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所著的《风中的竹林(刘庆邦最新短篇小说集)》在技巧上又有许多创新,较之作者以前的作品,在艺术上更加完美,更加成熟,相信能给读者以更多的阅读享受。刘庆邦的作品主要取材于两个方面,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对煤矿生活的体验是独到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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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风中的竹林(刘庆邦最新短篇小说集)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刘庆邦 |
出版社 | 求真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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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刘庆邦所著的《风中的竹林(刘庆邦最新短篇小说集)》在技巧上又有许多创新,较之作者以前的作品,在艺术上更加完美,更加成熟,相信能给读者以更多的阅读享受。刘庆邦的作品主要取材于两个方面,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对煤矿生活的体验是独到而深刻的。 内容推荐 《风中的竹林(刘庆邦最新短篇小说集)》的作者刘庆邦,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手”,多年来坚持以“人与自然”为主题进行着现实主义写作。《风中的竹林(刘庆邦最新短篇小说集)》的作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随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 目录 自序 方寸之间见功夫 风中的竹林 失踪 月光下的芝麻地 月亮风筝 皂之白 到处都很干净 回来吧妹妹 男人的哭 钻天杨 小动作 相遇 丹青索 一块白云 秋声远 沙家肉坊 美发 西风芦花 逃荒 摸刀 美满家庭 四季歌 养蚕 燕子 后记 山歌本自胸中出 试读章节 风中的竹林 院子大门外有一片竹林,那里就是方云中的家。这个庄子是上千年的老庄,庄子里的人家不算少。可数来数去,院子门口长竹子的只有方云中一家。竹林成了方云中家一个标志,有外来人打听方云中家在哪里,庄里的人不说方云中,先说竹林,说你找到了竹林,就找到了方云中的家。方云中家的大门口朝西,门口不远处是一镜水塘,那些竹子从塘坡长起,一直长到了岸上。若从水塘外沿往里看,不会看到方云中的家,因茂密的竹林像一堵绿色的屏墙,把他家的院子门楼遮住了。来人须绕过“屏墙”,才别有洞天似的,把方云中家的大门口找到了。 据老辈的人讲,这片竹林的第一棵竹子是方云中的曾祖父的曾祖父栽下的,一生二,二生三,渐渐地,就生成了一片竹林。如此算来,这片竹林的存在已经有些年头了。从栽下第一棵竹子的年代算起,按人算,到了方云中这一代,是第七代。方云中有了孙子,到了方云中的孙子那一代,已经是第九代。按竹子算呢,竹子每年春天都发新笋,年年都有新生代长出来。要问这片竹林一共集合有多少代竹子,准确的代数恐怕谁都难以说清,只能说一个大约数,大约有二百多代吧。 方云中家有四间堂屋,两间灶屋,还有一个大院子。他的两个儿子和两房儿媳妇都在新疆打工,把孙子孙女也带走了,家里只剩下他和妻子老两口儿。方云中不难找,妻子在院子门外给他放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软软的棉垫儿,他几乎每天都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他家的竹林。竹林边的一棵桃树开花了,地里的油菜也开花了,看来春天又来了。方云中才六十多岁,但他的身体不是很好。自从前年冬天病过一场,他的行动就不大灵光。医生对他讲,他的血管出了毛病。好比他身上的血管是道道水渠,以前水渠里的水是清的,现在水渠里起了淤泥,就把血管淤住了。血通路通,血不通顺,路就不太好走。确实,方云中的左腿变得很沉重,重得像绑了铁瓦,又穿了铁鞋一样。而他右手的五个手指头老是撮在一起,再也伸展不开。这地方有一句土话叫“撮胡儿”。说某某人“撮胡儿”了,就是指这人不行了,走下坡路了,没什么希望了。说到“撮胡儿”时,还有一个相应的手语,是把五个手指头撮起来。方云中如今的状况,仿佛老是在表示,自己已经“撮胡儿”了。他对人这样表示,对竹林里的竹雀也是这样表示。他是人不由己,手不由己,不想表示,也得表示。 他越是腿沉脚沉,走路费劲,妻子越是劝他多走走。妻子说:椅子下面四条腿,屁股底下两条腿,你坐得时间再长,也变不成四条腿,要想挪动,还得靠你的两条腿。你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你的腿还是活的。你老是坐着,说不定哪一天,你的腿就成死的了。听了妻子的话,方云中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回想年轻的时候,他的两条腿是何等好使。田里一条水渠八尺宽,他一个箭步就射了过去。到树上摘红枣儿,别人是肚子贴着树干往上爬,他以手攀树,以脚蹬树,肚皮不挨树皮,猿猴一般就爬上了树梢。秋后在麦子地里追兔子,狗追,他也追。他以两条腿,几乎和四条腿的狗跑得一样快。叹过气后,他不得不承认,妻子的话是对的。竹子不走,他得走。竹子生来就是守,人生来就得走。他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双脚稳了稳,拄上拐棍,开始走。所谓拐棍,手握的地方应该是弯曲的,有一个拐。他的拐棍直来直去,没有拐。他的拐棍是妻子用竹子给他做的,竹子通体还是绿色。 方云中通常是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庄口朱连升的小卖部门前,那里有一帮人一天到晚搓麻将。另一个地方是方长山家,那里老是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在说闲话。全庄两千多口人,大部分人都到城里挣钱去了,庄子里剩下的人十成连三成都不到。只有这两个地方,还算有点儿人气儿。方云中走得很慢。他走几步,停下来,像是攒一攒劲,又像是回想一点什么,再接着往前走。走到朱连升的小卖部门口,他看见小卖部的门还没开。听人说,朱连升的儿子在城里做生意发了财,打电话让朱连升到城里开眼界去了。方云中不知道朱连升的眼界是怎么开的,他估计去开眼界的人还没回来。那帮在小卖部门口搓麻将的人还在按部就班地搓。见方云中费劲巴力地走过来,他们没一个人跟方云中打招呼,更没人给方云中让座。他们的眼睛都盯着自己的牌,牌上有鸡,有饼,还有发财,好像哪一样都比方云中重要。大概他们还觉得,方云中,一个老是打着“撮胡儿”手势的人,若跟他打招呼,对和牌恐怕不利。方云中自知是个无用的人,并不指望别人跟他说话。他的手连一张牌都拿不起来,他也不凑近看牌。小卖部门口两侧有两个水泥门墩,他在其中一个门墩上坐下了。 那些搓麻将的人输赢并不来钱,只来糖块。哪个人和了牌,其他三人每人给和牌的人一枚糖块。如果和牌的人是自摸,其他三人每人就给自摸的人两枚糖块。他们的糖块都不放在桌面上,而是像金块子银块子一样装在口袋里。需要付给别人糖块了,他们才从口袋里把糖块掏出来,很不情愿似地把糖块扔给和牌的人。有的糖块包装纸破了,只剩下酱红色的赤裸裸的糖块,糖块上沾着一些烟末子,还沾着别的什么东西。一个叫自平的人,在牌桌上被人叫成了自摸。当自摸把一枚赤裸的糖块啪地扔在和牌的大本面前时,大本并不把糖块收起来,让自摸把糖块换一个。自摸说没有了,说着,掀起扁扁的口袋让大本摸。大本说:我不摸,你自己摸。你把糖块放嘴里嗍过了,谁要你的!自摸不承认把糖块放嘴里嗍过,说糖纸是自己破的。他们用的糖块都是在朱连升的小卖部买的,自摸没有了糖,就扭头看着小卖部,埋怨朱连升到镇上进货怎么还不回来。 方云中的腿不好使,手不好使,眼睛和耳朵还算好使。他从自摸的话里听出来,原来朱连升已经从城里回来了。P1-4 序言 方寸之间见功夫 2011年3月26日上午,《中国作家》杂志社牵头组织了一场“短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各地来的许多作家朋友都参加了。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我的发言虽然没有写成发言稿,但会前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扼要复述了沈从文先生七十年前在西南联大所作的关于‘短篇小说的讲演;谈了汪曾祺对林斤澜短篇小说的评价,对何为“有话”,何为“无话”,试着说了自己的理解。我还斗胆提出,目前坚持短篇写作,需要具有短篇小说的精神。我把短篇小说的精神分为五种精神,即:对纯文学艺术的不懈追求精神;勇于和市场化、商品化对抗的永不妥协的精神;耐心在细部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精神;讲究语言韵味的精神;知难而进的精神。回想起来,我那天的发言可能有些长了,以致挤占了其他作家朋友的发言时间,借此机会道一声抱歉。 其实,那天我对五种精神并没有展开讲,只是点到为止。如果展开来讲,所占用的时间恐怕会更长。这次因篇幅有限,我仍不可能放手面面写来。我只把第三种精神拎出来,结合新写的短篇小说《皂之白》,说说关于短篇小说的细写。世界是以细节的形式存在的,我们看世界,主要是看细节。我们捕捉到了细节,就看到了世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细节,等于什么都没看到。如果抹去了细节,世界就是一个空壳。拿小说来说,细节是相对情节而言。在一篇好的小说中,情节总是很简单,而细节总是很丰富。情节是因,是果,细节是从因到果的过程。情节是从此岸到彼岸,细节是实现从此岸到彼岸的渡船。情节固然也很重要,但最终是以细节为支撑,是靠细节取胜。任何情节都是可以想象的,细节才是自己所独有的。细节是一篇小说的真正胎记,小说与小说之间的差别也体现在细节上。 特别是短篇小说,它的体积是那么有限,规定了我们不能在有限的、宝贵的尺度内粗枝大叶,粗制滥造。在情节框架确定之后,我们必须专注于细部,在细部上下够功夫,把文章做足。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是一种激发性的文体,它是激发思想的思想,是激发想象的想象,激发细节的细节,激发语言的语言。短篇小说是琴弦,读者是弓子。弓子一触到琴弦,整个琴就会发出美妙的音响。这样的文体,天生对行文的密度要求比较高。这个密度包括信息密度、形象密度、语言密度,当然也有细节密度。我强调了短篇小说的行文密度,并不是说要把短篇小说写得密不透气。孙犁先生说过:“文章以气为主。”每一个好的短篇都是一个气场,充盈的是作家的灵气、正气、诚气、静气和善良之气。归结到一点,短篇的写作当是步步生莲,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经得起仔细欣赏,值得反复琢磨。 我想起了核雕艺术。所谓核雕,是以桃核、杏核等水果坚硬的内核为原料,在小不盈握的果核上雕出各色人物和故事。著名的核雕作品《东坡游赤壁》,就是明代的王叔远在不满一寸的桃核上精雕而成。作者随物赋形,把小小的桃核雕刻成一叶扁舟。舟上有篷,有楫,有八个窗户,五个人物。还有火炉、水壶、手卷、念珠。再仔细看,小舟上刻的对联、题名清晰可见,共三十多字。一个有限的载体容纳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可谓方寸之间见功夫。这种慧心与匠心的独运,正是我们在写短篇小说时所需要借鉴的。 我想起了诗歌艺术。我听说不少写小说的作家不读诗歌,特别是不读新诗,对此我不能理解。我的文学创作是从写诗开始的,虽然没有写成什么气候,但对诗一直很爱读。我至少为三位诗人的诗集写过序言。我说我不懂诗,不敢写。他们不相信,坚持邀我写。我怀着敬畏之心认真写来,还算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我国应是诗的国度,诗歌艺术是顶尖的艺术,诗歌创作的成就是最高的成就。诗歌艺术是讲究韵律和节奏的艺术。它道法自然,天呼我呼,地吸我吸;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切都是那么畅达与和谐。诗歌艺术是最凝炼的艺术。它注重对文字的推敲,多一字则太多,少一字则太少,每一个字都是有效的,都恰到好处。我一直认为,好的短篇小说都是诗意化的,都有着诗的内核。沈从文先生说过:“短篇小说的写作,向传统学习,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从小说学小说,所得是不会多的。” 我想起了绘画艺术。我不懂绘画,但我欣赏过古今中外很多名画。好的绘画总是情感饱满,意境深远,给人以无穷的美的享受。好的绘画总是胸有成竹,落笔千钧,一落笔即成永恒。好的绘画总是既有整体性的美感,也有局部的美感,它的局部不怕放大,放大后仍是一幅画。我看过一些局部被放大的画作,惊疑于它的纤毫毕见,丝丝入扣。其实好的短篇小说与绘画有着同样的道理,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细节组成的。把一篇小说拆开来看,每一个细节都独立完整,有着画面般的效果。 这篇《皂之白》,我尝试用文字画一幅画。它的故事是简单的,意蕴也不复杂,所主要呈现的不过是一幅矿工的肖像——劳动者的肖像。它注重色彩,注重明暗关系,同时注重对细部的刻画。这种写法对读者的阅读耐心或许是一种考验,但首先考验的是作者的耐心。 刘庆邦 2011年5月12日于北京 后记 山歌本自胸中出——谈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 刘庆邦是当代著名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三十余种,并出版有四卷本刘庆邦系列小说。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刘庆邦先生的这本短篇小说集是近两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最新作品。 近年来,刘庆邦的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有人称他为短篇小说之王,中国的契诃夫。他的主要代表作《神木》、《走窑汉》、《卧底》、《红煤》等都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在读者中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网上曾有一位读者这样评价《卧底》,“读完《卧底》,我迫不及待地冲上阳台,让自己透一口气,因为小说所描写的煤矿井下生活太让我震惊了,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刘庆邦的许多作品,都具有这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多作品读完后,读者的感受不是用“感动”二字能够形容的,常常需要“震撼”、“震惊”这样的词汇,一部小说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实属罕见,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深厚的写作功力。 刘庆邦的作品主要取材于两个方面,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对煤矿生活的体验是独到而深刻的。他曾经历过9年的矿区生活,因为常常要在地下千米的地方工作,最初的一段时间,他常常感到耳膜像被加厚了好几层,他对矿工生活的观察和体验细致入微,他曾说过,凡矿工,脸上都会“写着”只属于矿工的特殊标记——矿工常常会在井下受些小伤,而这些伤口会很容易沾上煤,煤尘渗透,会形成蓝色的煤斑。“只要看到这种煤斑,你就知道那一定是煤矿来的弟兄。” 对于矿工特有的性格,刘庆邦喜欢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幽默”来描述。在天天都要经过死神身边的沉重的井下生活里,矿工们必须也只能以幽默来释放压力。黑暗中,男人们喜欢拿女人说笑,他们会在黑色铁柱上用白粉笔画女人裸体,把又冰又硬铁柱称为“铁姑娘”,把不见太阳的白毛老鼠称为“白毛女”。矿工上井喜欢喝酒,上街看女人喂眼——这是矿工们发明的一个词,也就是上街看漂亮女人。矿区永远是缺少女人的,因此,他们很容易对女人产生强烈的渴望。 做煤矿报道记者这个职业,让刘庆邦开阔了眼界,使他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去回望生活。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很多矿工被困井下,那天漫天大雪,刘庆邦去报道矿难,他看到很多矿工亲人日夜都在苦守,他们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有位抱着孙子的老人,表情惶恐,但强忍着不敢掉泪,怕不吉利。还有个老矿工站在雪地里,人拉他,他不肯进屋。“在这种情景下,作为记者你不用问任何问。题,你只能用心体察,用心体会。”刘庆邦回忆说,那一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发现刘庆邦像是记者,就问他是不是来采访。刘回答说是。年轻人继续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劝他别悲观,他摇摇头,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叫刘庆邦大吃一惊,小伙子问:“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话当时就令刘庆邦心如刀绞。“这孩子要参加工作,必须要以父亲的死亡为代价……这里面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你却无法写进报道。”后来,这个在他心里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被写成了一万多字的小说《雪花那个飘》。 刘庆邦对自己的写作有明确的职业定位,那就是“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这实际上是极具风险的,但令人钦佩,在《红煤》后记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 有人问刘庆邦为什么要坚持写煤矿工人,他说,“矿区大都在城乡结合部,矿工多数来自农村,他们脱下农装换上工装,就成了矿工,收入比农民高,但代价更高,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都还是农民类型的,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67%的能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我曾经看过一份矿工与矿主签的合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若出现意外,一个指头赔偿50元”。 乡土题材同样是刘庆邦所珍爱的,刘庆邦自己最偏爱的作品,不是《红煤》,不是《神木》,也不是《卧底》,而是《响器》。故事讲的是一个农村姑娘,看人家办丧事听到唢呐,生命深处受到民间音乐的感动,于是想跟着人家学唢呐,但是家人反对,还把她关起来。但她宁可不吃饭,也要坚持学,最后她吹的唢呐异常惊心动魄。刘庆邦说,“这里面,故事可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反是味道,是音乐的自然性。看这个小说,好比你看到一棵树,你只看到满树繁花,而不在意枝干。我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响器,都渴望发出自己最‘惊心动魄’的声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响器。” 刘庆邦每年都要回农村老家,他认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深入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家。他对农村非常熟悉,他曾这样描述孕育他生命的土地:“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野,秋天飘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液一样,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在本书中的《月光下的芝麻地》,作者着力表现农村美丽、淳朴、善良的少女与大自然高度和谐的境界,但更多的是他情之所寄。看完此篇文章,让人酣畅淋漓,感觉一种美的体验和释放。同时,刘庆邦也亲身经历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河南饥荒,吃过难以下咽的柿树皮。他始终认为作家应该承担记录历史的责任,他一直在寻找契机,写一个饥荒题材的作品,可以使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过早遗忘这些惨痛教训。本书中的《逃荒》应运而生。 小说的成功写作需要具备几个要素,一是要有一个好故事,即情节构思,二是语言要好,三是要有好的立意,或者说主题。刘庆邦的小说,非常重视语言的锤炼,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经过40年写作生涯的锤炼,他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但从不卖弄学识,语言朴素简洁,到现在他的小说中仍然经常出现甚至大量使用那些质朴的乡土语言和词汇,读起来十分生动。他的修辞功力也非同一般,一些简单的词汇在他笔下会活生生地产生出另一种效果,例如《风中的竹林》中生产队长方长山的一段话:“让我说,你们说得都不对,都没说到根儿上。根儿是什么?根儿是形势。形势是什么?形势是最厉害的东西,谁都拧不过形势,谁都得跟着形势走。他朱连升不跟着形势走不行吗?不行。形势一赶到他头上,他的头一晕,不脱裤子也得脱,让他脱几回,他脱几回。”“形势”一词到了方长山的嘴里就成了另一种含义,活生生的表现出方长山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还有方云中的妻子说:“什么乱套不乱套,你以为还有套啊?套早就没有了。”这样的修辞功力,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有点石成金的效果。 刘庆邦先生曾说过:“语言首先是作家个性化的表现,至少不用标准化的语言。语言有很多种,公文语言,媒体语言,官方讲话的语言等等,文学有自己的语言,小说有小说的语言,我们写小说,首先要进入小说的语言系统,然后再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汉字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多少人抚摸着,但是还用这些字,我们一定要把它吃透,同样的字,同样的词,李白用过,白居易用过,还是这些字,我们怎么用?我们要吃透它,理解它,尽量地把它用好,把它安置到合适的地方去,不安到合适的地方,字是很难受的,字应该是一个活物,你把它安置的不是地方,它很难受,字会死掉的。你安排在很好的地方,它会非常地活跃,焕发出它的生命力。字有温度,有乐感,有气味,有颜色,所有的美好因素在字里面都能体现出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字,来适应字,才好一些。” 小说的成功,除了情节、语言和立意,还需要丰富的、真实的细节来表现情节。情节可以虚构,但是细节是无法虚构的,细节必须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在这方面,作者在序言中已经做了足够的说明,不再赘述。无论语言也好,情节、细节也好,都是写小说的技巧问题,但是,仅仅熟练地掌握技巧还是远远不够的,刘庆邦先生能写出这样多的好作品,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深深的爱, “山歌本自胸中出”,不是靠玩弄技巧能够写出来的。庆邦先生已届花甲之年,仍坚持每年到矿上去体验生活,这种精神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 刘庆邦先生在艺术上的追求是精益求精的,这部新小说集,在技巧上又有许多创新,较之作者以前的作品,在艺术上更加完美,更加成熟,相信能给读者以更多的阅读享受。 于泽俊 2011年12月11日 书评(媒体评论) “读他的作晶简直是一种人生享受,像是烫了一壶加了梅子的绍兴陈酒,一口口慢慢品来,甜甜的,热热的,酸酸的,那么绵长,那么值得回味。” ——著名评论家张锲称赞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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