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空气里弥漫着欢歌与纵饮的气息。一个偶然的机会，穷职员尼克闯入了挥金如土的大富翁盖茨比隐秘的世界，惊讶地发现，他内心惟一的牵绊竟是河对岸那盏小小的绿灯——灯影亮处，住着让他魂牵梦萦的黛西。然而，冰冷的现实容不下飘渺的梦，到头来，盖茨比心中的女神只不过是凡尘俗世的物质女郎——当一切真相大白，盖茨比的悲剧人生亦如烟花般，璀璨只是一瞬，幻灭才是永恒。

《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中西部小子盖茨比到东部闯荡一夕致富，他在自己的豪宅夜夜宴客，俨然慷慨荒唐的富豪大亨，他梦幻地看着纽约长岛上一座闪着绿光的灯塔，寻觅着他梦寐以求的女人黛西。他的邻居、也是故事的叙事者尼克，眼看着盖茨比的宾客们接受他的招待却冷漠无情，眼看着盖茨比奋力追求那腐败的虚华。盖茨比最后的结局，让尼克对东部浮华的名流生活梦碎，宛如看着繁华楼起再看着它楼塌。

《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起落颠沛的人生正是盖茨比的写照，他对财富的想法与他对人生诗意浪漫的情感，透过盖茨比表现出美国文化最初的勇敢追梦形象。他们之所以吸引人，不在于爵士时代的夜夜笙歌，不在于对爱情的缥缈浪漫，而是盖茨比──或者说是菲茨杰拉德，对追求尘世华美抱着纯然美好的坚定信念。

身为翻译者，身为小说家(村上春树)

了不起的盖茨比

在我年纪还轻、阅历尚浅的那些年里，父亲曾经给过我一句忠告，直到今天，这句话仍在我心间萦绕。

“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他对我说，“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

他没再多说什么，不过我们总是言语不多就能彼此理解，所以我明白，他想说的远不止这些。于是，我逐渐养成了不对他人妄加评论的习惯，这样一来，许多古怪的人向我敞开心扉，一些世故而无聊的人也把我当成倾诉对象。当这种品质在一个正常人身上显露出来，那些心智不正常的人就会立刻察觉，绝不放过。由于这一点，我在大学时代受到不公平的指责，他们说我是个政客，因为我了解那些放荡、神秘的家伙不为人知的伤痛。大多数私事并不是我刻意打听的，通常的情况是——每当有准确的迹象让我意识到，有人又要吐露心声时，我就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或者装出很不友好、玩世不恭的样子。因为年轻人的心声，或者至少他们表达的方式，往往是雷同的，还带有明显的遮遮掩掩。不对他人妄加评论，这是一种理想境界。我现在仍担心自己因责人过苛而有所失，担心自己忘记那句父亲提出而我也一再重复的有些骄傲意味的忠告——每个人的基本道德观念生而不同，不可等量齐观。

不过，对自己的宽容夸耀一番之后，我得承认这种宽容也是有限度的。人的行为或许有坚硬的磐石作支撑，或许浸在潮湿的沼泽中养成，可是一旦超越了某个界限，我就不在乎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只想让世界上所有人都身着军装，在道德上永远保持立正的姿态。我不愿再享受窥探的特权，让别人对我推心置腹了。只有盖茨比让我破例，这个赋予了本书名字的人——盖茨比，他代表了我由衷鄙夷的一切。如果人的品格是由一连串丰富多彩的姿态组成，那么他身上则具有某种美妙而炫目的东西，他对未来的人生有着高度的敏感，仿佛与一台能够预测一万英里以外地震情况的精密机器连接在一起。这种敏感与美其名日“创造性气质”的多愁善感毫不相干——它是一种总是充满希望的美好天赋，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聪颖气质。这种气质，我从未在别人身上见过，以后也不太可能见到了。不，盖茨比人生最后的结局无可非议，是那些吞噬他心灵的东西，那些在他梦醒后扬起的污秽尘埃，让我对人世失意的忧伤和片刻的欢欣暂时失去了兴趣。

我家三代以来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声名显赫的有钱人。卡拉韦家族也算是个世家。据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的后裔，不过这支族系真正的创始人是我祖父的哥哥。他派了个替身去参加独立战争，五十一岁来到这里，开始做五金批发的生意，我父亲至今仍在做这行买卖。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是他们说我长得很像他，尤其像父亲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副板着面孔的画像。一九一五年，我从纽黑文毕业，距离父亲毕业刚好二十五个年头，不久之后，我就加入了迟来的条顿民族大迁徙——世界大战。我完全沉浸在反攻的兴奋当中，回家之后，一直静不下心来做事。中西部已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它似乎成了宇宙破败的边缘，因此，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债券生意。我认识的人全都在做债券生意，所以我想，多养活我一个单身汉应该也不是问题。我的叔叔婶婶们对此讨论了好一番，就像要为我选一所预科学校似的。最后，他们神色凝重、一脸迟疑地说“呃……那就……去吧”。父亲也同意资助我一年。几经耽搁，我来到了东部，心想我将永远留在这个地方。那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

现实的问题就是得在城里找个住处。但当时已是暖季，而我又刚离开那个草坪宽阔、树木宜人的故乡，所以当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向我提出，一起到附近的小镇合租房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主意很不错。他找到了一所饱经风雨侵蚀的木板平房，月租八十美元。但就在最后一分钟，公司却把他调到华盛顿去了，我只好独自一人搬到市郊。我有过一只狗，至少在它跑掉之前养了它几天；还有一辆旧道奇车和一个芬兰女佣。她为我铺床、做早点，在电炉旁一边忙活，一边念叨自己国家的格言。

头一两天，日子过得挺孤单的。直到有一天早晨，一个比我晚到这里的人在路上叫住了我。

“西卵村怎么走啊？”他无助地问道。

我给他指了路。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感到孤单。我成了一个引路人，一个开路者，一个最初的移民。他不经意间赋予了我荣誉居民的身份。

阳光照耀大地，绿叶涌出树枝，犹如电影镜头中万物飞快生长。那熟悉的信念又回到我的心中，夏日来临，新生活开始了。

有那么多书可以读，还可以从如此盎然的新鲜空气里汲取营养。我买了十几本关于银行，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它们就像造币厂新印的钱币一样，一本本红皮烫金立在书架上，等着为我揭开只有迈达斯。、摩根。和米西纳斯。才知道的赚钱秘诀。除此以外，我对其他许多书籍也颇有兴致。大学时代我很喜爱文学，有一年还给《耶鲁新闻》写了一系列严肃而浅显的社论，现在我准备拾回这些兴趣，重新成为一个“通才”，就是那种博而不精的专家。只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终究会成功许多——这可不仅仅是一句俏皮的警语。

我租的房子坐落在北美最不可思议的小镇上，这事纯属偶然。小镇位于纽约正东那个狭长、毫无规律可循的小岛上。这里除了千奇百怪的自然景观之外，还有两个形状怪异的半岛。它们距离城市二十英里，状如一对巨大的鸡蛋，外形一模一样。隔着一条海湾，两个半岛延伸至长岛海峡辽阔而潮湿的“后场院”——西半球那片最为温顺的海域之中。半岛并不是正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中的那个鸡蛋一样，在连接大陆的一端呈扁平状。不过，它们相同的形状还是让天空飞过的海鸥惊异不已，而更令陆地生灵大开眼界的是，两个半岛除了形状和大小之外，竟无一处相似的地方。

我住在西卵村，嗯，是两个半岛中比较不时髦的一个。但这只是最表面的标签，不足以说明二者之间离奇而不祥的反差。我的房子在蛋形的顶端，距离海峡只有五十码，夹在每个季度租金一万二到一万五的两处豪宅中间。无论以何种标准，右边那幢豪宅都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酷似诺曼底的某个市政府。它的一边矗立着一座塔楼，在常春藤稀稀疏疏的掩映下显得簇然如新，旁边还有大理石砌的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草坪和花园。这是盖茨比的宅邸。不过我当时还不认识盖茨比，所以或许应该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绅士的宅邸。我自己的房子难看得很，幸好它小，还不算碍眼，一直不被人注意。因此，我可以看到窗外的海景，欣赏邻居家草坪的一角，还有与富翁为邻的荣幸。而享受这一切，每个月只需花费八十美元。

海的对面，时髦的东卵村那宫殿般的白色建筑倒映在水面上，熠熠生辉。这段夏天的故事，直到我开车去汤姆·布坎南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才真正开始。黛西是我的远房表妹，而汤姆跟我在大学时候就认识。大战结束之后，我和他们在芝加哥待过两天。

黛西的丈夫在各种体育项目上都颇有成就，他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橄榄球锋线球员之一，称得上是全国知名的人物。  P21-25

身为翻译者，身为小说家

村上舂树

记得是在三十五岁左右吧，我夸下海口说，到了六十岁要开始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于是我下定决心，以此为目标，进行着各种练习。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我就像将这本书小心地搁在神龛上，时不时看上几眼，以此度过我的人生。

就在东忙西忙的过程中，不知怎的，六十岁生日让人等得越来越不耐烦。我的视线日益频繁地转向神龛上那本书。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忍不住了，比原计划提前几年着手翻译这部小说。最初只是想“呃，现在开始抽空一点一点作准备就好”，可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结果用了比想象中还要短的时间一口气译完。或许我就像个小孩，虽然大人一再叮嘱生日之前不能打开礼物盒，可我还是等不及先把它拆开了。这种喜欢提前下手的急性子，不管到多少岁好像都不会改变。

当初，我决定等到六十岁再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有几个理由。一是，我预计(也期待)到了那个年纪，翻译的水平会有所长进。对我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既然要翻译，就要做到缜密细致，不留任何遗憾。二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已经有几个译本，我完全没有必要慌慌张张去翻译。其他更急待翻译的同时代小说还有很多。三是，我认为“翻译这么重要的一部书，最好还是到了一定年纪，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就像在廊檐上摆弄盆栽一般，优哉游哉地享受这份工作”。至少对于三十多岁的我来说，六十岁是个出奇遥远的世界。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当六十岁近在眼前，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不是谈论“在廊檐上摆弄盆栽”这么悠闲从容的事的时候。仔细想想，也是理所当然，迎来了六十岁生日，并不意味着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管好坏，这个时间点只是对我这个人的It常非戏剧性的一种延伸。因此，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等到六十岁再开始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或许这是一种轻微的僭越，不过也是一种感觉，觉得“我已经到了可以着手翻译它的时候”。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作为译者我有了某种程度的——当然只是某种程度的——自信。

或许这也跟年龄有关，因为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无论如何都要翻译一下”的越来越少。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必须翻译的作品，或许可以说已经全部译过了。而年轻作家的作品就交由热情充沛的新一代译者们去翻译好了，我还是退回到略微远离时代现实的地方去。“有一天要用自己的笔按照自己的节奏优哉游哉地译出想要翻译的作品”，我心里生出这般奢侈的念头。当然这不是说，我不再翻译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了。而是我今后打算把“真心想翻译的”东西一部一部译出来(当然也希望能够出版)。但是我想早年的经典在我今后的翻译书目中会占较大的比重，这些都是我常年拿在手中，至今还在阅读的。当然它们多数已经有了公认的好译本，但我还是希望能亲自翻译，只要我的重译有略微的价值就满足了。

数年前，我翻译的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就是这种重译作品，这本书自然也会进入同一个系列。我没有要对前人的翻译进行批判的意思。不论哪部译作都是优秀的，通过它们，不同语种的读者才能享受到阅读小说的乐趣。如果有读者问我“如今特意推出新译本，意义在哪里”，我只能回答“这确实值得考虑”，然后陷入沉思。但是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我曾写过，翻译这项工作多多少少有个“鉴赏期限”。很多原创作品没有鉴赏期限，但翻译作品却不同。翻译说到底就是一种语言技术问题，而技术会从细节开始日益陈旧。即便存在不朽的名著，不朽的名译在理论上也是不存在的。不论哪部译作(当然我的翻译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的推移都会陈旧，就如同日益陈旧的辞典，虽然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我甚至想，从这种意义上说，通过翻译对原作的“加印”都有可能给作品本身带来损害。所以每个时代都有必要更新译本。至少对读者来说，有多种选择比没有要好得多。

另外，读过已经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几种译本后，暂且不论翻译质量，它们和我心目中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好像有些许(或相当)的不同。当然，我只是在描述自己对这部小说抱有的个人印象，而非客观的——或学术的——批判或评价，我没有资格说这种伟大的话。只是那些翻译与我的感受多少存在着差异，“我心目中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这不能不让人疑惑。身为一个读者，单纯从个人观点出发，对其他作品产生的这种感受我是不会说出来的，而正因为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才胆敢直言不讳。这一点还希望各位理解。

反过来说，各位也可以这么理解，我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在极端个人的层面上完成的。我将自己对这部小说抱有的印象明确化，尽可能用具体而明了的文脉将其轮廓、色调和结构为各位读者展现出来，这是我此次翻译的目的。译文虽符合原作，但不知为何抓不住本质、摸不着头脑，这类情况我一直极力避免。

我认为翻译基本上就是热情讲述故事的过程。当然并不是只要意思吻合就可以。如果不能将文章的意象明确传递出来，那么作者的用意也无从传达。尤其是对这部作品，我尽可能做一个热情亲切的翻译者，尽量将一个个文字集合体的内涵用日语说清楚。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极限，我只能说我尽了全力。

上面提到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来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既然如此，身为翻译者，我就有必要具体说说它究竟多么重要。

如果让我“举出迄今为止遇到的最重要的三本书”，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它们都是我人生(身为读书人、身为作家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小说。倘若只让我从中挑选一本，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起的盖茨比》。如果没有与这部作品相遇，我甚至觉得自己写出来的小说会跟现在的作品完全不同(或者也许什么都不写，因为这只是纯粹的假设，自然不会有正确答案)。

总之，《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让我如此沉迷。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也受到很多激励。这部雅致的长篇小说，成为我作家生涯的一个目标，写作世界里的一个坐标轴。我仔仔细细反复阅读它，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不放过，许多部分几乎都能背诵下来。

听我这么说，一定会有很多人露出困惑的表情，“我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可它真的像村上先生说的这样伟大吗？”那么，我不由要追问一下：“如果《了不起的盖茨比》算不上伟大的作品，还有其他什么作品能称得上伟大呢？”当然，我其实也能理解这类读者的心情。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将各种情景极其细致鲜活地描写出来，将所有情感用极其精致多样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不逐行逐句细心阅读英文原作，是无法全面理解其精妙之处的。这一点就是根源所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二十八岁时文笔达到了巅峰。然而翻译成日语之后，无论是否出于译者本意，都会有很多美妙之处受到损伤。就如同上好的葡萄酒经过长途运输一样，独特的芳香和微妙的口感难免会有损失。

所以，很容易形成这样的看法：这种小说阅读原文是最佳选择。然而阅读原文又并非普通读者能够实现的。空气的微妙流动，使得相应的色调、情形和节奏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种自由自在、畅通无阻的美丽文体，没有相当的阅读水准的确很难体会到。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懂英语就能领略到这种等级的叙事美感。

因此，说得夸张一点，《了不起的盖茨比》至今还没有被日本大部分读者真正正确地认识。至少，目前读者们(其中很多人从事与文学相关的职业)对它的整体评价令我感到遗憾，我不得不做出这种悲观的结论。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就是翻译存在着局限。

当然，也不能说我的翻译就突破了这种障碍。这部作品翻译起来究竟有多么难，我实在太了解了，所以我说不出这种狂妄的话来。我并不是突然转变态度，只是说我的翻译也相当不完善，或者说，想找缺陷的话总还是能找出几处的。我承认这一点。如此完美的英语作品，怎么可能毫无缺陷地转换成其他语言呢？但是即便如此，作为一个翻译者，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会尽我的努力和诚意寻找一条翻译之路，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量重要、最本质的东西，尽可能有效而准确地表达出来。

希望各位理解的是，以前我做翻译时，一直提醒自己要放弃小说家的身份。无论翻译哪个文本，我都尽量消除自己的影子，就好像极力让自己成为舞台上的黑衣人。对我来说，忠实的翻译是最重要的。当然，之前我做的各种翻译，或多或少都与我的小说家背景有着关联。但那始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不是刻意而为。唯独对《了不起的盖茨比》，我要尽可能地发挥身为小说家的有利之处，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做出了决定。这并不是过度翻译，也不是改写文字。我只是在各个关键点发挥自己身为小说家的想象力。一边想象如果我是作者会怎么写，一边将菲茨杰拉德文中容易错过的要点一点一点挖掘出来。对那些关键的要点和美丽的枝节，尽可能精细地加以解剖。必要时，也会用较长的词句进行解释。因为在我看来，不这样的话就无法发挥出菲茨杰拉德文字的内在力量。他的文字世界里有个部分，让人想不顾一切投身其中抓住其核心。只有触及那个核心，他的文字世界才能够鲜花盛开。

说得极端一点，我是把《了不起的盖茨比》当成最终目标，走上翻译这条路的。所以这部作品的翻译对身为译者的我来说，既是一个结论，也是一个成就，同时又标志着我迈出飞跃性的一步。当然这终究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个人的课题，与拿到这本书的各位读者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对这部翻译作品，我有几点很在意，也可以说是翻译的基本方针吧。

首先，我将它定义为“现代故事”。这部作品完成于一九二四年，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一九二二年。我翻译它的时候，离小说问世已经有八十多年，也就是说它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但我并不想把它当成一般的经典作品。对我而言，《了不起的盖茨比》必须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的故事。这是我此次翻译时最优先考虑的事项。所以旧式的措辞、有时代特色的修饰，我只保留下真正必要的部分，其他的尽可能删除，或者将色调调弱一级。尼克、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汤姆等人，就好像生活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是亲人，是朋友，是熟人，是邻居。对话在小说中究竟有多么重要，我是从这部作品里体会并学习到的。  各位在阅读时就会明白，这部小说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形象，他们的对话也相应地各有特色，但又绝不会一成不变。每个人的行为规范贯穿始终，却又根据状况和环境、心理和视角——作为与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与此同时，说话的方式也不断地改变。因此，他们的对话必须是活生生的，他们的每一次呼吸都必须有具体的意义。

另外，我很在意行文的节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具有独特的美感和韵律，会让人联想起优秀的音乐作品。他用这种节奏驾驭着文字，就像童话故事里魔法豆的枝蔓向天空伸展一般展开他的叙述。流利的语言接连诞生，不断成长，为寻求空间流畅地在空中移动，真是一幅美丽的景色。在这种时候，逻辑和统一性偶尔也会被逼到某个角落。语言被吸人空中，多样而暧昧，存在着各种暗示、各种可能。这种表达方式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作为认真的翻译者，我有时候不得不严肃地思考一下。但是读者在阅读中却几乎不会留意到这些地方。因为那无与伦比的优美文字流畅地讲述着故事。他究竟要讲述什么？读者在阅读中毫无不适、毫不迟疑地理解了一切。真正是个天才的文字家。要将这样的作品转换成日语，是一项极难的工作。

因此，我十分重视行文的节奏。我认为这是菲茨杰拉德作品的本质所在，所以我首先要把这种节奏移植到日语这片土壤中，在它周围小心翼翼地添加旋律、音响和抒情诗。与音乐相比，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更加自然，更易于理解。有时他的作品需要用耳朵来聆听，需要出声地朗读。我也不清楚自己能否成功地驾驭。但总之节奏是我翻译的一个要点，是基本方针，这一点我希望各位读者能够领晤。首先有流动的节奏，然后紧密相连的词语自然地喷涌而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菲茨杰拉德作品的美妙之处。

对于我自身和这部小说的关联，对于这项翻译工作，我好像说得略微有点多了，虽然仍觉得还是有些没说到。这些方面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暂且先到此为止吧，下面我来讲讲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背景，略微讲一些史实，想必也是我身为译者的一个职责。我只能简单、粗线条(而且就像亲眼所见一般)地略述一二，各位如果对详细情形感兴趣，最好还是去看看传记之类的。

一九二三年，菲茨杰拉德有了写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构想。第二年春，他和夫人泽尔达渡海去法国生活后，才真正开始写作该书。同年，小说完成。一九二五年四月他二十八岁时，小说在美国出版。

菲茨杰拉德一九二〇年刚出道，便给文坛带来了冲击，他一连出版了“人间天堂》(处女作)和《美丽与毁灭》两部长篇小说、《飞女郎与哲学家》和《爵士时代的故事》两本短篇小说集，成为时代的宠儿。一战以后，美国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新文化日益兴盛，时代寻求着新的英雄。英俊、无畏、华丽的流行作家菲茨杰拉德作为年轻人心声的代言人，正是社会需要的文学象征。而且对于站在时代前端、从旧有观念中解放出来、享受着随心所欲的物质生活的年轻女性来说，他那美丽的新婚妻子泽尔达简直就是个公主。

……

如果没有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相遇，我写出来的小说会与现在完全不同，或者也许什么都不写。

——村上春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