接着担起了寻找伯父宋盘铭烈士尸骨的任务。就这样，从宋盘铭烈士牺牲后至今，他的亲人们已寻找了70多年，可至今仍不知烈士的尸骨留落在何方？无奈之下，宋盘铭烈士的亲人们只好将县民政局根据贺龙元帅1953年“八一”建军节来信和朱德元帅题写的“人民功臣”而制作的一块牌匾作为烈士遗骨埋在了家乡的烈士陵园里以寄托哀思。

为此，作者借本书出版发行之际，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应该想到为像宋盘铭这样尸骨至今未还的英烈家庭做点儿什么？不要再让这些英烈的亲人一代一代承受着心中难以抚平的伤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原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以及我的老战友、全国人大代表、原南京军区联勤部部长顾守成少将、某集团军军长蒋谟祥少将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傅全有上将为本书作序，顾守成和蒋谟祥少将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发行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和帮助。此外，湖北、湖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的党史部门为该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参考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孙卓清

2011年12月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